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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们不帮他，而是他根本不需要。”一次，在和母亲埃莉诺交谈时，本森和比尔抱怨他们做总裁的哥哥亨利二世。
战争结束后的1945年，本森退役口到了底特律，当然，他也回到了福特汽车公司。亨利二世当然了解自己这个弟弟的到来并不是想与他竞争公司的领导权，所以安排给本森一个闲职，而这也确实符合本森的愿望。虽然本森和妻子伊迪·麦克诺顿是青梅竹马，但是婚后不久，伊迪很快就因本森身上缺乏年轻人的浪漫和激情产生了不满。在本森参军期间，埃莉诺常和伊迪在一起，在她的劝说下，伊迪逐渐消除了对本森的看法。
1948年，亨利二世任命本森担任公司的另一名副总裁，本森开始以为要让他参与管理整个公司的事宜，感到有点紧张。后来亨利二世只把公司生产和销售原来爱德塞在世时设计的一林肯”和“信使”牌汽车的一个分部交给了他，于是本森才松了一口气，天天在全国各地做商业旅行。
在“林肯、信使汽车分部”工作的这段时间，恐怕是本森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虽然本森缺乏亨利二世那样的领导天才和魄力，可是以他的勤奋和努力获得了一定的成就。为了宣传和推销“林肯”汽车，本森就像当年的祖父一样，热衷于参加各种汽车拉力赛，想通过比赛获胜来扩大汽车在公众心目中的影响。善良是本森身上的一种美德，他在陌生人面前从来也不炫耀自己的福特身份，甚至在参加汽车比赛时也常常用化名登记。他也从来不摆架子，和自己手下的技师甚至工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们经常在一起工作到很晚，然后一起去外面的酒馆饭店开怀畅饮。从小就缺乏自信、习惯于服从的本森，也从来不去向布里奇等人的地位挑战，更不用说是亨利二世了。在本森的领导下，这个分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林肯”和“信使”牌汽车频繁出现在各种广告和新闻媒介上，在美国公众中的认知程度非常高。但是，本森有一个致命的恶习，那就是酗酒，他常常在各种公共场合和自己的游艇上彻夜狂欢，最终醉得不省人事，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以致影响了工作。1955年，在克鲁索的怂恿下，亨利二世免去了本森的职务，命令杰克·里斯取而代之、安排本森去管理“汽车商政策委员会”，本森当然也明白，自己在福特公司的前途到此为止了，所以他在伤心之余，行为更加放纵，不久就纵欲过度，特别是因为酗酒使身体受到严重的损伤，心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本森后来迷上了航海，几乎成了一名职业航海家。从1957年起，他就经常因为心脏病而不得不住进医院。1978年，本森·福特死于心脏病发作，终年59岁。他的妻子伊迪为福特家族生下了两个男孩：小本森出生于1949年，林恩出生于1951年。
福特家族的另外一个男孩是老四威廉·克莱·福特，也就是比尔，从运气上来说，他比本森要强得多。父亲去世时，比尔刚满18岁，由于亨利二世和本森当时都在军中服役，而多迪又在怀孕，所以照顾母亲的责任就自然落在了他的身上。比尔陪埃莉诺出去旅行度假，以各种方式转移父亲的去世给母亲带来的打击。一年之后的1944年，比尔按照父亲的遗愿参军入伍，成为美国海军军校的一名学员。按照他的本意，毕业后的比尔想参加太平洋海战，可是后来他所属的部队恰恰驻扎在纽约，所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比尔也没实现上战场的心愿。对把比尔安排在纽约的军中感到最高兴的莫过于他的母亲埃莉诺，因为这样她可以常常去看望自己最心爱的小儿子。到了部队放假，比尔就离开军营，和母亲一起去散步进餐、探亲访友。一次，·他们在纽约的一家高级餐馆里遇到了美国轮胎大王哈维·费尔斯通的妻子伊莎贝尔和女儿玛莎。费尔斯通虽然是老福特的露营伙伴和好朋友，但是埃莉诺和伊莎贝尔之间有很深的交情，所以他们在纽约相遇后相处得很好。比尔很快就迷上了玛莎，两个年轻人相互敬慕，一见钟情，并从此开始通信联系，因为不愿意招致家人的干涉，他们决定瞒着自己的长辈悄悄来往。
比尔所在的部队后来换防到了加利福尼亚，已经逐渐从丧失丈夫的痛苦中摆脱出来的埃莉诺这回没有再跟着自己的儿子，而是回了底特律。不久，战争结束，比尔退役离开了军队。他顺利进了耶鲁大学，所学的专业和当年亨利二世学的一样，都是工程学，夹杂着大量机械课程。在爱德塞的三个儿子中，比尔从个头来说是最矮的一个，可是他也是最具有运动天分的一个，尽管他的两个哥哥小时候也喜爱运动，可是后来并没有坚持下来，而比尔在学生时代一直是一个出色的运动员。网球、游泳、登山、滑雪、橄榄球……在这些丰富多彩、充满了刺激和冒险的运动中，比尔养成了坚强的个性。读书、运动成为他大学生活当中的主要内容，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他和玛莎的恋爱，玛莎这时也在读书，两个陶醉在爱河里的年轻人时常聚在一起，只可惜双方的家人还被蒙在鼓里。
“在我们结婚前，我要去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一切！”1946年的暑假前，比尔对玛莎说。
“可你不是说过律师曾经告诉过你，只有到了35岁你才能继承家族的财产中属于你自己的那一份吗？”玛莎曾经听比尔无意中提到过此事。
“是的，可是我已经年满21岁了，有能力管理自己和应该属于我的一切！”比尔坚定地说，“等我办完这件事，我就向你求婚。”
比尔做到了，他得到了祖父和父亲财产的一部分。1947年6月，两个年轻人终于公布了他们订婚的消息，并举行了婚礼。
福特家族的男孩子们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尽管他们并不是在任何场合都愿意向别人炫耀自己的福特身份，可是在他们的心中，有一点认识是共同的：他们是福特家族的孩子，是福特公司的人，他们这一生的命运是和福特公司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比尔在读书期间就利用假期到福特公司的鲁日工厂实习锻炼，亨利二世还特意把小弟弟任命为公司的一位经理，让他熟悉工厂的各个环节。1949年，完成了大学学业的比尔正式走进了福特汽车公司的大门。
爱德塞在世时，曾经背着老福特把大量的人财物力投入了新一代“大陆”型中高档汽车的开发研制工作，后来在老福特的干预下半途而废。1952年，由约翰·戴维斯领导的负责研究公司是否设计和生产新型汽车的委员会，向布里奇提出应该重新恢复“大陆”型汽车的设计生产工作，布里奇和亨利二世商量后，决定成立福特公司“大陆”车分部，福特第二代的小王子比尔高兴地承担了这一任务，他任命年轻的工程师哈里·科普担任自己的助手，新型车的主要设计师是德国后裔约翰·莱茵哈德。他们三人紧密配合，在年底就完成了新车的设计方案。1954年圣诞节前，这种被重新命名为“马克二型”新型车的第一辆样车终于制造成功。在福特公司的试车场，福特三兄弟分别驾驶新车以100英里以上的速度对新车进行了试验，想起父亲未竟的事业得以完成，他们激动得热泪盈眶。比尔又亲自驾驶这辆颇具纪念意义的样车来到戈科勒角的别墅，请母亲埃莉诺乘坐这辆车，埃莉诺既为丈夫的事业得以完成而激动，又为自己的儿子而自豪。
“亨利，”埃莉诺对亨利二世说，“你瞧，你的两个兄弟就是你的左膀右臂。你们一定要好好合作，共同为我们的家族管理好公司，你们的父亲一定会为你们骄傲的！”1953年，为了纪念福特汽车公司成立50周年，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发表了一张亨利二世、本森和比尔并排坐在汽车驾驶室里的合影。人们对福特家族新一代的崛起叹为观止。
新车在1955年6月投入批量生产，10月起投入市场。这种新的豪华汽车受到了美国公众的热烈欢迎。但是，尽管比尔为这种新型汽车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尽管这种汽车的性能优越，制作精良，可是比尔和这种汽车实在是缺乏商界的成功所具有的那一份运气。新车推向市场伊始，就赶上了两件事，一是全国性的经济衰退，二是福特公司改变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家族企业性质，正在推进公司股票公开上市工作。前者影响了“马克二型”新车的销路，后者则导致布里奇等人决定扼杀“马克二型”汽车的生产，因为按照布里奇的观点：一个正在谋求股票上市取得成功的公司不应该有一条销售出现问题的生产线。于是亨利二世也参与了对“马克二型”车的扼杀阴谋，比尔的雄心壮志从此作烟云散，像自己的二哥一样，比尔也开始借酒浇愁，并且把精力重新放在了运动上。只是比尔的运气再也没有以前好了，1955年11月和1956年春，比尔两次在运动中折断了腿，从此退出了福特公司竞争激烈的舞台。1957年，比尔的妻子玛莎生下了小威廉·克莱，给逆境中的父亲带来了莫大的安慰。1959年，比尔买下了一块地产，后来，他又买下了底特律最有名的“雄师”橄榄球队，然后把球队迁到了庞蒂亚克。从此醉心于球队的管理事务。
继1949型福特车推出并获得巨大的成功后，新生的福特汽车公司成了新闻娱乐界关注的焦点：刚过而立之年的总裁亨利二世，老谋深算的管理专家布里奇，精打细算的财务总管克鲁索以及充满活力、咄咄逼人的以桑顿为首的管理小组（大家习惯地称这个小组的成员为“神童们”），这些新老交替、性格迥异的天才们组成了福特公司的管理集团，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后终于达到了相互间的默契。新型福特车的成功并没有使老布里奇陶醉，在他的提议下，福特公司又在对1949车型进行改进的基础上推出了1950型福特车，在美国汽车市场上与通用的雪佛莱和克莱斯勒公司展开了新一轮的较量。1950年，由于这种福特新车型的出现，福特公司这一年的汽车总销量超过了150万辆，把克莱斯勒公司甩到了后边，离通用公司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了。
“布里奇是一个从不满足的家伙，他肯定又在搞新名堂了。”通用汽车公司的老板查尔斯·威尔逊看着自己面前的1950年度美国汽车市场销售情况报告不无担心地说，他非常了解自己当年的战友，现在已成为竞争对手的布里奇。
威尔逊的感觉是对的，亨利二世和布里奇玩了一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把戏，其实正在忙于设计和生产1952型福特车。朝鲜战争爆发后，通用公司、福特公司等美国企业又一次转人了战争轨道，开始大量生产各类军工产品。由于光顾了大发战争财，一贯以积极创新闻名于产业界的通用公司竟然没有去开发新的民用车型。而福特公司则是“两条腿走路”，新车于1951年在公众面前露面，1952年大批量投入市场，并占据了美国汽车市场的18％，这一年通用公司的市场份额为20％。与此同时，亨利二世还亲自写信给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表明自己的反共立场是多么坚决，“爱国之心”是多么赤诚，当然更忘不了为福特汽车公司争取更多的战争订货。从此，亨利二世加强了公司和美国政府之间的联系，他本人也成了总统的密友。
“我应该让世界知道我，我也应该更多地了解世界。”亨利二世曾经这样说。当年他的祖父老亨利·福特为了能亲自掌握政权，曾经参加竞选参议员，后来，美国总统威尔逊曾经鼓动他准备竞选美国总统，凭借老福特在大众当中的良好形象，当时他距离美国总统的宝座可谓是一步之遥。现在的亨利二世虽有涉足政界的野心，可是这个识时务的年轻人也知道自己的总统梦恐怕是做不成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加强了和政界的联系。后来在总统竞选期间，他全力以赴地支持艾森豪威尔连任，并且获得了成功。作为回报，1953年，正当亨利二世忙于准备筹划福特汽车公司成立50周年庆典时，他接到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打来的电话，任命这个美国“最年轻有为的企业家”和共和党最坚定的支持者为美利坚合众国驻联合国的副代表。在剑拔夸张的联合国会议上，亨利二世作为国家的代表和一名资本家与当时苏联的代表发生了几次交锋，从而在国际舞台上也开始引人注目，这种辩才应该归功于这些年来他为了塑造自己企业领袖的形象而做出的巨大努力。因为熟悉亨利二世的人都知道，原来他讲话稍稍有一点口吃。可是每天早晨，他都打开窗户，一边呼吸新鲜空气，一边大声朗读他的发言稿，这样持之以恒，很快就改掉了口吃的毛病。
“如果我们极力支持的候选人竞选总统失败怎么办？”艾森豪威尔的竞选成功后，亨利二世却在琢磨这个问题。一向沉默寡言的本森向兄长提出了一个建议：作为一名企业界的巨头，最好不要有太明显的政治倾向。当大选来临时，谁的呼声高，当选的可能性大就支持谁。
“那么如果两名竞选人旗鼓相当时怎么办？”
本森瞪大眼睛看着自己一向很崇拜的哥哥：“那么你我各自支持一个不就行了，反正无论谁当选都对我们家族和公司有利。”“如果将来美国再有第三个政党出现，那么比尔当然也有支持的对象了！”福特兄弟哈哈大笑。
就这样，虽然亨利二世参加了共和党，可是后来当民主党人肯尼迪登上总统宝座时，福特家族又开始支持肯尼迪，肯尼迪鉴于福特家族和白宫的良好关系以及考虑到福特公司的巨大影响，特地任命福特汽车公司当时的总经理、“神童小组”成员之一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为美国国防部长，此时正值美国卷人越南战争，福特公司利用自己在政府内的巨大影响又开始发战争财。肯尼迪遇刺身亡后，亨利二世非常伤心，因为他“好不容易才建立了与年轻总统之间的亲密关系”，不过副总统约翰逊就任总统后，为了表明自己对民主党的支持，亨利二世干脆宣布脱离共和党加入民主党。总统当然是知恩必报，邀请亨利二世担任了“全国工商界联盟”主席的职位，使得亨利二世名正言顺地成为美国企业界的领袖。
在1968年的美国大选中，共和党人尼克松和民主党人汉弗莱针锋相对，难分胜负。按照以前那个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计划，身为民主党人的亨利二世没有再“变节”，而是继续以一个民主党人的身份坚决支持汉弗菜，支持尼克松的任务交给了弟弟本森，最后的结果是尼克松获胜。就在尼克松即将走马上任前，亨利二世和本森等人赶到华盛顿，为庆祝新总统上任举行了盛大的酒会，向新总统表明了效忠之意。尼克松当然也是个老谋深算的政客，于是盛情邀请亨利二世担任“全国自愿行动中心”的负责人和“总统劳资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后来的美国总统福特虽然和福特家族没有任何近远亲关系，可是和福特汽车公司上层人物的联系也非常密切。
亨利二世对美国政界施加影响的另一个得力工具是福特基金会。早在1936年，为了扩大福特家族的影响和活动范围，老福特建立了福特基金会，1942年时，这个组织的资产为3000万美元，比当时最有名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要小得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福特基金会获得了巨大发展，特别是福特公司决定把自己的股票公开上市后，大量的A股都掌握在了基金会的手中。根据美国《纽约时报》公布的统计结果，到1973年，福特基金会的资产总额已经达到32．8亿美元，成为美国最大的基金会，亨利二世和本森一起担任基金会的理事。福特基金会对美国政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基金会主席麦乔治·邦迪曾在1961－1965年间出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与当时的民主党政府一起策划了入侵古巴、干涉多米尼加内政乃至侵略越南等活动。基金会的财务主管泰维·贝尔则在肯尼迪政府中管理政府预算，后来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联邦政府预算局局长克密特·戈登等人都是福特基金会的成员。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从60年代起，在历届美国总统的授意下，福特基金会成为研究中国事务的最积极的赞助者。据统计，仅在60年代，福特基金会对设在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的投资就达3000万美元，还有4000万美元投在了美国高等院校中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如哈佛大学、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并培养出了一大批所谓的“中国通”。
“请问福特先生，您把过多的精力投入政界是否是因为您在福特公司地位的削弱呢？”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名伶牙俐齿的记者突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亨利二世笑着看了看坐在自己身边的布里奇和克鲁索，然后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