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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汉光说，也不能就这么算了！
方又琨说，“文化大革命”中，多少国宝毁掉了，它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件罢了。我爷爷偶然得到了它，我们家又拥有它那么多年，够有福气的了。再说，现在它总会在一个中国人手里吧，还不会流失到国外吧？正像金老先生说的——它还是咱中国的。这么一想，心里多少能平和一些。
毕汉光问，不心疼？不后悔？
方又琨说，现在我也搞点儿收藏，也知道了那座炉的价值，怎么不心疼！怎么不后悔！但是，能失而复得吗？不能。不能，就不再想了——至少，要慢慢学会调整自己。
黄先生竖起大拇指，我敬您一杯，您是当今的高人！
方又琨端起酒杯，不敢。享受能享受到的乐趣，不奢求什么，更不奢求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就能活得自在点儿。你说，对不？
他以为经过这番对宣德炉的回顾，应该让这件事告一段落了。在向毕汉光他们讲述宣德炉与他们家的渊源时，他感觉自己是在做一次
宣泄，憋在心里的那股时隐时现的郁闷之气，释放出许多，他应当有一段平心静气的日子了。刚刚着笔的那篇探讨叶灵凤散文创作的论文，也可以顺顺利利地写下去了。
他这样做了，两三天，就写了近一万字。
没想到，一个多星期后，一位三十多岁的陌生青年坐到他的客厅里——还是宣德炉！
他是诚心欢迎这位叫金景和的青年的，因为自报家门时，金景和说，自己是金如水的孙子。
金如水，就是当年同住一院的金老先生啊！
他还依稀记得金景和小时候又白又瘦的模样。那时，逢年过节，他都会跟着爸爸妈妈来看望爷爷奶奶。现在，金景和仍是清清秀秀的，一身浅灰色西装，给人的感觉很清爽，利落。当年那个毛孩子出息了，他真为故人高兴。
金景和很健谈，他说他是代替爷爷来看望他的。找他的地址就找了两个多月，最后还是通过市公安局的一位朋友查到的。还说，北京有十七个方琨，还算幸运，只有一个方又琨，没让他跑冤枉路。
一会儿，金家的事情方又琨也知道了一些。
金老先生年过八旬了，依然清健，每天还能下楼到附近的街头公园遛遛弯儿，看看人家下象棋；有时老熟人拿着字画求上门来，也帮人家掌掌眼；活得挺好。金景和的父亲前两年在一家国营文物商店退休了，早晨去景山练气功，白天在家写大字，也挺好。
金景和自己呢，小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没好好上学，可也没虚度时光，在家里跟着爷爷学看字画，跟着爸爸学看瓷器。正像爷爷说的：一艺在手，吃喝都有。如今，他吃的就是这碗饭——在古玩城里开个古董店，生意还不错。
初秋的下午，坐在有书籍有古董的客厅里，喝着浓酽的铁观音茶，听着故人的孩子絮絮叨叨地说家常，那感觉很不错。
金景和站起来，看看书柜里、窗台上、小桌上摆着的陶器、瓷器、铜器，说，您也玩儿古董啊？
他说，只是喜欢，还没入门儿呢！尽买假货。
金景和点点头，您的瓷器里是有几件新活。以后，您上我那儿去，我给您保真，而且不赚您一分钱。进价多少，您给多少——您是我爷爷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他挺高兴。当然，“进价多少，您给多少”只能听听而已，他怎能做那不让人赚钱的事情呢！该赚多少赚多少，只要保真他就心满意足。在古董圈子里，能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他真的挺高兴。
金景和推开书柜的玻璃门，拿起一个青花笔筒看了看说，这笔筒还行，青云居的款儿一这是康熙雍正年间的。叔叔，我那儿有个康熙青花人物笔筒，高十八公分，直径十五公分，釉色，画片儿，都比这个好，您去看看，要是喜欢，您拿回来。
他笑道，你可别把我当个顾客。我没有要当收藏家的雄心壮志，也没那个财力。我只是喜欢文物那种古香古色的趣味，花点儿小钱，买个乐子。
金景和说，谁把您当顾客了——您是我爷爷的朋友。我那个笔筒，一千，您拿回来。您看，这是把您当顾客吗？
他想，十八公分高的康熙人物笔筒，若是像他说的，釉色和画片儿都好，至少得过万。仅康熙笔筒就是巨大的诱惑，何况这个价位。但他知道，这个便宜是不能占的，否则他还有脸去看望金老先生吗？
金景和走到一个摆满香炉的书柜前，说，叔叔，您还收了这么多香炉？
他说，一个朋友建议我选个专题。看瓷器得下工夫，我没时间钻研一看香炉不是简单得多吗！
金景和的手准确地将弘治年间的方炉从一排香炉中拿出来，说，这个好！
他问，你还懂铜器？
金景和说，如今，货源不多，碰上能赚钱的机会就不能错过，所以，什么都得懂点儿。哪像我爷爷我爸爸那会儿，术业有专攻，会看一样就行！叔叔，您不是有一座宣德炉吗？
又来了！这已经是他极力回避的话题，何况现在他正尽力把它从自己的记忆中驱逐出去呢！
他淡淡地问，你爷爷告诉你的？
金景和说，前一阵子，一个朋友拿了一个雍正年间的仿宣炉，让我代卖。我看不准，拿回去请我爷爷掌掌眼，爷爷就说起您的宣德炉了。他说，您这炉要是拿出来，全国文物市场得闹一场大地震！
他心里一动，你爷爷什么时候说的这话？
金景和说，两个多月前吧！
他明白了。金景和说找他找了两个多月。这小伙子真精明，能当机立断，得到信息，立即行动，而且真的把他找到了。这哪里是来看望爷爷的老朋友，是举着金老先生的旗号，来打那座宣德炉的主意！怪不得过万的康熙笔筒，一千块就肯卖给他。
他刚才的好兴致像香炉里的青烟似的被一阵风吹得干干净净。气恼之余，浮上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他的时间被无端浪费了——他可以写一两千字论文的。
他不再说话，只等待金景和告辞。
金景和在几个书柜间转了一圈儿，说，叔叔，我能看看您的宣德炉吗？
他想如实说被抄家以后丢了，又一想这个回答会引出金景和的一系列问题：发还抄家物资时没还回来吗？您都找过哪些单位？当年是哪个学校的学生去抄的？您记得他们的名字吗？诸如此类。如果金景和发财心切，像毕汉光一样想找回那座宣德炉，他会采取什么行动，动用什么手段，就很难猜想了。
他说，对不起，不能。
他有些后悔。这样的回答显然是说有香炉，只是不愿意让你看。金景和肯定会这样理解的。这会不会带来新的麻烦一今后，金景和会屡屡登门，像口香糖粘在鞋底上，甩也甩不掉？
金景和说，那么贵重的东西，您不愿意让外人看，我不奇怪。叔叔，您想过没有——把它出手？
他问，听你爷爷说，那座宣德炉价值不菲呀，你有那么大的财力吗？
金景和笑了笑，这么跟您说吧，前年我丢了辆宝马，我都没找——有找的工夫，我早挣出来了。钱，我有点儿，可要收您的宣德炉还远远不够。我想找几个干企业的朋友，让他们入股，这就差不多了。您放心，我一定让您满意——要不，我爷爷也不答应。
他又问，既然入股，就得有分红了？
金景和说，当然，挣了钱按股分红。
他说，那我自己卖好了，干吗让你们从中得利呢？
金景和又笑了，您能卖到我们的价位吗？跟您说，古董圈儿里的猫儿腻多了！我劝您一句——千万不能把您的宣德炉随便交给别人！
他说，我明白了。我还有事，不多留你。请跟你爷爷说，我辜负了他的嘱咐，但错不在我。
金景和很奇怪，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说，你爷爷会明白的。等我的工作告一段落，我去看他。请吧！对了，把你爷爷的电话告诉我。
又是一位不速之客。他绝望之后，最终归于平静
他是个很豁达的人，总的来说，近几年对奶奶宣德炉的渴念已经渐渐趋于平淡，可是最近两次触及宣德炉的谈话，使他重新陷入懊恼的泥淖里，他这才明白，奶奶的宣德炉仍是他心头的一个隐疾，一片浓重的阴影，必须彻底排除。
他告诫自己，人，要懂得舍弃。
他告诫自己，有遗憾，人生才完整，就像月亮有阴晴圆缺一样。
他还告诫自己，别让不愉快的往事，使今天的好心情付诸流水。
挺管用。每当他这样抚慰自己的时候，都能心平气和。
讨厌的是，那座香炉，隔些日子，特别是他不忙于自己的论文的时候，总会不期而至，在他心头闪动一下。那时他也许正在读书，也许正看电视，也许在和毕汉光聊天，就是这些与香炉毫不相干的事情，说不定是哪行字，哪句话，就会把那座宣德炉勾出来。
有一次，在他用自己的箴言告诫自己之后，心里仍是不能安宁，他想，也许汉光说得对，我真该设法找一找它，好彻底了却这桩心事。
他是理智的，这样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罢了。他知道，那就像要在浩瀚的沙漠中寻找一眼清泉，在茫茫草原上寻找一匹马的蹄印，在晴朗的夜空寻找一颗梦中的星星——太难太难了。他的时间和精力断然不会付给这虚无缥缈的渴念。
他觉得自己可怜又可悲，虽然年近六旬，定力依然如此之差！想必是读书不够，养性不够吧。
那天晚上，他坐在书桌前，正在核对一段他论文中要引用的资料，电话铃响了。
一个意外的电话。
是他二十多年前的街坊，那个爱说爱笑的汽车公司维修工范泉打来的。
从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他再也没见过范泉。因为挂上了“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就像一堆臭狗屎招来了漫天飞舞的苍蝇一样，一时间，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断章取义者有之，上纲上线者有之，报复中伤者有之，最后被集中成厚厚的一大本子，当然也就“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了。他成了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于是惩罚接踵而至，先是停发工资，不许回家，在校内打扫厕所，修防空洞；待“清理阶级队伍”告一段落后，他又被发配到延庆县山沟儿里插队劳动。
那时，他已经知道范泉举家迁往外地了。
范泉的妻子是平安医院的护士。平安医院坐落在毛家湾儿。毛家湾儿里住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为了保证林副统帅的安静和安全，附近的大红罗厂中学奉命在学生做课间操时不准用大喇叭播放音乐，至于没有音乐学生还能否做操，林家大院是不管的。与林家大院毗邻的平安医院，当然也就失去了平安。平安医院接到的命令是迁出北京，但谁也没想到这一迁竟迁到数千里之外的甘肃嘉峪关。平安医院隶属部队，范泉的妻子只能服从。为了不和新婚才一年多的妻子分开，范泉毅然调入平安医院后勤组，陪同妻子一起踏上了西行的列车。从那以后，方又琨再也没得到过他们的信息。
他又惊又喜，说，你的声音一点儿没变，还是那么年轻，我一下子就听出来了。
范泉说，我的脸可又老又糙了。方大哥，你知道我怎么知道你的电话的？
他说，我正奇怪呢！
范泉说，我退休了，回北京投奔了我老妈。
他问，你到退休的年纪吗？没到吧？
范泉说，现在退休跟年纪没关系。前些年我在平安医院给人家跑腿儿，打杂儿——没意思！我就调到一个小县城的林业机械厂，还当维修工。可西北哪儿有什么林业呀，到处都是光秃秃的黄土高坡。这不，厂子两年多收不到订单，要倒闭了，就给我们点儿钱，让我们退了。
他问，那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
范泉说，你说怪不怪？今儿个下午，我去我妈楼下的街头公园遛弯儿，你猜，我碰见谁了？
他笑了，我怎么知道。
范泉说，你万万猜不着——我碰见老金头儿了！老头儿还真硬棒，连拐棍儿都不拄，正看人家下象棋呢！
他愣了愣，才想起范泉一直是把金老先生唤做老金头儿的。
范泉说，我跟他回家，才抄了你的号码。
他说，谢谢你，还惦记我。
范泉说，听清楚！不是今天碰见了老金头儿我才想起你，“文革”后，我还往咱们豆芽胡同给你写过信，还给你们师范学校写过信，都没回音。
他说，抱歉！“文革”后，我考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家也搬了。毕业后，我就到社科院工作了。
后来，他们约好明天下午见面。方又琨本来想往后拖几天——他的思路很顺，想核对完资料，一鼓作气把论文写完，但范泉的热情使他非常感动——像这样顾念旧情的人，现在不多了。
他说，我这儿有瓶茅台，来吧。
次日午后，方又琨正在小憩，门铃儿响了——范泉笑嘻嘻地来了。
方又琨的妻子连忙问好，沏茶。
方又琨打量着范泉，面容真的老了，糙了，两颊上还有松软的褶子，最显眼的是眉宇间那两道纵纹，又深又重。看来，在甘肃这三十多年，范泉没少吃苦。可喜的是，那两只圆圆的眼睛里，仍然蕴含着笑意，好像随时随地都能发现乐子似的。
他们喝着热茶，聊着分别后这些年彼此的遭遇，当然，也说到方又琨被抄家的那个夜晚。
范泉说，为什么这些年我给你写信，四处找你，今天又忙不迭地跑来？我给你送东西来了。
方又琨不明白，给我送什么？
范泉笑了，你那座香炉啊！
方又琨惊呆了，像腾云驾雾似的，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又是香炉！范泉要还给他。怎么可能呢！半晌，他才问，什么？你说什么？
范泉从沙发上拿起他带来的一个老式人造革小提包，说，你奶奶给你的那座香炉！还记得吗，当年在你们家门口，你和老金头儿神神秘秘的——我还看了一眼！
方又琨怎能忘记！他一直想忘记，只是忘不了。
他听明白了。范泉说的就是那座宣德炉！他从来就不相信喜从天降之类的说法，这是不可能的。现在，他开始体会到这意外之喜的滋味儿了。像是他心上横布着一道五彩云霓，从五彩云霓上辐射出的每一道光线，飘散出的每一片儿金斑，都带着顺畅，带着祥和，带着快乐，亮闪闪地映照在他心上，汇聚成一条欢快的小河，在他心上流淌。那五彩的河水欢唱着，跳跃着，流布他的全身，像洗温泉似的，被雾霭包围着，松松的，软软的。幸而，他脑海中还保留着最后一丝清醒。
他问，香炉怎么会在你手里？
范泉说，抄你们家的那天下午，我是夜班，还没去上班呢，就看见十多个红卫兵冲进院子里直奔你们家，我就知道你出事了。我想过去替你说句好话——说你衷心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好人。可那帮红卫兵气势汹汹，跟电影上的国民党似的，我敢说吗？他们撤走的时候，我看见走在最后边的那个又瘦又小的孩子正拿着你那座香炉。我想，这是你奶奶留给你的，怎么说也是个纪念，看能不能给你留住。我追上那个红卫兵，说，这香炉是“四旧”，不能让它留在世上。他问我，那怎么办？我说，我带到厂子里，把它化成铜，再加工成零件儿，不就废物利用了吗？他看看我，又看看我胳臂上的红袖章，说，拿去吧。嘿，就这么简单！
范泉一边笑着，一边打开小提包的拉锁，取出用一块旧床单布裹着的小包儿。
那座他熟识的古拙高贵的宣德炉已经在他脑海里鲜明地闪现出来——青绿色的光晕，上古的造型，六块美丽的祖母绿。现在，终于和它久别重逢了！他的眼睛紧紧盯住床单布——那
块旧布好大，裹了一层又一层，好不容易打开了，嘿！还有一条旧毛巾！
毛巾也打开了。
范泉说，物归原主！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接到手中的，那一刹那，他只觉得自己像是从温泉中被抛进寒潭里，松软的身子蓦地抽紧了，特别是他的意识像坚冰似的陡然凝固了。如果说他的身体里还有什么有生命的东西在流动的话，那就是绝望和悲哀。
那是一种突然降临的毫无心理准备的绝望和悲哀，像是长着锋利的牙齿，在他身体里窜动时，杀伤力格外强大。
他总算是有些定力的，在失态的时候，还能保持些许平静。
他问，这是什么？
范泉说，你的香炉啊！认不出来了？
他说，不是这样的。
范泉说，你以为有人调包了？模样是变了点儿，可这就是你奶奶给你的那座香炉！三十多年来，除了我，没人碰过它——我媳妇都没碰过。
他不明白，那怎么是这个模样？
范泉说，那天晚上，我拿到香炉了，我不知道把它藏在哪儿，总是提心吊胆的。虽说我们家成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