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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剧真是前途无量，它真的要求有扎实的编剧，有真功夫的演员，有控制力的导演。你看它其实投资不多，也没什么大场面，主题其实也就是家长里短，多以亲情、爱情为主，非常传统，教化功能也非常具备，其实很像我们说的主旋律。有一次广电总局开会，提出要搞一些像韩剧这样的电视剧，但我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关于青春剧
我觉得青春剧，恐怕写的人有问题，还是编剧的问题。在这些电视剧里，那些正上学的或者刚毕业的那些学编剧的来写，他们有多少情感经历呢？而且他们太浮躁了，沉不下来。情感这个问题不是说那么表面化的，它在人心灵里，躲在那儿，高兴或者痛苦，都是无以言表的。
制片方、导演和演员对青春剧有误解，认识上有误区。他们有一种说法我觉得特别不能容忍的就是说，“老百姓就得让他们看平常他们看不到的那些事。”只是你这种视觉的冲击能维持多久？
真正的冲击是心灵的冲击。视觉冲击顶多5分钟。青春剧现在比起中年剧要差，差在哪里？它脱离生活，脱离主流生活。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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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判决传统的能力吗？
南方周末 2004…09…16 14：42：48
方舟评论
□秋风
近日接连见诸报端的两件新闻，引发人们再次热烈地讨论一个困扰国人上百年的老话题：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我们，如何看待传统。
第一件新闻是，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文化合作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2％的受访者认为，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应该延续下来；高达86％的人认为，中秋节应该成为法定的公众假日。对此结果，网络舆论附和者众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此表示支持的网民，大多是年轻人。
另一件新闻则是，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和安定门街道签订共建协议，启动国学文化社区建设项目，其中的一项内容是，将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历年省级状元的名字刻制成碑，和国子监孔庙元明清三代的进士碑立在一起。对此，网络上几乎骂声一片。尽管后来北京市文物部门和人文奥运研究中心都出来辟谣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对于前者的积极附和与对于后者的全盘批评，看起来并无矛盾之处。人们是在运用既有知识和分析能力对传统进行取舍的：中秋节被视为精华，科举制度则被归类为糟粕。因此，人们普遍地赞成继承中秋节，而反对立状元碑———这被认为是对科举传统的一种继承，而科举制度及其精神显然是有悖于现代教育理念的。
非常明确的结论。但让我们略微思考一下，对于哪怕是科举制度及其所形成的文化传统，我们的理性是否高度发达，足以对其作出如此确定的判断？我们是否完全有资格以现代人的标准来对过往的某项制度或习俗作出非常确定的判断？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人普遍相信自己可以运用理性作出这样的判断。但是，一个真正的理性主义者，在运用理性的时候，始终会意识到理性的限度。
相对于个人的生存甚至一个时代而言，传统是大写的。没有传统，就没有文明的生活。不管是对一个人的生命和还是对一个民族的生命，离开了传统的包裹，赤裸裸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也是没有价值的。
比起漫长的历史，比起我们全部祖先的智慧的凝聚，任何一代人的智慧，其实都是沧海一粟。因此，对于传统，明智的态度是保持审慎，保持足够的同情和敬畏，因为它是当下人们有价值的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然，经过反思，我们确实有可能证明，某些传统是有害于正义和善的，据此，我们可以剔除其有害的影响。但是，绝大多数传统，不会这样极端。因而，试图理性地辨别其究竟属于精华还是糟粕，可能是非常困难的。
不幸的是，以现代化为取向的人们，通常倾向于低估这一难题的程度。对于传统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传统是如何与历史一起演进的，传统是如何对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秩序发挥作用的，我们其实所知甚少，二十世纪著名思想家哈耶克正是据此断言，传统属于“理性不及”的领域。我们固然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消灭传统中我们所认定的糟粕，但在这之后，未必是我们所设想的更好的规则和习惯将取而代之。相反，很可能出现我们所不能预料的后果，这种悲剧性的证明触手可及。
面对穿过岁月的流逝而延续至今的高度复杂的传统，我们需要警惕快刀斩乱麻式的两分法。它确实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但同时，也具有极大的误导性。它诱惑我们过高地估计自己的理性能力，也过分以为自己的时代居于历史发展的完满阶段，因而，可以对过去的一切作出终极判断。
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分析、评判传统呢？
其实，这样的提问方式本身可能就是诱导性的。我们为什么不退一步想想，我们是否一定要在知识上对传统中的各部分作出判断后，才能安排我们当下和未来的生活？我们跟传统不分彼此，传统就在我们的行动中，而非存在于我们之外，从而可以让我们对其予以客观的剖析；反过来说，我们就在传统中，而非存在于传统之外和之上，因而，也不要奢望自己可以把握传统之真相。事实上，我们无意识地生活于传统中，我们同样也可能在无意识中创新传统，当然是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传统本来是无数普通人行动的结果，而非某人、或某群人有意识设计的产物，当然，也不可能是有计划地摧毁然后再按照一份新蓝图建设的产物。那么，我们去行动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拿着柳叶刀在传统面前晃来晃去？
假如有人愿意，他们是否可以立状元碑？对这个问题，笔者宁愿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我们能否确信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种十分优良的教育理念，以至于可以确切地断言，传统的状元文化极端有害，因而，必须予以剔除，且在剔除这种传统后即可实现我们所设想的那种先进教育方式？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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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县洪灾反思
南方周末 2004…09…16 14：42：53
几个重要节点的失误，让开县对即将来临的洪水猝不及防
开县洪灾反思
□本报驻蓉记者 向郢
预报雨量：可原谅的“例外”？
“如果按照气象部门提供的降雨量数据，老县城肯定不会被淹。”指着摊在桌子上的开县水文地理图，重庆开县水利农机局局长谈发平说。
“当时知道是暴雨，但是确实没有想到会下得这么猛，想着顶多就是1982年的那个水位，没想到会超出这么多。”
“听到暴雨信息就喊转移，老百姓不说我们是疯子啊？”开县代县长陈远辉激动地陈述在信息不明情况下轻举妄动的不良后果。
这次开县洪灾最让人吃惊的是预报降雨量和实际降雨量之间的悬殊——重庆市气象站在9月4日所作的预报为降雨量最高可以达到120毫米，这个数字是目前为止最为细致的预报，但重庆市气象局的资料显示，开县在4日8点到5日8点的实际降雨量达到298毫米，而4日20点到5日20点这一段时间的降雨量则高达307。9毫米。
开县的干部群众普遍认为，气象部门在技术数据上的相对模糊和不精确，是这次特大灾害的主要原因。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对此，中央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杨贵名也承认说，重庆市开县的降雨量是个仅有的超出预报的例外，和当地的地形地貌有很大关系。而对于具体地区强降水的准确预报，在世界范围都是一个难题。
9月8日，记者采访重庆市气象站领班预报员刘毅，他给出了一个和北京专家相似的解释，“我们依靠科学的理论和高空气象资料等数据信息，探测站之间的空隙很大，细小的区域性的信息就不能收集到，这就好比一个网眼很大的网，要捕捉一条小鱼一样，比较困难。”
“另一方面，这种暴雨是个小概率事件，天气预报就好像给天看病，往往也需要根据经验来做出判断，我们站里面的人都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暴雨，所以，4日早上我们最后会商发出的预报是最高可以达到120毫米的暴雨。”
有专家认为，在重庆这种灾害天气多发区，应该完善加强灾害天气的监测能力建设。
在重庆市气象站的气象信息综合分析处理系统上，记者看到了原本徘徊在四川东部上方的“西南低涡”向东转移过程中风力加大、涡旋加强的过程。
根据9月4日早上8点的雨量分布图来看，重庆的北碚、渠县、宣汉和开县已经开始降雨。但是，这个时候开县的降雨量只有56毫米。
“开县这个地方确实是个‘窝子’，容易产生暴雨等灾害天气，”刘毅说，“但是，那天我们气象站反复会商，还是只敢报出120毫米的信息。实际上往年100毫米的预报都很少，能预报到120毫米已经很大胆了，懂气象的人都知道，这个数字说明这个暴雨是很厉害的了。”
预警链条断在什么地方？
尽管是一个保守的预报雨量，如果认真对待，这个信息还是包含了一定的警告。遗憾的是，这样一个重要信息在政府部门系统内部的信息传递中又遭遇忽视。
重庆市气象局的一叠“重要天气预报”信息显示，对于开县此次灾害天气，重庆市气象局作了两次重要预报，第一次是在9月3日，也就是四川东部开始普降暴雨的时候，内容如下：“从5日夜间开始，自北向南，将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雨量普遍中到大雨（20－40mm），中部、东北部部分地区雨量可达暴雨（40－70mm），并伴有雷雨大风，局部山区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计此次过程将持续3天左右。”
第二天早晨8点，市气象局在前一天的“暴雨天气消息”基础上，加入了更为清晰精确的信息：“长江以北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暴雨（80－120mm），雷雨时伴有5级左右短时阵性大风。请各地密切监视此次天气过程，及时做好大风、冰雹、雷暴等灾害性天气的服务工作，并注意局部泥石流及山体滑坡带来的危害。”
“楼下就是内部网络中心，系统会定时将这些信息发送到各个下属站点。”刘毅说。
但是，开县气象局局长白青松直到4日晚上9点半，也就是降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已经下了两个小时以后，才和预报员用电话通知的形式向县政府办和防洪办发布了这样的信息：“明天上午暴雨还将持续，降雨量局部可达100毫米以上。”
“重庆市气象局4日早上发布的天气消息收到了吗？”记者问。
“哦……不是很清楚。”白青松的回答含糊其辞。记者要求查看当天接收天气消息的纪录，被其婉拒。
而防洪部门同样存在信息链条断裂的问题。
9月8日，重庆市水利局16楼的防汛办，一个工作人员热切地把他们在这次暴雨天气过程中发布的信息翻给记者看。记者注意到，9月3日，重庆市防汛办向各区县发出的《关于做好防御暴雨工作的通知》的文号是渝讯办电（2004）9号，然而，渝讯办电（2004）10号文《关于做好当前防汛工作的紧急通知》却是9月5日才发出的。上面的内容很明显已经汇集了开县等地上报的灾情信息。
在防汛办的资料文件夹里，记者看到了4日从市气象局传真过来的“重要天气预报”。4日那天是否发布了信息，相关工作人员语焉不详。
开县防汛办方面说，4日没有收到市局发来的任何文件材料。“如果事前知道是120毫米，我们的应急方案肯定都不一样！”当得知市局在早上有过预报时，重庆开县水利农机局局长谈发平激动得把手一挥，“我们在白天就会准备救生设施，财产转移，人不离水的观测，分析洪水态势，一有情况就随时撤离！”
守夜的“更夫”在哪里？
“如果不是傅强他们，我们两个老的肯定就淹死了！”
住在老城区解放街的住户、61岁的雷映莲一提起水灾就伤心不已。在这次洪灾中，她家前面半截一层的瓦房垮塌了。
下半夜3点的时候，她在技校的一个老朋友突然打来电话，说，“大林、西津坝都进水了，你赶紧跑！”
她摇醒老伴，往窗外一看，阴沟里面的水正在往外溢。她赶紧出门，把邻近的人家都拍醒，然后开始准备收拾东西。屋里的水很快就呼呼地往上涨，水要淹到腰杆的时候，她赶紧和老伴跑到后面楼上。整个一楼很快就淹没了，到中午的时候，眼看着前面的房子垮了，雷映莲和老伴手都捏紧了。“这边再垮，我们肯定就死了。”
到中午1点的时候，在居委会工作的傅强划了个筏子过来，把雷映莲他们几个老人都救了出去。
“1982年那次防洪都喊的，县府和城关镇提前在墙上贴了防洪通知，临那一天又喊防洪，老的还有细娃都要走，东西要搬，人要安全。”听见邻居使劲表扬傅强，傅强的妈妈李继桂很高兴。她是20多年前的老居委会主任。
“我们确实通知了，下半夜2点决定转移低洼地带的居民，就用警车喇叭来喊，但是，确实是沿着外面的大路喊，雨也下得大，里面可能听不见，当时还有个情况，里面进水了，车子和人都进不去了。”对于居民的抱怨，代县长陈远辉这样向记者解释说。
全县152万人，只有300多名公安干警，警力的配置平常就远远达不到标准，突然有洪水来，就根本忙不过来。
平日的投入不足在这个时候凸显，谈发平说，近3年，上面拨付给开县的特大防汛经费只有90万元，对于27个乡镇在河边、有250公里河道的县份来说，这点经费是杯水车薪，只能修三四公里长的河堤。
指挥部在凌晨3点决定使用冲锋舟，结果直到清晨8点才派上用场。“首先是运输问题，那东西多大一个，要大卡车拉，十几个人去抬，抬来了又去找会开的民兵，结果耽搁了不少时间。”陈远辉说。
“大暴雨在几个小时内突如其来，我们的应急机制是有些措手不及。”陈远辉说，“这次洪灾我们还是有很多教训，最起码城里面以后应该安一些警报器，像防空那种，一叫就听得到。”
“我们小的时候，遇到什么事情，就听得到敲锣，晚上还要报更。这个突然爆发的灾害天气，这次给我们很多教训，我们以后还是要完善这个预警和应急机制。”谈发平也感慨地说。
一位评论者说，面对各种突发性自然灾害的国际经验是，政府必须承担起事前预防、事中回应、事后恢复的三重责任；政府无论在哪一环节上行动不力，都有失职的嫌疑。建立反应迅速、组织科学、运转高效的防灾应急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是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管理水平的一项重要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市2002年底公布了《重庆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是国内第一个在此方面立法的省市。
记者同时得知，重庆市气象站目前正在开展一项精细化天气预报的项目研究，这个课题的其中一项内容是分区县进行天气预报。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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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全会：执政党审视自我
南方周末 2004…09…16 14：43：02
□本报驻京记者 李梁 □实习生 苏永通
9月7日，新华社播发一则消息：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于9月16日至9月19日在北京举行。
这一消息对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知名党建专家叶笃初而言，透露的远不止上述信息。
“新华社发布中央全会召开日期，过去一般就是一句话。这次消息以800多字的篇幅，实际上透露了全会即将通过的‘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决议的大体框架，表明政治局对此早已取得共识。”
令叶笃初感兴趣的还有文中一些表述。“政治局会议就会议决议在会前形成表述，并提前以‘会议认为’和‘会议指出’的语言将其公之于世，这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没有过的事，显示中央领导对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已经考虑成熟。”
党建发展的关键时期
2004年6月29日下午，中南海，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十六大以来的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主讲人是北京大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黄宗良教授和中央党校党建部卢先福教授。两位知名党史党建专家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进行了讲解。
20多天后的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