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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华北溃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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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底的一个夜晚，几名便衣分成两组，潜入天津的日本租界区。正是春节的气息越来越浓厚的日子，天空还飘着雪花，但已经有人不时燃放爆竹了。胡同口奔跑着一些孩子，往来着一些行人。
当夜，“胡、白刺杀案”发生。天津日本租界内的《国权报》和《振报》，是天津主要的两份以亲满、亲日为论调的报纸。但这一个深夜，其各自的社长胡思溥和白逾桓，却在寓所被刺杀。胡死于枪击，白的脑袋则被利斧劈成了两半。
次日，该刺杀案惊动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大佐。几乎不假思索，这个雄心勃勃、但此时相当失意的军人即断定：该案系“蓝衣社、复兴社”所为。
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前身为天津守备队。这是一支历史悠久的部队。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大国纷纷在天津租界区、塘沽一带驻军。是时，日本在华的“特殊权益”已被各国公认，守备队也最为庞大，达1250人。
在漫长的30多年时光里，作为数万日侨的卫队，它管辖着租界区及塘沽的狭窄地带，代表帝国在华北的特权。但满洲事变后，它一下子显得黯淡无光。日本的大街小巷，处处充斥着“关东军一夜就为帝国获得了满洲，华北军30多年还不能赢得山东”的论调。
更大的屈辱则是，就连华北军的扩编也是由关东军带来的。1933年关东军发动的长城大战，以《塘沽协定》为终结。其主要条款就是扩大华北军。
华北军拥有兵员1万余人，是本土、朝鲜、台湾、满洲之后的第五个驻屯军。但“华北利益与满洲利益，都由关东军用铁和血缔造”的声音，追逐着一个个军人，让万余官兵既自惭形秽，又愤懑不已。
酒井隆大佐就是在这一片轻蔑声中，来到天津的。作为一个狂热的“樱会”成员，他喜欢剑与樱花，喜欢比剑与樱花还要美艳的鲜血。他厌恶和平，厌恶市井的宁静。于是，他满意于这个任命，华北与本土不同，是一片危机四伏、同时大有可为的土地。
在从本土到天津的海路上，回味本土和平居民对华北军的轻蔑，酒井的心头却洋溢着一种奉天承运、时不我待的感觉。他坚信，在他的引领下，华北军的历史将被改写。而华北军也将改写他，使他以帝国英雄的形象，进入史册。
他追寻着这样的道路。他要像关东军、“满洲青年联盟”那样组织少壮军人、策动战争，再次制造“内阁所不能控制之事件”，一举吞并华北。
酒井正是“皇道派”成员之一。在他的带动下，一个小小的“皇道派”密谋团体在天津出现了。这群视荣誉为生命的校尉，忍受着整个日本对华北军的轻贱，他们开始推进华北密谋。
在他们看来，占领华北几省，不过是几个中队就能完成的工作。满洲就是一个明证，一个先例。而满洲事变的成功，又和“满洲青年联盟”对当地社会、资源军备的深刻了解有关，和那份标题是《虎卷》的计划有关。
按照陆军惯例，参谋长负责军情特工。华北几省的情报网，隶属于“酒井机关”。这样的酒井机关还压根不存在，但，他们将从组织酒井机关开始，制造一个新的、关于华北的《虎卷》。
2
1933年春天的酒井断定不能想到，等待他和“皇道派”团体的，是不堪回首的两年。
他吞并华北的工作，以“酒井机关”的组建为前提。但这个冠以自己名字的机关，是怎样地命运多舛！几乎是他刚刚接手工作的时候，支那方面的“蓝衣社”、“复兴社”组织就遍布了华北。此后近两年时间，如同鬼魂附体一般，这个秘密组织一个个地、如影随形地破坏着他的机关。
要制定新的《虎卷》，通过汉奸获得华北情报是最实惠的办法。因为任凭怎样的“中国通”，只要是日本人，暴露的可能性就大得多。上任伊始，他买通了前北洋政府官员冯钦三。利用冯钦三，他在北平形成了一个20多人的小组。但1933年4月28日，小组刚刚在北新桥的一个胡同开始活动，它就被蒋孝先的宪兵三团一网打尽，20多人或被公开枪决，或永久“失踪”。
他毫不气馁，立即在江擦胡同布置另一机关，但没几天，全部11个人又都神秘消失。
他在北平设一个点，被破获一个点，在他的地图上，北平还是一片空白。他虽然沮丧，但仍以帝国军人的勤奋、坚忍继续工作。他开始认识到，北平是蓝衣社的活动中心，在这里，酒井机关很难生存。于是他的目光就转向了正太和平汉两铁路交汇的一个城市——石家庄。
他频繁往来于天津、石家庄之间，日夜辛劳，以北平十倍的细致、缜密，苦心经营着这个机关。像独轮车那样，石家庄的组织，终于吱呀吱呀地壮大起来了。他拥有了几十名极为精干的支那特工。并沿两条铁路，渐渐把躯体伸延进两侧的县城、集镇。
依靠这个组织，“华北调查”的工作终于开始了。军备、矿产、市场、社会，都是调查的范围。这个任务是如此的繁重，艰难，他没日没夜地工作。
不久，石家庄组织以“单线联系”的方式，先后发展了两个青年。其中一个北平人在考察期内即被怀疑为蓝衣社人物，经监视、刑讯证实了这一点后，他下令秘密处死。
另一个人是石家庄当地人，极能干，于是两三个月后，他成为领取帝国经费、津贴的职业特工……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也是蓝衣社埋伏在他身边的一颗地雷。
结果不言而喻。这个惨淡经营起来的机关，又在一夜之间覆灭了。只有三两个人逃了出来，像兔子一样躲进他治下的天津租界。
到“胡、白刺杀案”发生这一天，他已经在天津度过两个冬天了。但，不必说“华北虎卷”的完成，就连他的“酒井机关”也仅仅下属两个小组。让他自己都觉得啼笑皆非的是，这两个小组的大多数人员，都活动在租界区内，都在帝国宪兵的保护下。
华北事变遥遥无期了。而随着这两个文人的被刺杀，酒井机关更几乎灰飞烟灭了。
胡、白二人，公开的身份是报人，其潜在身份，却是酒井机关在天津的组长。
雪花不断地飘洒着，酒井的屋里生着炉火，整个房间煦暖如春。他的手边有一杯温热的清酒。
在炉火、温酒的围绕下，他感到的却是一阵一阵的寒意。快两年了，一方面是自己的毫无斩获，另一方面，他一向蔑视的那些支那人，却布置了一个森严诡异的大网，无声地遏制了他和他的团体，遏制了帝国拓荒八极的事业。
他把手边的清酒一饮而尽，以浇心头的愤懑。而后，他孤单地、自己一个人地，用粗犷沙哑的嗓音唱起了《君之代》。这首歌极其粗鄙，但对日本人来说，它却是圣歌，每一个日本居民都有义务用自己的劳作、鲜血乃至生命，去唱这首歌：
“我皇御统传千代，一直传到八千代。直到……”
歌声未绝，门被轻轻地推开了。进来的是他的副官。副官在他的耳边，极低地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是：“关东军，土肥原将军抵天津……”
3
初春的北平有一种特定的悠远和宁静。树芽儿已经在抽条，第一层浅淡的绿色，已经覆盖了这个故都。在中南海恢弘、大气的建筑群中，40岁的曾扩情，正凝神地看着墙上的一幅巨大的华北地图。
这个昔日黄埔的“扩大哥”、蓝衣社年龄最长的魁首，有一种“入乡随俗”式的生活本能。早年四川乡下时髦“读书入仕”，他不顾自己贫寒的出身，跑到北平求学；不久全社会都流行“投笔从戎”，他也被这股风潮卷着，进入了黄埔。“为官作宰”没几天，他就效仿那些大腹便便的官僚，开始娶姨太太、讲究享受。当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长期在四川活动时，他更接受军阀“赠送”的妓女、鸦片、礼品，几十年后还写到“作为一名四川军阀的客人，真是‘别有风味’……”。
但这种性格，在野心勃勃、风格激烈的蓝衣社，却是最不受待见的。4年前的励志社大会上，曾扩情就被认为“学问平常、微有经验，但……腐化不堪、毫无斗志”，从此长期被排斥在决策层之外，“只听命行事而已”。
对此他“颇为失意”，但这失意很快又过去了，他依旧自得其乐地过日子。别人抵制他，他不恼怒；蒋介石训斥他，他顶多辩解几句；蓝衣社与CC团闹得不可开交，他却仍然是陈立夫的座上宾……他不愿意得罪任何一个给过他笑脸的人。
“一个佃农之子，都当上将军了，该知足了”，这是曾扩情的口头禅。或者，正是这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本能，使他虽然一生多历患难，却活到了90岁的高龄？
如果不是“湖南小团体”的没落，不是在朝天宫同样形影孤单的刘健群的推荐，他是不可能成为蓝衣社的“一方诸侯”的。但对此，他似乎也没有特别的激动，几十年后回忆起这个职务时，他也只平淡地说了一句，“对于北平是有所留恋的，而且住在中南海，很想长此安居下来”。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就是那些有才华、有“斗志”、不“腐化”的人，把明瓦廊和朝天宫折腾得四分五裂的时候，他负责的华北分社却依旧团结有力，成为“控制华北地区的一套机器的发动机”。
1935年春，华北分社，是蓝衣社的重镇。
许多年后，CC团大将、当时华北党部的负责人张厉生，还不无感慨地说道，蒋介石任用曾扩情，真是极有“知人之明”，深谙“用人之道”。
1934年4月，曾扩情接手华北工作时，朝天宫正处在瘫痪、小团体林立的局面中，而上海、河南等地的“火并”闹剧正愈演愈烈。此时，华北聚集着蓝衣社的3万人马，即刘健群嫡系的几百宣传、政训人员，郑介民、蒋孝先的几千特务与宪兵，以及关麟征、黄杰的2万余人正规军。
这是一个相当难以协调的人群。刘健群自负、孤立；郑介民虽善合作，但戴笠的身影和风格，却严严实实地笼罩着华北特务；蒋孝先作为皇亲国戚，极为嚣张狂妄、目中无人；最后，关麟征和黄杰身为单纯军人，对蓝衣社无休无止的口水仗、小报告、“小团体”已深感厌恶，正自觉脱离朝天宫的视线。
又何止是蓝衣社这“五魁首”？在广漠的华北，更有背景、关系错综复杂的“八匹马”。保定军校出身的何应钦，政学系的黄郛，CC团的张厉生，这三个大人物代表南京，分别执掌华北的军、政、党。此外，是张学良部、宋哲元部、庞炳勋部，以及步步进逼的日本人和蓝衣社自己。
华北人事纷纷，牵一发动全身。这个图景几乎就是中华民国的权力微缩版本。对曾扩情的任命下达之时，朝天宫的那些“才子”、活动家无不窃窃发笑，认为蒋介石无谋，刘健群无眼，曾扩情必将使华北工作崩溃。
但出乎他们的意料，这个“腐化不堪”的人物，就因为把朝天宫所不屑的人情世故、温厚谦卑发挥到了尽头，短短一年时间，蓝衣社的根系扎进了华北的沃土。在他的笑语和坦诚中，蓝衣社内部和蓝衣社外部的华北权力，包括同CC系的关系，都实现了圆满的平衡。
合纵连横，谦卑厚实，华北蓝衣社迅速膨胀。各军阀都慷慨地让蓝衣社组织涌入各自辖区。以河北为例，拥有数万“民军”的豪强张荫梧，不久加入蓝衣社，使关麟征的学生军训得以大手笔进行；以山西为例，数以百计的联庄“红枪会”组织，都被控制在华北“忠义救国会”之下。
是这个遍布集镇和村庄的耳目网、民间警探网，使日本在华北的谍报网荡然一空。1935年年初，《纽约时报》继评论“南京在北方的威信，终于能坚定地建立起来了”之后，又简洁评价，“蓝衣社（已）成为南京在华北的权力基础”。
这一年春节，在中南海日子越过越惬意的曾扩情，甚至接来了自己的妻妾和几个孩子。爆竹声中，他们在积雪、窗花、炭火、四川火锅里一同举杯，一家人其乐融融。
1935年春天，中日和解的潮流在东京和宁沪都席卷一时。松本重治的《上海纪事》一书，记载了这个短暂的平和时期。他声称在繁华的大上海，他所接触到的无数中国外交官、军人、学者和商人，都表示了中日和解的强烈愿望。
3月，通过重光葵公使，东京表示将在“三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南京，外交部长汪精卫也发表讲话，声称中日合作是“孙中山的主张”。
“石原——广田”政策大大地迈出了一步。当年，按照石原莞尔的建议，关东军开始以苏联为假想敌，编制作战计划。
但这股汹涌的潮流底下，却有无数的礁石。铺垫历史河床的，是千万激烈反日的民众；在河床之上的，是还在长征途中的2万余名衣裳褴褛的志士；是一群群南京的军官；是酒井隆等潜伏在阴暗角落的日本军人。
还不仅是无能、失意的酒井。
与绝大多数秘密组织一样，赢得满洲后，“满洲青年联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巨大的分化。权力上，石原控制着“协和党”，并在奉天通过他的思想和主张，去辐射东京、影响内阁；板垣成为关东军之魂；松冈洋佑先是控制着满洲经济，随后又进入外交部，极力推进日德联盟。
这些人都是“北进”方针的赞助者，有的还是理论提出者，如石原。但也有例外。土肥原就是一个例外。
一张肥胖的圆脸，一脸日本式温和恭顺的笑意，一口流利的、比大多数中国人还标准的汉语……这是一张很容易让人有好感的脸。但在这副令人放心的面貌下，则是花岗岩般坚硬的意志，大理石般冷静的思维，驰骋的想象力和魔鬼般的性格。这就是土肥原。
土肥原有一句后来流传一时的名言，“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胜”。这是他对特工、间谍事业，由术入道的精辟概括。从满洲事变开始，一方面是他的惊人才能，另一方面则是日本民族的嗜血天性，使他渐渐博得了一土一洋两个外号，一是“东方劳伦斯”，另一是他名字的谐音“土匪原”。
土肥原是“南进”主张的激烈赞成者。这一年春天，他潜入天津，出现在华北军参谋部。与酒井一席交谈后，“土酒合流”。
随后，土肥原以缜密的计划、强悍的作风、有力的手笔，使自己的几百名特务与酒井的密谋小组结合了起来。他成为华北阴谋的灵魂。
4月，土肥原派出151名特务，从天津出发，开始了“华北调查”。调查工作进展之顺利，让酒井既目瞪口呆又口服心服。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土肥原就整理出了多达72卷、内容极其翔实的《华北调查》。这份调查使他们“比支那人更了解华北”。
“季孙之忧……在萧墙之内”，熟读儒家典籍、胸有成竹的土肥原，肥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他像一个诲人不倦的汉学教师，对必恭必敬的酒井侃侃而谈。华北缺少日占铁路、“大萧条”的消退、蒋介石“第二期革命”的成就……所有这些，使满洲事变必定不会重演。那么日本如何赢得华北？
他慢条斯理地讲起了石敬瑭自称“儿皇帝”、割让幽云十六州的历史典故。而后重重地一跺脚，“酒井君，一千多年前的幽云十六州，现在就在我们的脚下！”
这个春天，土肥原制定了“以华制华”、分裂华北、不战而胜的战略。它的第一步就是秘密网罗证据，以中国方面违反《塘沽协定》相关条例为借口，驱逐蓝衣社出华北。
天遂人愿。踏破铁鞋无觅处，却得来全不费功夫。正当土肥原、酒井匆忙搜集“证据”之时，在遥远的南京，“郑吉康事件”发生了。
4
郑吉康，蓝衣社组织处的收发员，兼管案卷。
这是被掩盖在历史深处的一个极为琐碎、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即使在有几百名工作人员的朝天宫，他也是一个相当卑微、丝毫不引人注目的角色。许多人谈起他时，都只有隐约的印象，仅仅记得他“很好玩”。即使他的顶头上司，组织处当时的助理干事龙步云，也只记得他“很年轻”，1935年春天才结婚。
卑微、“好玩”、年轻，这是朝天宫的一粒草芥。但几十上百个分社、支社所上报的新成员花名册，旧成员的活动、考评，都要先经过他的手，而后才到达组织处，最后才进入由便衣日夜守卫、戒备森严的档案库。就是这个“近水楼台”的职责连同他的结婚，给蓝衣社捅出了一个空前的大娄子。
郑吉康不仅“好玩”，而且讲排场，重虚荣。为了把婚事办得体面些，他四处借债，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