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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青会的使命是成为辖区内“每一民众团体……无形的领导核心”。许许多多的市民，就在这个春天风闻到了蓝衣社的存在。
至此，蓝衣社一举成为南京的三大派系之一，民国新的权力格局出现了。几十年以后，易劳逸教授写到：“（国民党）党内派系泛滥……其中最大、最具影响的派系是CC系、政学系以及黄埔系……在1932年到1938年间，黄埔系有效运作的核心，是一个纪律严格的秘密组织，闻名的蓝衣社。”
这番论述，被收入了《剑桥中华民国史》。
这个春天，八宝街还发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迟迟没有任命的特务处处长，终于下达任命了。担任处长的，不是控制着颇具规模特务势力的邓文仪，不是早早显示了特工才能的郑介民，而是流离沪浙十年、一事无成、曾经偷鸡摸狗，在家乡几次诈骗、屡受殴打、名声极差的那个从前的流氓，后来变得勤奋含蓄的戴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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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建设之外，是“精神建设”。腾杰和蓝衣社的领袖们都深知，没有廉洁献身的精神，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再庞大的组织也会是一盘散沙。随着革青会的兼并布衣团，这个春天，《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也被接纳为蓝衣社的主要文件。布衣团“限制成员个人财产”的特色，经过腾杰整理，变成了对早期蓝衣社有深远意义的《生活限制条例》。
《生活限制条例》后来被称为是“修身进德之举”。和刘健群的设想一样，这是一个琐碎、细致、严厉得近乎苛刻的条例。它要求成员勤奋、“力行”、清廉、简朴；限制奢侈浪费，如外出不得坐客轮的头等舱，尽量减少用车等；限制腐化堕落，如不准赌博、不得娶姨太太等。一句话，它也要求大小成员，“生活等同于普通民众”。
首先限制的是收入。民国奉行“高薪养廉”制度，高级公务员的收入一般为民间十倍以上。如一个上校团长，法定月薪为240元，而军人会的一群上校，由蓝衣社列支，每月仅80元。助理书记陈启坤的月薪同样是80元。即使是总社书记腾杰，其月薪也不过120元。在这样微薄的薪金中，他们还要上缴5％的“社费”，还要无穷无尽地“乐捐”。
《生活限制条例》规定，即使是薪水不由蓝衣社列支的成员，必须将超出200元的收入，上缴给刚刚组建的“厚生合作社”。这个合作社是力行社的福利机构，一个小型的“公社”经济组织，其主要职责是收取高薪会员的上缴，发放失业人员救济，负责为失业人员介绍工作等。一句话，它要使入社人员“生活和工作都永远有保障”。
当时任侍从秘书的邓文仪，月入为400元，每月上缴200元。桂永清等人的每月上缴亦有此数。一个成员谈到，由于蓝衣社内高薪人员非常多，一开始上缴也非常自觉，失业人员每月30元的救济，从1932年到1934年是得到保障的。
与之相反，社内办事人员的薪水却相当平均。“刚从大学毕业的助理员也是社内最低薪水人员，每月就有60元”，和高干的差别极小。
随着《生活限制条例》的推出，及各个后来或重要、或昙花一现的人物的介入，八宝街的生活，开始显露一种民国罕见的清新。
这种清新首先因为成员的年轻。1932年夏天，拥有数千名成员的蓝衣社，平均年龄约27岁。年龄最大的曾扩情不过37岁，大多数人是20多岁，而最年轻的成员林培琛，则只有17岁。
林培琛是整个蓝衣社历史上，最年轻的力行社社员。他的加入力行社，多少有些幸运色彩。他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因为热心时事，关注国家前途，成为匆促组建的“童子军筹备会”成员。不久后，在一个偶然的集会中，他被力行社的一些首脑看中，立即退学到力行社书记处任助理员。
加入力行社，使林培琛年轻的生命，焕发出新的光彩，新的追求。他的工作是负责内部联络，安排会议，保管、誊写、整理各类文档，事务并不重大却非常繁忙。同时，出于保密的需要，他后来回忆，在整整五年多的时间里，他吃睡都在办公室，“一月只出来理发一次”，此外足不出户，没有任何娱乐、休闲和私人生活。
一道灰色的院墙、无数往来的亲切“同志”，就是林培琛青年生活的全部。在作为力行社成员的六年多时间里，除了一批简短的家书外，他和自己的家庭没有任何关系，他连腊月春节都没有回自己的广西老家。对他的父母来说，这个儿子是中华民国的、蓝衣社的，不是他们自己的。
林培琛的顶头上司，是与腾杰一同创办力行社的陈启坤。这个年轻的姑娘，也和林培琛一样，把自己的私人生活、爱情与婚姻，都纳入了八宝街的生活。这一年三四月间，她和腾杰在八宝街一带的一所普通民房里，匆忙地结婚了。几乎没有举办仪式，不过是几个同窗、同事一起吃了一顿饭。
轻易地度过人生这个最难忘、最甜蜜的关口后，她继续自己在蓝衣社的文档、内务、联络等方面的工作。她几乎比林培琛还要忙，以致不久后就患了伤寒。在不知觉中，要命的病菌，在侵蚀着她年轻的躯体和生命。
林培琛、陈启坤，一个是蓝衣社的灵童，一个是蓝衣社的圣女，他们带给了早期蓝衣社以特殊的纯洁。不止他们，一个叫严泽元的成员在几十年后回忆，“当时在社内办公的人，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一个叫梁干乔的成员则更加发奋，他几乎每天都是凌晨三四点钟才上床休息，第二天又早早起床，准时上班。
这样繁重的工作，以至于“有一次全体办公的人员健康检查时，发现很多人患有神经衰弱症”。
繁忙的工作，平均的收入之外，是一种融洽、亲密的生活氛围。梁干乔在其《遗作集》里回忆到，那时他和腾杰、康泽等人一样，也刚刚结婚。一结婚，他在大院附近临时安下的家，就变成了许多青年的“大家”。腾杰、陈启坤、林培琛以及许许多多的青年，都在这个家庭里进出自如毫无拘束。许多人有他们房间的钥匙，有时他们夫妻不在家，“青年同志”也可以随便出入，甚至从窗子爬进去。
家里如果有食物，他们可以“任意取食”，最多是留一张条子，而后在条子上写“谢谢阿梁”！29岁的梁干乔和他的新婚妻子也从不介意，甚至非常欢迎这样的不速之客。
这样的生活情境，烘托、深入进了每一个年轻的心。许多年以后，一个已年近古稀的原成员易德明，在面对采访者时，依旧无比的激动、缅怀。他一件事一件事地讲述，在讲述的过程中，不时地泪流满面。
清新气息之外，是严格的纪律执行和生活的自律。
禁止打麻将、赌博，是《生活限制条例》的律条之一。韦碧辉是蓝衣社在陈启坤之后，所吸收的再一个女社员。刚刚入社，她就接受指令，以拉家常、串门子的方式，来探听、监督成员是否违纪。
不仅是她，许多人都自觉、自发地进行纠察。胡靖安时任蒋介石侍从，常在节假日邀朋唤友，麻将一打数圈。他的邻居，却是以正直、严谨著称的桂永清。桂永清对胡靖安先是屡次规劝，胡靖安也屡屡保证，但仍不时犯这个毛病。几天后，桂永清即在干事会中提出这个问题，干事会决定“照章惩罚”。负责惩罚的，是胡靖安过去的下属，候补干事戴笠。
戴笠多少给胡靖安留了点面子，让他先返家。“胡乃告家人将出行一星期，实际是被禁闭一星期”（邓元忠《肖赞育访问》），从此戒麻将达数年之久。此外，另一成员罗纲也因为打麻将被禁闭一星期，并被罚“写小楷五千字”。
两个违纪打牌事件处理后，全社肃然。节俭、严谨、甚至苦行僧一般的生活风气，弥漫于八宝街。有人记得，年龄最长、最早赞助力行社的成员曾扩情，甚至只因入社前娶妾，数年内每有升迁、另调事宜，一概遭受多数年轻成员抵制。
与此同时，蓝衣社也一改民国“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官场习气，对于社内高干的违纪乃至失误，都严厉追究。
以“长策略”著称的康泽，本身是个极重纪律的人。他时常在清晨5点钟召集革青会紧急会议，并严禁坐车，严禁迟到，迟到者不论地位，一律罚站。于是这一年春天，临近的居民常看到，天未破晓时，一行人就一溜小跑，穿街过巷，而后消失在那个神秘的园子里。
但他却意外地成了这种苛酷纪律的牺牲品。
一次，康泽“误将”易德明的办公电话，告诉了蓝衣社的另一成员。在戒律森严的蓝衣社内，这也违反了条律。“易德明发现后，将此事告知郑介民”，由郑介民在干事会上提出，其结果是“康泽被弹劾”（邓元忠《易德明访问》）。
在此之外，1932年春夏的八宝街，一种破家报国的既悲壮又多少有些荒诞的气息，升腾起来了。
送返外国妻子即是一个例子。蓝衣社规定，为保密起见，其成员不准许与外籍男女通婚。已经通婚的一律限时送返。任觉五曾娶日本妻子，另一成员李忍涛曾娶德国妻子，均迅速办理离婚手续并送返回国。几十年后，一些成员对此态度也颇有保留，认为这“制造了拆散家庭的悲剧”。
清新气息的烘托、严格纪律的管制，使蓝衣社的成员一开始没有奢侈浪费，没有懒惰腐化，“大家都廉洁清寒地生活”（邓元忠《腾杰访问》）。蓝衣社另外规定，“凡贪污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在最早的两年里，至少在南京，“无人犯过”。
这样的生活气息、严格纪律，使几十年后，数十名蓝衣社首脑仍然感慨于早期的清新热腾，唏嘘于后来的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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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建设”、“精神建设”之后，轮到了“活动建设”。1932年6月，正是八宝街兵强马壮、声势惊人之际，前线的枪声似乎传扬到了这里。中共党史称为“第四五次围剿”的连续作战开始了。战争在三个战场同时进行：长江以北的大别山即“鄂豫皖三省苏区”，贺龙的洪湖苏区和长江以南的朱毛江西、福建苏区。
三个战场中，大别山是当年“围剿”的重点。6月7日，蒋介石亲任“三省剿总”总司令。他先是驻足庐山，而后前往武汉。这一次，仅仅是他的亲随中，就有15名力行社成员。一个成员后来写道：“……除了经常性的办公机关外，主力都集中到汉口、前线或苏区……被称为‘有声有色’、‘气焰极高’……”
几十年后，邓文仪更称这是蓝衣社的“第一次集体行动”。蓝衣社通过“铁与血”的手腕来铲除“五鬼”并实现独裁社会的道路，就从这里开始。
第七章廉政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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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6月下旬，在大批文武官员、秘书警卫的拥簇下，蒋介石从九江踏上一艘炮艇，前往武汉。28日，十余万武汉民众在“武昌首义遗址”附近，以浩大的声势欢迎来自南京的数百名高官显贵。
当日，蒋介石略显沙哑、口音浓重的演讲，不仅在现场，而且通过有线广播传扬进许多中产人家的耳朵。对“官话”素来陌生的武汉，很少有人听清他到底讲了些什么，但反复出现的一句话，仍然被捕捉到了：“……五分军事，五分政治。”
次日，武汉最主要的报纸之一，贺衷寒兼社长的《扫荡报》，全文刊登了蒋介石的演讲。这份报纸的几千家订户，当时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一些触目惊心的词汇：“编保编甲，五家互保”；“一人通共，五家同罪”；“没收敌产，处决壮丁”……
这就是将在大别山推行的“五分政治”。如果说，对这些中世纪的词汇，武汉人还觉得陌生的话，那么这个夏天《扫荡报》连篇累牍的消息，将折射出一个人间地狱。
在这个演讲后几天，7月的酷热中，30多个精锐师从三面夹击大别山。其中包括5个力行社成员即胡宗南、俞济时、关麟征、黄杰和蒋伏生任师长的部队。在他们的身后，是贺衷寒任处长的“三省剿总”政训处几百名军官。
这几百名军官，大多是刚刚结业的“自新训育班”学员。他们在另一力行社员、湖北保安处长阮齐的几个保安团，以及地方土豪武装“三枪会”的拥簇下，沿山野、田舍缓缓推进。每到一个村庄，他们就留下一个小组、一小股士兵。接着，几十上百人的集体活埋、整个村庄整个村庄的熊熊火光、污水横溢的临时集中营……渐渐连成一片了。
也是在这个演讲后几天，7月5日，《扫荡报》在不为人觉察的边角，又刊登了一则简短的消息。它也像一颗掉进水面的小石子那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委员长手谕，令侍从秘书邓文仪另组全国对匪斗争机构，兼办‘党内国内贪污腐败的清查任务’……”
几个月后，当时住在武汉的一名《纽约时报》记者，从旧报堆里找到了这则消息。他一下子恍然大悟：这就是对已名震武汉的“第三科”的最早报道，是令许许多多西方观察家感兴趣的武汉“廉政风暴”的先声。
这个“廉政风暴”在当时的影响，足以和1948年蒋经国主导的上海“打老虎”风暴相提并论。富有意味的是，主导这个“廉政风暴”的，是后来被许多人乃至蒋介石质疑为“墨吏”、“贪污犯”的邓文仪。
在“四大金刚”中，邓文仪的面貌最为清晰。1972年，他曾简短地谈到自己的身世。他出生于一个破产的小业主家庭，“父在乡间做小买卖，家道中衰”。
其实也不是“小业主”、“小买卖”这样简单。邓文仪的父亲，是一个粗通文墨、熟悉乡村掌故，然而毕生不得志的流民。他多少缺乏单纯农夫的忍辱负重、克己尽责。从12岁起，邓文仪就要“做工助家，念书时亦要自筹大部分学费”。
窘迫的早年，一个未成年人“自筹学费”时的艰辛与温暖，这样的“苦寒行”影响了邓文仪的一生。“自筹学费”使邓文仪一生极重友谊，特别是资助过他的同学与亲友；也使他早早摆脱小家小户的藩篱，放眼社会大天地。“中学快毕业时，家人促邓氏结婚，以毕业在即，觅职可望”，但他无法让自己进入普通、卑琐的家庭生活，于是断然拒绝，并离家出走至黄埔。
在黄埔平等、不问出身的广阔天地里，邓文仪广交朋友。此后几年，他仕途之坦顺，擢升之迅速，甚至超过了自己的预期。到力行社成立前后，他已经是蒋介石的头号“宠臣”了。林培琛曾谈到，“（民国）二十一年到二十三年初……邓氏每日皆在蒋中正身侧……任用师长和军与师的参谋长，皆由邓文仪审核推荐”。不久，甚至“军长的任命亦由邓氏审核推荐”。
从进入黄埔开始，不过8年时间，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就执掌了如此重权，确实令人眩目。但也在此时，贯穿他一生官场沉浮的线索，开始浮现出来了。
在南京官场，邓文仪有一个外号，“蔫辣椒”。身为侍从秘书，他作风严谨、口风极密，这是“蔫”。同时，对自己效忠、信任之人，他真诚友善，甚至可以忍辱负重。但他“排外性”极强，对与自己话不投机的官僚政客，经常不留情面，丝毫没有客套敷衍、应酬往来，这是“辣椒”。
性格即命运。在纷纭的大时代，在世故的官场，如此“蔫辣椒”风格，自然不能持久。他后来的宦海沉浮，乃至他身后的争议纷纭，毁多于誉，其实都因为这个性格。但此时，正值蓝衣社“政通人和”之际，他27岁的年龄，他“蔫辣椒”的本能，那带些莽撞、有点粗鲁的方刚血气，以及初露端倪的“乱世能吏”形貌，使他在“廉政风暴”中一举成为全国性的新闻人物。
40年后的一个夜晚，在台北的一处公馆，经过“三起三落”、已经从政工局长位置上退休的邓文仪，开始娓娓讲述当年自己主导的“廉政风暴”。他似乎一下子回到了那个在烈日和污浊中的闷热武汉。
“当时汉口有‘三多’之称，即‘多嫖’、‘多赌’、‘多吹’。‘多吹’（吸鸦片烟）……腐化的风气直接影响了士气、税收、军事保密。”
又哪里是“三多”这么简单？在30年代初的末世里，武汉这个伟大的城市，民国纪元的象征，这个聚居着400万人口的“九省通衢”中心，最大的水陆码头，已经深深陷进了腐败堕落的沼泽。腐败不仅限于官场，更弥漫于整个武汉社会。它是一个“小中国”，它把“闹华五鬼”的各种弊病，集大成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