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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腾杰的失望溢于言表。如果有关当局能够肩负“计划”的使命，还用得着这份计划？他对陈启宇礼貌而固执地表示，“如此做，会使这个计划归于落空”。
当天，腾杰坐火车前往与南京一水之隔的镇江，去寻找他的同窗好友、时任江苏省政府视察员的胡轨。
胡轨，腾杰同乡、同学，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他与陈启宇不尽相同。如果说陈启宇的拒绝，更多的是庸人的圆滑的话，那么，此时的胡轨，更多的是经历过大时代风暴、希望一再落空后的怀疑和失意。这是当年年轻的国民党员的又一普遍心态。一方面，他们怀念过去的热血辰光，但在这股怀旧的情绪下，流露更多的，是对自己参与的事业的深深质疑。另一方面，在日子、官场、时世的巨大同化力量中，他们随波逐流，亦步亦趋，偶尔也花天酒地，也争斗倾轧。他们渐渐地变成一个个在伤痛的清醒和机械的麻木中，去坐地分赃的官僚。
胡轨的态度比陈启宇更加消极，他“根本怀疑这一计划实现的可能性”。他认为在这个悲观的时世里，“大家对组织理论已失去了信心”。因此他建议腾杰，“应先有行动，然后再谈理论”。
“先有行动”，什么“行动”？没有组织，又怎么行动？胡轨没有明说。
两度失望后，腾杰渐渐地把眼光对准了黄埔学生中的一些大人物，特别是原孙文主义学会的首脑们。
孙文主义学会最富影响的首脑，当数它的创始人、黄埔政治领袖贺衷寒。他也是留日学生之一，腾杰与他极为熟悉。明治大学期间，两人同屋而住达一年多时间，彼此友谊很深。一直到1931年的春节前夕，南京军委会组建“政治训练与宣传处”时，贺衷寒才奉命回国，出任处长要职。两人从此音讯隔绝。
但贺衷寒“因公务，常不在南京”。此时，他正在湖南湖北一带的前线。
另一个孙文主义学会的大首脑邓文仪，正随同蒋介石游走、巡视于各个战场，主要是在南昌。他在协助蒋处理各地公文之外，还负责着一个根据他的建议、粗率组建起来的军内特务组织：调查科。
这样，在南京，当腾杰进行再一次的组织尝试时，这些著名的黄埔人物都不在他串联的视线里。因为没能找到他们，腾杰继续遭逢着各种各样的困难。
黄埔一到六期，大约毕业了6000名学员。在离开黄埔四五年以后，黄埔学生在激荡的时世里，作为一个新生、单纯的力量，不可避免产生了富有历史意味的分化。经历黄埔时代、北伐时代和清党阶段，层出不穷的学生党争、社争、观点和社会思想之争，黄埔一系不断分裂。此时，在蒋介石嫡系部队或政府里服役、并继续忠诚于蒋的，大约一半多一些；其余的分别在共产党部队、桂系部队、其他地方部队，还有的干脆不知下落。依靠黄埔一系起家的蒋介石痛心着这个事实，于是在清党后下令，“……禁止黄埔毕业生私自参与政治活动。违令者枪毙！”
腾杰并不是不知道这个禁令，但狂热的情绪支配着他，使他无暇去理会。接连几天，腾杰奔忙在位于丁家桥的国民党党部、位于三元巷的三军总部和位于复成桥的中央党务学校等地，遍访熟识的同学、同乡。他请人吃饭、喝茶，在各个俱乐部活动，试探对方的口风，然后小心地提出主张。但是，收获实在太微小了。他从那么多人的脸上，看到的都是还不成熟的世故、客套和瞻前顾后患得患失。
那都是那么年轻的脸庞呵！
难道，黄埔岁月，以及被称为黄埔精神的那种黄埔人的特质，再也找不回来了？难道黄埔真的只是没有真正成年的人聚集时幼稚的产物？难道黄埔精神不可避免要被这喧嚣、离散的时世所湮没？
腾杰一身疲惫地走在深夜的、灯火萧条的南京街头，陷入深深的艰涩失望。
5
十余天过去了。
“两个人，还是只有我们两个人”。一直到8月底，在南京角落的一条弄巷里，腾杰和陈启坤依旧孤独地对坐着。他们是浩淼民国的一条小船，离东京远了，与南京隔绝着，甚至连一路回来的肖赞育，此时也毫无音讯。
孤单与消沉笼罩在他们的小屋里。腾杰后来这样回忆着自己当时的感触：“我们好像是在用竹篮子打水。我不禁也开始怀疑计划的可能性了。”
在这无边无际的孤单和消沉中，南京越来越暗淡了。但也在这片模糊混沌的背景中，腾杰绝望的面容，和他仍闪烁着微茫希望的眼睛，却显得越来越清晰。
腾杰，1905年1月生，江苏阜宁县阔港庄人。他出身于一个耕读并立的家庭，父亲是庄内的三户地主之一。从7岁到12岁，他在家研读古书，由三户共请的一位私塾先生教导。
15岁时，身躯单薄、残留稚气的他，乘一条木船沿大运河而下，前往“文风很盛”的南通。在咿呀咿呀的桨橹声中走完几十里水路，进入美国基督教会所办的“英化职业学校”读书。从15岁到18岁，在这个生动、活泼、略略感伤、人生初觉醒的年龄，腾杰开始被大时代的风潮吸引着。他研读三民主义，向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他谦卑地面对师长、学长，温厚地对待同学、朋友。并以此为基本，渐渐展现组织才能。
1923年，“反军阀、反列强”运动刚刚开始，一小群上海的学运活动家来到南通。他们把教会学校一律看作是“英美文化侵略”的象征，游说腾杰领导英化职校同学罢课。起初，腾杰“认学校并无不是之处而拒之”。
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对任何学运的积极参与，都不能排除赶时髦、媚俗心态的可能。因而腾杰的这个“拒之”弥足珍贵。他“后被说动”。而一被说动后，他就表现出超乎普通学运的气概。他决定“解散该校”。
当时，100多位同学已大多还乡，腾杰以“自治会长”的名义，用一台油印机连夜印刷信函，邀请分散在苏北城镇、乡村的学生回校开会，“竟无人缺席”。
在全体学生的集会上，腾杰进一步展示了他厚积薄发的组织风格。他要求百多名同学“全体退学”，另谋出路；同时，他也当场表示，他自己将留在南通，“待分配同学入其它学校”后再谋求出路。
全体一致的表决立即做出了。100多人集体退学，并三五成群前往上海、苏州、南京。有的甚至直接回乡，开始继承祖上的田产、铺面。当年夏秋，因为学生走光了，职校果真只得解散。
腾杰前往上海，进入了上海大学，主修社会学系。不久，因为黄埔军校在沪秘密招生，他又考入黄埔，编入第四期步科第七连。从此，这个一夜之间解散了一所学校的组织天才，开始融入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从黄埔，到东京。从东京，到南京。从前的腾杰，经历了很多的成功和失败。但无论多么失败，都没有1931年8月这么绝望，因为他绝望的不是个人成败，而是国家民族之命运。
但在那个动荡的时世里，在一处处街头、巷角、密室，可能每天都有青年谋划着这样的或那样的组织。这些谋划有的昙花一现，更多的却仅仅是一个胎死腹中的念头。在1931年8月的昏沉日子，腾杰所构想的这个组织，事实上也遭逢着这样的局面。
如果没有他对理想的执着，如果没有军人特有的坚韧，蓝衣社会出现么？
如果没有他的未婚妻，那个叫陈启坤的姑娘的话，蓝衣社会不会就这样胎死腹中？
6
比起隐藏在民国史深处的腾杰，陈启坤的面貌更显单薄。对于她，惟一可以猜测的，就是她早年也就学或毕业于南通“英化职校”，因此得以结识腾杰。此外，从她与兄长陈启宇都有的较高学历来看，她应当出生于一个中产以上的人家，早年是受到父母珍视、兄长宠爱的。
这是当年知识女性的普遍背景。在那个年月，许多女性都短暂参与了时代风潮，但也以更快的速度，开始相夫教子、担任贤妻良母的生活。如果不因为陈启坤是蓝衣社创始人腾杰的未婚妻，甚至，如果不因为她是蓝衣社的“赞助第一人”的话，那么，她将是一个早早被时光湮没的普通女性。何况，她华年早逝、未留子息，当坟头青草初初长出的时候，在这个广漠的世界上，除却腾杰，已经没有什么人再念想着她了。
但陈启坤却永远纯洁、年轻地留在蓝衣社的历史里。她能够让人无端地猜测：这是一个“时时微笑着的”、沉静然而大方坚决的女性。是一个能够让人超越蓝衣社的毁誉是非、去单独地看待她的女性。
陈启坤不仅是“赞助蓝衣社之第一人”，而且，她还是蓝衣社构想的“监护人”。在1931年8月的蒙昧南京，十余天的失意艰涩、处处碰壁，已经使腾杰打消了“建党”念头，打算回日本“述职”去。但此时，陈启坤却还坚守着这个计划，她让腾杰“再试试”。
她与生俱来的纯洁和激情，使她执着地，没有反顾地，要以自己年轻的身躯、生命与热忱，去叩启蓝衣社的森严大门。
然后，这个姑娘的祈望落实了，转折出现了。
第四章九月歃血
1
曾扩情，1894年12月生，四川威远人。在土地兼并极为严重的四川，他出身于一个异常贫寒的佃农家庭。艰难的求学之路，伴随了他的青年时代。他一度入学北京朝阳大学，一年后肄业。回到家乡后，因通晓文墨，他担任了一个偏远乡镇的民团教练，但仍然一贫如洗。半生艰难坎坷，直到30岁，曾扩情才从黄埔一期毕业。
在聚集大批毛头小伙的黄埔，已成家立业的曾扩情，显得多少有些刺眼。但其为人温厚敦和，爱护同学，素有长兄之风，因此颇得黄埔学生的爱重，被尊称为“扩大哥”。他并由此开始了自己不动声色的发迹。1926年，作为第一个学生代表，曾扩情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兵进南京后，因人缘和品质，曾扩情的官场轨迹更加圆熟顺当。为团结因清党、政争而分裂的黄埔学生，他被任命为中央党部秘书、党部军人部主任秘书，负责军内“清党”工作。他并兼任黄埔同学会主任秘书，实际主持了黄埔同学会。
正是这个貌似轻描淡写的“兼职”，使曾扩情不仅是亲切温和的“扩大哥”，他还成为早期黄埔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几十年后，他曾这样概括黄埔同学会的权限：“无论毕业与未毕业的同学，均须在同学会的监督指挥下……同学会不仅对同学有任命罢免之权，而且有生杀予夺之权。”
从投军黄埔开始，不过六七年时间，那个昔日四川乡下的穷汉，不仅置办了公馆、汽车，还娶了几房妻妾，生了一群儿女。他案牍奔波、大腹便便，似乎已湮没进南京昏聩的官僚众生图里。虽然三四个月以后，他就再上台阶，成为黄埔学生中第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但他从四川乡下带出来的、那恍若泥土的个性和气质，却一直没有被消磨掉。他野心不大，才能不显，善于倾听，乐于助人，容易谅解，让人放心。这样的人，注定不会是一个群体的领袖，但往往又会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发生作用。
8月下旬的一个天色阴沉的早晨，已经走投无路的腾杰，终于走进曾扩情在南京中山路的办公室。虽说是“同学”，但黄埔学生人数众多，他们仅仅见过几面而已，谈不上熟悉。何况，一个江苏人，一个四川人，一个四期生，一个一期毕业，又一直没有共事过，哪里攀得上什么交情？
来这里，腾杰抱的是“碰运气”的心理。这一天，南京暗淡瘫痪的气息，也笼罩在这间办公室里。但，刚刚进门的腾杰，看到四面墙上悬挂的一张张黄埔合影时，他的心头却蓦然产生了一种坚实的感觉。
然后，他看到了笑吟吟的、心宽体胖的曾扩情。
曾扩情热情接待了腾杰。寒暄过后，两人从黄埔东京同学会谈起，渐而到东京的黄埔同学，一些南京人物，最后还提到了旧年黄埔的风物人情。叙谈过程里，不断有电话、访客打断了他们；在人多嘴杂的办公室，腾杰也没有直接进入话题。但他显然给曾扩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黄埔是他们持久的纽带，而他的年幼十一岁，他显而易见的激情和聪明，更让曾扩情喜欢。
这样，当腾杰邀请曾扩情中午一起吃饭时，曾扩情立即答应了，只是说，“晚上吧，时间多些，可以多谈。还有，请客的理应是我，哪有学弟请学兄的道理？况且又是从日本那么远回来，算是为你洗尘！”
这个晚饭，是在曾扩情常去的蜀陕菜馆吃的。两个人都穿着便装，氛围显得很轻松。但酒过两轮之后，气氛就严肃沉郁起来。腾杰将话题引向日本之野心，国家之内乱，引向内忧外患。腾杰说话，慷慨直接，不时让曾扩情悚然心惊。在道貌岸然、满是官场套话的南京，他是听不到这样的耸听危言的。
这个晚上，他们叙谈到非常晚。8月的南京素有“火炉”之称，但这一天稍稍凉快些。从饭店出来，他们又散步在暗淡的街头，曾扩情坚持地把多喝了两杯的腾杰送到住处，然后一个人步行回家。
这一夜，在曾扩情公馆十里开外的一个普通弄巷里，腾杰与陈启坤也几乎一夜未眠。夜越来越深了，打更人的嘶哑声音，从弄巷口一阵阵地传扬进他们的房间，给他们带来了一些诡异的意境和回忆。
在暗淡的灯光下，腾杰与陈启坤商议决定：腾杰再访曾扩情办公室，以回请的名义，邀请曾扩情吃饭，并说明计划，“寻求赞助”。
这是腾杰拿自己的前途乃至身家性命进行的一次赌博。时世艰险、人心叵测，他和曾扩情只是初会，谁说得清在那“扩大哥”的声名、满面的笑容下，隐藏的是怎样的心机呢？
可以肯定的只是，一旦腾杰说出计划，曾扩情绝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要么参与，要么就得立马调查逮捕腾杰。这当中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因为他所负责的黄埔同学会，其最重大的任务就是监视镇压这样的“政治活动”。
因此，这一去的结果，要么化蛹为蝶，要么飞蛾投火。这天中午，层层阴霾依旧覆盖着南京的街市。连日的奔波和少眠，使腾杰的脸色显得异常疲惫。他换上了一身笔挺、严严实实的军装，而后大步地走出弄巷。
在弄巷口，腾杰招呼了一辆黄包车。黄包车不紧不慢地走着，一路上处处可见的，仍然是泥泞、饥民。雷声远远地轰鸣着，随时会有一场暴雨。而路途不断地缩短，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不出他所料，对这个邀请，曾扩情又痛快地答应了。
这一天，也就是公元1931年、民国20年8月下旬的某一天，同样是在蜀陕菜馆的一个单间里，腾杰对曾扩情全盘叙说了他的计划。
由于年代久远、人物故去，对这次会面的具体情景，后来有一些不同的回忆和记录。比如台湾的一本出版物就写到：曾扩情“阅计划后，大为赞赏。他满面笑容，拍着胸脯对腾杰说‘实获我心’”。而另有人回忆称，曾扩情不是满面笑容，而是泪流满面。
于是，在蜀陕菜馆的那个单间里，蓝衣社如同种子一般，终于执拗地发芽了。
2
在蓝衣社的酝酿、形成阶段，“聚餐会”始终是一个富有意味的纽带。在各种有效的权力手段都瘫痪、破碎的情况下，人物、组织和事件，都通过私人的聚餐会得以汇集。在东京如此，在南京更如此。
大约是8月底、9月初的时候，由曾扩情邀约的第一次聚餐会，在南京蜀陕菜馆或浣花菜馆进行着。原定邀约十余人，但最终到会九人。这九个人除腾、曾之外，还有丰悌、邓文仪、周复、娄绍恺、李秉中、蔡劲军和张本清。清一色的黄埔学生，大多毕业于黄埔前三期。此时，除曾扩情、邓文仪军衔少将外，他们大多是校尉军官。
也就是说，这是南京的一群次要人物。此外，当时带兵军官有枪有饷，手握实权，他们却大多是政治军官。以其中地位较高的丰悌为例，早在1927年，也就是他24岁时，他就出任第一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是黄埔一期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此时，他担任中央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算是军事教育系统的一员大将。
黄埔三期生周复也如此，他是1931年2月和贺衷寒等从明治大学归国的20余人中的一个，此时担任中央军校政治部秘书，并兼《东亚新闻报》主编。
“军校派”之外，李秉中和蔡劲军两人从事军事情报工作，是“特务派”；娄绍恺和张本清是旅长，属“带兵派”。最后，邓文仪既是蒋介石侍从秘书，又是特务组织“调查科”科长，身兼“侍从”、“特务”两派。
这九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