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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事复杂的明瓦廊，只有她才不仅博得了林培琛、干国勋等人的信赖，也博得丰悌、戴笠这样的人的尊重。
在纪律森严的蓝衣社，也只有她才有那明朗、欢畅的笑声。她的笑声，一直地飘扬在明瓦廊略略古旧、略略破败的园子里。没有她，早期明瓦廊就不会那样清新、那样动人。
然而，这一切就要结束了吗？她就要死了吗？
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射过那朴素的碎花窗帘，照射在她苍白、年轻的面容上。活着有多好呃，看得到那郊外的花草，田野的牛哞，甚至连带着一些腥味的微风气息，都能嗅到。活着多好呃，亲人、恩人，乃至仇人，都在同一个天空下，都能让人以谦卑而感激的心思，去感念这样的人间。
死了，会有一个怎样的世界呢？但即使有天堂，她也不愿意死啊！
她平静地留恋着这个世界。不知道她在临终的回光返照时，对腾杰说了怎样的悄悄话。当傍晚到来的时候，她的眼睛，终于渐渐地阖上了，手也渐渐地松垂下去。一缕头发松软地在她宽阔的额头前。……
在腾杰撕心裂肺的叫声中，一个人永远地消失了。
几十年后，腾杰仍然沉痛地谈到，这个打击对他来说是致命的。1933年的整整几个月时间，他都心神恍惚，一直不愿意相信陈启坤真的已经死掉了。到这一年秋天，因为他的状态一直不能恢复，蒋介石、贺衷寒都相当体谅地做出了一个决定，让他前往德国，一面是散心和忘却，另一面则是“考察”德国的纳粹政权。
事实上，陈启坤的死，腾杰的“下台”，意味的都是蓝衣社清新时代的终结。
陈启坤患上伤寒、去世的日子里，一连串后来震撼了全世界的事件，不时地进入贺衷寒的视野。在赢得德国政权后的一个多月，“国会纵火案”突发了。
“国会纵火案”使希特勒下令取缔共产党。接着是反犹太潮流的席卷，是国会《授权法案》的通过。《授权法案》通过的这一天，戈培尔得意忘形地叫着：
“再也没有选举了！今后一千年的德国生活方式已经被确定了！……”
在这样的声音里，果然，独裁化德国迅速形成了，一个“新德国”的前景展现了出来。它不仅震撼了欧洲，而且震撼了南京。
在这股席卷世界的风潮中，在明瓦廊，贺衷寒开始撰写整理他的一本文集。这个文集点点滴滴地反映着他复杂、丰富、沉重的人生，是他的人生的一个无比重大的转折。他在湖南乡村的日子，他13年前在长沙创办平民通讯社的生涯，乃至他在苏联的生活、在黄埔的岁月、在日本的见闻里都始终坚持的一些令人感动的情怀，就因为这个文集的写作，而彻底地成为了过去。
这个文集有一个简单的命名，《一得集》。
在写作、出版《一得集》以前，贯穿早年贺衷寒面貌的，首先是关注生民疾苦、誓言“改造社会”的情绪。他一方面渴望建立一个“劳动共和国”，另一方面，他希望这个“劳动共和国”能保存、延续那亲切的传统文化。
但在《一得集》里，贺衷寒彻底告别了自己的过去。
他不再有什么“民粹”倾向。在《一得集》里他写到，“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领袖的创造史”。他写到，“需要就是真理。民众组织和民众训练是目前国家民族的需要，也就是目前政治的真理……”；“人们的衣食住行……（应）实行彻底的军事化”。
他不再谈改善民生。他力主推行中世纪的“保甲”制度，以彻底控制民众；他力主推行独裁教育、统制教育，以实现“一个国家，一种主义”；他力求民众生活简单、“朴素”，节衣缩食以重整军备；他要把整个中华民国变成一个大兵营。
这，不就是一个中国式的法西斯社会的图景吗？
就是这一年，管教养卫、保甲制度，乃至他计划的宣扬的全部社会政策，都在康泽的手上，在大半个江西实施了。至于法西斯社会的再一个特征——特务政治，更仅仅在三四个月以后，就要由戴笠对杨铨的暗杀枪声，而悄然开幕。
这不是什么《一得集》，而是蓝衣社成为一个法西斯组织的公然宣言，一个无可抵赖的标志。虽然还要几个月，蓝衣社才修改《章程》，从而使它完全地堕落为一个法西斯组织。但它已经是一个鲜明的伏笔了。
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个伏笔对残留着大量儒学传统、方兴未艾着自由主义思潮、并遭受共产主义运动一波又一波冲击的中华民国，对青年迷惘冲动、但市井乡村迟钝而麻木的中华民国，是一个重大的、富有意味的事件。
6
在《一得集》写作期间，贺衷寒开始重组总政训处，将政训处变成了蓝衣社特别是〃湖南帮〃的私家地盘。〃所有部队、军事院校、机关之政工均归其直接统辖〃，是总政训处的职权。贺衷寒颁布的《政工条例》，它进一步规定，所有军阀部队的政工人员，需由总政训处〃统一委派〃。从此，大批蓝衣社活动家连同戴笠的特务，一起出现在广漠、蒙昧的军阀社会里。他们代表着〃新型〃、〃革命〃的军人形象，釜底抽薪地瓦解着大小军阀的各种社会基础。
5月，康泽的宣传处由二流文人、反共〃疯子〃邓文仪接管，它迅速被纳入了贺衷寒的轨道。一个将席卷全国的法西斯化鼓吹风暴，在这一年夏天被酝酿着。
夏天开始，贺衷寒的意志，在蓝衣社遍布淞沪、两湖、华北的组织网络上传递着。〃铁的纪律〃、绝对的服从，成为蓝衣社上万党徒的头顶悬剑。从这里开始，蓝衣社开始步入它的全盛时期。
用一个月左右时间〃整顿〃完纪律后，1933年5月，贺衷寒提出了新的组织规划：
〃按照'吸收社会领袖和精英'的组织目标，一年里我们把许多优秀分子都吸引到团体里面来了。我们具备了动员社会的条件，现在到了争取群众的时候了！〃
按照干事会决议，这个南京霉雨纷飞的月份，大批蓝衣社干部被派遣往浙江、江苏、安徽几省，从中心城市进入了各个小城市、小县份。据原浙江蓝衣社书记郑炳庚回忆，一个多月时间，浙江七十二县，〃县县都建立了复兴社组织〃。
复兴社从长江中下游拓展开去，形成了它淞沪、江浙、两湖、河南、华北、西北的六大板块。此外，另有大批的保安部队军官、警察头子、县长、士绅，就地成为许多县城、集镇的复兴社负责人。复兴社组织在十几个省、上百个城市、数百个县份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后来〃四人帮〃的师爷张春桥，就是在这一轮复兴狂飙中，带着他20余人的〃华蒂社〃，在济南集体加入蓝衣社的。
这一年盛夏到来时，蓝衣社已在全国24个省区建立了复兴社组织。它的势力延伸进新疆、内蒙、西康等边远省区。
东京、伦敦、纽约、柏林、巴黎等海外大城市，也形成了一个个复兴社小组、区社。同时，秘密援助朝鲜、安南、缅甸、印度等殖民地的〃亚洲被压迫民族大同盟〃、〃亚洲文化学会〃等纷纷出现。《中央日报》曾报道：1933年春，〃在一宴会中〃，贺衷寒曾邀请数十位殖民地代表聚会，南京以日本之后的再一个亚洲霸主的面貌，试图与殖民主义对抗。
韦碧辉等十余名女社员，也组织起了〃远东妇女抗日同盟会〃。
复兴狂飙卷起后，1933年7月，武汉、安庆的由吞并杨庆山堂口而来的两个〃忠义救国会〃组织，成为当地复兴社的〃掩护机关〃。也几乎从这一天起，〃忠义救国会〃从长江流域延伸出去了。
先是胡宗南在西北，组织了再一个〃忠义救国会〃组织，接着，河北的一个大豪强张荫梧加入了蓝衣社。他打着〃忠义救国会〃的招牌，几年时间在河北组织了十万民军。随后，以土豪劣绅、民团头子、会道门人物、地痞无赖、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人物组成的〃忠义救国会〃，也在各地先后出现。它在集镇、乡村都泛滥起来。
此后5年，对这样的人渣有着天然兴趣的戴笠，将使邓文仪、胡宗南都黯然失色。到蓝衣社解体前后，特务处在拥有4万余名职业特务之外，更控制了5万余名〃忠义救国会〃人员。抗战中，这些人被编成5个师的〃忠义救国军〃，直属戴笠指挥。
这个外围组织在其鼎盛时期，共发展人员二三十万。到1933年9月，当〃童子军励进会〃这个一直在〃湖南帮〃手里的，蓝衣社的〃希特勒青年团〃也被组织起来后，蓝衣社一直延续到1938年的组织面貌都浮现出来了。蓝衣社后来以〃法西斯组织〃的标记进入史册，就从这些日子开始的。
贺衷寒有不分寒暑、爱吃狗肉的习惯。1933年6、7月间，贺衷寒的湖南老乡、〃小兄弟〃肖作霖，在一次请贺衷寒吃狗肉时，半是羡慕、半有醋意地问道：
〃贺大哥下一步的计划是……〃
贺衷寒似乎很不屑地、但坚决地回答：
〃到南昌去！〃
第十章第二期革命
1
1933年初夏，南昌西南的宁都深山的一所小庙宇，居住着两名显赫的共产党人。一个是毛泽东，他的邻居是党内有名的笔杆子洛甫。
两人都在这里养病。毛泽东的“打摆子症”，几次险些夺去他的生命，但只要身体许可，他就出现在寂静清凉的庙宇天井，和洛甫不时交谈一两句苏区经济、土地改革、农村工作，乃至闲谈到《红楼梦》。
“28个布尔什维克”严密看管着军人们，不让他们和毛泽东接触。这一天，两名军官带着一瓶白酒，偷偷地来看望他。一杯下肚，毛泽东深深叹息：
“现在已经不是井冈山弟兄的天下了……”
日头一天一天地大了起来，但这流火的气息，分明只让毛泽东感到人生、天地的无边萧索。旧岁的重阳，他曾以“人生易老天难老”、“寥廓江天万里霜”的诗句，排遣着自己的愤郁，那么此际，他又会有怎样的诗句呢？
儿子毛毛在远处玩泥巴，妻子在屋里为他收拾笔墨纸砚。除了进行农村调查，甚至组织走私队贩运盐巴外，他已经成了一个完全的闲人。而他的诗大多写在马背上，只有战地的黄花，才能让他感到“分外香”。
他极目山野，看着轻风和夕阳。他似乎看到了远处的瑞金，看到了更远处的抚州、庐山、南京。这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呢？
但，在任何处境下，他都是一把匕首，他都要挑战，探索，鉴别，反抗。经过几个月的深谈，洛甫已经渐渐地倒向了他。他也开始更加关注山外的局势。
这一个夏天，他几乎不能读到任何党内的机密文件。他的消息都来自公开的《红星报》。这一期的《红星报》，在“白区动态”里，有一则毫不起眼的消息：上海法租界，“杨铨刺杀案”。
1933年1月17日，蔡元培、杨铨联合了宋庆龄、鲁迅等人，在中央研究院组成“民权保障大同盟”。到5月13日，纳粹狂飙席卷德国，无数科学家文艺家被迫流亡。杨铨代表大同盟，把《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的抗议书》交递给德国上海领事馆。次日，《抗议书》在《申报》公开发表。
几天后，一封冷冰冰的、署名为“华”的恐吓信，到达近百名大同盟成员的手上。恐吓信嚣张地声称，倘若再有“异动”，将暗杀其开列名单的56人。
6月18日清晨，早晨的阳光透过杨铨座车的车窗，洒在他的躯体上。但这个平静的、有生机的早晨，也是一个血色的早晨。四支枪对准了他的汽车。蓝衣社党徒以前所未有的疯狂，在租界区执行了它的暗杀。
“杨铨案”震动上海、震动全国。是日，杨铨和他的儿子杨小佛，身体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密集子弹穿透。司机重伤后大难不死。
6月20日，无数挽联、花圈、电报、信件，和送行的人群，聚集到了上海万国公墓。鲁迅也出现在灵堂。“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殓。时有先生亦将不免之说，或阻其行，先生不顾，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鲁迅先生年谱》1937年版）。
几个月后，鲁迅的《南腔北调集》收录的《我的种痘》一文，以充满讽刺的笔调写到：“……即使载在该杀的黑册子上，也不十分惊心动魄了……”
有这样勇气的并不止是鲁迅。7月14日，大同盟发起人之一、作家王造时在美国人所办的《中国论坛》第二卷8期，以《钩命单》为题再次把蓝衣社的行径公布于世界：
“……记者收到未署名之投稿文件，内容为蓝衣社谋杀中国共产党领袖、左翼作家以及各反蒋军人政客之秘密通告抄件，共56人，名单如下……”
该“投稿文件”其实就是那封恐吓信。该信发表后，上海哗然，全国学界乃至外国“友邦人士”一片哗然。蓝衣社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此，“蓝衣社”三字成了无数知识分子的噩梦。
刺杀案、“黑册子”、《钩命单》、“十三太保”，“嫡系中的嫡系”……这个夏天的口诛笔伐，这些片段的记忆，模糊集约为30年代的人们对蓝衣社的简单印象。“蓝衣社”三字像瘟疫一般传播开去。关于“蓝衣社”的种种荒诞不经的传闻，从1933年到1938年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流传着。
鲁迅、王造时等关注“杨铨案”的中外人士，以及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当时都不知道，一气呵成地制造了这些事件的，是蓝衣社的一个“小人物”戴笠。他们更不知道，这个人最无耻的行径，不是恐吓和暗杀，而是针对自己手下的特务的。
作为特务处的“出山第一枪”，“杨铨案”拖泥带水、张皇失措，以致留下了一个心腹大患。那就是叫过德诚的那名特务。
枪声响起后，按照计划，四名杀手即黄埔学生赵理君、原中共叛节者王克全、原青帮打手李阿大和那个倒霉的过德诚，应四散逃窜向四周小弄巷。但第一次执行暗杀令的过德诚在枪声响起后，反而向几个法国巡捕跑去。他先是大腿上中了巡捕一枪，而后作为活口被捕获。
过德诚被捕后，没有吐露蓝衣社的任何消息，但也没有根据戴笠的严令“自杀”。他一直在等待蓝衣社的“营救”。但6月下旬，也就是他被捕后不足十天，几个巡捕要再次提审他时，发现牢房狼藉一片，满地都是饭碗的碎片、饭粒与几叶青菜。过德诚死不瞑目、直挺挺地倒在牢房里。
“死亡鉴定”得出的结论是“中毒身亡”。显然，有人在过德诚的饭食里投毒。与此同时，巡捕房也发现，那个负责送饭的牢头失踪了。
送饭的牢头是潜伏的蓝衣社特务范广珍的“眼线”之一。随着他的失踪，“杨铨案”无声无息地被遮盖下去了。巡捕房那些经验丰富的侦探，虽然有一万个理由判定刺杀杨铨、乃至杀过德诚灭口的都是蓝衣社，无奈他们的手上已经没有任何证据了。
6年之后，戴笠仍然照料着过德诚的遗属和孩子。这一年，已经权势熏天的戴笠，以复杂心态把重庆白公馆附近的一条马路，命名为“过德诚路”，以纪念第一个被“牺牲”掉的这个特务处小人物。
2
《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记载：“1933年，自由主义在中国面临危机。意大利和德国崛起的法西斯主义刺激了中国的效仿者。……杨铨在中央研究院外被有预谋地暗杀，与1913年宋教仁谋杀案不同的是，这一事件从未经过调查。……”
杨铨被刺杀后，“蔡元培……自1933年起便不大公开露面。”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主要堡垒——上海，从此喑哑无声了。大多数西方媒体更认为，延续20多年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被戴笠一枪就阉割了。
就在戴笠的枪声中，贺衷寒到达南昌。
6月8日至12日，五省“剿匪会议”召开。蒋介石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决定对瑞金实施封锁战、持久战、“堡垒主义”三大战略。
为推行“七分政治”，7月，“中央军校暑期政训班”在庐山开班，大约3400名政治军官流水般参加了集训。政训班的主任，正是贺衷寒。庐山的瀑布、石阶、日照，衬托出一个已达到权势顶峰的军人的脸。这张脸是如此踌躇满志，如果不仔细观察，几乎不能发现他下垂的嘴角，以及颧骨上的几点泪痣。在古代的勘舆说法里，这是“苦相”。
接任蓝衣社书记半年多以来，他风生水起，原“孙文主义学会”的几千成员，把持了蓝衣社的各级组织。腾杰的痕迹被他完全消抹掉了，一个在南京看来极为完整、极为统一的湖南人的“蓝衣社帝国”，在他手上出现了。
于是，他开始和“保定系”首脑何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