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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动队的西安负责人公秉藩，几乎是枪声刚刚响起，就在城里的一处民房潜伏了下来。搜捕结束后，他化装成赶驴人混出城门。然后又变卖了驴用作盘缠，逃到洛阳。
别动队的另一负责人唐汝昌，在事变当夜趁乱逃出西安。他一路鼠窜，到达陕西商县后才给康泽打电话汇报事变。
马志超则趁乱化装成一个女人，连夜逃出西安。
兵变当夜，叛兵立即控制了西安电报局，西安与外地的通讯被全面切断了。但这一夜，仍然有一份绝密电报，飞越重重关山，把消息带到了朝天宫、鸡鹅巷53号。
2
拍发密电到南京的，是奉军交通科长蒋斌。这个满洲土生土长的子弟，早已被原调查课收买。是这封电报，使朝天宫比整个南京早7个小时获知兵变消息，它极大地影响了事变进程。
12日下午4时，邓文仪、戴笠同时收到蒋斌密电。一接收电报，邓文仪即以书记长身份，命令西安一带部队开赴咸阳，围攻西安；同时占领潼关，扼守天险，以“应付变乱”。
随即，邓文仪召集蓝衣社的紧急会议。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混乱不堪的朝天宫整整耗费了几个小时，才通知到30余名魁首。当夜8时或9时，会议在明瓦廊举行。
邓文仪简洁扼要地通报了事变。随后，已有一年半和朝天宫不相通气的戴笠，也通报了西安消息。会议确定了三个主题，“营救领袖”、“稳定局面”和“敉平叛乱”。
关于“营救领袖”的方略，武力解决迅速成为压倒性意见。桂永清、潘佑强更主张包围西安，以“实力和行动监视张杨叛军”。
干国勋后来写到，谈及武力解决时，“贺衷寒态度表现最积极”。
接下来是“稳定局面”。这是一个后来使南京哗然的讨论，在贺衷寒的提议下，他们以南京、武汉、上海、开封、北平为五个中心，“检讨了在全国内能控制的区域范围”。
兵变仅限于西安、兰州。按贺衷寒的解释，这么做，是防止各地军阀的连锁反应。但在座30余人都心知肚明，各地军阀“异动”的前提是蒋介石死于西安。也就是说，“检讨区域”为的是控制“蒋后”的中国。
最先检讨的是南京。所谓的“南京区”，含长江下游江苏、安徽两省。这个检讨极其简单，贺衷寒一锤定音：对其他派系，蓝衣社在南京区有着绝对优势。上万名军校在校生，桂永清精锐的教导总队，吉简章的宪兵团，以及数以十万计的内外围成员，足以使南京区一夜变色。
比起南京区，复杂得多、也要紧得多的，却是武汉区。贺衷寒谈到，武汉区“为国家安危所系之地”。它是南京屏障。但要命的是，当时担任湖北主席的，是桂系“三人组”中的大哥黄绍宏。湖南主席何键也被认为“态度难定”。因此，武汉区的讨论整整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蓝衣社在武汉的主力，是俞济时36师、丁炳权保安处，以及人马已多达3万余人的禁烟缉私处。此外，武汉绥靖主任何成睿的部队，在政训处、调查课的多年经营下，已“皆属可靠”。三镇以外，蓝衣社在宜昌、沙市、鄂东武穴、鄂北的襄阳和老河口等战略要地，也都被认为“有相当力量”。
略略检讨后，大多数人都赞成“拥护何成睿”以稳定武汉区。但，一个野心勃勃的决定也被心照不宣地通过了。贺衷寒用了春秋笔法，他谈到何成睿“一向有鸦片嗜好”，每天都到中午才能起床，“紧要关头时，不能负起瞬息万变的责任”。“为策安全”，在何成睿“不能负责”时，应“以俞济时为总指挥，丁炳权为参谋长，干国勋为秘书长”。
三个人中，当时参加这个会议的，只有干国勋。贺衷寒语气严峻深冷地对他说，要“担负起华中党政军大责”！
同时，干国勋被命令10小时后坐早班飞机到武汉，向何成睿转交一封由邓文仪、贺衷寒共同具名的信。这封信把干国勋明确为朝天宫的“驻汉代表”。也就是说，“皇亲国戚”俞济时掌握的只是军事，不能调度蓝衣社的湖北人马。
对上海、北平两区的讨论相对简洁。上海区含浙江、江西，复兴社与别动队势力均极为庞大，“万无一失”。北平区只有特务处势力，不足应付巨变，要务是派出特使，以“安抚”宋哲元、万福麟两部。
开封区的势力，一是肖作霖、萧洒负责的河南分社，另一是蓝衣社完全控制的洛阳空军学校和洛阳机场。由于当夜河南分社无人与会，而能够迅速威胁西安的是空军。于是，开封区的讨论，围绕洛阳的那几十架飞机。
蒋坚忍受命于次日驾驶飞机前往洛阳，一是调动洛阳飞机“监视”西安，再是随时待命，“轰炸西安”！
紧接着，会议讨论的是如何“敉平叛乱”。在武力解决的方针确定以后，它只是一个军队调度的问题。会议先是决定派出几十人作为蓝衣社特使，分赴各省，与各部队长官“联络”；随后，决定桂永清的教导总队三天内出发，以教导总队、关麟征师、胡宗南一部为主力，进击西安。
会议进行到深夜11点的时候，一阵急促的电话惊醒了烟雾腾腾的会议室：张杨“八项主张”的电报已抵南京，引发恐慌。南京各首要人物将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对策。
贺衷寒当即指令：桂永清作为蓝衣社代表，前往列席，随时通报情况。而其余人“继续开会”。
与蓝衣社召集疲塌、却论调鲜明的会议相反，在丁家桥的联席会议，进行得极为迅速，不过半个小时后，一百多人都匆忙赶到会场，但这个大杂烩般的人群，出现了激烈的争吵。孔、宋家族等贵戚力主“设法安抚”，认为这是蒋介石的惟一生机；更有影响的如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主张“立即派兵”。
这一夜，丁家桥的混乱达到了顶点，各种声音此起彼伏，几乎没有“沉默的人群”。争吵中，甚至所有派系、背景、政见和利益的异同，都完全被打乱了。政学系内部、CC团内部，都产生了明显对立的意见。
民国深层次的疲软、脆弱，衣冠顶戴底下的市侩本色，在会场的发言里也充分暴露了出来。这一夜，无数军人政要都出言讽刺孔宋贵戚“只为委员长一人计，不为国家计”。这种刺耳的轻蔑，把孔宋家族当作是大树已倒的猢狲。戴季陶更当众说出了“不能过于瞻顾蒋公安全”的话。
争吵到次日凌晨二时许，会议仍然没有任何结果。此时，“元老”戴传贤再也忍不住了，他从自己的席位上站起，一下子压倒了全部嘈杂的声音。
戴传贤的话语既慷慨又有节制，他认为，大变已生，倘若会议进行如此之久，却拿不出一个决定，国民党将被视为毫无应变能力的党，中华民国将留下一个笑柄。因此，“政府不能失去立场，明日报纸必须刊登中央处置”。
这番言辞平息了会场的指桑骂槐、借题发挥、喋喋不休。但紧跟着出笼的，不过是一个四平八稳、内容空洞的“剿抚兼施”的决议。决议先是罢免张学良的“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接着，按照南京的讨价还价、平衡妥协，进行了人事安排。孔祥熙负责行政院，主战最力的何应钦负责军委会。
这个安排反映了主和派的天然劣势。主和派都是文官，虽然接管了行政院，但在这个非常时期，行政院不能一丝半毫地影响事变进程。反过来，临时产生的新军委会，则反映了主战派的主动地位。
这一夜，经过颇费心思的“推选”，军委会的常委由5人改为7人。除蒋介石依然挂名、何应钦是实力派外，其余5人都是民初遗老、过气将军，如李烈钧、陈绍宽等。他们是上一个时代的遗产，不可能干涉任何决策。何况决议的第六条明确写到，“关于指挥调动军队……由何应钦负责”。
也就是说，要战还是和，就是何应钦的一句话。列席会议的桂永清捕捉到了这个关键，决议刚刚形成，他就匆忙赶到明瓦廊，向贺衷寒、邓文仪汇报说，会议的结果是赞成“何应钦出来与张学良硬干”。
贺衷寒精神为之一振。当夜，30余人继续计议，一直到天色大亮。他们把先前的讨论又细化为五项决定后，才匆忙散会。几十年后，贺衷寒夫人许克黄在台湾谈到，贺衷寒回家时“面容憔悴，显得疲惫不堪”。
明瓦廊后半夜“敉平叛乱”的五项决定，后来被蒋介石视为贺衷寒有“狼子野心”的铁证。在蒋介石看来，第一项“营救领袖、安定后方”，前四个字不过是欲盖弥彰。
第二项是“迅调（南京）附近陆军与教导总队、空军前往西安……”。蒋介石曾以一种深受欺辱的口吻质问：西安附近，密布近百万大军，真要“营救领袖”的话，何必舍近求远？这么做是要一举控制西北。
第三项是命令蓝衣社各级组织进行“全体动员”，以“协调军政宪警切实维护各地方秩序”和“发动舆论”。但，这难道不能解释为蓝衣社要进行一连串的、遍地开花式的地方政变吗？
如果说前三项还可归咎于蓝衣社组织，那么，第四项就可以看作是贺衷寒个人“狼子野心”的明证。它决定广泛发动黄埔学生，联名通电讨伐张、杨。在通电上第一个签名的，就是黄埔的原“政治领袖”贺衷寒。
为什么通电不发动以前的教育长、甚至也一力主战的何应钦呢？谁能说贺衷寒不是想以此捞足政治资本呢？至于最后一项，“团结国民党及三军”，既可以看作是空话一句，也可以理解为政治野心的昭然纸上。
几乎刚刚散会，贺衷寒就布置人手草拟通电文稿。13日中午，176名青年将军在电稿上签名。当日午后，通电发往西安。它虽然也勒令张学良“释兵自缚、待罪国门”，但几十年后，即使蓝衣社首脑自己也认为，通电倾于“讨伐”，它不留余地、措辞强硬，使内战一触即发。
当夜，在无数报童“号外”的招摇叫卖声中，数以千万计的民众纷纷驻足，掏钱购买报纸。他们都在各大报刊的显要位置，看到了这份通电文稿。
也是这一天，桂永清率12000余人沿铁路急速渡过长江。在军列前头横冲直撞的，是一批装甲战车。与此同时，洛阳飞机也第一次出动，呼啸过西安上空、投下通电传单。“轰炸西安”的阴霾，重重地压抑在叛军的心头上。
内战似乎不可避免了。但此时，一个人出现了。这是一个既有贵族的骄横、也有基督徒的宽容与真挚的人，是一个与蒋介石一样复杂、一样被众说纷纭的女人。她就是宋美龄。
此时的中华民国，要这个弱女子以罕见的勇气和决心，去对抗无数叵测的居心，并去斡旋西安的数万叛军和陕北那已获得命运启示的长征子弟。
她也终于改写了蒋的命运。
3
事变当夜，宋美龄在上海。她匆忙搭乘夜车，于13日清晨七时赶到南京。随后，她参加了依然通宵达旦、脑满肠肥的会议。
13日晚的会议，因为这个女人的在场，比前一天更加不堪。贯穿始终的是一百多名达官对这个女人进行的彻底羞辱。当夜会场，“闻左右偶语，竟窃窃私议委员长已不讳”。许多人悄声责骂蒋介石无谋、专横，是“独夫”。而她刚刚开始发言，就有人对她的与会进行攻击，质问她的资格。
她忍气吞声，回避了那不屑的口气，随即声明，她是“以一普通国民”的身份与会，虽然地位微不足道，但自信代表相当部分的人心民意。
戴季陶提出，“为维持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兵讨伐”。宋美龄则抛出了更实质、思谋更深远的观点，来提醒与会者：“……今日国难至此，若无委员长，即不能有任何统一之政府。今舍委员长外，更有孰能领导全国者乎？”
这个观点捅到了与会者的心病。于是，群情激昂，主张纷杂。一些人确信蒋介石已经被杀，一些人说“国家存亡应重于个人之生命”，还有一些人，更说到“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会场态度对宋美龄极其不利。
嘈杂的声音平息下去后，宋美龄进行了她的长篇讲话。这个讲话明确了“兵临城下”、但“不战促和”的解决主张，“……倘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再开始战争，亦未为晚”（宋美龄《西安事变半月记》）。
这个讲话，既是多种观点、多个选择的折中，又为和平解决争取了时间。最后，宋美龄斩钉截铁地宣布，她的朋友、澳大利亚人端纳，以及张学良的儿女亲家宋子文，将以私人身份赴西安斡旋，而在适当时候，她也将亲飞西安，救丈夫脱险。
“欲纠正一切错误，惟有坚持我对上帝及全人类之信仰耳。”
此语一出，会场哗然。它征服了会场里“沉默的多数”，也征服了一群态度最强硬的军人。何应钦表示：愿意等待消息，在20日之前不进攻西安。
宋美龄争取到了一周时间。然而短暂的一夜后，她就看到了一个潜伏的，却更加强硬、更具社会基础的主战势力：朝天宫。
12月14日，星期一。在风雨飘摇的事变背景下，大批军人、普通党员、从外地赶赴南京的各界人士聚集在丁家桥。许多党政要人纷纷上台，对事变发表看法。“元老”居正发言时，神态悲怆，会堂鸦雀无声。
“……必须以最迅速的方法，敉平事变……尤其是黄埔与其他军事学校的学生们，你们的校长，现在蒙此大难，该如何的振臂而起，听你们最高长官的指示，援救你们的校长啊！”
此时坐在台下的贺衷寒，以和自己的地位与年龄不相称的激越，蓦然挺身。他举手疾呼：“黄埔学生在这里！”
在台上的居正，声音戛然而止。这个城府森严的老人似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整个人像失去牵引的木偶那样定格了一小会。而台下，会堂被这一句话搅动起来，一些蓝衣社军人也效仿贺衷寒，纷纷起身。更多的人对这个举动窃窃私语。许多人以或不屑、或似笑非笑的表情，把目光投向了贺衷寒。
当日午后，宋美龄来到朝天宫，她召集在南京的所有蓝衣社干事，试图平息蓝衣社的战争叫嚣。白瑜曾谈到，宋美龄对这几十个军人，苦口婆心，反复强调“不能以大军围攻”的理由，“时孔祥熙、贺衷寒在她左右”。
《康泽自述》写到，这番讲话，“……颇得到听众的好感。”
但贺衷寒始终一言不发。他的冷眼还压制了邓文仪等人的附和。随即，宋美龄前脚刚刚走出朝天宫，他就旁若无人地开始起草再一份文稿，这就是比联名通电更极端也更著名的《敬告民众书》。
这个公开信，先是赤裸裸地把蒋介石当作一个死人、“烈士”，“……全党革命同志与全国革命同胞，誓死以求贯彻其（蒋介石）主张，服膺其教训，遵循其意志，发挥其精神，而与党国之叛徒绝不共戴一天于此世也……”
接着他开始羞辱张学良的人格乃至身世：“就其一己平日观念之复杂，行为之放荡，生活之浪漫，习惯之堕落……不无土匪之遗传”。
随着大段大段文字的行进，贺衷寒还对蒋介石往死路上将了一军：“深知领袖只知爱护党国之自由与生命，从未尝顾及其一己之自由和生命……”。也就是说，蒋介石如果活着回来的话，那他就是一个愧对“党国”的懦夫。
他一气写了千余字。随即，他又遍邀南京将领在这份《敬告民众书》上签名，以恫吓西安。这一次签名的达275人。
公开信次日在海内外发表。印制它的传单，也再次通过飞机撒向西安的各个角落。同时，洛阳飞机已开始轰炸奉军，战争的恐慌前所未有地笼罩着西安。
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此次签名的275人中，悄悄地少了两个显赫的名字。那就是康泽和戴笠。而两次签名中，都没有蓝衣社首任书记腾杰的名字。
《敬告民众书》发表前后的一两天内，朝天宫“全体动员”，“发动舆论”，全国性的“赴难讨逆”浪潮，像狂风暴雨一般地席卷起来。
14日，武汉戒严，干国勋掩耳盗铃地发动了无数“民众团体”集会请愿，要求即刻讨伐西安。十余个复兴社小组组成“救国赴难团”，决定自费前往西安，一时从者如云。规模之大导致了当日火车站秩序混乱，快车晚点达三个多小时。
同日，刘咏尧抵达福州，宣介溪抵达芜湖，刘健群在广州活动，任觉五在成都活动，一个个集会、一封封电报，在他们的策动下都变成了民众呼吁“讨伐”的声音。以芜湖为例，芜湖当时公私学校仅8所，师生数千人，但14日几千人全部参加集会，“在朔风烈烈中集合芜中操场，开联合会议达3小时之久”。
次日，广州5千余人集会，一致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