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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和'倚“：“夺”字上部的“大”必须要大于井盖住下部的“寸”。“奇”字上部的“大”则必须小于下部的“可”。
“事”和“争”中间那一横必须穿头。
“新”字，“立”的下面那一横必须要长过“木”上面那一横。
“羊”字的三模也必须区别：下面那一横最长，中间那一横最短，上面那一横次长。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当我反过来这样要求学生，他们叫苦连天。于是，他们也七七八八，指指点点：“你的这一横写长了，那一竖写短了……”
正人先正己。这样一来，我就把自己弄得处处谨小慎微，时时瞻前顾后，常常左望右盼，每每患得患失；有时甚至不得不欲盖弥彰，讳疾忌医。
其实，有时我也想，“新”字的“木”那一横拖长点点，“立”那一横画短一点点又会怎么样？天会场下来吗？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吗？世界末日会来临吗？只要不把“土”写成“土”就可以了。比比别人简简单单的26个字母，汉字本来就够为难中国人的了，何必吹毛求疵，处处设牢狱，自己苦自己、自己“囚”自己？！
这种话，我不敢对其他老师说，更不敢对学生说。
有一年，我检测过不下100名学生，按照我的要求写“新奇”、“争夺”等字，没有一个人是全对的。我也暗暗观察过周围的同事，也难有一个是全对的。
在中国，教师被看成是知识的载体，是字典，是电脑，是无所不能的“圣人”。因此，如果老师碰到一些实在不能回答的问题，也会用或者不得不用八面玲珑的外交辞令巧妙地搪塞过去。
到美国之后，我发现多位教授对我的提问坦白得让人难以置信地回答道：
“我不知道！”
“我无法回答你！”
写这本书时，为了证实美国的高中生能过多少次SAW美国高校入学考试，我电话咨询了几位教授，有的竟然说：“不知道。”“我从来没注意这个问题。”
由于美国人认为，只有上帝才是完美的，因此作为芸芸众生的凡人，他们一般都能较坦然地对待自己的缺陷。
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丹·奎尔与布什搭档竞选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后，社会上都流传奎尔的智商很低，连“土豆”这个英文单词都不能正确地拼写出来，本来应该是'Poato'却写成了'POt。theO
这就有点像中国民间取笑韩复菜点戏点了“关公战秦琼”一样。不管是真有其事，还是政敌的抹黑，我以为奎尔一辈子都不会公开与“土豆”这个词沾边的了。因为，除非你公开承认小时候曾经错误地拼写过“土豆”一词，否则一切辩解都是无效的，只会越辩越糟，还不如远远地躲开为妙。
这也是一般中国人的思维。
大约在1993年，奎尔下台以后，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广告：
画面背景是人声鼎沸的橄榄球赛场。一小孩在叫卖“土豆片”。一会儿，有一个人回过身来买“土豆片”，然后，意味深长地笑笑，用英文说：“POtato（土豆）！”
当这个电视广告连续播放了几次以后，我总觉得买“土豆片”这个人似曾相识，但是在哪儿见过？就是想不起来！
有一天，我又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广告，记忆的深处突然闪过奎尔的形象，但我立即又打消了这个荒唐的联想。我把这个联想当作笑话一样告诉妻子和儿子，大家都认为：不可能。躲都躲不及，还去做“土豆片”的广告？！
又有一天，我们三人都同时看到这个广告，并且都同时惊叫起来：“奎尔！奎尔！”
本来奎尔给我的印象不怎么样，好像真有些政治智慧不足似的。自认证实这个“土豆片”的广告是奎尔做的以后，我不得不从心底里佩服奎尔，佩服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所具有的胸怀！至于他是不是曾经把“POtatO”写成“Poatoe”已变得微不足道了。即使不是政敌的抹黑，而是真有其事，也是可以理解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中国人本来就特别爱面子，教师——作为知识的载体，就更是其中的校校者。
老师是人，不是神。当我们把毛泽东请下神坛，把周恩来请下圣坛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把老师推上神台呢？
西方人认为，环宇之内只有上帝是完美的，至于芸芸众生乃至万事万物都是有缺陷的。再说，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以老师的有限生命、血肉之躯，怎能完美无缺？
正因为在美国的校园里，老师不被看作是一个完美的神，而是一个有限的人，学生才能平等地与之交换意见，甚至争论问题。
我在“创造性能不能教”一章中，谈到儿子在学习绘画中走过的弯路。后来，孩子慢慢地“悟”到了一些东西，到了初中一年级，他与一位采用中国教学法的美国绘画老师发生了冲突。
这位老师拥有美术硕士学位，但她的绘画课有许多条条框框：
1．不能画武器及一切可能与犯罪有关的东西，甚至不能画那种带滚轮的滑板，因为容易让人联想到街上那些不太“规矩”的男孩。
2．每一幅画的内容必须触及到纸的四边。
3．色彩需要浓重。
4．创造的范围被规定为：不可能的与现实的相结合，诸如会飞的鱼，能开车的乌龟，能搭载人的老鼠，以及“画蛇添足”，等等。
5．这些“飞”兽“走”禽又必须是快乐的，有一张愉快的笑脸。
对于她的种种烦琐规定，男孩子们特别反感，他们用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反抗，其中包括反驳她的美术观点。
有一次，当她谈到：“任何艺术都是由线条和色彩组成的…
矿矿就当堂进行反驳：“空白也可以是一种艺术！中国画中就有'飞白'一说。”
“一张空白的纸总不会是艺术吧？”
“有人也会认为是艺术。可能在我们中间就有这样的人。”
班上几个调皮的男孩为矿矿捧场：
“对，对。我在华盛顿的国家艺术馆里就看见过一张上面什么都没画的画。”
“艺术是没有标准的，有人欣赏它，它就是艺术！”
“古埃及的人把造纸当成艺术！今天的人把制造更高质量的纸，看作一种艺术。”
老师生气了，说：“如果你们想教美术课，等拿了美术的学位，才来教吧！”
矿矿在一家人吃饭时，经常谈论这个老师的不是。
我们很为难，既为儿子在绘画上不人云亦云而高兴，又怕他不能处理好与老师的关系。既要肯定他对的方面，又要找各种理由维护老师。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美国学校每个学期结束都有一个正式的成绩单，在期中有一个非正式的成绩报告。如果家长在收到期中的非正式成绩报告时，认为有需要，可以通过电话与有关老师交谈。若电话解决不了问题，也可以面谈。
矿矿期中的非正式成绩报告门门功课得A，只有美术是c。儿子的成绩从来没有哪一门得过C，美术更不应该！
矿矿说，那是因为老师认为他没有完成一幅比较重大的创造绘画。
我问儿子：“你为什么没完成它呢？”
“谁说我没完成？我完成了！”
“那老师为什么说你没完成？”
“老师说我没上完颜色！”
“你告诉我，你画了什么？为什么老师认为你没上完颜色？”
“我的画中间是条勾画清楚的大鱼（重心突出），在飘动的海草之间是模糊一些的鱼，有些只见半条（相映成趣），我还画了鱼的影子（浓淡有致）。老师说我没涂完颜色。她不是说我画不好，她是说我没完成作业，才给我C的。”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认为老师对我有成见。她认为我不听她的话。其实，是她自己有问题，眼光太窄，条条框框又特多……”
我明显地察觉到，很可能并不是老师对矿矿个人有什么偏见，而是对绘画有不同的见解。
第二天，我给这位老师去了电话。
果然，她不是认为矿矿画不好，她是认为矿矿设完成作业，才给了他C。
我说，可能中国画对矿矿影响比较深，他不喜欢西方油画式的浓墨重彩，而喜欢中国画式的淡雅清新。中国画有时用浓淡不同的墨来表示不同或多种色彩……
老师在电话那端沉默了一会儿，说：“明天，我找他谈谈。”
第二天，矿矿回家，说老师问他：“你是全盘设计好要这样画的．还是没完成作业？”
矿矿说，是设计好要这样画的。
老师把他的成绩改为此
在我忘了这件事后，有一天，我们收到学校寄来的一封信，是这位老师签的名。说是矿矿的一幅画被选送到学区参展，邀请我们有时间去观赏。
遗憾的是，参展那天我们因为另一件什么事，把这件事给忘了。
后来，听说参展的就是那幅关于鱼的画。
这位有局限的图画老师，却有着无限的胸怀！
这样的老师能不使人肃然起敬！？长辈是不是孩子的朋友？
中国孩子在非血缘关系的同辈人之间也称哥哥弟弟，或姐姐妹妹；称非血缘关系的长辈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
美国孩子在没有血缘关系的同辈之间，绝不互称哥哥弟弟或姐姐妹妹，而是直呼其名；称呼有血缘关系的叔叔阿姨，一般都加上这个人的名，而不是姓。如叫“全愈叔叔”，而不叫“黄叔叔”。更经常的是直呼其名。甚至对自己的父母，有时也直呼其名。
这让我们中国人听来，感到很不习惯。
美国中、小学的老师也从来不被称为“'老师”。年轻的。没结婚的、离了婚后单身的女性，一般都称呼“小姐”。结了婚的女性则被称为“太太”。所有的男性老师一律冠以“先生'称号。就连学校的校长，学区的督导（如果没有博士学位）都概不例外。从学前班的小毛头，到半大不小的高中生，叫起他们的老师来，全都是姓外加”小姐“、”太太“或”先生“。
矿矿五年级时有一位老师，是位五十有几的离了婚的妇女。矿矿告诉我，以前她是”维尔安太太“，现在她是”哈森小姐“，因为她离婚了。
矿矿在二年级时，他的班里来了一个大学教育系的女实习生。二十出头的大学生还跟孩子一样，有时矿矿喝水，她会悄悄过来胳胶一下。她有一个很好听的姓，叫”戴蔓“，英文的意思是”钻石“。孩子们都很喜欢她。矿矿甚至把她当成最好的朋友，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告诉我们戴蔓小姐今天让他们干了什么，戴蔓小姐今天教了什么。
有一天，矿矿从学校回来，一进门我就发现他一脸的不高兴：“戴蔓小姐今天说，从现在开始，她不叫'戴蔓'小姐了，她要我们大家叫她'舒梅克太太'，她要结婚了，要走了……全班小朋友都说，不好不好，不要走，不要姓这个'舒梅克'。可是戴蔓小姐说，没办法了，谁让我跟'舒梅克'先生结婚呢…
舒梅克是英语社会中较流行的一个姓，意思是”修鞋匠“，正好戴蔓小姐的对象就这个姓。从”钻石“小姐一下子变成”修鞋匠“太太，这个弯子也转得太大了些，无怪乎孩子们一下子接受不了。
中国人讲究”长幼有序“，美国人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如果我们一家遇到一个与我平辈的中国人，在介绍到我儿子的时候，儿子需要叫”叔叔“或者”阿姨“，这时对方可能摸摸矿矿的头，或拍拍肩膀，称赞一两句，但绝不会与矿矿握手。
如果遇到一个与我平辈，甚至是长我一辈的美国人，情况就不同了，儿子不用叫什么”叔叔阿姨“或”爷爷奶奶“的。笑笑，问候一声”Hi！“或”HOWareyoll？“就行了。
不管对方是'爷爷奶奶”级的或“叔叔阿姨”级的，都会正儿八经地回复问候，并主动伸出手来与矿矿握手。还会像对成年人那样对一个只有五六岁的孩子说：“你好！年轻人。”
高我一辈的我的博士导师塔克曼博士，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奎茨博士和他的妻子——牛津市市长，等等，都是这样把矿矿当作一个“人”来平等对待的。
当然，孩子也就十分自然地把自己也看成与成年人一样平等的人了。
美国孩子的少年老成会让你常常忘了他们的实际年龄。美国孩子常常爱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你伤害了我的感情”。大人们只要有一点事做得不合孩子的意，孩子就会抗议，“你伤害了我的感情”。
这言下之意就是，“我也是一个同你一样的人”。
我们刚从牛津市搬到西金库市时，矿矿交了一个很要好的朋友。这个男孩的父亲很有钱，拥有数十间食品店。同那些传统的故事里讲的一样，他也是一个不爱学习的孩子。
有一次，老师让孩子们自己创作并拍录像故事。矿矿和这位同学分在一组。放了学后，矿矿就让我把他送到这位同学的家去。那真是一幢豪宅，石头建的四层楼。说是去拍录像，晚上快12点了，矿矿才打来电话让去接他。
第二天，我一看他们创作的所谓“录像”，气就不打一处出。那录像既没有情节，也更谈不上艺术，从头到尾都是两个孩子无主题地乱打乱跳，与老师的要求差得太远。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句中国古老的名言立即跳进脑子，与不爱学习的孩子在一起混，还能学什么好？
等矿矿一放学回家，我就对他说，以后少与这个同学来往。
矿矿睁大了眼睛，像是看陌生人似的看着我，眼睛里还含着眼泪，说：“爸爸，你这样说他，不但是伤害了我的感情，还伤害了我的朋友……”
我们做家长的，往往只想到要孩子去做家长认为对的事情，但我们很少想到孩子也是一个独立的人，是一个有其独立尊严的人。我们往往只想是“为了孩子好”，但我们很少想到我们的行为会不会伤害到孩子……
大约是在1992年的夏天发生的一件事情，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天黄昏，一群迈阿密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和家属们，在宿舍楼群旁边的球场上打排球。不到八岁的矿矿，在跑前跑后帮他们捡飞出场外的球。
我在楼上，凭栏眺望。
矿矿在场边偶尔也能垫起一两个正好飞到前面的球，高兴得他手舞足蹈．有时干脆来个侧手翻。这样，叔叔阿姨叫他到多远的地方捡球，他都撒开脚丫去追……
后来，有一两个人被家里叫回去做饭或者吃饭，场内出现了空当。本来这帮子人就打得不怎么好，人满“不”为患，一走了人，空当更显。矿矿就跃跃欲试地慢慢往场里挪……
这时，家里的电话铃响了。我进家接电话。
不一会，矿矿嘟着嘴，红着眼睛回到家里。
“打球摔跤啦？”
“没有！”
“谁欺负你啦？”
“没有！”
“那怎么回事？”
“叔叔阿姨只叫我捡球，不让我打球。把我赶开！”
远处，隐隐传来钟楼的钟声。
窗外，夕阳西下，残阳如血。
看着一头大汗，小脸通红而又垂头丧气的孩子，我能说什么呢？我不是有时也嫌孩子碍手碍脚，一样把孩子赶走吗？
第二天，是星期六，晴空万里。
妻子的老板伯格博士和他的韩国妻子，以及阿莱希欧博士一家四口，还有我们家，一共大小九个人，到休斯顿森林公园的湖畔吉野炊。
周末，如果天气好，美国人爱约上几个亲朋好友，开上车子到外面搞野炊。
美国的公园可谓星罗棋布，说得夸张些，其密度可能与中国的菜市场差不多，稍有人口的地方，就有公园。许多公园都依山傍水，有一片片古木参天的森林，有各式各样的运动场，还有许多野炊场所，备有一个个现成的烧烤炉、一张张餐桌凳子供游人使用。在超级市场买上一小袋燃料，就能享用一顿原汁原味的烧烤。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要加一段小小的插曲。
中国有句古话，“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句话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其意是人最重要的是谦虚，知道自己的短处，这才是最宝贵的。我想，这句话若用于美国人对权利和义务的理解时，其实也是很合适的。在这个意义的范围内，美国人也是崇尚“人资有自知之明”的。这首先，是知道自己的权利，其次是知道自己的义务。贵就贵在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是等同的。中国人大多对美国人维护自然环境的自觉意识印象深刻。其实说穿了，在这一点上，就是美国人崇尚权利与义务的平等。
有一次，我们全家同一位好朋友瓦莱莉博士，一起去肯塔基的大山里野营。走在人烟稀少的山道上，看到一个废可乐罐，瓦莱莉博士随手拉了起来放进背包里，走了几个小时的山路。出了山沟后，看到一个垃圾箱，才把那废可乐罐丢了进去。
她做这件事就像是做自己的事一样，那么自然，平常，完全没有承担义务的负重感。维护自然环境是她的义务也是她的权利。
这时，你会觉得人与自然是那么的和谐，那么的亲近。
实际上，美国人搞野炊，主要目的不是吃，而是玩，是体验人与大自然的和谐。
这不，阿莱希欧博士的丈夫古瑞克，点上烧烤炉，把各种肉往上一摊，就仰天八叉地躺在湖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