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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春节，他甚至在集市上摆了一个地摊，代人写春联卖字，以这样微薄的收入帮母亲过了一个年。“康家孩子”的懂事、聪明，因此在四乡八里流传着。
如果说，邓文仪也有过依靠资助、不辍读书的阅历，那么，与邓文仪对家庭的多少轻蔑不同，康泽始终是一个“早当家”的孩子。在早年，他始终以自己单薄的身躯，维护着这个飘零于风雨中的家庭。至于他功成名就之后，他更因孝敬母亲爱护弟妹，成为南京盛传的“孝悌”典范。
如果说，在中学毕业前夕，邓文仪曾以出走的方式来抗拒结婚，并终于走进黄埔天地的话，那么康泽则恰恰相反。他父亲在世时，曾依照晚清四川广为流行的“娃娃亲”习俗，为他订下了一门亲事，但到他14岁，因家贫遭逢女方解除婚约。寒门贫户，自然无可抗争，但康泽从此“更加发奋图强”。
婚约的解除，对康泽一生的性格都有着重大影响。后来他无数次提起此事，一生都以此自我勉励。甚至，在他官居三青团头号首脑、衔至中将的时候，他的日记里还有这样的字样：“穷在闹市无人问，一旦失意，别人就敢轻辱你，过去奉承你的人就会变脸……官场和乡村，哪里有什么区分！……”
如同许许多多经历过苦寒的大人物一样，这是一个凡俗、客观、始终不失市井本色的人。早年的贫寒与“懂事”，注定了他不会有贺衷寒那样逼人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他也不会有邓文仪那“蔫辣椒”的性情，不会有丰悌不合群的特点。他辛勤中夹带着狡黠，汗水里透露着聪明，并以此辅助自己善于窥测局势、把握机会的权术本能。
是这样的形貌，形成了他令人难忘的才能。但才能之外，他的苦寒、“懂事”，一定要出人头地的雄心，也使他有着根深蒂固、市井人物般的性格弱点。几十年后，腾杰谈到他时，一方面不吝言辞地赞誉他“长策略”，是民国和陈立夫并列的两大“组织天才”之一，另一方面，也不无惋惜说他“胸襟不够宽宏”。
康泽一生的前40年有三大“成就”：蓝衣社庞大宣传系统的缔造；震动民国的“别动队”和“新江西”模式；对三民主义青年团长达7年的控制。
正是别动队使他成为蒋介石最器重的学生之一。3年多以后，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把它列为南京政权的三大成就之一；23年以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雄文里，特地把康泽和末代皇帝溥仪当作战犯成功改造的例子。提起他的别动队时，毛泽东说，康泽“并非没有可杀之罪……”
第十一章别动队
1
后来声震民国的别动队，兼有军、政、警、宪、特五大职能，被康泽称为是一贴“万应如意膏”。它首先是一个军事组织，在其鼎盛时期，它下属5个纵队，管辖着2万4千名队员和3个师的正规军。它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曾有过以一个中队（连）击退方志敏部队一个师的战例。
但它又是大半个江西、鄂东不折不扣的“军政府”。在这些地方，它建立了严密的保甲编组、“义勇壮丁队”、民兵组织，操纵着近千万居民的生杀予夺。它的势力后来还弥漫进贵州、四川，操纵了贵州全境、四川大半的政务。从1933年到抗战前夕，它在这广漠的区域内任命村镇保甲长，过问县政府工作，甚至中队长即可“代行县长职权”。
此外，它还监视民间、整饬军纪、执掌交通。南昌行营明文规定，其总数约8千人的便衣特务，任何人都有权调动当地正规军一个连的兵力，可以搭乘一切公私车辆，可以进入一切公私场所。这些特权至少在江西，是得到切实保证的。康泽记得，一次，在南昌的一家剧院，几名别动队特务看上了陈诚副官的靠前座位，为此大打出手，但事后副官却因“违反纪律”被撤职。另一次，别动队特务因临时征用一名师长用车，相持不下时，蒋介石亲自出面干涉，训斥了那个倒霉的师长。
在别动队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南京官场一直流传着它是“御林军”、“监军”，“见官大一级”的种种传说。即使是抗战爆发、康泽称“别动队不复存在了”以后，由它改编成的部队仍直接负责重庆卫戍。
对别动队，许多年以来，一些西方学者都有着种种迷惑。一方面，它推行教育、恢复生产、重建秩序，并且，由于它在贵州的政变，在四川的渗透，八年抗战才有了一个稳固的大后方；另一方面，在它短暂的5年历史里，它以上饶为中心，建立了数以百计的集中营，它并以砍头、挖心、活埋、点天灯等中世纪的野蛮手段，屠杀了数以十万计的民众。一直到1958年大修水库时，几省民工还在山野间挖出当年的骷髅和白骨，斑驳白骨上残留着火烧刀砍的痕迹，一个个骷髅的黑洞仍仰视天际。
在别动队短暂的5年历史里，它一手是“秩序”、“扶助春耕”、“复兴农村”，另一手是令人窒息的镇压、漫天的血腥和大量的死亡。它的始作俑者康泽，也有一褒一贬、截然相反的两个外号，“康青天”和“康屠夫”。
2
因为别动队的“党卫队”性质，它也一举成为已发动“第二期革命”的蒋介石，最为关注的一个蓝衣社组织。9月21日，他离开庐山，轻车简随地抵达星子县。
这一天，在略显简陋的校舍里，面对两千余名特训班成员，蒋介石发表了《革命的心法——诚》的演讲。邓文仪谈到，这是“专对力行社各级干部的特别指示”。出席演讲会的大半人员都是后来的别动队员。另外，“很多在南昌的力行社员也专程赶到星子去参加听讲”。
在硕大的孙中山和自己的画像下，一身戎装的蒋介石显得异常真诚、异常激动。这是一个不同于往昔的蒋介石。20年后，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曾访问台湾，他说在这一次的访问，以及他与蒋介石前后的几次接触中，他“从未见蒋介石笑过”。他认为这是一个“僵硬而呆板的人”。
40年代曾和蒋介石共事的另一个美国人，史迪威将军，更不屑于蒋介石的装腔作势，枯燥无味，他轻蔑地给蒋介石取了一个外号：这颗“花生米”。
不仅外国人。在连篇累牍的关于蒋介石的描述中，机械、沉闷，是几乎所有人对他的共同印象。“时势造英雄”，然而，在纷纭的大时代，这却是一个毫无个人魅力的领袖。他只是自己所代表的权力机器的符号，并且也是它的化身。南京政权一如他的面貌一般，激发不起任何人的好感。
但，1933年的这个特殊的夏天，面对自己的“党卫队”，这个僵硬呆板的人却流露出一生罕见的表情。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似乎在他那空茫的眼前浮现着。邓文仪后来描述到：“蒋氏在此次演讲中，情绪激昂感人，全场为之动容”；“蒋氏所流露的激昂态度，是他（邓文仪）追随蒋氏多年以来，从未见过的”。
他先是阐述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伟大的中国第二期革命，现在已经临到我们头上，搁在我们肩上，绝对的责无旁贷。同时，我们的成功也就在目前！”
他号召“大家要做继往开来的革命党党员，做第二期革命的先锋……我们每个人要为团体、为主义、为革命来奋斗，来牺牲！”
最后，他慷慨道：“从今以后，一定要有真诚的革命党出来！当然我做领袖，要首先以身作则，忠于主义，忠于革命，忠于全体的党员……自我今天将革命团体的特殊精神告诉你们以后，大家要真能从此共患难，同生死，如手如足，亲爱精诚！……”
两三千人鸦雀无声，静静地听完了这个长篇演讲。散会后，许多魁首、党徒掩饰不住脸上的喜悦与振奋，他们一改往日清廉的自诩，走上街头聚餐。星子县凋敝街道的酒楼、饭馆，这一天的生意几乎被蓝衣社包圆了。他们在酒桌上或窃窃私语，或谈笑风生。
几乎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在这个演讲中，蒋介石绝口不提业已腐朽的国民党。他所说的“团体”、“革命党”、“革命团体”，指的都是成员已发展到约7万人的蓝衣社。
蓝衣社作为“三大派系”之首的地位，就这样被蒋介石承认了。一直到40年后，面对自己的儿子，邓文仪都特地强调，从此，《革命的心法——诚》的演讲稿，成为蓝衣社的“基本文件”。成为它权力的依据。
但，出于“为尊者讳”的习惯，邓文仪并没有谈到：作为蒋介石复杂性格、权术本性的表现，也就是这一天，他下令解散“军人会”。
蓝衣社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吸收了一万余名各类军校毕业生，其中大多数是政治军官、宪警人员、特务头目。两年里，它也多少改变了民国脆弱、涣散的图景——官场与民间、官员和社会的严重隔绝，改变了基层官兵得过且过、横行市井的习气。
它更使蒋介石在“二次复出”后，成为了南京无可怀疑的头号人物。但南京的第一生存要务是维系脆弱的平衡。蓝衣社却破坏了这个平衡。政学系首要人物、蒋介石的头号幕僚杨永泰，从1932年年底起就不断地以“养虎遗患”的历史经验来告诫蒋介石，已到了遏制蓝衣社发展的时候。随着几千名“带兵官”的进入力行社和军人会，蓝衣社已控制了南京部队的一小半。更令人恐惧的是，胡宗南、桂永清、关麟征、黄杰、俞济时、宣铁吾等十余名魁首，他们所带的兵都是南京最精锐的部队，是这个政权的基石。
他不怕“蒋家天下陈家党”，但他怕“蒋家天下蓝家军”。失去军权，何来天下？
1932年年底，就是“元旦公告”前夕，他指令腾杰，“停止在带兵官中发展成员”。
1933年7月，就是贺衷寒在庐山开始训练他的3400名政治军官的时候，他就指令一个仍然年轻、前途无量的军官，也在庐山组建了一个“军官训练团”。这个军官训练团以“带兵官”为对象，受训人员将达7500人。
除了他自己，没有人可以代表“黄埔系”。他要使黄埔几千将军、数万校尉重新组合，最终出现三个小派系，即何应钦的保定系，贺衷寒的政工系，和一个新的“武官系”。
他开始冷落如日中天的贺衷寒。在这个庐山的沉闷秋天，凡是贺衷寒的上行报告，他一概批示以“退回、重做”，“昏聩，不会做事”等话语。
他开始指责明瓦廊，指桑骂槐地指出“湖南小团体”的存在。甚至在一些场合，他拐弯抹角地说贺衷寒有“野心”，“脑后有反骨”。这些批评给肖赞育、邓文仪等造成很大的压力。至于性格乖张、原来就不大买贺衷寒账的丰悌，更立即疏远了他。
这一年9月，对被认为是蓝衣社“最重要文献之一”的《一得集》，蒋介石潦草地批注了“不晓大道”、“狂妄”、“可见幼稚”等话语。
这个黄埔建校9年以来一直的“政治领袖”，这个连政敌都不敢就他的个人忠诚加以攻击的“忠臣”，此时开始成为蒋介石的“逆子”。
许多老于世故的官僚都“世事洞明”地看到了贺衷寒的失宠。甚至，连康泽都隐约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但只有贺衷寒自己，虽然也偶尔不解，失意，愤懑，却以容忍、等待的心思，一种“饮冰怀霜”的情结，继续在庐山上奔忙着。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是贺衷寒前半生的面貌。但，当蒋介石不为人觉察地酝酿孵化“武官系”时，他就再也不被信任了。他一生宦海的“三起三落”，第一落就从此时开始。这一落似乎声色不动，但却巨大无比，一个“蓝衣社帝国”的主宰者，一个黄埔系的政治代表，一个南京政权事实上的第二号人物，从此再也不能染指那权力的峰顶了。
意欲夺之，必先予之。当“武官系”已经初具雏形的时候，蒋介石谙熟民国政局规律的眼光、手腕，再次表现了出来。他先给了蓝衣社“三大派系”之首的地位，给了蓝衣社“真正的革命党”的赞誉。而如此慷慨的手笔，铺垫的都是“军人会”的解散。
他新近任用的那个未来“武官系”的首脑，名字叫做陈诚。
还不仅如此。这一天，蒋介石再次下令，把西南人控制下的“革命同志会”的大约一千名失业军官并入别动队。在陈诚之外，他还要在蓝衣社内人为制造一个可以和贺衷寒、“湖南派”、政训势力相抗衡的小组织。这就是康泽、“西南派”、别动队。
邓文仪后来谈道，“……随别动队之坐大，以康泽为首的西南派势力终于成型”。
和“腾杰时代”一样，蓝衣社的“贺衷寒时代”，在短短9个月后就开始落幕了。
3
效仿“党卫队”、解散军人会，使康泽不仅控制了别动队这个蓝衣社惟一的军事组织，还使他通过任觉五、叶维，间接控制了蓝衣社惟一的二级组织。一个康泽与贺衷寒、西南人与湖南人相对峙的局面出现了。
也是这一天，蒋介石亲自把几千名受训人员带到庐山海会寺，编为由陈诚任教育长的庐山军官训练团第四营。
编营当天，蒋介石亲到操场，对他们吆喝起了口令，并亲自点名报数。而后又开始训话。这同样是蒋介石一生中罕见的虽无文采、略显不伦不类、但激情澎湃的训话之一。
他努力地挥动右手：
“同志们、军人们！……你们受训毕业以后，将要负最重要的责任，只要你们能耐劳吃苦、冒险犯难，那么，你们的前途，就是我的前途！你们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你们自己可以完全不要考虑，我替你们完全负责！……”（《康泽自述》）
此后，陈诚公开评价：“……精神和纪律，均以四营为最好。”
何止是精神和纪律？数以千计的前无产流氓者、在各个城市无事生非的前“失业”学生，都已经认识到康泽将给他们带来不可限量的前途。此后几年，别动队不仅是蒋介石的私人“党军”，也是康泽的雇佣军。
在短短两周的庐山集训后，康泽对别动队进行了组织设计。
这首先是一个全盘效仿党卫队的组织。康泽设立了一个庞大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总队部”。总队以下，以“三三制”的党卫队编组为模式。即总队辖三大队、各大队辖三支队、各支队辖三中队、各中队辖三区队，区队下设分队。分队配轻机枪一挺，各成员步枪手枪各一支，自成一个行动单位。
别动队的服装也效仿党卫队，一律灰色军装、灰布绑腿、白衬衫、黑鞋、黑袜，腰扎横皮带。此外，各中队的第一区队“规定为便衣区队，持有特务证”（陈少校《黑网录》），以方便秘密活动。组织上采用“军装掩护便衣，便衣领导军装”的原则，从而形成三层结构，即总队——便衣——普通队员。
康泽对别动队颁布了极其严格、具有蓝衣社和党卫队双重风格的纪律：别动队成员不许辞职，每个人都要做到“生的进来、死的出去”；任何私事都要向上报告，得到批准后方可进行；在江西工作期间不许结婚，不许离开营房，每晚组长都必须组织查铺；等等。违背这些纪律中的任何一条，康泽都有直接处以死刑的权力。
思想控制则更为严格。康泽规定：除《领袖言行》、《力行哲学》、《我的奋斗》等书外，禁绝成员阅读任何别的书籍。
至于成员腐败，康泽更宣布“即使进民宅只取一只鸡、吃一顿饭而不付钱，指导组也可处死”。为杜绝腐败，他首先以身作则。许多原别动队成员几十年后都谈到，在江西的一年多时间里，康泽一直“着士兵服装，穿草鞋”，腰上别着一支匣子枪，这结合他的丑陋长相，一段时间里，许多不认识他的人都以为他只是一个伙夫。
这就是早期别动队的组织状况。1933年10月初，编组完成后，这群大部分装扮奇异、兵不兵民不民的人，这个带着枪管理着一半江西的“马上政府”，就开赴到以抚州为中心的前线和最近的收复区去了。它的总队部驻扎抚州，各大队沿南城、南丰、崇仁、宜黄、永丰等地散开。最后，各支队、中队及区、分队，布置满了各要线、要点。
蓝衣社的“别动队时代”开幕了。
别动队首先开始的，是对前线周边10余县原和平居民的编保编甲工作。编保编甲从社会调查、户籍调查开始。
便衣先进乡摸底，对乡村的人口、结构、谁家有人“通敌”、谁家田地被充公或者瓜分等情况进行调查。这非常类似于后来土改时期工作队的“划分成分”准备。
然后，就是一个区队或者一个分队的“下乡”。这一带的精壮已经很少了，共产党的征兵运动在过去两年内声势非常浩大。这样，他们的小股武装也几乎没有受到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