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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定，就是能够知生怕死的动物而不及于植物。
佛戒比丘不可砍伐草木，是因低级的鬼神，依草附木，以草木为庇护，为了慈悲鬼神，不使鬼神生嗔，故不去破坏其居处，并非为了草木不可杀的理由。
微生物如细菌，从生物学上看，它是介于植物与动物之间的生物，既没有神经更没有记忆和思想，不属于有情众生，可以说是活动的植物，所以，杀菌不是杀生。
关于水中的微生物，除了细菌之外，尚有比较高等的生物，他们虽也没有神经，但已可以算在动物之列，因此，佛世的比丘，用水需要通过滤水囊的过滤，把比较大的微小众生滤出，比较小的就不管了。这是基于慈悲的观点，不忍目见生物而不救度。如果肉眼不能见，或虽见而不能分辨是有情或无情众生，那就理会不到了。
佛教主张不杀生，主旨在于众生平等的慈悲精神，一切众生都有生存的权利和自由，我们自己怕受伤害、畏惧死亡，众生无不皆然。众生的类别虽有高低不同，但众生的生命绝没有贵贱、尊卑之分，如果人人发扬这种平等、慈悲的精神，我们的世界一定是和谐、和平、互助、互敬、互爱、融洽无间，将没有一人会受到故意的伤害。虽然佛经中说，杀生有果报，杀人偿命，吃它半斤，还它八两，这是说明了因果不爽的事实。但是我们不必把不杀生的著眼点摆在害怕受报的观点上，果报是有的，但也并非绝对不可以改变的；养成慈悲心，才是不杀生的重点，也是佛菩萨化世的精神。
□为何放生？如何放生？
‘放生’典出于大乘佛经，盛行于中国内地，西藏亦然，也流传于日本和邻近的韩国与越南等地。放生的活动是基于众生平等的慈悲精神以及轮回生死的因果观念。所谓‘吃它半斤，还它八两’；如果能够既戒杀又放生，当然功德倍增，此等感应灵验的事例。史不绝书。
如一九七四年越南沦陷于共产政权之后，向外流亡的难民一波接著一波，其遭遇有幸与不幸。有的未及逃出越南境内，又被抓了回去；有的在海上漂流，葬身鱼腹；有的虽然逃出越南，但无收容之所，甚至被遣送回去。不过，根据逃亡成功的难民所述的经验，如果达不成逃出越南的目的，可以请国外亲戚或难民自己买鸟或鱼类放生，只要一次或两次就会见效，顺利成行。
在《杂宝藏经》卷四记载：有一沙弥的师父见他七日之内寿命将终，要沙弥返回俗家，七天之后再来，但没有说明原因。他在返家的路上，看到一处池塘缺口，池水灌入池边的蚁巢，众蚁慌张夺路逃生。但是蚂蚁逃生的速度那有池塘缺堤那么快速？眼看无数蚂蚁即将淹死，沙弥就用自己的袈裟包上土，把池塘缺口堵住，救活了所有的蚂蚁。过了七天，沙弥在俗家玩得无聊，又回到他师父跟前。师父一见，觉得惊奇，问他这几天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沙弥以为师父说他犯了戒做了坏事，非常恐惧，答说什么也没做。师父是罗汉，即用天眼观察，知他是做了一件小小的好事，那就是救起被淹的蚂蚁。后来这位沙弥转夭为寿，得以长命终老。
放生的根据，最为佛教徒所熟悉的，有两部经。一是《梵网菩萨戒经》，其中提到：‘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是故六道众生皆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风，是我本体，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若世人见杀畜牲时，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常教化讲说菩萨戒，救度众生。’
另一部《金光明经》卷四〈流水长者子品〉，也提到有关释迦世尊往昔行菩萨道的一段记载：当时世尊名叫流水长者子，有一天他经过一个很大的池沼，时逢天旱，而且有人为了捕鱼，把上游悬崖处的水源堵塞，使得池中水位急速下降。长者子眼见上万大小鱼类濒临死亡边缘，又无法从其上游决堤引水，于是为了救活鱼群，不得已向当时国王请求派二十只大象，用皮囊盛水运到池中，直到池水满足，并且饲以食料，方才救活这些鱼群。
《梵网戒经》是放生的理论依据，《金光明经》则是开设放生池的依据，其他大乘经如《六度集经》卷三，有赎虌的放生记载，而另外玄奘三藏《大唐西域记》卷九，也讲到雁塔的故事。如传说在中印度摩揭陀国有一个小乘的寺院，住著若干小乘比丘，他们本来不禁三种净肉；所谓三种净肉，是指不见为己杀、不闻为己杀、不疑为己杀的肉类。有一天，一位比丘没有得到肉，正好有一群雁从天空飞过，他就向雁群祷告说：‘今日有僧缺供，大菩萨你应该知道时间了。’雁群应声自动坠地而死。比丘本来不信大乘，不相信雁是菩萨，所以用戏言来调侃大乘，想不到那一群雁就是菩萨显现而来感化他们的。小乘比丘惭愧不已，互相传告：‘这是菩萨，何人敢吃？从今以后，应依大乘，不再食三种净肉。’并且建塔营葬雁体。
可见，放生是从戒杀而衍生的，也可以说，戒杀的进一步必定是放生。戒杀仅是止恶，是消极的善行，放生救生才是积极的善行；如果仅仅止恶而不行善，不是大乘佛法的精神。因此在中国，从北齐萧梁以来，便提倡断肉食、不杀生；且放生的风气也从此渐渐展开，从朝廷以至民间，由僧众而至俗人，都以素食为尚。而历代政府为了表示推行仁政，年有数日也定期禁屠；而从中央以至地方，或者为了祈雨禳灾，也都有放生禁屠之举。如梁武帝就曾下诏禁止屠杀生命以祭祀宗庙；梁代慧集比丘，自燃两臂游历诸州，以乞化所得赎生放生；随天台智顗大师发起开筑放生池，为被放的鱼类讲《金光明经》和《法华经》，又购买各类粮食饲予鱼牻；陈宣帝时，□国子祭酒徐孝克撰写〈天台山修禅寺智顗禅师放生碑文〉，这是中国有放生池及放生会记载的开始。此后由唐至宋及明，无不盛行放生。如唐肃宗时，刺史颜真卿撰有〈天下放生池碑铭并序〉。宋朝的遵式及知礼两位大师，也极力提倡放生。
明末莲池大师云栖袾宏是历代高僧之中提倡放生最积极的一位。他在《竹窗随笔》中有〈如来不救杀业〉、〈食肉〉、〈斋素〉等文；又在《竹窗二笔》中，写有〈衣帛食肉〉、〈戒杀延寿〉、〈放生池〉、〈医戒杀生〉、〈因病食肉〉等篇；在《竹窗三笔》中，也有〈杀生人世大恶〉、〈杀生非人所为〉、〈人不宜食众生肉〉等文，鼓励戒杀放生。除了素食的文字之外，他也写了〈放生仪〉及〈戒杀放生文〉，以备大众于放生时，对所用仪式有所依准。在现代人中，有弘一大师书、丰子恺画的《护生画集》计六册；另有一位蔡念生运辰居士，一生提倡戒杀放生，他编集了历代有关动物也有灵性和感应的故事，成为一书，名为《物犹如是》。
不过，现代社会科技进步，人口密度膨胀，生活空间缩小，要想求得一个绝对安全可靠的放生池和放生区域，是相当困难的。其难处除了渔、猎的网捕射杀与打捞之外，也有自然环境的限制。如今日的台湾与美国，只有野生动物保护区。此外，有人基于爱心或保护自然环境的立场，劝导社会大众不要乱捕滥杀，以免破坏生物互相生克的自然协调，也是为了挽救稀珍动物濒于灭种的危机，这些跟佛教放生的本意虽相应但不相同。如果我们仅把要放生的生物无限制地流放在自然景观动物保护区，到了饱和程度，也会有人以控制繁殖和适量的捕杀等方式来调节其生活空间的。
因此，我们到那儿放生？如果是鱼，有人用钩钓、网捞；如果是鸟，有人用枪射、网捕。而且今日的鱼市场和鸟店，所售的商品很少是野生的，多半是来自人工繁殖的鱼池和鸟园。那些动些，根本没有适应自然环境而自求生存的能力，放生，也等于杀生。放小的，被大的吃掉；放大的，就进入餐馆的厨灶。而且，鸟类，尤其是鱼类，都有它们生存的习性。一定的鱼类必须生存于一定的水质、水深和水流的环境中；买淡水鱼放于大海，买海鱼放于淡水，都是大问题。如果是鸟园繁殖的鸟类，它们不曾在自然界觅食，便可能甚至不知草丛树林间的草种树果等也可以作为食物；如果放之于原野，不是饥饿而死就是被其他动物或鸟类捕食而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还需要放生？是否还应该放生？
这确实是非常不幸的事实，自然环境的限制使得放生运动越来越困难。不过，放生的精义在于当下放生的念头，如希望被放的生物能够延长寿命；至于能够延长多久？我们必须尽到研究、考虑和照顾的责任。比如说，要放鸟类，就先得考虑放什么鸟、在那儿放、什么时候放，才比较安全有效；放生鱼？水族，也当首先研究观察它们的生态、习性和来源，然后选择最适当的时机，放到我们觉得最安全适合的地方。如果不能求得百分之百的可靠，有百分之五十也不错，即使今天去放生，明天它们又被抓，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我们的目的是为启发增长放生者的慈悲心和对众生的救济心，至于被放的众生，也有它们自己的祸福因果和因缘。若在放生时，没有存心让它们重遭罗网而受刀俎之苦，且开示被放的众生，为其说三皈、讲佛法；发愿回向，它们也能从此脱离异类身，转生为人，上升天界，往生净土，发菩提心，广度众生，早成佛道。我们但求能尽心而为，尽力去做就好。
□佛教徒应以怎样的态度来赚钱？
有人问起，做生意不能说实话，所谓老王卖瓜，自吹自夸，如果卖瓜的不说瓜甜，那就无人问津了。既然如此，佛教徒能不能做生意？做生意是否犯了妄语说谎的戒？
再有人问，学佛的人不应贪心，相反的应该布施。可是做生意赚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利润，这岂不是跟佛理相违？
又有人问，佛教徒不可害人，如果做生意赚到钱而使他人亏本，又该如何？
也有人问，佛教徒可以从事股票投资、放利息、房地产买卖等活动吗？因为这些事都有投机性质。
更有人问，佛教徒可以做粮食饲料等的买卖吗？如果粮食饲料是被买去喂畜牲，是否间接助长了他人的杀业？
是的，以上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应该面对而加以检讨的。首先必须了解，在释迦牟尼佛时代的印度，人民分为四大阶级，亦即1、宗教师的婆罗门，2、从事军政的刹帝利，3、从事工商的吠舍，4、从事杀生等贱业的首陀罗。佛陀释迦世尊除了不鼓励从事首陀罗的职业之外，其他都在容许的范围之内，而且加以赞叹，可见佛教徒从事工商业是正当的。
至于说，做生意是说谎而骗人上当的行为，是有待商榷的，因为这并不是必须的手段，而是一般人的习惯和心理所造成的。货真价实、信用可靠，是工商界应有的职业道德。也唯有信用可靠，才能够可大可久，否则为何许多商号都要以几十年以至上百年的‘老店’招牌做号召？我曾经说过：‘如果跟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做生意，不必担心他欺骗你。’相对地，身为佛教徒如果还会让人担心我们用欺骗手段以招徕顾客，这不仅不是佛教徒的正确态度，甚至连一个小商人的基本观念都尚未建立。
当然，我们知道，有些行业往往漫天要价，目的是等著顾客就地还钱；但也有类似的行业却以老少无欺、不二价为号召的。我们做为佛教徒，应该带动风气，诚实无欺。也许刚开始时，生意差一些，利润少一些，日久之后，你的信誉就能为你赚钱。
一般中国人都有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心态；做生意一本万利，想当然是为了使个人生活有保障，乃至为子孙万代留下吃喝不完的余荫。但是，时代已经改变，观念已经不同。现代的大企业家，不应著眼于自利，而是贡献自己的智慧才能为社会人类谋福利，即所谓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以完成事业为目的，造福人群为理想，就没有贪心的成分在其中。至于普通人的智慧体能，虽然不足以为社会大众提出多少贡献，但至少也该负担起个人的生活开销，进一步维持家庭的成员和公司的员工，这是互助，也是为了各取所需。
因此，人人必须提供自己的所能，不论是资金的、智慧的或劳力的。身为佛教徒，更不应有做生意是只求自利而置他人利益于脑后的想法。因为社会是群体的因缘所成，我们参与社会做任何事，就跟其他人发生关系，产生互动互惠的作用。
我们应该以自利利人的存心来赚取应赚的利润，并且把赚来的钱做合理的支配，而不仅是为个人的物质享受和满足虚荣而花钱，若能如此，就不算是因贪心而赚钱了。《善生经》中说，居士的收入最好分做四分来处理：1、家计的生活，2、营业的资本，3、储存在家以防意外，4、放款生息。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印度，这是非常安全而合理的分配，到今天，储存在家和存入银行生息应该合而为一。此外，也应在这四份之中，酌量取出一部分做为三种用途：1、供养父母，2、周济亲友和部属仆从，3、供养三宝，作为宗教的奉献。前面的四分法，是保障自己的生活安定；后面的三种用途，则是为了孝养父母、社会福利及宗教事业。
佛法说应该从事正当职业，所谓正当职业，就是指于人于己都有利而无害的行业。既然如此，怎会自己赚钱而使他人亏本？当然，当你开的店经营不善或公司亏损累累时，不免会想脱手转让。由于各人的经营观念和方式有别，社会关系也不同，知识能力也相异，因而同样的行业和生意，在不同的经营者手中就有不同的结果
，如某甲会蚀本，某乙可能赚钱。
基本上，不要存著把烫手山芋丢给人的心态去害人，而要希望他人因为承购你的原有产业而大发利市。同时，不要以为自己做不好的，别人也做不好；或者自己认为不好的，别人也认为不好。只要你对自己卖出的东西不做虚伪宣传，那么，一旦有人愿意承购，他一定会因此而得到利益。如果对方蚀本，这也不是你的存心，与你无关。总之，佛教徒做任何事业，都须以真心诚心待人，至于结果如何，不是你的责任，不必耿耿于怀。
股票和房地产买卖，是现代世界各国政府所公认的投资生意。前者是股票公司运用民间游资，透过股票市场成为企业投资的资本，是发展工商、促进社会经济繁荣的金融事业，应属正当的投资。但问题出在有些人掌握大量股票而制造股票行情，并操纵股票涨跌，这是不道德的。要操纵股票只有大资本家才能办到，一般投资人只能看行情的起伏买进卖出，故其中不免有些冒险的成分。在金融稳定的社会，操纵股票是犯法的，大企业家虽然拥有大量的股资，也不致于操纵市场制造涨落，否则会自食恶果，得不偿失。
至于房地产投资，也是正当正常的商业行为。一般人所诟病的，是指炒地皮，垄断房地产，不论购进或抛出都操纵于股掌之上，这不是正常的现象，佛教徒应该避免。若以正当的价格做合理的买卖，也是一种商业服务，没有什么不可以。
另外，就放利息而言，将钱存入银行或合作社等金融机构，也是一种投资方法。而以民间的小额存款互相周转或者集中投资于某些大企业，也是自利利他、繁荣社会经济的途径，值得鼓励。不过，若为贪取高利而放高利贷，等于火中取栗，危险性大，往往连母款也被倒掉。佛教徒不可因贪高利而放款，一则自己没有保障，二则对人剥削太多，有伤慈悲，最好不做。
至于商业的种类，古时有谓三百六十行，在现代工商业社会，可能超过三千六百行。不过，身为佛教徒有个原则，即凡是杀业、淫业、盗业、赌博和妄语，乃至于酒类等的买卖，都应避免；但是不能斩钉截铁说某种生意不能做。比如开电影院，专门放映诲淫诲盗的影片，当然不可；若是放映艺术性、教育性和娱乐性的影片，则属于正业。至于贩卖粮食，只需以所卖的终究是供人食用，或是加工后用于工业的动机即可；即使别人买去喂畜牲，也是为了供给众生吃的，我们本身并未从事杀业。当然，自己如果明知饲料是供养猪场养鸡场之用，可以考虑改行或改变销售的物品。总之，佛教不鼓励杀业也不从事杀业，凡与杀业有关的，应该避免。
□佛教徒可以有感情生活吗？
所谓感情，是指男女之间、亲子之间和朋友之间的关系，亦即爱情、亲情和友情。佛教徒仍是凡夫，不可能没有父母，也不可能没有朋友，而除了出家人之外，佛教徒也应有个人的配偶。佛把众生称为‘有情’，也就是说脱离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