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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就是转型过程中的制度失范。像官员弥散性腐败和国有资产的流失都属于此类。商务部的一个调查报告，说中国外逃官员是4000人，携带资金约500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4100多亿。我去年承接这个课题进行大型调查，将官员腐败视为社会公平感的首要原因的被调查者比例高达63％。
第三个原因是发展主义压力下地方政府职能错位。本来政府主要的功能是维护社会公平、进行宏观调控、创造法制环境，但是现在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是成为一家大公司，省长就是董事长，在这样的发展下，政府就有本能的亲善资本的冲动，造成不公平。
解决之道
中央现在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我们要建设一个和谐社会。最好的选择就是在促进社会公平的过程中推动制度转型，这个时候我们说促进社会公平不仅仅是解决不公平问题，而且为下一步改革提供动力的问题。
必须坚持改革的方向不动摇，改革大体分两步走，先有经济绩效的总体改进，后有对改革成本承担者的及时补偿。比如说，一个单位有100人，现在有一个决策，如果决策通过的话，可以为这100个人中的某一个特定人带来300元的收益，而给另外99个人每人带来1元钱的损失。？如果这个决策用民主投票的方式付诸表决，结果一定是以99票反对对一票赞成而无法通过。但是从总福利改进的角度看，决策通过会给单位增加300元的福利，带来99元损失。所以改革是允许的，净收益是201元，这个时候政府就来协调，怎么的协调，改革的收益者给受损者补偿，做这么一个承诺就可以了。改革如果继续进行下去，受益者从增加的 300元中拿出198元，给其他99个人每人补偿2块钱。所以这样的话，改革一定会得到100％的支持。
小平晚年在想什么，一个是中国发展起来之后怎么办，实际上就是分配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三农问题。而现在我们恰恰忽略了小平关于改革设计的后半段的有关补偿阶段。
政府现在急需承担一些基本的保障责任，这就是兜底，像基本的救助，还有教育资助政策，不能以任何理由妨碍失业者临时性就业，还有就是法律援助。
长远点必须要惩治腐败，提高政府的效率，降低政府运行的费用，完善监管与法制，堵塞非法致富的渠道，建立劳资谈判的机制，还有就是司法公正。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3期P22
我的日本朋友
北岛
我的日本朋友AD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日本经济起飞以前，由于营养不良他个儿矮，仅一米六三。“那是和我同年出生的日本男人的平均身高。”他说到此嘿嘿一笑，有点儿无奈，有点儿自嘲，好像他是幸存下来的日本现代化的史前动物。他出生在北海道一个农民家庭。上大专时开始学中文，说到自己的导师他满脸景仰，似乎让别人也分享这阳光雨露般的恩泽。在导师的指引下，他在大阪一家书店工作了几年，积攒下到北京留学的银两。做店员的记忆并不怎么愉快，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每天至少得鞠好几百个躬。”
在北京，他与自己的文化拉开距离。我能想像一个日本人在中国混久了的那股子舒坦劲儿，可以迎风打哈欠，自由自在伸懒腰，穿着背心满大街溜达。从北京语言学院毕业后，他死活要留在北京。“一想到回日本每天要鞠那么多躬，我就怕。”他说。
说到日本人的鞠躬，我算服了。前几年去日本参加活动，我到哪儿都赶紧握手，就想免去鞠躬这一繁文缛节。可发现握了白握，日本人民握完手后退一步，然后深鞠躬。入乡随俗，我只好握完手再鞠躬，或先鞠躬后握手，后来索性放弃握手。鞠躬这门学问博大精深，其弯曲程度取决于社会等级贫富辈分性别等种种差异，且一次到位，不能找补。在日本，据说，某些公司在培训雇员时，准备可调节角度的三角型板架，仅鞠躬这一项就得苦练三个月。要不怎么成了魔症，若是在日本看见有人在电话亭边打电话边鞠躬，电话线另一头肯定是他的老板。
我跟AD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纱幕代替铁幕，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还有神秘感，正是这神秘感，造就了不少浪漫故事。在人大读书的晓阳正学日文，时不时组织郊游，把天真浪漫的日本留学生和好勇斗狠的中国老愤青往一块掺和，等于是让羊与狼共处。AD是人大一个日本留学生的老乡，也被捎了进来。先是草地上的交谊舞，野餐，赛歌，最后一道节目是诗朗诵。晓阳把一个胖乎乎的日本女留学生的诗结结巴巴翻成瘦瘦的中文，非逼着我当众朗诵，再把我那瘦瘦的诗翻成胖乎乎的日文。
那些漂亮潇洒聪明伶俐的纷纷从友谊的离心机被甩了出去，只有老实巴交的AD留下来，成了我们家的座上宾。正赶上他手头拮据，积蓄快花完了，还得缴学费，于是比他穷十倍的我们发出了邀请。“只不过多添双筷子而已。”这句中国人的客套话撞上了个实诚的北海道农民，一到周末开饭，他一准儿出现在门口。
我们家还有另一位常客，是我前妻的中学同学的姐姐AL。她五大三粗，离婚携子，职业是在北京某公园游船部勾船。要说这活儿不易，要把那些等待靠岸的特别是满载爱情的小船勾回，得又稳又准才行。可她却怎么也无法为自己勾到这么一条船，难免心有戚戚焉。没有电话倒省事儿，她推门就进，一泡就是一天。那时诉苦就等于如今的心理治疗，区别是不仅免费还得管饭。于是AD与AL在我们家认识了，孤男寡女，难免有非分之想。
1982年初夏，我们带上AD与AL一起去白洋淀。白洋淀是保定地区的水乡，不少朋友在那儿插过队。从70年代初起，我们如闲云野鹤，常在那儿游荡。如今人去楼空，与当地农民兄弟的友情却依旧在。
当时对外国人来说，北京20公里以外就是禁区。好在北海道农民与河北农民外貌差别不大，再加上说中文穿旧衣服，买火车票又不查证件。在永定门火车站半夜排队上车时，我看到AD眼中火星般闪跃的惊恐。我拍拍他肩膀，问他是不是有点儿冷，他缩缩背攥紧拳头说是。对一个日本良民来说，这风险是大了点儿，一旦被发现有可能以间谍罪论处。
到了白洋淀，我才意识到形势严峻：白洋淀原是抗日根据地，打日本鬼子成了当地人聊天的永恒主题，AD的身份一旦暴露会有生命危险。好在老百姓没出过远门，我们把身材矮小口音浓重的AD说成是广东人，众人不疑。只有一次，给我们棹船的小三突然瞅着AD说：“我怎么越看你越像鬼子的翻译官？”把AD吓出一身冷汗。他会摔跤，在和当地小伙子比试时，那架势完全是日本式的——骑马蹲裆，用力时还发出嗨依嗨依的怪叫。好在年代久远，游击队的后代们已无从辨认。
我们落脚的大淀头村，是诗人芒克当年插队的地方。在瘸腿的阜生的安排下，我们白天棹船游泳，晚上喝酒聊天。白洋淀赶上百年不遇的大旱，加上污染，鱼越来越少，为了请客，渔民用一种所谓“绝户网”，把只有蜡笔那样大小的鱼捞上来，上百条还凑不够一海碗。连渔民都摇头叹气：“罪过啊罪过。”他们开始背井离乡，到天津等地打鱼维生。
晚上男女分睡在不同院落。我和AD睡在同一土炕上，入睡前东拉西扯。白洋淀让他想起北海道，他讲到母亲，讲到童年的贫困与孤寂。这种乡愁有点儿怪怪的：一个日本人在中国的抗日根据地思乡。
我得到了重要情报：北京勾船的看上了北海道这条船，非要勾走不可。于是当晚我找AD谈话，我说到人生的完整以及感情生活的必要，说到勾船与爱情属性的相似。只见他在暗中眉头紧锁，连连点头。不，是我的记忆有误，应是第二天早上。我们头天喝到很晚，宿醉未消，我提议出去走走。我和AD沿乡间小路来到淀边，远处芦苇随风起伏。据说我当时的一脸严肃把他吓坏了，于是这美好的愿望被一个遵纪守法的日本人解读成命令了。
从白洋淀归来，两人出双入对，AL喜上眉梢，AD呵呵傻笑。不久传来订婚的消息。谁成想节外生枝，这婚事遭到女方家里的强烈反对——原来她爷爷就是被日本人杀害的，父亲又是抗日游击队队长。这是世仇，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根源。“朱丽叶”的父亲放话说：“嫁谁都行，打死也不能嫁日本人。”让北海道的罗密欧傻了眼，他又不会甜言蜜语，在“朱丽叶”家的床头盘腿呆坐，像一片茶叶那样无辜。这实诚的攻心术外加强势的日本电器，游击队长终于松了口。罗密欧与朱丽叶终于有了后现代的版本。
那年冬天，他们在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摆了两桌喜宴，除了亲朋好友，还有AD打工的日本公司的老板。上桌的两瓶“四特酒”估摸是中国的首批假酒，不一会儿来宾全都酩酊大醉。日本老板摇摇晃晃到别的桌跟陌生人敬酒，扯着嗓子高吼日本民歌。我跟小淀对饮，后来才知道他两天没爬起来。我嘛，骑车回家路过中南海，大骂执勤警察，人家挥挥白手套，没跟一个业余酒鬼计较。
1983年夏天，我的朋友、瑞典使馆文化专员安妮卡要去北海道度假，我把她介绍给AD，他又把北海道的亲人介绍给她。旅游归来，安妮卡讲述了北海道风景之优美，民风之淳朴。语言不通，她和AD的亲人交流有问题，但为热情好客所感动。“他们让我想起瑞典北方的农民。”安妮卡说。
AD在一家日本大公司当了多年临时工，跑腿的干活。后来到东京总部培训后转了正，据说正式雇用像他这样一个非技术非管理科班出身的，在全公司是破了先例的。他从最底层一级一级往上爬，不到七年工夫，成了该公司驻北京总代表。他的升迁，据说不仅由于他为人厚道可靠，更主要的是他深谙中国人的文化密码，通人情知“猫腻”，办事麻利，连中国的高官都特别喜欢他。他搬进高级公寓，有了私人司机，从我们的视野中淡出。
说到中国人的文化密码，这事非得靠自己悟。他在北京语言学院读书时，专程去重庆度假。按照日本习惯，他事先研究导游手册，通过旅行社订好当地最高级的旅店 ——人民宾馆，包括桑拿浴等高档服务。我也在那儿住过，远看像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近看像土地庙，是地方官员对中央最高权力既敬畏又嫉恨的扭曲象征。
为了和中国人民打成一片，他身穿褪色中山服，剃了个小平头，兴致勃勃地上路。刚下火车，就看见有人高举着“人民旅馆”的牌子在吆喝。他稀里糊涂地跟别的客人上了平板三轮车，转弯抹角，被拉到火车站附近一个小巷里。灯火通明处，进门登记，被安置在一排通铺上。他躺下，找出旅游手册，纳闷，环顾四周，终于找到服务员。“同志，请问桑拿浴在哪儿？”“什么桑拿浴？”人家白了他一眼。他拿出预订单和旅游手册。原来是把“人民宾馆”与“人民旅馆”弄混了，这是一家白天洗澡晚上出租床位的公共澡堂。第二天他赶到人民宾馆，刚进大门就被两个人高马大的保安给架了出来：“臭要饭的，这地方是你来的吗？”他一边蹬腿一边高叫：“我，我是日本人！我订好了房间！”直到他掏出日本护照，保安才放了他，并向他道歉。
讲到这故事的结尾处，他酸楚一笑。一个来自等级森严的社会的小人物，由于对平等与社会公正的向往而学习另一种语言……要是单单用钱说话，这语言他懂。他平步青云后只有一个爱好：打高尔夫球。那是多么孤独的运动，挥杆赶路的全部努力就是把一个小白球送进若干小洞里。然而这一身份标志在中国是不言自明的，所有服务员对他毕恭毕敬。
AD怕老婆是出了名的，在公司传为佳话。要说怕老婆不是坏事，就怕不给面子。他在北京应酬多，每逢醉倒，由司机和下属抬回家，老婆拒绝开门，他只好在走廊忍一宿，头枕穿堂风，身盖明月清辉。
他们两口子的亲生儿子，和我女儿一起长大，一起上同一所中学。我女儿转述了他儿子讲的一段轶事。他们全家外出度假时，有一天儿子回到旅馆房间，从门外听见他爸正大声斥责他妈，势如排山倒海，夹杂着噼里啪啦的抽打声。儿子心想，我爸还反了，竟如此胆大妄为。一进屋才恍然大悟，他妈根本不在场，他爸暴打的只不过是个皮沙发。
据说很多年来AD都不肯原谅我，因为白洋淀那番谈话。可人生此一时彼一时，要说当年一个中国勾船的女人，怎么就配不上一个日本农民、店员和穷学生呢？即使不提门当户对，那也是两情相悦。
2001年冬天，我回到阔别13年的北京，见到AD和他家人。我们在一间川菜馆共进晚餐后，到他家小坐。要说他倒不怎么显老，只有鬓角花白。那天晚上他话很少，显得矜持。我两杯白酒下肚，晕乎乎，有点儿动情。我忽然想跟他一起去北海道，看看他生长的地方，追溯他的童年；忽然想穿过20年岁月的重重迷雾，回到那个白洋淀的早晨。在芦苇随风起伏的岸边，也许我该说点儿别的，比如，“如果你是条船，漂泊就是你的命运，可别靠岸。”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3期P38
为了尊重，不谢幕
陈洪娟
我应邀担任某校园艺术节的评委，观看了一台精彩的文艺演出。而最令我感动的是那曲没有谢幕的二胡演奏。
当红色的幕布徐徐开启，１０个手执二胡的少年已经端坐在舞台中央。琴声渐起，他们为大家演奏的是二胡名曲《赛马》。时而悠扬、时而激昂的琴声，把草原上万马奔腾的气势表现得淋漓尽致。
演奏结束了，全场观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按照惯例，这时候，演奏的小演员应该起立向观众鞠躬谢幕，然后依次退场。可是这群小演员却端坐不动，只是报以灿烂的笑容，直到幕布徐徐拉上。这时，我听到观众席上传来阵阵骚动，评委之间也有人交头接耳。
《赛马》以０．１分之差屈居第二。我很替他们惋惜，如果不是因为谢幕出了问题，他们完全有实力拿第一。
回后台的时候，我正好碰到他们的指导老师，我很坦诚地说出了我的想法，并不客气地向她指出：“作为一名指导老师，不仅要教会孩子高超的琴艺，还要让孩子懂得尊重观众。”指导老师笑笑说：“我是这样教过孩子，而且以前我们也一直在演奏结束后向观众鞠躬致敬。”
“那为什么现在不这样做呢？”我疑惑不解。
指导老师用手指指坐在化妆间门口的一个孩子说：“看到那个孩子了吗？去年因为车祸他右腿残疾，身体恢复以后坚持参加演出。每次演出结束谢幕，他都努力坚持起立向观众致谢，但有很多次都站不稳，尤其是退场的时候，他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健步走下舞台。为了不让他感到尴尬和自卑，所以我们决定，只要有他参加演出，我们就不用谢幕。虽然我们因此错失了冠军，但这样的做法我们不会改变。”
听着指导老师的话，我忽然心生感动。他们不谢幕，不是因为不懂得尊重观众，而是为了不把自卑的阴影像尘埃一样落在那个腿脚不便的同伴的心灵上。在他们的心里，比任何人都懂得“尊重”！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3期P29
听雨
作者：崔舸鸣
雨夜总是无眠，便听了一场夏雨自小至大的成长过程。
初时淅淅沥沥，若有若无，只是当微凉的风裹着土腥味儿涌进窗时，才嗅到雨的气息。渐渐地密了，浓了，落在屋檐上，树叶上，便有了滴滴答答的响声；大多数的仍无声地投入大地干涸的怀抱。此时的雨声带了些许诗情。无论哪一滴雨，都无法选择自己将落到何处。这是雨之少年。而人之“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是否也是不谙世事不识愁味的洒脱无拘呢？
慢慢地，雨声听来有了些脾气，撞在什么上不再是羞涩地滴答，而是噼啪有声，又分明带了些不耐烦的躁动。仿佛急于向世人证明什么，一如人涉世未深，为名利，为稻粱，四处奔波，虽不见得有古人那种“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之漂泊感，却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忽一阵疾风掠过，凉意透进，溽热顿消，一道闪电趁风卷帘时射进来，虽闭目在黑夜中也感到眼前一亮。随后，雷声轰然炸裂，感觉整个大地都在抖动；继而狂风大作，雨似天河倾泻，急骤地叫喊着，宣泄着，仿佛要冲刷人间角落的龌龊，荡尽所有污泥浊水。又一串惊雷如山崩地裂，似要震醒那些沉溺物欲的麻木心灵。这是光明磊落者之间的庄重宣言，无私无畏。几千年前，汨罗江畔的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