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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每天的散步途中，父亲与我目击这种病症日益扩散。商店橱窗上开始贴出这样的标记：“不接待犹太人。”公园的门口有这样的告示：“犹太人免进。”市立图书馆、餐厅、戏院前，甚至我们所熟悉的音乐厅的侧巷，那个多年我们驻足站着倾听音乐的地方，到处都贴出了类似的标语。
当一个犹太人的会堂着火时，救火车来了。他们不忙着灭火，唯一肯做的只是防止火势蔓延到会堂左右的建筑物上去而已。
一天中午，当父亲和我照例在所熟悉的街道上散步时，人行道上开始闪烁起许多黄色的星。原来许多男女老幼的上衣和外套上都带有一颗六角星，星的中间则绣有“犹太人”的字样。我们一面走着，一面希奇原来我们每天所遇见的人当中竟有这么多是犹太人。那位在批发市场上读“世界船运消息”的男人，也有一颗星缝在他笔挺的西装上。我们称他为“猛犬先生”的亦是如此，这时他脸上的皱纹显得更深了，嘘声呼唤他两只爱犬的声音也显得格外尖锐而紧张。
最可怕的是常有犹太人失踪。往往一只表修好了，却挂在铺子后面好几个月没有人来领取。在娜莉所住的那一区，有一间房子突然神秘地空了出来，园中的玫瑰花圃都长满了杂草。有一天我们街上康先生的铺子没有开门。中午当我们走过他的店面时，父亲上前敲门，看看是否有人病了，但无人应门。一连好几个星期，康先生的铺面都是紧关着的，楼上的窗户亦是漆黑无光，毫无声息。尽管那个铺子仍是关着的，但不久之后，一个加入国家社会党的家庭搬进了铺子上面的公寓。
我们永不晓得这些犹太人究是被纳粹党的秘密警察给逮捕去了呢？还是在这样的恶运尚未发生之前他们已经自行逃匿了。但我们确知一件事，公开在街头逮捕犹太人的事越来越多，军方也不再给予任何的托词，竟毫无顾忌地在光天化日之下行这些事。有一天父亲与我散步回来，发现批发市场上有士兵与警察列队排成的双重警戒线。一辆大卡车则停在渔市场的门前，一群戴着黄色六角星的男女与孩童正依次地爬上大卡车的后座。我们实在看不出他们为什么要拣选这个时刻，这个地点做这样的事。
“爸爸！看这些人多可怜！”我叫道。
警察排成的警戒散了，好容卡车通过。我们目送直到卡车消失在街头的转角处。
父亲也应声说：“那些人真可怜！”但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发现父亲的眼睛望着的却是那些士兵，他们正在重新组队准备离开。“柯丽，我怜悯这些可怜的德国人，他们触及神眼中的瞳仁了。”
****
父亲、碧茜和我时常谈论，假如有一天机会来临，我们能为我们的一些犹太朋友做点什么。我们晓得在沦陷区的初期，伟廉曾为那些住在他家中的德籍犹太人找到躲藏的地方。最近他也把一些较年轻的荷兰犹太人从自己的养老院中移到别处去了。他说：“我不将老人迁移到别处去，我们不会伸手加害我们的老人！”
伟廉有一本特别的住址簿。他晓得好些乡村地区的农场，那儿德国占领军的数目较少。事情真来时，我可以去问伟廉。
一九四一年的十一月，也就是德军入侵后的一年半左右。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当我踏出门外，摺起百叶窗时，一组四人的德国士兵从百德街上走下来。他们头上所戴作战用的钢盔正遮过耳际，肩上则背着来福枪。我慌忙退回门内观看。他们边走边查对各店铺的号码，终于他们在对街魏勒先生的皮货店门口停了下来。其中一个士兵从肩上取下他的来福枪，用枪托用力撞着铺门，正当他要再举起枪托撞门时，门哗的一声打开了，四名士兵一拥而入。
我快步跑上餐厅，碧茜正在餐桌上放置餐具。“碧茜！赶快！魏勒家出事了！”我们回到铺子的前门，看见魏勒先生正被一位士兵逼出门外，来福枪的枪口正顶着他的肚子。当魏勒先生给枪口逼到人行道上去后，那名士兵又重新回到铺内，用力关上了店门。只是没有在当时就逮捕魏勒先生。
接着我们听见屋内玻璃破碎的声音。士兵们把皮货大把大把地抓了出来。虽然时间尚早，但街上已有一大群人围过来观看。魏勒先生呆呆地站在原地，动也不动。
突然他头上的窗子打开了，衣服像雨点般地落在他的身上：睡衣，衬衫，内衣裤。这位可怜的老皮货商机械式地弯腰捡起掉下来的衣物。碧茜和我跑过街去帮他。
碧茜焦急地低声问：“你的妻子呢？魏太太在哪里？”
老人只是楞楞地对着她眨眨眼。
我说：“快进来！”一面匆匆地从人行道上捡起剩下的袜子和手帕。“快点跟我们进来。”
我们把这位张惶失措的老人推进贝雅古屋，父亲已经在餐厅里面，他起身与魏勒先生握手招呼，丝毫没有惊讶的表情。也许父亲泰然的神情使这位皮货商稍微松弛下来。他告诉我们，他的妻子到阿姆斯特丹探访妹妹去了。
碧茜说：“我们赶快找个电话，警告她不要回家。”
正像大多数的私人电话一样，我们的电话线早在占领期之初就被切断了。城市内好几处地方倒都有公用电话，但每个信息都会被电线另一端的公共电话收集站所收集。与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家庭通电话，报告这边出了事是否对呢？如果魏太太不能回家，那么她可以住到哪里去呢？魏勒夫妇他们今后要住在哪里？当然不能叫他们与她妹妹同住，他们很快便会被查出来的。父亲、碧茜和我互换了一个眼色，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了出来：“伟廉！”
这又是一件不能用公用电话的传递的信息，必须有人亲自去，而我显然是最佳人选。在占领期间，荷兰的火车既脏又挤，原来只须一小时的火车车程如今几乎花了三个小时。当我终于在午后抵达伟廉那间大养老院时，他恰巧不在，但文婷和他们二十二岁的儿子吉儿则在家。我告诉他们今晨在百德街所发生的事，又将魏勒夫人在阿姆斯特丹的地址给了他们。
吉儿说：“告诉魏勒先生在天黑时准备出发。”
几乎九点了——新的宵禁时间——吉儿才在敲通街巷的门。他将魏勒先生的一包衣服夹在自己腋下，在黑夜中把这位老人带走了。
两个星期之后，我才再见到吉儿，问及那夜的情形时，他只是露齿对我笑笑。那是一个明朗、缓慢的微笑，是我从他还是孩子时便喜欢看的。
“柯丽姨妈，如果你打算以后替地下工作人员工作，就必须学会不发问题。”
那便是我们所听到有关魏勒夫妇的最后消息。然而吉儿的话一直回旋在我脑际：“地下工作……如果你打算以后替地下工作人员工作……”难道吉儿也属于那个秘密不合法的地下组织？伟廉是不是也一样呢？
谁都知道荷兰有一个地下组织——至少谁都这样怀疑。许多暗中破坏的事件都没有在我们受管制的报上发表，但各地谣传纷纷。有个工厂给炸毁了，一辆满载政治犯的火车被人中途拦截，有七个、十七个或七十个政治犯在逃。谣言愈传愈壮观，谣言中所论及的这些事都是我们认为在神眼中所不当作的。偷窃、说谎、杀人，难道这些是神在这种时候要人作的事吗？基督徒在恶势力掌权的时候应当怎么做呢？
****
大约在德国士兵搜掠魏勒先生的皮货店一个月以后，父亲与我在一次散步途中，看见一件十分不平凡的事，使得我们俩人都不约而同地停下步来。那位绰号“猛犬先生”的男人正像往常一样，踏着一高一低的短腿步伐，沿着人行道向我们走来。过去那个十分显眼的黄色六角星如今已不再显得那么刺目了，那么是什么——是什么使我觉得不对劲呢？是那两头狗！那两头狗没有跟他在一起！
他从我们身旁走过，但显然没有看见我们。父亲和我则不约而同地转身跟着他走去。他转了好几个弯，我们越来越觉得不好意思，这样没理由地跟着一个人。虽然多年来父亲与他相遇时，总是触帽为礼打个招呼，但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甚至连他姓什么我们也不晓得。
最后他在一个小旧货店门前停了下来，拿出一串钥匙开门走了进去。我们由窗口望见杂乱无章的内部，仅是一瞥便让我们晓得这不仅是一个放杂物、古董和破烂家具的地方，而是一个喜欢美丽东西的人把好些东西收集在这里。我说：“我们真该带碧茜来看。”
当我们走进店门时，门上的一个小铃响了起来。在室内没戴帽子的“猛犬先生”看来有点奇怪，他正在铺子后面开启钱柜。
父亲开口说：“容我自己介绍一下，我是彭嘉士伯，这时我的女儿柯丽。”
“猛犬先生”与我们握握手，我再次注意到他那凹陷的两颊上露着极深的皱纹。他说：“我叫傅利斯。”
“傅先生，我们一向都是很敬佩你对你的老虎狗的感情，我们希望它们都好吧？”
这位身材矮胖的男人瞪眼轮流地望着我们，慢慢地他那双厚眼皮中充满着泪水。“它们好吗？”他重复一遍父亲的问话。“我相信它们都好，我希望它们都好，它们死了。”
我们异口同声地叫了出来：“死了？”
“是我亲手把毒药放在它们的碗中，然后轻拍他们直到他们长眠不起。我的婴孩！我的小宝宝！我巴不得你们看见它们那种狼吞虎咽的情形。我等了很久，直到我收集了足够的粮票去换肉。以往他们天天都有肉吃的。”
我们哑口无言地望着他，最后我大胆地问：“是不是因为粮食配给不足呢？”
这位身材矮小的男人伸手示意，邀我们到铺子后面的一个小房间内坐下来。“彭小姐，我是犹太人，谁晓得什么时候他们会来把我带走？我的妻子并非犹太人，但是因为婚姻的关系，她的性命也有危险。”
“猛犬先生”的下颏抬得很高，以致他的双颊绷得很紧。“我们担心的不是自己，我们是基督徒。嘉图与我都是，我们死了要见耶稣，这乃是唯一要紧的事。”
“但我对嘉图说：‘那么我们的狗怎么办呢？如果我们被带走了，谁会喂养它们呢？谁会记得给它们水喝呢？有谁会带它们去散步呢？它们等我们，而我们却不再回来了，它们不明白。’不，这一来我可以安心了。”
父亲用双手紧握着“猛犬先生”的手。“我亲爱的朋友！如今你那两个亲爱的同伴已不能再与你同行了，你能不能让我和我女儿有这样的荣幸与你一同散步呢？”
然而这一点“猛犬先生”一再不肯答应。他说：“这会给你们带来危险。”但他答应来看我们，口中一再喃喃地说：“等天黑以后！天黑以后！”
果然第二周的一个晚上，傅利斯先生带着他那可爱而怕羞的妻子嘉图，来到贝雅古屋。从那时起他们就成了贞苏姨妈前房每夜的访客。
“猛犬先生”在与父亲交谈过后，对我们贝雅古屋最感兴趣的乃是那些犹太神学的书卷，如今正整齐地摆放在贞苏姨妈桃花心木制的书橱里。傅利斯先生虽然在四十多年前成为基督徒，但他仍是个忠诚的犹太人。他总是含笑地告诉我们：“我是个道道地地的犹太人，又跟随了世上最十全十美的一个犹太人作门徒。”
这些书卷原是属于哈林市的一位拉比（译者注：犹太人的教法师）的。大约一年多前他把这些书搬到父亲这里来。“万一我不能照顾它们——唔，说不定永远不能再照顾它们。”他略带歉意地向跟在他后面的一队男童挥挥手，这些男孩子个个步履维艰，手中捧着几本大书卷。“我的一点小嗜好就是收藏图书，老朋友呵！书可不会像你我老的那么快。当我们去了之后，它们还会说话，会对我们看不见的后代说话。的确，书籍是值得保存的。”
这位拉比就是哈林市最先失踪的一位犹太人。
多少时候一件不值得注意的小事会变成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当犹太人当街被捕的事愈来愈多时，我们开始到我们犹太顾客家中去取手表来修，修好之后再送过去，免得他们要冒险到市中心来。就这样，在一九四二年初春的一个晚上，我到一位医生家中去取表，他们是属于荷兰最古老的一个家族，光是墙上的绘像就老得足以作荷兰的历史课本。
韩士达医生夫妇正与我聊着粮食配给的问题和来自英国的新闻报道，这些也是当时每次朋友聚在一起必谈的资料，突然楼上传来一个娇嫩的声音：
“爹爹，你忘了给我们盖拢被了。”
韩医生立即起身，向他的妻子与我说声“对不起”，便急急地上楼去了。一分钟后，我们听见楼上展开捉迷藏的游戏，与两个孩子尽情欢笑的声音。
就是这样，室中的一切都没有改变。韩师母继续述说，因为茶叶配给不足的缘故，她如何用玫瑰叶搀在茶叶中一起泡。然而在另一方面，一切都变了，眼前的情景打破我里头那份自德军占领哈林以来日益增长的麻木感。任何一个时刻都会有人来敲这家的门。这两个孩子，这位父亲和母亲都有可能被迫爬上大卡车的后座。
韩医生回到客厅，我们的谈话继续下去。但就在谈话的时候，一个祷词慢慢自我心中升起。
“主耶稣，我把自己献给祢的百姓。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地方，在任何的时候，我都愿为他们献上自己。”
突然一件非常的事发生了。
正当我默默祷告的时候，以前的那个梦境又重新出现在我眼前。我再次看见那四匹黑马和批发市场。正像德军入侵荷兰那夜时我所作的梦一样。我细细观望着那些车上的人他们都极不情愿地被拉走了。父亲、碧茜、伟廉和我自己——我们将离开哈林，离开这一切我们所熟悉的、觉得有安全感的地方——但我们将要到哪里去呢？
第六章 密室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日星期日，这一天恰好是荷兰沦陷的两周年，春天晴朗的天空与街灯下的花箱中遍开的鲜花都不能反映这城的心情。满城的德国士兵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溜达着，有些似乎尚未从周六晚间狂欢的夜生活中清醒过来，有些又出去找女人了，只有少数在寻找一个崇拜的地方。
占领区的生活如今愈来愈艰苦，限制也愈来愈多。最令全荷兰人民痛心的一件事，乃是如今连唱我们自己的国歌也成了违法的事。
这一天，父亲、碧茜和我正准备到荷兰一间改革宗的礼拜堂去，这间教堂座落在佛森，一个离哈林市不远的小镇。彼得在这间教会中司琴。他年纪轻轻，却在比赛中胜过其他四十位比他年长且有经验的音乐家，而荣获这份职位。佛森的这架管风琴乃是全国最好的风琴之一。如今开往佛森的火车虽然一次比一次的慢，但我们仍然经常去那间教会。
当我们挤进教堂里一排排坐满了人的座位时，彼得已经消失在那间高高的风琴楼厢里面，开始弹琴了。在德军占领之下唯一的一件好事，就是使得每个礼拜堂都告客满。
唱诗和祷告过后，便是牧师的讲道，我觉得今天的讲道内容很不错，但愿彼得也肯注意听。他一向认为牧师的讲道只是为着讲给像他母亲和我这种年高的老古董听的。那年的春天，我正年届五十。对彼得而言，达到这样的年纪之后，人的一生也就快结束了。我总是一再劝勉彼得，要他记住死亡可能临到任何一种年纪的人——尤其在我们当时所过的那种日子之下，但他总是俏皮地回答说，像他那么好的一个音乐家，老天必然不容他夭折。
聚会结束的祷告完毕之后，整个礼拜堂的人忽然像触电似地坐正了起来。并无任何的预告，彼得竟高奏起国歌来！
八十二岁高龄的父亲是第一个站起来的人。随即全体会众都站了起来。在我们身后有人开始高声唱出国歌的歌词。不久有一人加入，又有另一人。最后大家都放大嗓门，齐声高唱，唱那支被禁的荷兰国歌。在齐声高唱中，我们唱出我们的团结之心、我们的希望，更唱出我们对女皇及荷兰的爱。在这个战败的周年纪念日里，我们竟有片刻的时间觉得自己是个得胜者。
散会后，我们在教堂的侧门等着彼得，等了很久他才出来。教堂中许多人要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