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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同时，日本在上海的驻屯军、日本本部、关东军均有异动，大量迹象表明，日本将对上海动武。
蒋的复职，真的只是三五天的事了。
1月下旬，在溪口老家养好身子、想明白了一些问题的蒋介石，优哉游哉地带着一大群侍从、警卫，由老家的艄公、脚夫护送，从水路出发，沿途过宁波、经杭州，一点都不着急地向南京进发。乡亲知道他行将复职，人人兴高采烈地欢送，鞭炮声响彻了溪口小镇。一坛一坛的米酒被乡里人抬回，溪口比过年还热闹。连极其骄傲、看不上乡间人的宋美龄，也感动于这种浓浓的乡情。
年轻力壮的子弟，艳羡地看着那些又要随同去南京当大官、享大福的邻居。蒋介石站在船头，他频频挥手，向乡亲们道别。他目光迷朦，似乎在远望南京，远望中国。船越行越远，奉化水乡的景物渐渐模糊了，渐渐看不到了，这时，邓文仪才小心地奉上大衣，提醒他“船头风大，请校长进船舱休息”。
但，并不总是那么闲适。多少次，他经历失意时，总是在那个小镇，积蓄力量，思考总结，遥控南京，在宁静的氛围里，进行着各种惊心动魄的计划。此时，蒋介石更像任何一个面对新挑战的大人物一样，用平静来掩饰自己心里的澎湃情感，自己的王霸雄图。
“老家多好，老家人多好……”蒋介石喃喃自语。
但更好的是权力。就在他离开老家的这几天，他终于在杭州紧急召见了腾杰、贺衷寒、康泽三人。这三人是力行社“筹办最力者”，他们在前往杭州的路上，就议定见面时称谓蒋介石为“领袖”，而不是原本的“校长”。
这个称谓结合蒋介石对那个法西斯意大利“领袖”的兴趣，是此后几年历史精确到极点的一个预言，一个伏笔。然后，在杭州迷人的西子湖畔，夕阳斜斜照射着雷峰塔的时候，一场关乎民国命运的对话开始了。
关于蒋介石密召三人时的对话，资料非常简略。一些历史学家也只是含糊地谈到，“他开始的态度并不明朗……他同他的学生一样，对政府内部存在的士气低落、追求个人私利、腐败等现象也表示了忧虑。此外最重要的是，他了解到这些军官对他个人的忠诚”（《蓝衣社的建立》）。
然后，他先是宣称自己支持他们。“但是，”他话锋一转，“你们年纪很轻，经验不足，怕做不好，让我来指导你们吧。”
片语释兵权后，他又表示了他对力行社组织状况的“不满意”。他说，他需要一个更“正规一点”的组织。于是他指令三人立即制定《章程》和《纪律条令》，并且，要多注意借鉴“复兴的德国和意大利运动，或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密谈一个多小时后，腾杰等三人起身告退。这时，一个颇为戏剧化的细节又发生了，蒋介石告诫道：“你们是我的学生，领袖，别人叫我可以接受，你们还是要叫我校长。”但颇谙蒋介石风格三昧的康泽，从这片语里立即知道，从此以后，“领袖”称谓将弥漫在二郎庙乃至南京了。
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后，这群年轻的军官，开始展现出惊人的才华。他们抱负远大，忠诚团结，行动迅速，仅仅这一点，在那个离散时代，在“一盘散沙”的权力构架中，就决定了他们的作为。何况他们的背后，是一个当时中国最有力量的军人；何况，在他们这里，集结了这么多的背景、阅历、思考方式和特长。
他们注定要崛起。
在接受了蒋介石支持的那些人里，包括着各种各样或清晰或模糊的面目。他们平均年龄30岁，大多毕业于黄埔前四期，一般都出洋留学过，但地位大多还都处在中下级别。在组建力行社以前，他们的前途莫测，才能参差，有的还一直是不得志的可怜虫，比如戴笠。
但自从组成力行社后，他们以一个群体的面貌出现，渐渐领导起后来席卷全国的蓝衣社运动。在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成了中国青年的领导人。虽然分化开始了，有的发迹，有的沉沦，有的权可倾国，有的身败名裂。蓝衣社给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舞台。
在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用千奇百怪、层出不穷的方式，执导着短暂的中华民国三次复兴运动中的一次。这三次运动，都由青年发起，但只有它承前启后：它是前一次黄埔初潮的继承，又为后一次，就是15年后蒋经国领导的币制改革、社会改革工程，提供了自己的遗产——三民主义青年团。
三次复兴中，它持续时间最长，声势最为浩大。
这也是最不光彩的一次。虽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众多的观察者都只能对它进行某个片段、或某个具体事件的阐述，但所看到的，哪怕是那些较次要的活动，其蓄谋、策划、组织、手段，也无不令人毛骨悚然。至于它所组织的暗杀自由主义学者、迫害民主人士的最臭名昭著的活动，更让后人不愿看到它再出现，并渴望产生它的土壤，也永远过去。
仅仅从康泽所起草的简洁的《纪律条例》，就可以看出这个组织的阴森面目。连写着《条例》的纸张上，都飘泛着恐怖组织的残暴气息：
“（1）不得违背主义和领袖；
（2）不得违抗命令；
（3）不得泄露机密；
违犯以上各条之一者，处以死刑
（4）不得有小组织活动；
（5）不得偷生怕死；
（6）不得贪赃枉法；
（7）不得吸食鸦片；
（8）不得娶妾；
违犯以上各条之一者，处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
他们用自己拟订的条例，来替代法律！而且条例制定得如此宽泛，可以让组织内有权势的人随意裁决，生杀予夺，随心所欲。这是一群无法无天的人。
更可怕的是，他们不仅仅对自己残酷、凶狠，他们还要以这样的规则，来引导整个的中华民国，来买断青年的未来，并试图永远地禁锢住人的思考，禁锢住作为子孙的我们。在其鼎盛时期，他们在所有青年人聚集的地方，设立了无数组织，控制内、外围人员在50万到100万人之间，并把数以千万计的青年，拉入他们所控制的社会活动。
他们的影响还延续到了1938年蓝衣社解体以后，并一直到了1949年。仅仅1944年他们所号召的“十万青年十万军”知识青年投军运动，就把十几万青年训练成党化教育最彻底、战斗力最强的部队，然后送上内战战场。在同室操戈的战争中，10余万人大多阵亡、负伤。
所幸，民众并不总是愚蠢的。
3
康泽之外，腾杰在《章程》里，也勾勒了层次鲜明、金字塔状的组织图形。
力行社是业已存在的，它由黄埔学生和少数优秀人物组成，其选拔、入社，均需有两名成员推荐，蒋介石亲自批准。它是蓝衣社组织的领袖层，指导着整个蓝衣社的未来，并操纵着所有下级“团体”成员的前途和生死。它规定，除非组织解体，其成员终生不许退社，违背者处决。这是蓝衣社的第一条铁律，叫做“生的进来、死的出去”。
这时，力行社的成员就是在二郎庙的60多人；直到蓝衣社解体时，它也只发展了300名成员，顶多也就是后来土肥原机关所说的“528人”。那时，进入力行社已经变成一种殊荣，它不仅可以为自己带来特殊的擢升机会、结识高层的便利，如果“组织上”不追究的话，经常还可以躲避法律的制裁。因为力行社的态度，一般来说要比法律管用得多。
“生的进来、死的出去”的铁律，同样适用于蓝衣社还不存在的下级组织。腾杰计划在力行社的底下，设立“革命青年同志会”和“革命军人同志会”两个二级组织。军人会面向军官，它将以力行社成员一开始就控制了的黄埔同学会为“掩护和利用机关”，各地的黄埔学生，年年一拨甚至几拨的中央军校毕业生，都将被纳入它的轨道。
革青会则面向军界以外的“精英”，党员、文人、警察、学生领袖、新闻记者、中产人士等，都在它的目标之列。与军人会的首脑一样，它的首脑清一色地由力行社成员担任。只有这样，“以黄埔学生为领导、结合全国文武精英”才能落到实处。
这就是1932年初腾杰所规划的蓝衣社。用晚年腾杰的话来说，它将成为涣散的民国社会，一个隐蔽的“核心组织”，并领导起一个“精英”的而非群众性的社会运动。
现在，万事俱备，蓝衣社兼有正剧、悲剧、闹剧等多种意味的历史，似乎可以正式开幕了。2月下旬，已出任军委会委员长、当时正忙于上海防卫的蒋介石，再次召集腾杰等人密谈。
这个见面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在南京2月的阴冷夜晚，28名军官奉命赶往远离市区的中山陵园附近的一处平房。或者，蒋介石是想借助中山陵崇高威严的神秘感，以完全接管力行社的权力？
干国勋在《回忆录》里曾详细描述了前往中山陵的路途：
“先一日由腾杰亲往每一人处，用口头通知，以示郑重……场外没有设置岗哨卫兵，仅由戴笠一人负责联络、警卫之责……没有议程，也不拘形式。蒋先生坐在靠西北面墙壁的一端，上悬总理遗像遗嘱，前置写字台，邓文仪坐在他右侧，面前置长方形茶几做记录……”
黄埔学生们无声地挺直了身板，像是开一个军事会议。但它事实上是重组中国社会的会议。要求来这么多人，也因为蒋介石老练的政治眼光，他要杜绝办事的人成为寡头。
蒋介石已伤心于黄埔学生中的党争。据说，在接见贺衷寒等三人时，他曾经集激将、留余地、先拒后予等手段于一身说：“你们组织不起来的。今天组织起来，明天就闹意见……不过，也可以给你们试一试。”但从他在如此危急的军务中仍然抽身召会，就可以断定，不是“试一试”这么简单。
按照蒋介石的示意，军官们依据从黄埔毕业的时间前后，开始发言，陈述他们对国家的忧虑和希望。第一个发言的是声望最高的贺衷寒。他挺身直立，满是情绪，慷慨陈辞，说到激动处眼含泪水，一下子抓住了蒋介石的心。此后，蒋介石一直屏声静听，没有发言。除非是口音极重的一两句话，在没能听清楚的情况下才要求复述。
贺衷寒整整讲了接近一个小时，才敬礼坐下。此后是胡宗南、桂永清等人。黄埔热腾的生活，训练出了军官的忠诚意志，也训练出一个个军官的好口才。他们的讲话一直延续到深夜11点，而这时只有7个人发言。
蒋介石是个生活规律非常严谨的人，见到夜已经深了，他打算回市区去。但是一席对话，已让他感慨万千。他被感动了。于是他宣布：“……明晚此时此地，继续开会。明天的时间不够，那就后天，一直到你们谈完为止。”
次日晚上，在一个黄埔二期学生发言后，戏剧性的情节发生了。已经谈过想法、表达过忠诚的桂永清又突然站了起来，要求允许他再次发言。
所有人，连同腾杰，都被他的大胆惊住了。
4
桂永清，江西贵溪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时年32岁。经历龙潭、惠州等以艰苦著称的战役，他积军功年年递升，先后任教导团连长、第一军特务营长、编练团长等职。后作为第一批留德学生，被派赴柏林，学习装甲兵战技战术。
这是一个“实干家”。在德国，他曾以自己的吃苦耐劳、谦逊诚实，博得教官、同窗一片赞誉。他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掌握了以精深著称的德语；作为缺少理工知识训练的人，他更时常在深夜钻研课程。前后两年的拼死努力，终于获得回报，他最终以当期学员前三甲的优异成绩毕业。
毕业后，桂永清留在德国使馆担任武官职务。他的严谨习气、刻苦态度，也渐渐闻达于南京军界高层。不久后，军令部长何应钦以侄女配其为妻。
但，最能够表现桂永清形象的，却是隐藏在图书馆深处的一些陈旧文字。当年的一些独立报纸记载：1935年，蒋介石举行中国童子军大检阅仪式，是时桂永清任评阅长。当他巡视到满洲代表队时，他看到的只有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此时，桂永清一下子想起了满洲沦陷的土地。他不顾军人的威严，顿时泪流满面。如果不是还有评阅任务，他肯定会放声大哭。
一直到报告蒋介石时，桂永清仍然哽咽。
这是万余名童子军代表共同目睹的一幕，会场因此寂然无声。从满洲流亡到淞沪的几十个孩子，也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放声大哭，哭声连成一片。素来注重军仪的蒋介石，眼角也略略湿润了，他亲自走到孩子们的面前，温言勉励。
从此，桂永清被认为是“黄埔军人之楷模”（蒋介石语）。
而在1931年的初冬。满洲事变爆发后，在德国的桂永清，接到蒋介石的密令，迅速从德国出发。他“一去万余里”，一路经由中东铁路，走过漫无边际的西伯利亚，跨过乌苏里江，最后到达满洲的林海雪原。
那时候，在五千里外北中国的一角，满洲的冻原上，由北海道渔民组成的日本札幌师团急速推进，意欲席卷北满，满洲军阀马占山部逐次抵抗，已经撤退到林海雪原的边缘。
这一天傍晚，马占山正下令“杀马为食”，卫士急冲冲地来到他的帐篷外，交给他一张两指宽的电文：“……特令桂永清往你部劳师。蒋中正。”
找到马占山部的营地时，满洲的第一场雪已经下过了。在高耸深黑的原始丛林的掩映下，马占山部队已经人疲马惫，但士气却仍然高昂着。桂永清决心为满洲保留下这个最大的抵抗力量。他与普通士兵握手，与伙夫寒暄。他的诚挚和热烈，博得了阅人无数的马占山的信任。史料记载：从此，马占山感到“应为中央分忧”，而决心在黑龙江的冻野上“抵抗到底”。
临别马占山部时，桂永清向南京发密电，指出该部“经济困难”，怕难以持久。然后，他由马占山部护送，秘密潜入蒙古东部地区。
他也迅速地和众多蒙古的王公、首领成为朋友，赢得了这些成吉思汗后代的尊重。在马头琴的弹奏、烈酒的浇灌和草原的漫漫视野中，他的满蒙活动“不辱使命”。
然后，已经去国有年的桂永清，以牲口、步行、汽车、铁路等方式，艰难辗转地回到南京。但几乎还没有安顿下来，他的旧日同窗贺衷寒、腾杰等，就邀约他到拔提书店聚会。
短短的一席交谈后，桂永清成为了力行社的新成员。
一个黄埔五期学生后来谈到：他“不仅很有军人本色，对政治见解和历史亦具相当眼光。……加入力行社后，他经常到筹备处工作”（干国勋，《回忆录》）。
就这么一个黄埔军人，在蒋介石面前，请求再次发言。
在所有人的惊愕中，蒋介石示意他开口。于是，在这一处苍茫的平房里，一个后来被史学界认为是“有意义的插曲”出现了。
桂永清言语铿锵，说他“希望能够为校长推荐一个人”，他称这值得他鼎力推荐的人为“对护党救国有‘具体计划’的杰出人才”
这个人是个文人，正担任他的叔丈何应钦的机要秘书，名字是刘健群。
第六章蓝衣社之春
1
刘健群，1902年生，贵州遵义人。他的一个幼年朋友后来写到，他“老家住在新城石门坎。从他家屋侧的巷子进去就是陈公祠。父亲早年在本街开帽子铺……”在遵义，这是一个既不贫寒也不算太宽裕的人家。
他早年的日子是平和的。但辛亥革命后，在兵匪统治下素本贫穷的贵州，“人民生活的困苦，几乎没有语言可以描述……这一幅血泪图，我从小便感受最深，长大成人活到几十岁之后，思之犹有余悸！”（刘健群，《艰困少年行》）
这形成了他关注大社会、大民生的性情。17岁那年，作为县城弄巷的一个出色子弟，他考入了贵州省立法政学校。就是这一年，“五四”风潮席卷全国，也波及到贵州。刘健群因缘际会，以学生身份加入了初初成立的“少年贵州会”。
“少年贵州会”受五四气息的影响，汇集了贵州最优秀、最具现代气息的一批青年。其领导人包括后来名重一时的何应钦，以及“现代宪兵之父”谷正伦等民国要人。不久，刘健群即出任《少年贵州报》主笔。
对法理、制度的熟悉，加上撰稿磨砺，使刘健群历练出了一副好口才。他的一个朋友曾谈到：“刘谈吐风趣，以擅长雄辩、演说驰名。……事后听人说，中国的演讲，第一数孙中山先生，其次是汪精卫、黄郛，第四就要算刘健群了。”
这副口才连同何应钦的发迹，使刘健群平步青云。1930年中原混战结束后，一批批部队被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