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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弗雷德·史密斯却着眼于更长久的利益，他认为尽管这笔业务并没有很高的利润，却可以用来充当公司的门面，公司可以借这笔业务向外界表示：“看啊，连邮政总局的合约都能拿到手，对联邦快递公司的服务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这样做不仅让投资者放心，还可以争取更多的用户。”
也可能真的是“天道酬勤”，在困境中拼搏的联邦快递公司遇到了意外的好运气，首先是政府解除了对航空运输业的限制，极大地增加了货运行业的运输量。由于对商业运输的需求突然猛增，国内主要货运机构对大城市的业务都应接不暇，根本就没有力量去满足小城市的要求，这就为联邦快递提供了重大的市场缺口，使它的业务量很快增加。
另外的一个好运气则是在１９７４年，由于联合包裹运输公司的员工长期罢工，终于使铁路快运公司破产。这两件事都为联邦快递公司提供了发展公司业务、改善公司状况的机会。
１９７５年，公司的经营状况开始好转，七月份是联邦快递公司第一个盈利的月份，全公司创利５．５万美元，当年的营业收入达到了７５００万美元。这时候的联邦快递公司已经拥有３．１万个固定客户。联邦快递公司为全国各地的客户运送零件、血浆、移植器官、药品等各种需要迅速运递的物品。
联邦快递公司在１３０个城市和７５个机场提供隔夜快递服务。联邦快递公司的紫色飞机，每天夜晚运载着数不清的包裹，在通往全国各地的航线上穿梭。１９７６年，联邦快递公司获纯利３５０万美元；１９７７年年度经营收入突破１亿美元，获纯利８２０万美元。联邦快递公司终于走出困境，并创造了奇迹。
接着，史密斯又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一个个堪称大手笔的战役：与美国联邦政府的《联邦航空法》进行长达１８个月的抗争；把公司股票公开上市，用社会融资来购买巨型货用机；大量的收购同类公司，甚至以疯狂的姿态吞并了联邦快递公司最大的竞争对手，比联邦快递公司早２０年进入航空货运领域的飞虎国际公司。每一步都是极大的冒险，可是史密斯乐此不疲。２００２年，它的公司营业额已经达到１９６亿美元，在《财富》杂志全球５００强中排名第２４６位。
那些只把他冒险事迹的过分简单化的人应该深思史密斯自己的一段话。他说：“在某种程度上把企业家与赌徒等同起来，我认为是不幸的。我根本不这样看，行动常常并不是最危险的道路，最危险的道路是不采取行动。”换言之，史密斯的冒险是有必胜的决心和天才的预感以及超凡的谋略做基石的。这从他学生时代写的那份当时看来很荒谬的论文就可见一斑。
以人为本
对于一个公司来说，最重要的资产和最大的威胁都来自员工。在挖掘了“第一桶金”后，团队精神的强弱成为影响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样，弗雷德·史密斯也是通过对“人”的管理来经营着联邦快递的品牌。
在弗雷德·史密斯看来，联邦快递的品牌管理秘诀是“万事以人为本”。在联邦快递内部，无论是新来的速递业务员，还是高级的管理阶层，都一律称呼他为弗雷德，在联邦快递中国公司，这一称呼是充满了中国味道的“施伟德”。
弗雷德·史密斯认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必须做到能够与员工顺畅地交流。他说：“我可不想让员工整天盘算着怎样做最少的工作而又不被解雇。我希望他们想的是怎样尽全力把工作做得最好，能达到这一目的的关键是沟通和反馈。员工们想知道公司对自己的期望和自己应该怎样去做。他们必须拥有鉴定表，而且他们希望知道那里面记载了什么，以及那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因此我们制定了许多奖励计划、许多利润分成以及许多的内部提升制度。这些事情都很简单，只是为了告诉员工他们干得不错。同时你也必须与你的员工沟通，并且保证他们理解他们正做的事情的意义。我们总是告诉我们的雇员：‘你所从事的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商业，你每天在不停递送的物品不是沙子和瓦砾，它可能是某个心脏病患者的起搏器、治疗癌症的药品、Ｆ－１８飞机的零部件，或者是决定一件案子审判结果的法律证据。’”
“我相信雇员的奉献精神，是来自机构的管理层对其下属承担义务的言传身教。”弗雷德·史密斯身体力行，用１／４的时间解决人事问题。他主要的目标是尽可能授权雇员处理及决定一切事宜。他说：“当雇员知道自己被公司寄予厚望、成绩突出者会受到奖励、相信公司会接纳他的建议并允许将他的想法实施于工作中的话，我相信雇员的工作成果一定会是不同凡响的。”
为了让雇员知道公司对他们的期望，弗雷德·史密斯倡导公司为全体员工提供培训课程，每时每刻联邦快递都有３％～５％的员工在接受培训，在员工培训方面的花费每年约有１．５５亿美元，成为美国在培训方面投入最大的企业之一。
此外，弗雷德·史密斯非常重视从内部提升人才，那些自信能做好自己工作的员工，通常都能成为杰出的经理。在联邦快递内部，原来从事卸货员、机械维护员、货件分发员、速递业务员、司机以及检查员工作，由于表现出色被提拔为管理层的员工比比皆是。
１９７６年，以兼职形式加入公司的戴维·罗伯特，由于热情肯干、全心投入的精神而不断被提升，至今已是美国操作部的高级副总裁。他凡事亲力亲为，也很清楚下属６万名员工所做的工作范围。他说：“我一直设身处地，这使我在做决定时能顾及员工们的感受。”
除了平等而广泛的提升机会，联邦快递还设立了一系列的奖励制度。每个员工都明白，只要努力工作，就有得到奖励的机会。此外，弗雷德·史密斯还发明了一个最受员工欢迎的节目，就是联邦快递所有的飞机都以员工的孩子的名字来命名。员工们为了将他们宝贝儿子或女儿的名字喷涂在飞机上，把自己宝宝的名字交给公司，每次有新飞机加入飞行队伍时就会抽签决定以哪个宝宝的名字命名飞机。
雷德·史密斯深谙管理之道，他懂得依靠全体员工的力量来壮大和发展公司，并且，他成功地在联邦快递内部营造出了一个大家庭式的温暖氛围。曾经担任美国田纳西州参议员的胡沃德·巴克ＪＲ．评价道：“联邦快递的空前成功有赖于多种因素，但最重要的是所有员工所表现出来的群策群力的精神和态度。”
在全世界的商业活动里有句话被时常说起：“只用联邦快递！”。这是弗雷德·史密斯的一个简单想法扩展成事业的一个结果。１９７１年，史密斯将一条小的航空线路与强大后勤相配合，开始了“隔夜快递业”。运输业这个概念，一直存在于他的血缘之中。史密斯的父亲成立了“灰狗”公路客运公司。他祖父则在密西西比河率领过一只船队。史密斯是将互联网作为商业工具运用的一个先锋，他使顾客利用网络就可以传递包裹了。
第四部分第3节 我生来一贫如洗
金融界的拿破仑
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５日的黄昏 乔治·索罗斯独自坐在他那位于华尔街３３层的办公室中，透过巨大的玻璃窗他凝视着楼下熙熙攘攘的纽约闹市。仔细看去他沉静的目光中不自觉地散发出猎豹般的敏锐气息。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索罗斯在无数次豪赌中占尽胜算而这次将是他几十年金融生涯中赌注最大的一次也是历史上第一个个人投机资金挑战欧洲货币汇率的战役。
乔治·索罗斯在柏林墙崩溃后，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欧洲货币汇率机制已无法继续维持了。因为这种机制要求欧洲各国经济发展齐头并进才可以实现。但是，德国的统一使德国经济发展远远超过了其他的欧洲邻国，因而指望依靠德国的货币政策是不适当的。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英国的经济处于不景气的状态，当时的利率已经很高了，而提高英镑利率的办法来支撑英镑的币值，可能会对英国经济雪上加霜。于是，英国要求德国降低德国马克的利率，以减轻国际汇价对英镑的压力。
但是德国统一以后，为了重建东德而造成经济过热，开支过高，德国政府不得不依靠维持高达１０％的年利率的高利率政策来降温。因此德国中央银行拒绝了英国的这一要求。于是矛盾进一步激化。
１９９２年８月，乔治·索罗斯闻到了“血腥”味，并以５％的保证金方式大量抛空英镑，购入马克，英镑对马克的汇率降至联系汇率的下限。而这一天是“开局”的日子。
都市已经遍布华灯电话铃声忽然划破宁静，当被助手告知，英格兰银行将动用１２０亿美元去买进英镑时，索罗斯不由得又一次自豪地微笑了：“我正准备抛空这个数字。”
这一次，他又大获全胜了，而对手是整个英格兰！
“基金是我的情妇”
１９３０年
出生于匈牙利的一个犹太律师家庭。
１９４４年
乔治·索罗斯一家在布达佩斯的地窖中躲避纳粹的侵袭。
索罗斯从这段磨难中总结出两条生存的技巧，也直接影响到了他此后的金融生涯第一是不要害怕冒险，第二是冒险时不要押上全部家当。
二战期间，他随着全家流落到瑞士。
１９４９年
考入伦敦经济学院，获得国际金融的硕士学位以后，开始正式进军伦敦金融证券界。
１９５６年
胸怀大志的索罗斯并不安于现状，２６岁的他结束了在伦敦一家银行的工作，揣着５０００美元独闯华尔街。在那里，他天才的金融直觉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很快受到了多方关注。
１９６９ 年
索罗斯以４００ 万美元起家，开始经营自己的首个对冲基金。
１９７１年
又与另一投资奇才詹姆斯·罗杰斯合伙成立了“量子基金”，正式开始了他传奇般的投资生涯。
索罗斯的基金操作得十分出色。比如前文所述的“英格兰银行之役”中他的举措逼迫英国财务大臣拉蒙特在一天内两次宣布提高利率。
１９９２年
“量子基金”获利２０多亿美元，索罗斯个人收入达６．５亿美元，这样的战果在华尔街金融收益排行榜中名列榜首，创历史纪录，至今无人能破。
“世界是我的实验室”
索罗斯和巴菲特、林奇这些投资大师一样，不相信证券市场是有效的。他认为金融市场技术分析没有任何理论根据，真正有用的还是基本面分析，尤其是行业分析和公司分析。对于自己在金融市场上的超凡运作能力，连索罗斯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在接受记者拜伦·威恩（Ｂｙｒｏｎ Ｗｉｅｎ）采访的时候，索罗斯曾经坦承，每当金融市场有不良现象的时候，他的后背就会莫名地疼痛难忍。他以此为直觉做出最初判断。
股票、债券和货币就是构成他生活的世界的基本元素，这是完全属于他的实验室，他热衷于在这个奇妙的“实验室”中测试他的理论。他那些由“直觉”得出的关于股票市场操作的理论都能根据逐日的结果得到验证。
正因为索罗斯一再强调他从不依靠什么理论，一切成功全凭直觉，所以经常被人冠以“投机者”的帽子。对于这个问题，已经代行管理索罗斯基金长达１０年之久的青年金融家斯坦利·德鲁肯米勒（Ｓｔａｎｌｅｙ Ｄｒｕｃｋｅｎｍｉｌｌｅｒ）一针见血地提出精辟见解：“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同时也是位才华横溢的基金经理。但他的最伟大之处并非投机行为或其他什么举动，而是他的胆识。只要他看准一件事，无论迹象是否明显，他投下的赌注都会比任何人都多。”
人们在描述量子基金时，通常把它归于“宏观基金”（ｍａｃｒｏ ｆｕｎｄ）──由于该基金的经营战略是利用全球宏观经济事件进行交易，因此而得名。人们很难记起在索罗斯之前曾有过什么宏观基金之类的事物。以前有股票基金和债券基金（当时这些基金的数量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但是索罗斯却创造了新的事物，因此，他并无什么确切的既定规律可循。他把世界当作自己的实验室，在货币和股票指数上大做文章。他试图揣摩银行家的举动，而实际上这些银行家正是他最密切的同行。
天才与魔鬼的结合体
索罗斯给中国社会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当然是１９９７年的那场亚洲金融大风暴。他受二战影响，反社会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因此过于感情用事，犯了投资大忌。
他放弃了当时满是漏洞的日本，转而进军看似弱小，实则体制十分健全的香港，结果在香港政府动用了２００亿美元的资金进行反击的情况下，这场世纪豪赌激战异常惨烈，比之１９９２年的英镑战役有过之而无不及，使索罗斯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挫折，这个金融界的拿破仑终于惨遭滑铁卢，“量子基金”也面临信任危机。（在此之前，索罗斯的金融生涯中谈得上失败的只有在 １９８１ 年他的基金亏损了 ２３％ ，可是事实上他把那次失利形容为“失去耐心了”──那可完全不是分析失策，而是一次孩子气的游戏而已。）从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这场世纪豪赌的惨烈程度来看，索罗斯对于攫取金钱的狂热程度已经达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
可是另一方面，和一些富豪相比，索罗斯显得很俭朴，没有游艇、高级轿车和私人飞机，出外旅行，他乘普通民航飞机，自己招出租车，甚至搭巴士。他还是一位大慈善家。１９８４年他在匈牙利建立了第一个东欧基金会，又于１９８７年建立了苏联索罗斯基金会。
现在他为基金会网络提供资金，这个网络在３１个国家中运作，遍及中欧和东欧，前苏联和中部欧亚大陆，以及南非、海地、危地马拉和美国。这些基金会致力于建设和维持开放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公共设施。索罗斯也建立了其他较重要的机构，如中部欧州大学和国际科学基金会。
虽然索罗斯的出发点也许不全是为了解救贫苦人民于水火，可是，他近１０年来在此类人道主义事业上已经出资 ４０ 亿美元，从事的项目包括治疗俄罗斯监狱中流行的肺结核病，支持津巴布韦持不同政见者，在美国建立收容所等。就我们已知的确切数目而言，他每年的捐款数额已经与福特基金会（Ｆｏｒ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不相上下。
一方面是慷慨解囊，另一方面是无孔不入地攫取金钱，索罗斯堪称是天才与魔鬼的结合体。
“除草”行动
因亚洲金融危机中翻云覆雨的非凡手段而被斥作“金融大鳄”的索罗斯，近年来又咬上了美国现任总统布什。他在一些主要竞选州筹资并出资１０００万建立了一个名为“美国人走到一起来”ＡＣＴ的组织，以阻止布什连任。这一系列计划被命名为“除草行动“（布什英文即是“Ｂｕｓｈ”，灌木丛，荆棘草之意）。
从青年时代就一直迷恋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论的索罗斯，一贯支持建立一个全球的开放社会，他指责布什现任政府利用“９·１１”恐怖袭击扩张势力、滥用职权、破坏文明自由，而未就建立一个更加和平与平等的世界而努力。
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采访时，索罗斯信誓旦旦地说：“击败布什是我今后的中心任务。” 当被问及为了把布什拉下总统的宝座，是否可以倾其所有时，索罗斯毫不犹豫地说：“如果能确保布什下台，我就干！”
这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作风，换了别人，根本就是螳臂当车，而对索罗斯而言，却不是玩笑。尽管他除了自己的资金以外几乎不管理其他任何资金，但是只要他在有线电视上现身１０分钟，就足以撼动市场。很多人指控他动摇了世界货币的稳定，是破坏国家经济的罪魁祸首。
长久以来，索罗斯在金融方面的传奇般的作为，也是依据政治舞台上的风吹草动做出判断的。索罗斯尤其擅长关注下列情况：当重大经济或者社会问题的走势即将转变成危机（但还没有转变）并全面爆发之时，政客、财长和要员们对之做出的试探性的、片面的反应。由此可见，他不但掌握了世界经济的运转规律，而且还领会到了美国政界人士的行事动机。
另外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索罗斯的钱。从１９６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