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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靠祖国生存着，我们靠母语发展着——这不是“最后一课”，这是永远的一课！
本文摘自于《读者》2005年第2期
假如我能活到五岁
美］爱波斯坦、霍维茨著，殷宏伟、李金慧译
我眼中的“巨人”
最初产生写这部书的想法，又决定采用《假如我能活到五岁》这个书名，完全是因为一个孩子，一个不到五岁的孩子，就是她帮助我度过了一个儿科神经外科医生的最初阶段。她叫内奥米，病危住进我们医院时只有四岁。她患了一种极为复杂的脑瘤，昏迷不醒。
这是25年前的事。第一次手术后，内奥米恢复了知觉，甚至在绷带还缠着她的头时，她就表现出孩子充满活力的神态。我第一次和她交谈时，她缓缓地抬起自己的脚，以挑战者的口气说：“假如我能活到五岁，我要学会骑两轮车！”
在等待内奥米恢复体力、准备给她做第二次手术的那些天，我每天都要到她的床边看望她。每次我检查她的病历时，她都要站在床上对着我修改她的计划：
假如我能活到五岁，我要学会用双扣系我的鞋！
假如我能活到五岁，我要学会读连环画。
假如我能活到五岁，我要学会跳绳――向后跳！
第一次面对这种可怕的肿瘤，我却发现自己从这个仅有四岁的小女孩儿身上汲取了无穷的勇气和胆量。内奥米的精神鼓舞着我，对我而言，那是我事业初创期至关重要的一课，它加大了我的决心，让我从不放弃任何一个救治孩子的机会和可能，不管这个孩子处于何种令人恐惧的状态。
成人们大都倾向于这样认识和评价孩子：他们是幼小的、脆弱的、易受伤害的。而在我的经验中，他们却是坚强的巨人。
我们给内奥米成功地做了第三次手术。现在，她已成为一位非常幸福的30岁的女人。她热爱生活，在一家杂货店做记账员。她给我写了封信，自豪地告诉我她在什么地方工作，什么时候到了曼哈顿。她说，她写信为的是向我问好，并让我开心。
金色的绶带
人的生命是如此短暂。有时，我必须让自己接受这样的事实：我能给孩子的最好的礼物就是时间，多一个夏天的假日，或多一年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然而，现在我明白，以活几天或几年来计算生命的价值是一个愚蠢的算法；对生命的真实计算只能是如何充分地利用和分配我们的时间，在一定时期内我们能分享多少人生的乐趣。
劳拉被磁性共振扫描图像检查出她的恶性肿瘤第三次长出来时，我对此感到束手无策，一度陷入困惑之中。再一次给她做手术的确可以为她延长生存的时间，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治愈她，况且她已经经历了两次非常艰难的手术，做过两个疗程痛苦的化疗了。
和我的许多小患者一样，劳拉从12岁做完第一次手术后，身体的生长不断加速。当别的青少年正沉迷于摇滚歌曲时，劳拉对化疗和放疗已相当精通。她的父母参加我们任何时候的常规会诊，但是劳拉总是为自己说话，并首先作出治疗决定。
我决定告诉她治疗进程停在哪，并试图了解她接下来想做什么。很久以前我就发现，如果你想和孩子保持任何可信任的关系，诚实也许是惟一可行的方法。我曾经亲眼目睹了最悲惨、最残酷的情景：孩子不顾一切地想要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而他们的父母却感到有必要隐瞒他们，不让他们知道。这样，孩子便不可避免地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并因此而激愤。
我告诉劳拉我的想法，让她知道再做一次手术可以为她多争取一些时间。她的反应同样直接而坦然：“我要告诉你，弗雷德医生，我对躺在恢复室中，头上缠着纱布慢慢苏醒过来的生活已经厌倦了，我感到很累。化疗也一样，看着我的头发从手中落下，也同样让我伤感。”
她抬头看了看放在灯箱上的磁振动图像，叹了一口气说：“我告诉你我想要什么，我真的很想在这个夏天回家去骑马度假。如果我同意你再一次给我做手术，这个夏天我还能实现什么愿望呢？我同意再手术，但不要再化疗了。”
那次的对话是在五月。劳拉很快从手术后恢复过来，便在六月离开医院去度假。七月，我接到了一封她的来信，她告诉我有关她骑的那匹巴洛米诺马的情况及整个夏天她驯马的情形。八月，她又给我写了一封信。这一次，她描述了她获得跳马表演冠军得到绶带奖励时的情况。随信她寄来了一张快照，在照片上，她的胳臂和脖子环绕着闪闪发光的金色绶带。
九月，劳拉来作复查，她真的让我大吃一惊，她竟避开了父母单独来作复查。她感谢我对她自始至终的治疗，并给了她这个夏天傍晚在夕阳下骑马，早晨牵着马散步的机会。
最后，劳拉告诉我她的头疼病又复发了。她死于那年的十月。
患病的孩子往往比他们的父母甚至比他们的医生更早知道自己的最后期限，就像劳拉。他们经常以最实际的态度来获得有限时间所给予的最多的生命意义。
蝙蝠侠挺进手术室
对于孩子来说，幻想是他们的第二天性。他们可以披上一块浴巾就变成一个超级英雄；对于我遇到的正为自己的生命抗争的孩子来说，幻想也是他们“武器库”中不可替代的“武器”。
马休？布罗迪是我的患者，他虽只有四岁，小小的年纪却必须要忍受几次手术和太多身心疼痛的折磨。他是幻想的主人，每天靠幻想把他对现实的恐惧挡在隔离带以外。
“你是一条鳕鱼，斯密！”手握着小塑料鱼钩的马休喊着。他威胁地对着他母亲挥动着鱼钩，这时，他甚至忘了自己的血管和肌肉渐渐地在身体内萎缩。
他像许多孩子一样喜欢表演，他最感兴趣的是把自己装扮成超级英雄。
在马休重返医院做第三次脊髓手术前的那个晚上，他的心被恐惧笼罩着。他妈妈把他放到床上时，他附在她的耳边低语着：“或许我能像蝙蝠侠那样飞走。”几个月来，马休一直央求妈妈给他买全套的蝙蝠侠服装――他是在一个服装店的橱窗里看到这套服装的――它非常昂贵，妈妈一直拒绝为他买这套衣服。那天晚上，她很温和地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所以，在走进医院前，他把全部的蝙蝠服穿在了身上：一顶风帽完全遮住了脸，表现在他脸上的是坚毅和勇敢。全副武装的小蝙蝠侠大摇大摆地走在人行道上，而此时跟在他身后，和他只差几步远的妈妈却眼中闪动着泪光。他骄傲地阔步穿过医院的大门，眼中闪烁着蝙蝠侠永远不灭的沉着和镇定。繁忙的医院大厅挤满了人，他经过人群时许多人大声喊道：“嘿，蝙蝠侠！”非常冷静镇定地，他抬起了手臂，默默地向他们点头致意，因为你们知道，蝙蝠侠很少说话。他毫无疑虑地挺进到手术室。
这次手术起了很好的作用，马休现在已14岁了。他至今没有放弃他的超级英雄意识，因为现在，他是跆拳道初级黑腰带选手。
珍妮化作了彩虹
珍妮在五岁时就被诊断得了恶性脑干肿瘤。从那时开始，她的生活就如同噩梦一般。我只能切除肿瘤的一部分，在手术过程中，她忍受着神经的被损坏，这妨碍了她的语言表达功能、呼吸功能和吞咽功能，我实在不能给她的父母带来任何希望。
手术后的六个多星期里，珍妮推翻了我所有的预想，她凭着自己有限的说话能力，把这层楼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在了一处。她和平时一样有礼貌，一样坚强，她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每天她都要去儿童娱乐室，以火一样的热情致力于绘画课程，她画中的主题通常是色彩绚丽的鲜花和迷人的彩虹。
一旦回到了家，珍妮就又回到了她所热爱的生活中了：芭蕾舞、空手道、幼儿园，与朋友和弟弟玩，和家人一起度假，她没有旷一天课，即便在她病情最严重的日子里。
她病情的缓解期只持续了大约十个月，但是她全家充分利用了这十个月，在珍妮难以抑制的热情支持下，他们尽情享受每一时刻并设法防止他们对未来的恐惧。
珍妮的病症再一次复发了，我们又给她做了手术。但没什么效果。由于她的健康状况变得越来越糟，她被送进了康复中心。当护士们问她还有什么愿望时，珍妮回答说：“我希望世界到处是彩虹。”
一周后，珍妮和她的父母回到家，她安然地在她自己的床上离开了人世。
珍妮的父母创办了一个组织，叫“珍妮彩虹中心”。他们做能满足患儿及其家长的一切事情――家庭护理、热饭、买飞机票――总之，一切能够安慰孩子和家人的事情。这是他们纪念珍妮的最好方式，他们让珍妮的灵魂活在人们的心中。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期
教育的真实性
作者：铁皮鼓
１、社会：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
教师是一个职业，是千千万万个职业之一，和其他职业并无根本的不同，太阳不会特别地照亮这一块，郑重其事地宣布教师这个职业是最崇高的，实际上正是对教育的贬损。以前看《新星》，里面有一个乡长，许诺要提拔一个女教师做售货员。现在看起来觉得滑稽，但却映射出了当时的现实。在一个商品短缺的年代，售货员手中自然握有一定的权力，自然要比教师尊贵。而当我们想要提高老师的地位时，不从根本入手，只是从道德层面上提一些口号，不仅使我们看到了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严重悖离，更重要的是伤害了教育。而且这种类似颁发贞节牌坊的形式，依然让我们嗅到了封建的味道，感觉到了等级思维。对教师的一味拔高，正如我在另一个帖子里所讲的，是把老师送上的神坛，而神坛从来都是祭坛的同义词，一同陪祭的，是中国的教育，中国的未来。
２、政府：我们实施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
我在小学、初中、高中都呆过，而且基本上都做班主任，我看到了农村惊人的贫困，而学费却每年都在涨。虽然一直在查，但名目越来越多，花样越来越繁。据说我们的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国家比过去更有钱了，但是反观教育，我不知道这些钱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看不到义务教育义务到什么地方，一些私立的中小学在本地如雨后春笋，他们的收费不敢高于公立学校，却必须提供比公立学校更好的教育才能维持生存，而他们却是盈利的！我现在在高中，不属于义务教育阶段，所以收费自然是芝麻开花，而这几年，县上看到教育上钱来得容易，也纷纷在打教育的主意，不但没有投资，而且开始向教育摊派。今年我们学校的工资不再下拨，不但不下拨，还要交钱，全县今年要填一千七百万元的窟窿，每年都在填，窟窿是哪些来的？基金会的！大家都知道这档子事吧？买单的永远是老百姓。而今年这一千七百万元，教育上分到了五百万，不是钱，是账。这笔钱划了下去，除了几个高中，初中也分别分了一些。最新的消息是，今年暑假开始，高中将完全独立出来，自已养活自己，不但这样，可能还要上缴利润。
这就是义务教育，不过，是教育向政府尽义务！
３、教委：我们正在全力推行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是个框，这个框硕大无比，没有什么装不下的。而由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几乎是一夜之间完成的，现在素质教育的风过去了，研究性学习又成为风靡教育界的新名词。说实话，中国有相当一部分文人，特殊的文人，我们一般称之为写材料的，而写材料在中国又从来是做官的捷径。这些文人的笔下功夫真真厉害！我看了不少材料，偶尔也写一部分，这些秀才们已经习惯了用生花妙笔把任何词纳入他们的体系，然后捧杀，素质教育跟〃小姐〃一词一样，就是这样倒掉的，而校园里，实在没有多少变化，有的只是更为激烈的拼杀而已！今年高考提前一个月，我们高三做的题是往年的二到三倍！为什么？暑假补课时间延长，周末不休息，一个晚上都不行！晚自习比原来加长了一个小时。这个素质，实在只是应试素质。
４、法律：公民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平等？对了，这是我们的理想，而理想与现实总是有距离的对不对？不平等到处存在，从入学到毕业！放眼望一望，名目繁多的借读费，赞助费，平等是需要钱的！再看一看城市周边的那些简陋的，随时会被关闭的民工子女学校，你就知道教育的平等有多难！就是在一所学校里面，重点班，普通班，分得清清楚楚，最需要帮助的学生配备的是最劣的教育资源，而交的是最昂贵的费用。在我们学校，每个年级共分四级，火箭班，实验班，重点班，普通班，还有一些竞赛班是不在其内的，学校就是如此等级森严！而高考录取就更是令无数学子黯然神伤。生在穷山恶水，想*高考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孩子，对不起，你的门槛比别人高！一个生在北京的孩子与一个生在外省的孩子相比，命运会有很大的差异，有人怒斥为〃朝野之别〃然而面对这差别悬殊的分数线，北京的回答是，单独招生，看你怎么比！
平等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５、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我在山村小学教书的时候，这句话是刷在山体的岩石上的，也算藏之名山吧！可见这话并非完全无理。再穷不能穷教育，在组织的关怀下，教育当然不穷了，谁家的孩子不读书，一刀一刀下来，再痛也得忍着，陪着笑脸把钱递进去，唯恐人家不要。而教育已经成了创收的手段，君不见连小学都有着名目繁多的考试，想干什么？其实就是为了那点考试费，为了某某室某某组的几个人能红红火火地游山玩水，吃得嘴角流油，只可怜那些老师不得不领着一帮孩子补课。再苦不能苦孩子，正是这种想法，助长了对教育的搜刮！
６、办学理念：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
〃为了。。。。。。〃中国人对这种句式早已耳熟能详。鲁迅在夏三虫里尤恶蚊子，就是痛恨其在吮血之余，还要讲一番大道理。而鲁迅去逝后，这种蚊子空前多起来。我们为什么办学？我不否认有理想主义的校长，有理想主义的教师，但更多的是打出为了学生的名号，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特别是这种勾当获得社会，家长的默许，获得有关部门的嘉奖后，中国教育的苦难就看不到终结之日。
诸位有没有去乡间学校看过？空阔的教室里，悬挂着孤零零的四支灯泡，这是我在初中时经历过的，整整一年，我多次提议更换电棒，而且要装得多一些，吊得低一些，但领导，同事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我心如刀割，我看着我的学生，只是初中学生，他们在这样昏暗的灯光下上晚自习，他们的眼睛就是这样坏掉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数过自己所带班上的近视眼有多少？我们需要学生付出多少健康代价才肯放过他们？你们有没有试过在尘土风扬的操场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上操？再看一看学生的饮食，不断的中毒事件并不能警醒一些人，学生的饮食安全毫无保障，学校周边尽是些无证的小商小贩，卫生之差令人瞠目！校门口连个路灯都没有，又有谁站在学生的角度想过？
诸如此类，枚不胜举，这还只是肉体上的摧残，更严重的摧残是心灵上的摧残，大家已经说得很多了。
所以，当教育与官帽，职称，工资等等联系在一起时，为了学生句话，总是苍白得没有一丝血痕。
７、专家：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教师。
在这世界上，有些话就是正确，正确得你一方面做不到，恨得牙痒痒，另一方面又找不到一点毛病，找不到一点理论上的缺陷，圆不溜秋，看来看去找不到缺口，这句名言就是其中一例。如果我们承认教育是个双向的过程，那么就不要让老师把所有问题一个人扛，特别是在中国。中国的师生比例，老师水平，教育程度先天地决定了教育必然有一定的粗放性。美国人精耕细作都免不了校园枪击案，何况我们？我想，这世界上可能真的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我们教不好的学生可能有人能教好，这个人在哪里？
8、老师：分数不是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
呵呵！过去有谚：〃考考考，教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这话今天依然适用。什么时候就不适用了？我踮起脚尖望了许久，还是没有看见。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期
今夜没人来开车
作者：刘墉
在这个长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