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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纪实文学文库-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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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听说希腊政府仍年年提出要求归还的交涉。在巴黎的吉美博物馆,也罗列着我们祖先的头像,佛像。东方古国的古代艺术被西方强大的帝国占有了,但他们将它们陈列展出于全世界人们的面前,却也发扬了作品的精神力量。每天,成群的孩子由老师们带领着来学习,博物馆是最有实效的社会大学。经济效益席卷全球,各国的博物馆大都收门票,门票日益昂贵。大英博物馆迄今不收门票,据了解,博物馆认真考虑过,如收票,大英博物馆这样丰富的收藏,这样的身价该定多高的票价?票价高了则对社会教育将起堵塞作用,博物馆的意义及作用便变质了。大英博物馆的展品大都来自世界各地,如原件由各国取回,博物馆将关门大吉。人们要学习研究便只好分赴各国去寻找,确乎远不如集中在这大博物馆中有效。但人家有权索回家珍,怎么办?是否可交换,以英国的重要艺术品赠送到各国陈列,起到真正的文化交流作用。国与国之间应该交换陈列博物馆的藏品。秀才不出门,能看天下画。印象派的作品当时没人要,便宜,流散了,广为流传了,如当时全部保存在巴黎,其影响会局限多了。当我们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看到仿造的网师园殿春囗,感到很高兴,为苏州园林出国欢呼。不过,有往有返,该引进什么? 
  伦勃朗展的油画部分陈列于国家画廊(其实应称美术馆),展出五十一件作品,但像《夜巡图》等重要的代表作并未能借来。倒同时展出其工作室的学生、助手们的作品,质量不高,似乎主要为了商品而制作。国家画廊主要陈列自文艺复兴至19世纪的欧洲绘画,洋洋大观,数量质量均可与卢浮宫媲美。用半天时间粗粗看一遍,像访问那么多不同性格的大师,聆听各样的高见,感到体力和脑力都颇疲劳。一出画廊的大门,满眼喷泉、湿漉漉的雕刻群、高高的石柱、群鸽乱飞,令人精神松弛下来。这是著名的脱拉发尔格广场,典型的欧洲广场。满地是鸽群,空中也飞满鸽群。游人伸手展开手里的小豆,于是鸽子飞来争食,爬满双臂、肩头,甚至大模大样落在游人的头上。此地何处?名副其实应是鸽子广场。广场是属于鸽子的,有了鸽子广场才有了活的生命。我无意了解脱拉发尔格广场名称的来历,大概是纪念高高站立在柱顶的那位将军吧,不过人们已很少抬头去瞻仰那冰冷的将军石像,他太高了,也瞻仰不着。一将功成万骨枯,请到泰晤士河塔桥附近的古堡里参观,里面主要陈列各时期的兵器,刀、枪、剑、戟,血腥弥漫。古堡底层是金库,珠宝金冠闪闪发光,乃珍宝馆也。刀枪剑戟之为用,就是掠夺金银珠宝。历史的陈列,将事实摆得明明白白。但参观金库的人群比参观国家画廊的拥挤得多,国家画廊是免费参观,这古堡的门票价甚高,但购票还要排长队。不记得哪一位英国人说过:“我们宁可丢掉印度,也不能丢掉莎士比亚。”真是一语惊人! 
  大英博物馆法罗博士邀请并陪同我去参观北部乡村。从伦敦乘火车三个小时,到一个什么站,然后她租一辆轿车,自己开车绕厂一百七十余公里,观光山区风光。地区已接近苏格兰边缘,是丘陵类型的山区,看来山不甚高,山顶尚积雪,英国人一批批开车来爬雪山。曾经玉龙、唐古拉和喜马拉雅,这样的山在我眼里只是模型式的小山匠。法罗之所以选这地区,因这里不少山村里的树木、丛林及溪流很像我的画面,估计我会喜爱。确乎,山村里古木老树多,小桥、流水、石屋,很像贵州,而巨房顶也不少是用石板盖成,进入画图,恐无欧亚之分。我们在乡村小旅店住了一宿,小店两层楼,楼上是几间客房,从客房的窗户外望,正对一座古朴的小教堂,教堂被包围在墓碑之林中。楼下是酒店,酒柜、小餐厅、高尔夫球室,处处结构紧凑,色彩浓郁,非常像梵高的画面,我兴奋起来,考虑可画些速写素材。当我们在别处吃了晚饭回到旅店,店里已挤满了人。老人、小孩、妇女、相偎在沙发上的情侣,还有大狗和小狗。人们喝酒、下棋、打球……高高低低的灯光、壁炉里熊熊的火光、夜光杯里各色饮料反映着红、白、蓝、黄,诱人的画境,但要想写生则已无回旋余地。因嘈杂喧哗,怕听不见电话铃声,我们据守在电话跟前,等待伦敦约定的电话。白天,村里几乎碰不见人,显得宁静而寂寞,夜晚都被吸引到小酒店来畅饮欢聚。四月的伦敦春寒料峭,北方乡间近乎北京的冬季,但酒店之夜温暖如春,村民们春风满面,尽情陶醉。这不是咸亨酒店,这是洋茶馆,中国人习惯早茶,西洋人爱夜酒,各有各的传统,各爱各的传统习惯。与四十年前相比,伦敦及其郊外的外貌似乎无多大改变,居民仍是二三层的小楼,即便新盖的亦基本是老样式,很少高层公寓。人们偏爱这种传统风貌,但保留这种风貌恐有一个基本条件,即人口增长速度缓慢。近一二十年来高楼建得最多、最快、外貌变化最大的,据说首推香港和中国大陆,除经济发展外,还有其不得不剧变的人口原因吧!四十年前旧巴黎、伦敦,旧貌依然,而我的故乡十年来却“江南抹尽旧画图”,令怀旧的老年人若有所失! 




  

 
 在旧金山排戏 
  



作者:孙道临

  我应美国旧金山美国艺术剧院之邀,于1988年9月上旬赴旧金山市参加他们为纪念奥尼尔诞生100周年的话剧《马可·百万》的演出,11月下旬回沪,前后两个半月,其中排练一个月,演出一个月共35场。这里姑且记下一些排练中的感受。 
  在旧金山,记者来访问或和观众座谈,他们常常要提这样一个问题:你感觉在美国演戏和在中国有何不同? 
  当然,生疏的、异国的舞台、观众和合作者,第一次用英语演戏,这对我都是新鲜的体验,紧张而又有趣。但就创作、特别是排练工作来说,确又并没有感到和国内有多大相异之处。如果说有,那也许是属于导演乔伊卡琳个人的工作特点:她并没有在案头工作上花费多少时间。在进入排练之前,先由美工师和服装设计师向全体演职员谈了他们的设想,然后由乔伊本人做了一个简短的导演阐述,讲了半个多钟头,内容大体上有三点: 
  (一)奥尼尔创作此剧是受了美国作家辛克来·刘易斯的小说《白壁德》的影响,剧中的马可波罗是白壁德式的人物。 
  (二)此剧演出难度大,过去数度在美国演出,都未能引起很大注意。此次得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奥尼尔的专家波葛特教授的支持,他提供了原剧本中一些未经发表的部分,很有助于体现原作的主题。 
  (三)此次演出,想从全新的角度处理此戏。要突出它的讽刺意义,尽可能使人感到滑稽可笑,希望能使人感到:我们又发现了一个奥尼尔的新剧本。 
  在她谈过之后,全体演员对了两天词,就开始走大地位,动作起来了。 
  去美国之前,乔伊已和我通过几次信,她的这些基本想法,我已有所了解,对我理解这个剧本,确有很大帮助。因此,不作什么案头讨论就进入的排练,倒也不使我感到突然。何况,也的确有这样的导演,他们不善过多的理性分析,他们喜欢通过动作来抓取剧作的真髓,去塑造人物。乔伊原是个很有成就的演员,她演的奥尼尔的《啊,荒野》以及其它名剧,都是很得人望的。这样的工作方法,也许正是演员做导演的一个特点吧。 
  戏的情节并不复杂:13世纪,马可波罗跟他的父亲和叔父来到元朝大都经商。元朝皇帝忽必烈汗原是希望他父亲能从罗马主教那里带100个贤人来和中国学者展开有关灵魂不朽问题的辩论的。罗马主教认为这是不恭之请,没有派人来。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无奈,就抬出只有十七岁的马可波罗来搪塞,忽必烈汗见马可波罗倒也颇有智慧,便把他留下,对他进行东方式的教育。待他长成,还加以重用,送他到扬州当总督,……长成后的马可波罗使忽必烈汗非常失望。一是因为马在扬州实施高压政策,横征暴敛,民怨沸腾,他完全无视精神的价值,成了一个十足的拜金狂;二是因为库卡钦——忽必烈最钟爱的外孙女爱上了马可波罗,而库卡钦公主即将远嫁波斯国王。此时,马认为自己已发够了财,要求退休回意大利。而即将出发去波斯的库卡钦却突然提出:希望马可波罗在回意大利时,能首先伴送她到波斯去,从大都到波斯,需要两年的航程。谁知道路上会掀起什么样的感情狂澜,会招致怎么样的后果?!然而,为了不使任性的小库卡钦在远离故士前失望,忽必烈终于同意了她的请求…… 
  第二幕第一场。在码头上,大船即将启旋远航了,忽必烈来到船上为库卡钦送行。一开场,便是忽必烈对库卡钦说的一大段话—— 
  忽必烈:“我得走了。(把她揽在怀里)该说的都说定了。小花儿,一切稀罕的事都是没法向人说明白的秘密。就因为这,人生注定了是孤独的。可我真盼望能有什么神力向我保证:我答应了你的请求,能给你带来幸福。哦,老傻瓜,我又惹得你哭了。……就当没听见吧,按照你自己的心愿去做吧。谁又能事先看清楚自己哪件事是做错了?!反正一个人活着,不是快乐就是悲哀。……别哭了!就是现在,我也可以跟阿尔根(波斯国王的名字)取消你和他的婚姻。就是为这打一仗,也在所不惜!” 
  排练了多少遍,演公主的沈馥(美籍华人)和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味道。我以一种惯用的告别时有些哀伤的语调读这段台词,听起来,总像是一个哲人对人生的幽远的冥思,或是对公主的长者式的开导。不,不,这时的忽必烈不应给人这样的印象!而且,两个人的感情都显得不够复杂,没有“戏”可看,不能从冲突中迸出性格的光彩。 
  “忽必烈说的‘稀罕事’是指什么?”乔伊似乎不解地问。 
  当然,这是指埋藏库卡钦心底的爱情了。此时此刻,离别在即,忽必烈更加为自己钟爱的外孙女担忧了。在两年的航程中,库卡钦和马可波罗的关系将向哪个方向发展?!不论马可波罗接受或不接受她的爱,都不会有好的结果的。 
  “对,这是分别前的最后时刻了,今后不知是否还能见面。你说,要说的话都已说过了,那末,在这之前,我们究竟说了些什么?!”惯于思考的沈馥诘问着,眼里闪着思辨的光。 
  那么说,是要做一个即兴的小品了。虽然很少这样的经验,但我觉得有必要这样试一试。我(忽必烈)尽一切努力劝库卡钦不要让马可波罗伴送她去波斯,脑子里挤出一切理由,口吻一忽儿软一忽儿硬。然而沈馥(库卡钦)顽强得很,她干方百计抵制,有时哀求,有时又任性得无可理喻。将近十分钟的对话之后,我们却感到无话可说了,谁也说服不了谁,随之,是一个长长的不愉快的沉默。 
  “好,好,这一场戏就从现在开始吧!”乔伊满意地说。 
  从这个不愉快的沉默开始,我抓住了忽必烈的不平衡的心理状态。就要起碇了,我该上岸了,但是,总不能就在这样不愉快的情绪中分别吧。在那不到两分钟的一段台词里,一忽儿安慰她,似乎是向她让了步,甚至替她作解释;一忽儿又有些懊恼,担心自己的允诺会给她带来不幸和痛苦;一忽儿又想还不如把她留下,恨不得把马可波罗一刀杀掉。此时,他像一只在狂暴海浪中大上大下地颠簸着的小船,听任自己情感的驱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我自己的奴隶!”他不再是一个沉思的哲人,他是一个任性的君主,同时又是一个无法使用自己权威的被情感所支配的软弱老者。最后,他不能不向库卡钦告别了:“活着,这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能做出的唯一劝告!……如果你得到幸福,不要忘记我!” 
  由于要掩饰内心的惶惶不安,止住自己的哽咽,在说“不要忘记我”时,我忽然用了极其严厉的,像发怒的君王吩咐侍从、长者威吓没有出息的女儿时的那种生硬、粗鲁的声音。 
  “好,好,我喜欢你用这样的方式来传达此时此刻的感情。”乔伊的声音此时很甜美。 
  “我不知道……”我耸耸肩:“你觉得怎样,弗莱达?(沈馥的西洋名字)” 
  “很合乎忽必烈的粗犷的性格。”沈馥沉思地点点头。 
  我摊开双手,无助地说:“唉,我这个演员本来是李斯廉郝华型的,真弄不懂,怎么被你们变成华莱士比雷了!” 
  排练场上的人都开怀大笑。 
  其实,我是在暗自得意的。李斯廉郝华是个优雅的知识分子型的电影演员,在三四十年代,他演的罗蜜欧,《卖花女》中的黑堇思教授,《飘》里面的阿希莱,都呈现出一派沉静、睿智的风格。而同时期的华莱士比雷则是以演粗野的莽汉闻名于世的。我在自己准备台词时,时常担心把这个满口哲理语言的忽必烈演得像个沉思的学者。现在看来,我已经逐渐抓住这个人物粗犷豪放的特点了;对于我自己,是个可喜的突破。 
  排练的日程是紧张的。然而乔伊总是从容不迫的样子。她常常像是不大明白似地,提出那样这样的问题,和演员一起摸索人物的形象。在第一幕第八场中,马可波罗从扬州回朝述职,忽必烈对他在扬州的作为很为不满,但在对话时,却有时说出一些过分赞誉的话。难道这是出于真情吗?忽必烈对于马可波罗是既不满又赞赏他搜刮民脂的才智吗?对于这个问题,乔伊不置可否,但却一味要求饰演马可波罗的丹·瑞卡特目中无人似地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洋洋洒洒地讲述他的一套积聚财富的诀窍。随着排练的进展,我越来越觉得眼前这个马可波罗压根儿没理会忽必烈对他的指责,他极端自信,自鸣得意,以至于对自己弄钱的本领非常自我陶醉!这时,我才感觉到,忽必烈对他的那些赞誉原是一些反话,是一种不耐烦的挪揄和讽刺。妙就妙在马可波罗对此毫无党察,自我感觉仍然良好,这不但给忽必烈添上了一层诡谲的色彩,而且使两人性格对比更加鲜明了。 
  美国同行们很喜欢思考和讨论。演马可波罗的丹·瑞卡特、演元朝老臣朱荫的兰道尔金以及演公主的沈馥,他们的戏都很吃重,往往不期而然地聚集在我的化妆间里,谈论对角色的认识,对戏的处理。说着说着,就拿出感情对起台词,动作起来。琢磨得有所收获,就满意地叹息说:“有味儿,有味儿!”丹·瑞卡特并不满足于把马可波罗演成一个简单的拜金狂,我认为奥尼尔笔下的马可波罗和忽必烈一样,也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性的人物。一心追逐财富的结果,放掉了纯真的爱情,最后自己也感到无限空虚、迷惘。(的确,许多美国朋友对我说:美国人整天忙些什么?弄钱,弄钱!然而,生活是多么空洞乏味啊!)全剧的最后一场,库卡钦公主由于得不到她所追求的爱情,在波斯抑郁以终。面对她的灵柩,忽必烈无限伤怀。而与此同时,马可波罗却在他的老家威尼斯,滔滔不绝地发表关于发展丝织工业的演说。在他讲到丝织工业需要孵养几百万条蚕虫时,人们只听到“百万,百万”这样的字眼。戏到此时结束,丹·瑞卡特(马可波罗)开始还声嘶力竭地喊着:“百万,百万”,逐渐,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显得空洞了。他的眼睛呆呆地望着剧场楼厅的黑暗空间,那里传来微弱无力的回声:“百万……百万……” 
  和同行们一起讨论这出戏的悲剧性,对我是极好的启示。固然,忽必烈汗追求精神完美而不得,却遭受着沉沦的物质世界带给他的幻灭和痛苦,这是一种悲剧;而马可波罗,被物质欲望驱策着,无法停步,贪得无厌地积聚财富,最后不能不感到精神上的羸弱和空虚,这也是一种悲剧。也许,这是奥尼尔企图在这部作品中表现的人的劫难吧?!在进行排练的日子里,我访问了坐落在丹维尔的奥尼尔故居“大道别墅”。望着他那阴暗的书房,窗外萧索的丘陵地,再听解说员讲述着奥尼尔晚年的孤寂状态,这个想法就更为鲜明了。《马可·百万》并不是一出历史剧,而是作者借题发挥之作,在剧中的马可波罗这个人物身上,凝结着奥尼尔对拜金社会的诅咒,一种带有无限痛楚之情的诅咒。而他笔下的忽必烈汗,则笼罩着他自己的影子,涂抹着他的孤独和失落感。但,却又不失他对生活的深沉的爱恋和希望。 
  因此,《马可·百万》并不像某些评论家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出浮泛的抨击拜金主义的讽刺剧,它还渗透着奥尼尔所痛切感到的人世的悲哀。 
  这样的认识,使我在表演最后一场——忽必烈哭库卡钦公主时,更容易引发出一种深沉的悲剧感,一种带有哲理性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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