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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都证实了这一点。密歇根大学的社会学家们跟踪发现，从20世纪70年代起，父亲用在子女身上的时间明显增多。在1965年，父母每周花费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平均为13个小时，而且大部分都是母亲负责照料孩子。随着越来越多的母亲逐渐参加工作，到了1985年，该时间长度减少到了平均11个小时。而2005年的研究发现，父母花费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增加到了20个小时，是历次调查中时间最长的一年。无论是母亲还是父亲，都将其主要精力转向了他们的孩子。
父母过度关注孩子也会造成风险吗？当然。这就是《献给男孩的危险读物》一书的成功之处，因为它暗示着，随着父母将更多时间用于关注孩子，我们会重新意识到不能忽视男女孩之间的区别，过去培养男孩的方法并非全部都是错误的。
格雷戈里·霍奇就是重归传统的一个很好例证。他是纽约哈莱姆黑人居住区一所公立学校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学校的校长。该学校是最近刚刚荣获了Schott基金会奖项的三所院校之一，以表彰该校在黑人男生教育方面的杰出成就。霍奇告诉我，当他11年前刚刚来到这所学校的时候，学校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学校中80％的学生都是女性。这位新任校长决心吸引更多男孩到该校读书。今天，在该校所有1450名最为贫困和少数族裔的学生中，有一半都是男生。今年，该校不但没有一个孩子辍学，而且每位高年级的学生都顺利毕业，并且全部参加了大学入学的培训课程。
霍奇说秘密在于当孩子惹上麻烦之前就与他们接触——他利用学校的篮球设施，吸引仍在小学里上学的男孩。一旦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你就必须给他们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世界，在那里他们能有所成就。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学校的学生，必须遵守严格的着装规范和接受严格的纪律。许多学生都生活在学校里，甚至星期六也不离开学校，每天做几个小时的家庭作业；如果有人落后了，就会接受学校专门开设的辅导指南；参加数十种体育培训和各种活动，包括篮球、长曲棍球、芭蕾舞和植物学等。霍奇解释说，男孩子需要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学习。“许多孩子非常顽皮，”霍奇说，“那就是男孩的天性。他们需要亲身实践，不撞南墙不回头。男生更加渴望通过自身努力找出答案。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他们成为自己的老师呢？”
“有一次，曾经有15个学生面临辍学，”校长继续说道，“他们不愿意参加体育活动。我必须找出他们感兴趣的项目——最后，我给这帮傻孩子们设立了一个录音棚，他们负责录音棚的事务。每个人都坚持到了毕业。我会尝试任何项目——舞蹈、象棋、无土栽培、机器人技术，目的是让孩子们明白，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特长和兴趣的天地，并最终取得成功。”
霍奇表示，由于没有这方面的先例和经验，所有的一切都需要摸索着进行，这也正是问题所在。只有在最近几十年，社会才开始重视开发女孩子的各种潜能，但是对于男孩子的培养，是一个困扰了社会数千年的难题。“我们如何才能找到既有文雅的天性，又有伟大灵魂的人呢？”苏格拉底在2500年前就发出这样的感慨，如今的父母们同样存在着相同的疑问。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利奥·伯劳迪，在其2003年撰写的《从骑士精神到恐怖主义》一书中，就已经注意到了这种连绵不断的忧虑。18世纪的欧洲人认为，自由贸易和封建制度的土崩瓦解，将会导致荣誉和骑士精神的消亡。后来，到了工业时代前夕，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等作家担心，随着工业时代的快节奏和逐渐加大的压力，将会导致男性缺乏男人气概，充斥着女人般的“娇柔之气”和“不适合任何形式的抗争”。到了19世纪末期，整个西方社会中弥漫着一种成年男子的躁动气息：法国人皮埃尔·顾拜旦创建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英国人罗伯特·巴登·鲍威尔建立起了英国童子军组织；美国人迸发了参加橄榄球运动的激情，坦率豪放的西奥多·罗斯福成为了国家英雄。
所有的这些改革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重归孩提时代的基本要素：探求、竞争、手足情谊和自我发现。这是成就一个男孩的共识，尽管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但这些要素亘古不变。男孩子需要导师和组织，但是同样需要亲身体验的自由空间。他们不仅需要找到令其有归属感的团体，还需要同其进行竞争的对手，“在竞争和行动中体会到自身价值”。
通往男孩天堂之路
如果《献给男孩的危险读物》是一个地方，那么它和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落溪营地”有很多相似之处。那是一个乡村天堂，既有气枪打靶场，附近也有可供攀登的大山，供游泳比赛和悬索摆渡的湖泊。各种形式的活动选项更是令人眼花缭乱，从足球到金属锻造，从爱斯基摩皮艇到水彩画。但是任何形式的娱乐活动，都不如用落木建造堡垒和在溪流里用渔叉捕鱼更受欢迎。
在那里，我遇到了来自纳什维尔的一位小儿科护士玛格丽特·安德森，她的儿子正带着背包在丛林里探索。“我把这个地方叫做男孩的天堂。”她兴高采烈地说。
“落溪营地”的宗旨是“组织性的自由”，这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学校的信念非常相似。玛格丽特女士希望，能看到更多忙忙碌碌的纳什维尔男孩来到这里体验生活。
“不管是城市里没有时间外出的孩子，还是受父母过分关注的孩子，都来这儿体验一番。我担心男孩子已经丧失了玩耍和探索的机会。”玛格丽特对我说。我们的社会对任何计划外的自由玩耍，都抱有一种反对的情绪。但是让我们听听玛格丽特列举的偶尔外出玩耍的好处吧。
“当没有人为他们憧憬未来时，他们开始为自己制造机会，”她说，“他们发现了因果关系，并且为他们自己和个人情绪负起责任。他们开始学习自我约束、自信和团队构建。如果我们不让孩子们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就会看到只会发牢骚和抱怨的一代。”
我对此深有同感。我看到男孩们在“落溪营地”里，尝试各种打死我也不敢让自己的儿子去尝试的活动，但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哭哭啼啼的男孩。夏令营的负责人耶兹法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他说：“当今父母普遍抱有这种焦虑感，远比他们的儿子更担惊受怕。”
减少对我们儿子的担心——阅读和撰写关于他们的书籍，为任何可怕的发展势头而手心冒汗，尤其是将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教育他们——目前已经在取得成效。下一步是要让他们无忧无虑地成长，为此，我们要信任他们，给他们空间。为我们儿子和他们的未来担心的时代应该结束了，现在的挑战是学会信任他们。
2006年上课记
●王小妮
——下面的眼睛——
2006年9月23号，第一次课。我看着讲台下面这些眼睛。去年我面对的是34人，今年是42人，都是大一新生。他们的眼睛是成年人中间最清澈的。如果让我选择给大学本科生或者研究生上课，我一点不犹豫，当然是大一新生。他们还相对单纯，可教，污染不重。
曾经有个刚上高三的学生告诉我一次班会上的“搞笑”对话：
老师问：在你10岁以前，知道什么
学生起立答：什么都不知道。
老师又问：现在呢
学生答：什么都知道了！
教室里忽然一阵敲桌子跺脚跟的声音，学生们哄堂大笑。
现在，这些就要接受所谓高等教育的孩子们，眼睛里重新透出10岁孩子似的什么都不知道的光芒。我该给他们什么，才能心安，才对得起这满堂含着水分的注视。——乡村少年们——第一节课，我拿到一份来自16个省份的学生名单，依旧按照我的惯例，想了解他们中间有多少人生活在县城以下的乡镇。底下有二十几个人举手，超过一半。我又问，有多少人的读书费用必须依靠父母种田来维持，是通过土地，而不是靠外出打工之类的其他方式，这回有大约10个人举手。来自于种玉米种土豆种水稻种麦子的微薄收入，使这10个孩子，和那些脚踩滑板、手里玩着mp3进教室的学生坐在一起，他们心里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后来，一个学生干部告诉我，我上课的这个班家庭月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有11人，占25％，其中家庭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的4人。除此之外的75％，都是纯粹靠种田或者靠外出打工的收入供这些学生读书。
有个从湖南来的女生，她的父母都在广东打工，工厂生产塑料花。来上大学前，她去看父母，也做了一段短期工。只读过小学的母亲总是说她做的是“美国花”，仔细问过，女生才知道母亲一直都把玫瑰花读成“美国花”，母亲不知道玫瑰花是什么样子，她每天做的就是“美国花”。
——真理——
我问，你们相信有真理吗下面齐声说，不相信。居然异口同声的。我说，那么，我们有对话的可能了。
—— 一支秃笔 ——
那个云南来的学生把他的作业压在别人的作业下面，我找出来他那张纸。字迹太难辨认了，每个字不是写上去的，而是用了最大的力气刻上去的。几乎没有墨水的刻痕，想看清挺不容易。
我有意选了他作业中比较生动的一段读给同学们，读得一点不流利，总停下来辨认字迹。我说，有点可惜，这篇作业写得太不清楚了。我给他递过去一支笔。下课铃一响，他来还笔。我说，是送你的。他说谢谢。
其他同学说，开学以来，他用的都是几乎写不出字来的廉价圆珠笔。
课上，我讲到一个老农民独自离开老家进城打工，从没带他的老婆进城看看，他说老婆要留在四川老家给他种烟叶，每年春节后他都要扛着20斤自家产的烟叶从农村回到城里。听我说到老汉卷烟叶的满意自得，从云南来的男生在下面笑得前仰后合，笑到最后，用额头去捣课桌。是什么这么可笑我一直忘了抽空去问他。
我有点高兴，因为他是个开朗愉快的人。后来他和几个男生在学校附近找到一份给宾馆做夜间保安的工作。晚间没有课的学生轮流去值班。宾馆方面提出一个要求：值班人员不能带书本到场。按双方签订的合同，每个学生每月能分到150块钱。
——朝鲜是韩国吗——
讲到影像的力量，视觉的力量，我对学生们提到几年前的春天在朝鲜的见闻。
有个学生在下面说，哈哈，世上还有这样的事！
另一个学生说，朝鲜不是韩国吗
我知道2006级学生大多数是1989年出生。回头想想1989年，似乎就在眼前，虽然走掉了，还没走远，而那一年出生的孩子已经满满当当地坐在眼前，都成年了。
我也没想到生于1989年的他们竟然搞不清哪个是朝鲜，哪个是韩国。对于他们，电玩游戏、电视连续剧和众多整过容的影星就是韩国。我说，我讲的是朝鲜。他们摇头。也许不是不相信，而是难以理解。也许学生们已经形成了惯性思维，站在课堂上面不停讲话的那个人无论说什么，都极其可疑。
关于影像的力量，我要换一个例子，讲朝鲜显然不灵。
教室后排，始终有个女生压低了棒球帽，看不见她的脸。我翻看新生名册，她来自延边，看姓氏是朝鲜族。提到朝鲜，以后也要小心，有人无知觉，有人可能很有知觉。
——要去看看雷成虎的家——
下课的路上，学生雷成虎赶过来，他是个小矮个，瘦弱。雷成虎说，老师，我们家乡实在太苦了，要不，我真想请你去我们家乡玩。
为什么他这么说，他以为我会怕苦我问，你家在哪个省他说，陕西。陕西什么地方他说，汉中。我问，为什么我去不了你家乡他说，没通客车，要走几小时山路。
雷成虎并没有报考我们这个戏剧影视专业，他想学经济，但是，他被调剂到了这个专业。第一次上课，作为学习委员，他竟缺课了，听说去跑“转专业”的事。第二次上课，我问他跑的结果怎么样。他说，没转成。我问为什么，他脸色特灰暗，嘟嘟囔囔说又没权又没钱，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口气像个小老头，感觉这个18岁的孩子涉世很深。我心里想，陕西汉中农民的生活总能比贵州、宁夏一些偏远地区好些吧。但是，我没到过他的家乡，没有任何根据去凭空想象。
说过请我去他家乡以后，我和雷成虎两个人都不说话，只是在下了课的密集人群中间快步走，不断躲过女生们的遮阳伞。很快，他拿着计算机的课本去另一座教学楼，我直接回家。
当时，我想过找个时候去雷成虎的家。
不久又在学生宿舍区见到他。刚想打招呼．他却急急地贴着墙边走掉了，像一只饱受惊吓的小鼹鼠。
我们的第三次作业是写一个人，他交上来的只有非常潦草的3行字，一共不足100字，写他的母亲，我觉得他在应付了事。上课前，我拿了那张作业去问他，他没说什么，先把纸片接过去，揉在口袋里，然后说他会重新写，后来始终都没再交上来。
后面的一次课，讲一个四川贫困乡村出来的学生几年来使用4个化名，5次复读，6次取得大学录取通知书都没能读成大学的事情。雷成虎在下课以后，独自站在讲桌前，翻看刊登那篇文章的报纸，有人凑过来也想看看，他马上闪身离开，又缩回到教室最后一排的角落里。
10月底，我在晚上有课，刚进教学楼，就看见他在教室门口的暗处靠着墙很孤独地站着，犹犹豫豫的，心神不定，见到我，他用一只手托住腮，说他牙疼，想请假。问他去医院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你可能是感染，应该去医院。他显然是应付我，点过头，颠颠地走了，感觉他一转身就如释重负。我想他不是去医院，甚至也不主要是牙疼，这只是他不想上课的借口。后来几次没见他来上课。有一次，他默默地出现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始终低头忙自己的。下课铃响以后，他一个人挡在教室门口，吭吭哧哧说他要对全班同学说点什么，他声音特小，班长敲着桌子，让大家安静。我离开教室的时候，听见雷成虎说，他不适合做学习委员，开学以来，没为大家做什么，他要辞职，很对不起大家
后来，又不见他了。我问同学，都说他退学了。又有人说他还在学校，还在宿舍里住。我问，他每天做什么他同宿舍的人说，他不和任何人说话，不知道他每天做什么。
这样，就没可能去看雷成虎的家了。
——温暖——
今天的补课，临时调整到了2号教学楼的一间小教室。
我一进门就高兴，虽然这教室有点陈旧，空间显得局促，但是人和人离得那么近。
亲密无间就是这个意思。我说今天真好，这个教室真好，它让我们在一起像一个大家庭。学生们都笑了。天有点冷，铃响的时候，教室前后分别有人起身去关了前后两扇门，教室显得更封闭紧凑了。
这天的课结束前，我超出了准备好的讲课范围给他们读了一首短诗，是麦豆的《荷》：
远远地看见你落水
没来得及呼喊留下一件绿色有香气的旗袍
八月中秋，闹市街头
我遇见一位桂花飘香的女子
臂挂菜篮，肌肤雪白
他们听得很安静，然后沉默，我没作多余的讲解就下课了。课后，三个同学发来电子邮件，都是他们自己写的诗。
很好，没有人要求讲解这首麦豆的《荷》，这是我最高兴的。没有正确和错误，没有这样或者那样，就像今天就是调到了一间小教室，没有原因。
我知道，这44个学生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他们的求学生涯并不是在父母身边度过的，父母要出外挣钱去。我觉得他们都需要一间小教室的温暖。
——古惑仔——
对于一个综合性大学戏剧影视专业的新生，希望每个同学都来谈谈他喜欢什么电影。
小邓站起来说，他最喜欢的电影是香港的片于《古惑仔》。他还没坐下，教室里就有点乱，有些同学在笑，如果有人说喜欢《泰坦尼克号》或《霸王别姬》，教室里一定很安静。学生们好像都没想到，来自于四川乡下的小邓会提到没什么“艺术品格”的《古惑仔》。
他没一点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