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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儿子12岁时，用铅笔素描了他的偶像爱因斯坦的肖像，那才叫逼真呢。拿到学校，其老师赞叹不已，根本不敢相信是他画的！年底开家长会时，还专门委婉地侧面向我们求证是不是他画的。
现在妻子用镜框装了起来，更能迷乱来客。
1997年，为了让孩子们亲历市场经济的社会，学校让同学们自由组合，成立各自的“公司”，在校内的同学和老师之间做一个月的生意。也就是现在国内时兴的语言叫“下海”，于是，卖糖的、卖饼的、贸易性质的、服务性质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那真是上厕所撒泡尿都可以碰到三五个“总裁”、“董事长”之类的人物。
儿子与另一孩子成立了一家绘画“公司”。生意“牛”得不得了，孩子们排长队买他的画，还有人下了课往家里打电话订画。
有一天，有个女孩子打电话来，非得要矿矿接不可。
我还以为有什么“事”呢！原来是要订购儿子的画。
有一个老师自己买了还不算，还帮亲友购买。
有些排了队，但是直到学校规定的做生意的时间快结束了还买不到画的孩子，为了得到画，就干脆先付“定金”。
结果，这项活动结束了很久，“公司”都不知道散到了哪个爪哇国去了，孩子们订购的画仍未能兑现。只好把定金给退啦！
儿子的画价廉物美，一两美元一幅画，最贵的5美元一幅，那还是老师见物有所值，过意不去才在买画时自己提的价。
这一下来，最后儿子个人赚了50多美元，还不算他大手大脚地花5美元买别的“公司”的一块再普通不过的饼干之类的花费，以及与“公司”合伙人之间至今喋喋不休、耿耿于怀的账目不清。
说了这么多，是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呢？
请读者不忙下结论，继续往下读。因为答案是否定的。这或许使读者很感到迷惑。
妻子刚来美国时的英语家庭教师叫芯西亚，其夫为迈阿密大学美术学院的院长。
通过芯西亚走的“后门”，我们把刚五岁的儿子送到了迈阿密大学美术学院办的绘画班学习。
每次开车送他进去后，我就困极无聊地自个儿坐在车里等上一个小时。
有一次，实在太冷，就开车回家，没坐一会儿，就又得开车去接啦。
据说，他三岁时去的那个国内的国画班，家长们都呆在教室的后排。一开始上课，家长们就七上八下、你去我回地帮孩子们磨下墨、蘸个笔、擦把脸什么的，忙得不亦乐乎，当然，也乐在其中啦。
美国这里不同，为了让孩子们有一个自由的天地，家长一律不得留在教室。
这样一来，回家嘛，时间太短；自个儿坐在车里嘛，时间又太长……但想想，儿子三岁时去了一下国画学习班，就能技惊四座。现在五岁啦，到美国正牌大学的美术学院办的绘画班学习，恐怕要石破天惊的。委屈就委屈点吧。
谁也想不到，儿子才去了不到五次就开始叫唤，不想去啦。
我们开始以为是他的画技不够好，挨了老师的批评，或者有其他同学欺负他。
但又总觉得不太可能。第一天，是芯西亚带去的，谁也不会知道我儿子与美院院长是什么关系，因此，就算有人有这个贼心，也没这个贼胆。
儿子说：“老师根本不教绘画，一点都不教！每次都是给一个题目，就让我们自己画啦，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爱怎么画就怎么画，老师一点不管。画完了老师就知道说'好哇！好哇！'好什么好？！旁边那些美国小孩的画，根本就是'其他糊涂'！”
儿子想说“一塌糊涂”，讲成了“其他糊涂”。
开始我们完全不在意，以为他是找借口想留在家里看美国那些五花八门的卡通片。后来说得多了，也就引起我的注意，想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妻子却拿“曾参杀人”的故事来笑话我。
一天，我借口儿子穿的衣服少了，给他送衣服去。
快到门口，我就发现这个借口不甚高明，甚至还显得相当蹩脚。因为在美国的学校里，即使室外冰天雪地，教室里的孩子穿裙子、短袖的不乏其人，因为室内的保温很好。
但我又想，借口再蹩脚几倍也不会有问题的，因为就是让那些美国人想上三天三夜，怎么也不会猜到我们这些中国人是要考察他们是怎么教绘画的。
这天，当值的老师是三个“打工”的美术系研究生。一个男的坐在讲台上，翘着二郎腿望着天花板，一个女的嚼着口香糖在来回巡视，另一个女的望着窗外的鹅毛大雪，若有所思。
我示意要给儿子送衣服，那望窗外的女子冲我笑笑。
我进去一看，儿子一脸无所适从、无可奈何的神情。天哪，其他孩子有站着画的，有跪着画的，也有趴着画的……要说“八仙过海”一点不为过。“八仙”们的笔下所绘，更是不敢恭维：不成比例、不讲布局、不管结构、无方圆没规矩，甚至连基本笔法都没有。
这样一来，曾参不杀人，我都要“杀”了！
我们同意儿子不再上这种“误人子弟”的绘画班。
我们百思不得其解。逢人就讲，遇机会就说：都画些什么、学些什么呀？老师哪里是在教绘画，那简直是在放羊！放羊也还有个范围呀……
于是，儿子的主要活动又回到了幼儿园里。
幼儿园有一面占了整幅墙的巨大镜子，镜子后面是一间观察室。家长可以通过镜子看到小孩子的一切活动，而小孩子看不到镜子后面的家长。
刚开始坐镜子后面时，很有些不习惯。当孩子走到镜子前冲着你笑，或冲着你做鬼脸，或冲着你有表情地说话时，你一定会本能地收缩神经，并“自作多情”地小小惊上一惊！
但当你意识到孩子并没有看到你，他们是在自己对着自己做表情时，你会觉得很刺激，很滑稽，也很有意思。
那种感觉很是特别，你可以窥视到没有家长在身边时的真正的孩子的世界。我相信许多家长可以津津有味地在观察室坐上一整天。
有一天，在观察室里，我突然发现妻子的注意力并不在儿子身上。我捅捅她：“喂，开什么小差？”
她努努嘴，“看墙上那些画，你能认出儿子的画吗？”
我往墙上一看，一眼就认出来了！
儿子的画像模像样的，在那些“无方圆没规矩”的画群中，很突出、很显眼。
一股油然而生的自豪感从心底升起，随即又隐隐有一丝莫名其妙的不安。
每次儿子画完画都要问：“像不像？”
起初我们也不甚明其意地用“像”或“不像”来回答他。其实，到底儿子想要问的“像”指什么？而我们回答的“像”或“不像”又到底指什么？没有人去深究。
后来，我们有机会接触美国孩子多了，我发现：美国孩子在画完画后，是从来不问“像不像”的，只问“好不好”？也只有在他们认为好的时候，才问“好不好”？如果他们自己都认为不好的，一扔了之。
现在我们来深究一下，儿子为什么画完画后都要问“像不像”？他所问的“像”到底又指什么？
要回答上述问题，让我们先来思考一下：当三岁儿童画那幅疏密有致的竹子国画时，对现实生活中“竹子”的概念是不是清楚呢？
回答是否定的。也就是说，是不太清楚的，甚至是很模糊的。
因此，此时他们的“竹子”的概念就只能是黑板上老师挂着的那幅画。也因此，他们问的“像不像”指的就是像不像那幅画。
既然有“像不像”的发问，就一定有一个可依据的样板来评判“像”还是“不像”。
当一个人从小就反复接受这种模式的训练，久而久之就会习惯性的以“像不像”样板来要求自己。
随着年龄的增长，“像不像”的问题可能也会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到了一定的年龄，“像不像”的问题，就可能含有“像不像”生活中的竹子的疑问，而不仅仅是“像不像”那幅画了。
但是，由于这种训练往往培养的是一种比照式的逻辑思维或线性思维，很多人就又会从现实生活中的竹子回到现存的许多优秀的“样板”般的竹子国画中去。
用理论性的术语来说，就是动力定式导致的定向思维。
当孩子们以“像不像”来发问时，我们做家长或老师的也往往以“像不像”来回答孩子。只不过我们的“像不像”的依据，抑或是老师的画，抑或是现实生活的实物，甚至兼而有之。有时可能连我们自己也不清楚什么是依据？
总之，要回答“像不像”的问题，一定有一个依据。不然就不可能逻辑地回答“像不像”的问题。
美国孩子学绘画，老师往往不设样板、不立模式，让孩子在现实生活到内心想像的过程中自由地“构图”。因此，才有迈阿密大学绘画班那群美国孩子的五花八门的不成比例、不讲布局、不管结构、无方圆没规矩、甚至连基本笔法都没有的“其他糊涂”的画。
也因此，美国孩子画完回后，只问“好不好”？不问“像不像”？
回答“像不像”的问题，更多的是逻辑思维。
回答“好不好”的问题，则完全可以是形象思维。
达琳在昆明进行教学交流时，因为看到中国孩子们的画技非常高，有一次就出了一个“快乐的节日”的命题让中国孩子去画。
结果，她发现很多孩子都在画一个同一样的事物——圣诞树！
她觉得很奇怪：怎么大家都在画圣诞树？开始她想可能是中国孩子很友好，想到她是美国人，就把“快乐的节日”画成圣诞节。于是，她释然了。
接着她又发现不对：怎么大家画的圣诞树都是一模一样的呢？
再仔细观察，她发现孩子们的视线都朝着一个方向去，她顺着孩子们的视线看去，发现墙上画着一棵圣诞树。
原来当时已近圣诞节，那是学校为了给达琳营造一个友好和谐的气氛而画的。
于是，达琳把墙上的圣诞树覆盖起来，要求孩子们自己创作一幅画来表现“快乐的节日”这个主题。
令她深感失望、更感吃惊的是，把那墙上的圣诞树覆盖起来以后，那群画技超群的孩子们竟然抓头挠腮，咬笔头的咬笔头、瞪眼睛的瞪眼睛，你望我、我望你，冥思苦想、痛苦万状，就是无从下笔。
达琳看到这个尴尬的场面，知道这样下去可能会是一个不愉快的收场，只好又把墙上那幅圣诞树揭开……
达琳的例子，深深地震动了我！
我开始仔细观察儿子，我发现无论我们给他什么画，他几乎都能惟妙惟肖地画下来，或者说“拷贝”下来，“克隆”下来。但如果要他根据一个命题自己创作一幅画，那就难了。因为我们的训练模式是：
黑板学生的眼睛——经由学生的手把黑板上的样板“画”下来。
由于没有“心'的参与，这只能是一个简单的由眼睛到手的过程，可以说那是一个类似”复印“的过程。
长此以往，他的绘画过程就仅仅是一个由眼睛到手的过程。因此，他的眼睛里有画，心里没有画。
眼睛里的画只能是别人的画，只有心里的画才是自己的画。
由于在他的眼里只有别人的画，于是在他心中就很难创造出一幅自己的画来。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在自己的心中”创造“出一幅自己的画来，就只能重复别人。
怎么样才能启发他内心的创造灵感呢？
我认为只能从他内心的形象思维着手。
一次，我让妻子和儿子都画同样的一幅老鹰国画。表面上看，两幅画都很”像“。我让他仔细看看到底有什么不同？
他说：“妈妈的老鹰很温和，有点像鸽子，最多像公鸡，看了不怕人。我的呢，我的老鹰很凶猛……”
我告诉儿子，这就是他形象思维的个性，表现了他内心对事物的理解的特点。
我还告诉他，如果我要画儿子，我可以照着他的相片来画，也可以写生式地画对面的他。但我更想画的是我数年前离开中国时，正要一头钻进车里，猛地觉得脑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吸引着，回过头来，只见朦胧的晨霭中儿子被奶奶抱在手上，睁着两只大眼在看我，眉宇间流露的神情与那三岁的“嘟嘟”脸显得是那样的不协调的儿子……
要画就画心中的儿子，而不是照片上的儿子。
画心中的画才有动人心魄的震撼力！
孩子慢慢地“悟”到了一些东西，后来他在美国学校里与一位采取中国教学法的绘画老师产生了冲突，这是后话。
把技能看成创造，这是许多中国教师认为创造性可以教的原因之一。
其实，绘画是一种技能，是一种可以被创造利用的技能，也可以是一种扼杀创造，重复他人的一种技能。
技能是可以由老师传授的，但创造性是无法教出来的。
根据定义，技能是指“掌握和运用专门技术的能力”。
据此而论，许多中国孩子具有的是相当好的绘画基本“技”巧，以及很高的COPY（拷贝）的“能”力，但欠缺基本的创造力。中国传统文化的“教”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教”的概念？
在讨论这个问题前，让我们先来看“训练”这个概念。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训练是“有计划有步骤地使具有某种特长或技能。”
从上述定义来看，“训练”的概念至少有两个特点：
一是有一定的模式让受训者重复地“练”以达到预期的要求。
二是未明确规定或限制受训的对象必须是人。也就是说，被训练者可以是万物中最聪明的人类，也可以是猫狗马牛等动物。
写到这里，我就忍不住要以狗的训练为例。
我们家养有一条非常可爱、非常通人性的德国猎狗与英国牧羊犬的混血型大黑狗，英文名字叫“LUCky”，即“吉祥”的意思。如音译成中文，就有点不太好听，与“垃圾”的音有些相似，我们还是叫他“吉吉”吧。
吉吉之通人性，简直到了难以让人相信的地步，也因此成为我们家的第四个成员。
1997年夏天，妻子和儿子回国去了，我和吉吉留下看家。开始几天，每到黄昏，吉吉就坐立不安、失魂落魄地在门口走来走去不肯回家。看那样子实在可怜，我就到宠物商店买回来价值约3美元一听的罐头，哄着他吃。慢慢地吉吉也有了人类的通病——遗忘。
一天，我与儿子通越洋长话，儿子问及吉吉，我把上述情况告诉儿子，儿子很有些伤感。
吉吉听到我在电话里提到它，就磨磨蹭蹭地挨到我身边。
于是我突然来了灵感——让儿子与吉吉通两句越洋电话。
当听筒放到吉吉的耳边，地球那边传来儿子呼唤吉吉的声音：“吉吉，吉吉，你听到了吗？我是矿矿，你想我吗？我天天都想你！不要难过，还有两三天我就回去了……”
吉吉一听，就跑到门边，伸出小爪子扒呀扒的，还呜呜地哭……
我把这情景告诉地球那端的儿子，谁知道儿子也流了一夜的泪。
这么通人性的吉吉却有一个坏毛病，就是在矿矿比赛足球的时候，乱喊乱叫像个没教养的赖狗。
每次矿矿去比赛足球，吉吉是我们家最积极的一个。儿子一开始穿足球袜、足球鞋，吉吉就蹿前蹿后，急不可耐地鸣鸣呀呀闹着要走。
在美国，一般都要送狗上专门的“狗校”受训的。由于这是我们养的第一条狗，有关规矩不太懂，说是给矿矿的12岁生日礼物，实际是养来看家的。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眼里，狗就是狗，低人一等，根本不可能像有些美国人那样，让狗也似人般有模有样地上桌就餐。
据说，在狗的眼里，“人”也被看成狗，是其同类。也就是说，当家里的狗与人同处的时候，它把人都看成了它的兄弟姐妹或长辈。当它把我们其中一个当成“狗王”来崇敬时，它会四脚朝天，收缩前爪，朝这个“狗王”翻肚皮的。这种崇敬狗王，看家守院，追逐猎物等等行为都是与生俱来的，不需后天的训练。而许多良好的行为是要送到狗校训练才能形成的，但光送狗去还不行，还得要那位被狗尊为“狗王”的人一同到狗校受训。
在我们家，我就是那位荣幸地被吉吉尊为“狗王”的人。首先，我压根儿没想到要送吉吉去狗校受训，能崇敬“狗王”，看家护院，就算尽心尽职了，还能奢望什么？再说，作为“狗王”的我，本来就忙，还能陪狗上学校？！这样，吉吉就留在家里自学成才。尽管吉吉非常通人性，但到了外面，就显得有点欠缺教养。
在我们居住的中西部，一年四季，除了冬季，社区都要组织孩子们比赛足球。比赛往往在周末进行，赛场又多选在公园内，有时偌大的数十个球场同时进行近百个球队的比赛，那熙熙攘攘，你来我往的人流，让你觉得与节日没什么区别。
这种时候，夹杂在人群中的各式各样的狗就成了很特别的一族。有的大得像小牛，有的小得比老鼠大不了多少，有的穿衣，有的戴帽，有的跟着主人大摇大摆，有的抱在主人怀里憨态可掬。但大多数都因训练有素而显得很有教养，它们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