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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谷。麻风病人被当做死人看待，据说隔离前还要举行送葬仪式，隔离后限制其外出，结果外出，须边走边摇铃或打板儿，以示意他人及时躲避。希伯来人把麻风病称为“杂拉斯”，意为“灵魂不洁和不可接触”，是由于人们触犯了上帝而遭受的惩罚，麻风病人也因此成为受人歧视的罪人。这给患者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一旦被诊断出忠了麻风病，就等于宣判了死刑。
从今天的研究来看，麻风病人被集中关押治疗的方法会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和后遗症。在远离主流社会，物质和精神交流方面都被孤立、冷落和抛弃的“麻风村”中，人的生存环境是极其恶劣的。尽管麻风病不是不治之症，但一个人一旦被烙上麻风病的印记，被送进“麻风村”，那么即使被治愈并恢复健康，通常也很难再回到主流社会中去，连他们身体健康的子女也被烙上“麻风后代”的印记。如今，“麻风村”制造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人权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学家的深刻反思。事实上，当医学证明麻风病的传染并不像人们刚开始认为的那样可怕时，后来的治疗实际上就已经取消了集中关押的方式。在有些地区，就是由医生秘密上门为麻风病人治疗。实践证明，采取保密原则上门治疗的方法同样可以有效控制麻风病的传播。
又如天花，中医叫痘疮，3000年前人类就有这种恶性传染病，古代中国、印度和埃及都有相关记录。16世纪初，欧洲殖民者又把它带到了美洲大陆。17—18世纪，天花在西半球肆虐。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天花曾至少造成1亿人死亡、2亿人失明或留下终生疤痕。在中国的清王朝，天花这种疾病如同幽灵般挥之不去。顺治、同治皇帝直接死于天花，康熙和咸丰皇帝虽然侥幸从天花的魔掌中逃脱，脸上却留下了永久的麻子。出于对天花的畏惧，清朝统治者规定一旦疫情发生，必须立即将疫区封锁，已经出痘的人严禁出走，没出过痘的人一律迁往偏远地区隔离；对那些不及时报告疫情或擅自掩埋天花死者的人，官府要追究责任，甚至以死罪论；凡是民间出痘者，立即迁出城外40里进行隔离。甚至一些偶尔患感冒发烧、风疹疥疮的病人，也被统统迁出城外。
羞耻之症
然而，最令人恐惧的疾病还是那些被认为不仅让人有性命之虞，而且有失人格尊严的疾病。
15世纪末，一种新的疾病开始流行，据传16世纪初有约1/3的巴黎市民被传染上。英国人称其为“法国花柳病”，巴黎人称其为“那不勒斯病”，所有的人都不承认自己与这种极不“体面”的病有联系，并且忙不迭地把责任推向某个敌视的异邦。直到18世纪末，神经质正式名称“梅毒”才被人们广泛接受。
梅毒不仅被看做是一种可怕的疾病，而且是一种令人羞耻的、粗俗的疾病。波德菜尔曾经写道：“我们每个人的血管里都有共和精神，就像我们每个人的骨头里都有梅毒——我们全部都被民主化了，被梅毒化了。”梅毒成为一种道德腐化的隐喻。在20世纪初期的反犹主义言论中，这更成了一个常用的比喻。
其实，就这种病的性质而言，预防比治疗更重要。预防的大敌是其隐秘性。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卖淫和性病是被禁止的，官方不承认其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性病患者大量增加，在医学界、知识界和政界开明人士的合力推动下，掩盖这个话题的社会禁忌才最终被消除，并且允许个人可以匿名接受治疗。由此，梅毒病人终于由一个“罪人”转变为“不幸的人”。
相对而言，有的疾病就“幸运”得多。几个世纪以来，结核病被认为是一种有启迪作用的、优雅的病。在文艺作品中，结核病崇高、平静、美丽的死与癌症病人卑贱、痛苦的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们相信疾病与道德人格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20世纪70年代，艾滋病在旧金山等地爆发，被称为“男同性恋病”，矛头直指被感染者的性道德取向。公共道德卫士们把艾滋病描述为一种特别降临于西文同性恋者头上的天谴，而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比其他传播途径蒙受着更严厉的指责：“艾滋病给人带来早于身体性死亡的社会性死亡，它有可能创造出一个终身为贱民的新阶段。”
由此，疾病成为一种道德隐喻，一种政治手段或阶级、种族压迫的工具，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逐渐成型。 ＇page＇
破解“疾病的隐喻”
隔离、歧视、驱逐，几乎是人类历史上对待无法治愈的“恶魔般的疾病”的惟一方式。因此，当艾滋病开始流行时，几乎所有人都自然而然地想到要用对待麻风病患者的方法来对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居住在类似集中营的住所中。感染者被允许短期访问家庭、购买日用品或者从事某些其他活动，但这些活动要在管理人员的监视下进行。开始，这种做法确实使古巴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有所下降。但这种下降是相当有限的，维持的时间也十分短暂。一段时间以后，随着外来旅游者的不断增多，古巴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继续增加。与此同时，古巴出现的经济危机，又使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差。恶劣的集中营式居住条件和对失去自由的生活的不满，使许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逃离那里。这些情况迫使古巴政府逐渐改变了隔离政策。
乙肝是目前世界上最常见的传染性疾病之一，全球约有3。5他人是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其中中国的慢性无症状乙肝病毒携带者就有约1。2亿，慢性乙肝病人约三千万。说到乙肝，许多人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乙肝是非常可怕的传染病。人们对乙肝的恐惧，使乙肝病毒携带者和患者面临着人托、入学、就业、婚姻等诸多困难，丧失了平等的考试、求学、就业机会。2003年被称做“中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反歧视年”。这年1月，浙江大学农学系毕业生周一超因查出“乙肝小三阳”而被列为公务员体检不合格者，他愤然行凶，致使人事局干部一死一伤；11月，张先著也因被检测为乙肝病毒携带者，不符合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而未被录用。他愤然状告安徽省芜湖市人事局，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被称为“乙肝歧视第一案。”
错误的历史不应该成为榜样！也没有人能够再对疾病歧视问题视而不见！诚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所说：“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要居住在由阴森恐怖的隐喻构成道道风景的疾病王国而不蒙受隐喻之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揭示这些隐喻，并藉此摆脱这些隐喻。”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6期
温 馨 的 冬 夜
慕名诗编译
傍晚，暴风雪已开始弥漫整个荒原。远远走来的男人衣衫单薄，在荒野里艰难地沿泥泞小路前行，看见前方小屋透出来的光亮，他并不特别兴奋，因为此前一天，他曾在沿途的二个小镇请求借宿，可主人一看到他的样子，要么找借口推托，要么连门都不打开。
男人叩了几下门。片刻，一个年轻妇人开了门，有些惊讶地说：“是托马斯医生吗？我是和你通电话的斯丹妮太太，这么大的风雪，我还以为你不能来呢。”
女人一边说话一边伸出一只手试探着在空中摸索。男人松了口气——原来是个盲女。于是他含混地答应了一声。斯丹妮太太领他走到楼上的卧室，里面的摇篮里躺着一个婴儿，面颊呈病态的绯红。从所有这些迹象，男人断定屋子里除了斯丹妮太太和这个婴儿，再没有其他人了。他心里有了个念头：太好了，也许我有机会干点什么。
当然男人还记得斯丹妮太太对自己的称呼，便用手摸了摸孩子的额头。孩子皮肤发烫，他尽量放缓语气说：“孩子是有些发烧，不过没关系，我来想想办法。”说话时他的眼睛扫视到堆在茶几上的几瓶消毒酒精和药棉。
起初，男人只打算用酒精擦拭孩子的身体糊弄几下。然而，被男人粗糙的手触摸到的孩子忽然睁了一下疲倦的眼睛，看见一张陌生的脸，竟然没有他预想中的惊怕，反而甜甜地朝他笑了笑。斯丹妮太太继续说道：“她父亲是中学校长，为救两个溺水的学生死了。”男人脱口说：“小家伙笑得真可爱。”
斯丹妮太太很自豪地应道：“她父亲在世时，说那是天使的笑容。”听了这话，男人下意识地放轻了自己的动作，仔细地擦孩子柔软的身体，好像怕碰坏了孩子。大概是闻到了酒清的味道，她问：“怎么？不给孩子打针吗？”
男人张了张嘴，脑子飞快地转动着，他解释说：“孩子太小，这种方法要温和些。”酒精的退热作用很快就显现出来，孩子烧得不那么厉害了，还喝一点牛奶。斯丹妮太太开心极了； 她摸索着下楼到厨房准备搞劳医生。
这一瞬间，男人开始迅速地满屋子搜索，终于，他在楼下小客厅壁柜顶的一只漆盒里找到一卷钞票，大约有两百块。如果按他从前的习惯，一定会尽收囊中。可这次不知为什么，拿钞票的瞬问他想起了斯丹妮太太的婴儿，迟疑了片刻，他把几张小面额的钞票放回了盒子里。
当男人准备翻壁柜下面的一个抽屉时，客厅的电话忽然响了。他吓了一跳，刚想躲开，斯丹妮太太已经走进来了。她背对若男人，语气依旧很和蔼：“谢谢您惦记孩子的病……请放心，我会照顾自己和孩子的。”
男人退出去的时候碰倒了一把椅子，响声惊动了斯丹妮太太，她立刻顺着声音转过身，热情地说：“啊，托马斯医生，晚餐快好了。”男人听了，马上说：“不用麻烦了。”斯丹妮太太摇头道：“这么大的雪，你根本走不了啊。”男人转念一想，在这样一个被恶劣天气封闭的小屋里，他即使留下来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可面对这么一个失明的柔弱女人，他却非常心虚，觉得亏欠她什么。
这时，男人忽然望见窗外后院的车库，眼睛立刻一亮：他急忙问：“呃，太太，如果你家里有车的话，或许我能赶回去——要知道，还有别的病人在等着我，”斯丹妮太太微笑着说：“我差点忘了，我丈夫有一辆车，不知还能不能开。”男人喜出望外，凭他的本事，把车摆弄好是不成问题的。就在男人准备走的时候，斯丹妮太太在身后叫住他，说：“请等等，即便不吃晚餐，我也不能不付你的出诊费。”她一边说一边摸向放钱盒的壁柜。男人眼疾手快地冲过去，拦在斯丹妮太太面前说：“不必了，太太，我……我只不过尽了自已的职责。”斯丹妮太太虽然看不见，却能感觉到男人的坚持。于是，她想了想，伸手拉开壁柜的抽屉，拿出一样东西说：“那好吧，但我要送你一样小纪念品——它是我丈夫的遗物。”
斯丹妮太太边说边拿出一个做工精致的领带夹，看质地应该是纯银的，而且镶有美丽的珐琅花边。男人知道那应该值一点钱，而且他能顺理成章地拿走。可是，他舔了舔嘴唇道：“不，我不能拿属于你丈夫的东西，它太珍贵了。”这时斯丹妮太太笑道：“我丈夫曾经是个浪子，在所有人都对他失去信心的时候，一位中学老师送给他这个领带夹，并说要求的惟一回报就是——把东西送给一个好人。”
男人听得出斯丹妮太太话里的意思：“你对我起了疑心，是吗？”斯丹妮太太回答：“刚才朋友打电话来，说托马斯医生早上在职出诊的路上摔断了腿。”男人奇怪地问：“既然已经知道了一切，你还送我领带夹？”斯丹妮太太说：“从你照顾孩子的举止，我能感觉到你不是坏人。”
男人的鼻子酸了酸，他坦白说：“我是个才出狱的惯偷，很多人都对我充满厌恶和鄙视。只有你的孩子对我微笑，你对我毫无戒备。”斯丹妮太太安静地听罢，拉过男人的手，将领带夹塞过去说：“好吧，那我就把它送给一个重新开始做好人的人。”这一次，男人没有推辞，他将领带夹放进贴身的口袋，然后对斯丹妮太太说：“赶紧把孩子包裹好，我开车送你们去最近的村子找医生——酒精退热只能维持一段时间。”
黑夜笼罩着茫茫雪原，小车在漫天风雪中向远方疾驶而去。在这个最寒冷的季节里，有一种温馨的情愫正在那男人心中萦绕。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6期
我身边的他们
作者：王国华
卖水果的
初秋的傍晚，已经很冷了。广场上没有几个人。他袖着两只手，脚下是一个竹篮子，篮子里装着本地叫做“沙果”的水果，通红通红的。看见有人从跟前走过，他就小声嘀咕：“新鲜的沙果，刚从自己家树上摘的。”，从打扮上可以看出来，他是附近郊区的菜农。
忽然，广场上的几个摊位一阵骚动，大家搬起手边的东西四处逃窜。他慌张地拎起篮子，没跑几步，就被后面的“城管”撵上，使劲夺他的篮子。他撕扯着，嘴里喊着，我不卖了还不行吗，我不卖了还不行吗？理着小平头的“城管”不答腔，用穿着皮鞋的脚狠踹他的腿，以迫使他撒手。他一个趔趄，“哗啦”一下，沙果撒了一地。小平头不依不饶地去踩那些水果，好像跟它们有多大仇似的。他拼命地推开小平头的腿，带着哭腔喊，别踩了，别踩了。
我从广场上穿过，到超市里去买东西，目睹了这一幕。半个小时以后我返回来时，见他还蹲在那里拣拾地上的沙果。偶尔有人从旁边经过，不注意踩了沙果，就发出“啪”的爆裂声。
他大概有50多岁。这样的岁数，应该是一个父亲。
卖报纸的
每天早晨，在这个公共汽车停靠点，都能听到他的叫卖声：“晨报、晚报、快报、都市报，一元钱四份！”他这一喊，那些常客就会走到他跟前去。比起其他报贩，他的生意肯定要好。这是因为，他是个盲人。很多人心里对自食其力的残疾人都有着一份莫名的敬意。于是都有意无意地来照顾他的生意。
盲人从没有收错过钱。假币到了他手上，他一下就能摸出来，比验钞机还灵。盲人还有一手绝活儿——几份报纸都装在一起，他用手一摸，就能找出你要的那一种。有一些人曾经专门来试过，屡试不爽。
清晨6点多，最早上班的人总是能看到他乐呵呵地站在那里，好像他整个晚上都没有离开过一样。他不太爱说话，但是只要有人问他，他还是会必恭必敬地回答人家。
有一天，下了一夜的暴雨，早晨还在刮着凉飕飕的风。盲人带着个大墨镜，站在汽车停靠点，哆哆嗦嗦地缩着肩膀。他手里拿着一个用塑料布包着的兜子，兜子里放着报纸。这时一个外地人走到他身边问：“大哥，去人民广场怎么走？”盲人想了想，用手一指：“喏，往北走。”你别说，他指的还真对。周围知情的人都笑了，外地人不明就里，狐疑地看看大家，说了声“谢谢”就走了。盲人绷着脸，很严肃的样子，大声喊：“晨报、晚报、快报、都市报，一元钱四份！”
拾破烂的
市里搞了一次大检查，查获了很多假冒伪劣产品，有香烟、名酒、方便面以及影碟什么的。为了起到震慑作用，有关单位还特意搞了个集中销毁活动。那天是星期天，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来到郊区的某地。一位领导做了个简短的发言，电视台也录了相。接下来就开始点火。火刚刚点着，忽然奔来很多衣衫褴褛的拾荒者，他们手里拿着耙子、篮子，争先恐后地拣拾着尚未点着的假冒伪劣产品。这些人的样子让人很容易想起一个生动的成语：“火中取栗”。
电视台的记者很有新闻敏感性，拍下了拾荒者抢到东西后喜出望外的画面。从屏幕上看去，他们显得滑稽而愚蠢。其实，有一段内容被掩盖在画面下面。当时我也在场，见电视台的记者拦住一个老婆婆问他：“老大娘，你不怕吃了这些过期的方便面得病吗？”老婆婆从兜里拿出一块干巴巴的馒头，十分不屑地对记者说：“你懂啥，什么过期不过期的，你比一比，这些东西比我吃的东西好多了。”
卖矿泉水的
我家在高速公路入口处。我上夜班，每天凌晨下班时，总能在家门口看到一个临时摊位。上面摆着矿泉水和香烟。看摊的有时是个年轻的少妇，有时是个小伙子。我猜测这可能是一对小夫妻。白天是见不到他们的。反正每天下班总能见到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深夜时分，进城的车辆都要经过这个出口，摊位就做这些人的生意。
无论什么样的天气，他们总是雷打不动地出现在这里。天上飘雨的时候，摊主就打一把伞，来回踱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