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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斯特是比维尔纳更杰出的戏剧家，与蒂克等人不同的是，克莱斯特的作品都非常热情、诚恳而又炽烈，又具有朴实无华的形式。海因里希·封·克莱斯特（Heinrich vonKleist）出生于贵族，是一个古普鲁士军官家庭的后裔，十几岁时便失去了双亲。他作为年青的候补士官，参加过一次远征，但不久就辞去军职去故乡法兰克福上大学，埋头研究哲学、数学和古代语言。后来又离开法兰克福，到柏林去深造。克莱斯特自小就对自己的事情具有孤注一掷的致命冲动；他的传记作者维尔布兰特描绘他的性格时说：“心灵上总有一种阴郁的不满，气质冷淡，为人孤僻傲世，想象活跃，惯于深思穷究，抓住苦恼不放，性情浮躁凌厉。”
克莱斯特希望寻找一种东西，即真理。他把希望寄托于哲学，希望在哲学中找出那完整的真理，于是，他开始研究康德，但康德哲学却向他表明：我们一般不可能达到真理，根本无法知道自在之物是什么，我们只能按照感官告诉我们的样子来认识各种对象。也就是说，戴绿色眼镜人看到的一切东西是绿的，戴红色眼镜的人看到的一切东西是红的。克莱斯特一旦认识到对真理的认识简直不可能这一现实后，他便觉得仿佛最高的唯一目标已经破灭了，故而陷入了不可知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的泥淖之中。
这种精神的崩溃把他引入了天主教徒的行列。现在他觉得什么地方也没有教堂那样令人感动，那儿有最崇高的音乐，加上其它的艺术，一起强烈的震撼着人的心灵。相形之下，我们的礼拜微不足道。因为它只诉诸冰冷的理智，而一次天主教的庆典则诉诸所有的感官，于是，他狂呼：“啊，给我一滴忘性吧，我将欣喜若狂地变成一个天主教徒。”为了结束这种心灵的痛苦，克莱斯特出去巴黎旅行。同时，他与未婚妻解除了婚约，完成了他早已开始的《洛贝尔·吉斯卡德》这一悲剧，克莱斯特创作这一悲剧意在与歌德一比高低。他早就扬言要把花冠从歌德这位大文豪的额上扯下来。因此，他凭借自己的想象，在这本书中描绘了一个伟人，洛贝尔·吉斯卡德这位伟大的冒险家正率领大军驻扎在君士坦丁堡城下，他立誓要占领这座城市。然而，命运却与他作对，他的军营里发生了瘟疫，吉斯卡德本人也染上了这种瘟疫，但骄傲的他却没有让任何人知道。
他的帐蓬终于打开了，这个胸口发烧、喉头干渴、双手整夜都抬不起来的人却笔挺地、骄傲地走了出来，站在群众面前。他显得那么坚强、愉快而威武。这个必须承担厄运的人无疑就是克莱斯特自己，这样，他的描写就显得更加悲壮。
克莱斯特的著名戏剧《洪堡王子》写的是年轻的骑兵将领违犯了纪律，他采取军令所禁止的一种方式挑起了战斗，结果战胜了。然而，选帝侯却因此将他判处死刑。年青的主人公认为这只是形式而毫不在乎，等到他明白这一切都是真的时，却突然对死亡产生了恐惧，于是低声下气地乞求饶命，但经过内心的斗争，他坦然地要求对他执行应得的死刑。本剧描绘的主人公大多具有一种英雄之气，就是女性也非常刚强。如他的《彭泰西勒亚》这出著名的悲剧中的女主人公就是阿玛宗族的狂暴的女王，她向希腊人和特洛亚人都发动过战争，而且每战必胜。根据阿玛宗族的一条法律，她们每个人必须在战争中俘虏一个男人作自己的丈夫，战争结束后就可以同他们一起过幸福而平和的生活。彭泰西勒亚对阿基里斯产生了爱情。对阿基里斯的爱却表现为仇恨，她渴望喝他的血，结果在厌恶之余把他杀死了。由于失去了自己的所爱，彭泰西勒亚最终也忧伤地死去。据说，克莱斯特写完彭泰西勒亚的死后曾经久久地坐在那儿哭泣。他给一位友人谈到这个剧本时说：“的确你以一个先知的眼光看到了这一点；找最内在的自己就在这里面，我的灵魂就在它的光荣和悲痛里面。”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的是因为肉欲的满足而表现出的残酷。彭泰西勒亚爱得那么凶，为了爱，她必须把他吃掉，把他杀死。这就像我们小时候听说过的螳螂的故事一样，新娘必须把新郎吃下去才有新生。但这对于动物来说属于正常的事，一旦放在人的身上就显出了病态的特征。这一病态的爱情观与克莱斯特自己对待感情的态度是一致的。克莱斯特在感情上追求绝对的忠诚，我们再看看他的《克特卿·封·海尔布龙》这一戏剧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克莱斯特这一特质。克特卿第一次遇见韦特尔·封施特拉尔伯爵，就仿佛被雷电击倒一样摔倒在他的面前。伯爵正要骑马前行时，克特卿又从30尺高的窗口跳了下来，想跟上去，结果在病床上躺了六个星期。还未痊愈，就爬起来，捆了一个包袱去找伯爵，她赤着脚，头顶着烈日，身着短衫，穿过沙漠丛林，紧紧跟在伯爵的后面。伯爵用脚踢她、用鞭子抽打她，侮辱她，然而，她忍辱负重，十分热忱而又十分谦恭地忍受着这一切。这就克莱斯特自己的感情生活，同样，他也要求别人对他绝对地忠诚。然而，这个世界容不下他这种强烈的不掺假的感情。于是发生了1811年的悲剧。这一年，他认识了亨利埃特·福格尔夫人。这个妇人也像他一样地忧郁，并自以为得了不治之症。于是，1811年11月20日，他们两人一同驱车前往波茨坦附近浴盆湖畔的一家小旅店，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下午，两人走到湖畔的个僻静处，克莱斯特开枪射穿了他女友的左胸，随即开枪射中了自己的头颅。年仅34岁的诗人就这样用自己的手结束了他那痛苦的追求。但他在德国文学上却刻上了与浴盆湖边的那块碑文上一模一样的几个大字：“海因里希·封·克莱斯特。”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
艺术的自由天地
正如我们前面年说过的，法国浪漫主义产生得较晚。它的繁盛期应该是19世纪20至30年代。经过了法国革命的动荡、帝国的战争以及路易十八统治的衰微之后，新的一代突然崛起。他们从政治生涯、军事冒险和民政管理转向了文学改革和艺术创新。于是对于艺术自由的狂热占据了所有的心灵。艺术成了至高无上的东西，艺术是光明，仿佛一夜之间的火焰，是一切。现在，唯有艺术的美和艺术的大胆放肆才给人生赋予了价值。这种对艺术的膜拜产生了如火如荼、光芒四射、鲜艳夺目的文学，一种迷恋于姹紫嫣红、热情奔放的法国浪漫主义文学。
随着这种艺术觉醒而来的是对本国和外国文学的研究。当时，不仅但丁和莎士比亚占据了人们的心灵，刚刚在英国和德国出现的浪漫主义作家也成了法国人知识的源泉。几乎每个人都在阅读司各特的小说，阅读拜伦的《海盗》和《莱拉》的译本。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霍夫曼的小说都是抢手货。
由艺术这根纽带连接在一起的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们不仅崇拜外国文学，也十分重视他们之间的友爱和兄弟情谊。他们互相尊重、互相敬畏。每个人都把对方视为令人惊讶的瑰宝，里面珍藏着无尽的神奇。雨果曾经给拉马丁、路易·布郎叶、圣佩琢和大卫·德·安叶尔献上了诗篇；戈蒂叶给雨果、日安·杜·塞诺和佩特路·布莱尔敬奉了诗篇；缪塞给拉马丁、圣佩琢和诺地叶献上了诗篇。圣佩琢甚至给这一派的所有旗手都写了赞美诗。就连那唯一一位歌颂新生的资本的力量的马尔扎克也写了献辞。而乔治·桑这位热情奔放的才女更是双手捧上了她的 《旅人书简》。在这一派文人之中，我们看不到文人相轻的陋习，只有真诚而热烈的赞美。
然而，如果仅仅是互相赞美的话，就很容易陷入互相标榜的境地，那么也就不可能产生后来如此多的文学巨子。相反，他们的赞赏是建立在互相交流思想、互相帮助、互相影响、互相批评和互相鼓励之上的。爱米尔·戴商鼓舞雨果从古代西班牙的传奇中提取题材；戈蒂叶在巴尔扎克的《一个外省大人物在巴黎》中写出了吟咏郁金香的十四行诗。圣佩琢阅读乔治·桑的手稿，并对她的作品进行了有益的批评。乔治·桑与缪塞之间在文学创作上的影响就像他们之间的爱那样强大。
这批人以与传统决裂为荣，他们仅对古典主义的束缚，鼓吹色彩、激情和风格。他们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兴起了人民文学，这是在德国浪漫主义和英国浪漫主义中，都不曾出现过的倾向。然而现在，热情的平民、报仇雪恨的人、感恩戴德的人却成了雨果笔下的主人公，一起站在了舞台上。野蛮人成了梅里美描写的对象，他们的粗犷和清新的情感与德国作家笔下病怏怏的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诺地叶带着一颗童稚的心灵，通过描写的孩童说着天真的语言。而乔治·桑却把她的妙笔用来描绘高贵妇女心灵中天生的高贵和自发的善良。
这种清新自然的风格与卢梭的学说关系十分密切。卢梭宣扬个性解放。崇尚想象、歌颂自然，肯定感情是人的思想行为最奥秘的源泉。他的这种关于感情的学说成了浪漫主义作家的思想基础。导致了浪漫主义抒情风格的形成。除此而外，法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和斯达尔夫人对浪漫主义文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前者扩大了自然描写的范围、使海洋、山岳、森森、陵阙等巨型景物进入了文学领域。他反对古典主义诗学的绝对标准，提出了历史比较的文学批评方法。
夏多布里昂（F· R· De Chateaubriand）出身于贵族家庭。法国革命期间，他离开祖国去北美旅行。后又在反对革命的战争中受伤，之后流亡伦敦。在此地，他写了《革命论》，以及《基督教精神》。 1800年，他发表了中篇小说《阿达拉》。这是一部描写爱情和宗教的冲突，宗教最终战胜了爱情的故事。天主教徒印第安女子阿达拉爱上了异教徒少克达斯，但由于母亲已经许愿把她献给上帝，她不敢违背誓言，让母亲在来世受苦，于是服毒自杀。阿达拉临终时，由于有传教士对她进行天国的说教，她也就不再感到死亡的痛苦。沙克达斯曾经因为达的死而诅咒过天主教的残酷，最后也和天主教和解了。作者在这里让宗教战胜了爱情，企图宣扬基督教的“庄严伟大”，宣扬原始罪恶以及唯有基督教能使人免遭尘世苦难的观念。后来，作者把《阿达拉》与《瑞奈》合集出版。瑞奈是个像作者一样的没落的贵族青年，为了追求无名的幸福而焦躁不安、四处漂泊。他抱怨宇宙人生，留恋死亡和荒凉残破的景物。瑞奈身上反映出的宿命论、无法解脱的优郁心情实际上是被剥夺了特权的贵族阶级对法国革命的不满情绪的集中体现。除此而外，夏多布里昂还写了《殉道者》、《那捷兹人》、《最后一个阿班色那瑞人历险记》等小说。《巴黎至耶路撒冷之行》是本游记，还有自传《墓外回忆录》。在他的作品中，夏多布里昂散布了中古基督教，同时也对中古文化艺术，特别是建筑艺术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他还开创了“世纪病”的病态形象，对后来的拉马丁、维尼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如果说夏多布里昂因为宜扬基督教而使他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斯达尔夫人这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作家却对浪漫主义起了积极的作用。
斯达尔夫人是瑞士的一位银行家兼财政大臣的女儿。早年接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卢梭是她崇拜的偶像。革命初期，她拥护革命，但像华兹华斯一样，雅各宾专政后，她十分惊恐，因此而离开了法国。拿破仑执政后，她在巴黎开办了一个沙龙，成了不满拿破仑独裁统治的人们的活动中心。1800年她发表了《论文学》，歌颂自由，1802年她又发表了她的反教会小说《黛菲妮》，因而引起了拿破仑的不满，从此开始过流亡生活，游历欧洲各国，并与德国的施莱格尔兄弟结成好友。1807年小说《珂莉娜》出版。1801年出版了她的《论德意志》，表达了她对德国及德国文学的理解。
斯达尔夫人在其两部小说中第一次在法国文学领域提出妇女自由权利和社会传统习惯之间的矛盾问题。黛菲妮是个天真热情的女子，可是她的坦率的行为，不但为封建的道德和教会偏见所不容，而且也始终得不到情人的谅解，最后唯有服毒自杀。珂莉娜是个渴望个性自由、热情奔放的意大利女诗人。年幼时备受继母的歧视和迫害，后来与英国青年奥斯华尔德相爱。但后者生于清教徒家庭，性情拘谨，终于牺牲了对珂莉娜的爱情，听从父母之命，与一个符合贤妻良母标准的女子结了婚。珂莉娜因此感到绝望，抱疾而终。两个女主人公都希望战胜传统势力，但最终都失败了，并皈依了宗教。
斯达尔夫人对文学理论的批评的贡献是重大的。她的许多见解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成长和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批评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她在《论文学》中着重阐发了文学发展和社会状况之间的相互关系，要求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取代古典主义文学法则。她认为批评家应该从产生作品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去理解和说明作品的特征。在 《论德意志》中，她进一步阐述了古典主义文学与浪漫主义文学相对立的论点。她猛烈抨击矫揉造作的沙龙文学和妨碍创作自由的古典主义法则。她坚信受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文学将比过去的文学更有力量，更有独创性，因为它是在本民族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她提出“用我们自己的感情感动我们自己”。她还强调法国应向莱茵河彼岸的作家如歌德、席勒、施莱格尔兄弟等作家学习。继这两位早期浪漫主义作家之后，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蓬勃发展，涌现出一批辉煌的名字。
美人与野兽——雨果
法国浪漫主文学的翘楚是维克多·雨果（Victor）。这是位诗人，Hugo有着热情而执拗的个性，宽厚而坦荡的心怀。但他在戏剧小说上的成就更为辉煌，他那体现在小说中的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赢得了全世界读者的同情。除了文学之外，在政治上，他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热门人物。在感情上，他是恋爱专家，至老不衰，其风流倜傥和精力充沛，与同时代的德国文豪歌德不相上下。
雨果的父亲是拿破仑手下的一名将领。母亲莎菲是个孤儿，由于渴望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支柱， 1797年11月15日与里奥朴·雨果结婚。
四年之后，这对夫妇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全家出去旅行。在山区的途中，莎菲怀上了第三个孩子。这就是1802年2月26日出生在柏仙谷一幢十七世纪古老的屋子中的维克多·雨果。由于父母之间的一些龃龉，有时雨果感到得不到母亲的照顾，因而内心里充满的不是温馨的亲情，而是孤寂。这种忧郁气质形成了一生中经常压制他那强盛生命力的力量。
1822年雨果同青梅竹马的艾德娜结为夫妻。艾德娜属于西班牙型的美女，端庄贤淑。在他们相爱的最初，雨果就开始写一些杂诗，纪念他们的爱情。这些杂诗于 1822年 6月出版，书名为《颂歌与杂诗抄》，书上写着“献给我挚爱的艾德娜，她是我期望的荣耀和幸福的天使——维克多”。
1829年，雨果出版了他的《东方集》。是什么促使这位法国人描写那古老东方呢？希腊一向在为它的自由而奋斗，这为许多文人提供了灵感。因而我们看到了厄仑士雷的童话式的东方，拜伦那忧郁热情的东方以及歌德那充满了宁静致远、沉思默想的东方。在它们的后面，则是多姿的、向外的、野蛮的东方，是光辉和色彩的园地。这本诗集中包括了《被占领的城市》、《总督的苦恼》和《土耳其进行曲》等。
继之，雨果开始写另一组诗篇，即《秋叶集》。这本诗集为法国抒情诗开拓了一片新的领域。在这本诗集中，诗人呈现给读者的是他自己家庭的图画和思想。这些诗篇缅怀着他的童年和他死去的亲人，也回忆着他母亲的温柔，他父亲的军人风采和神姿，以及他童年时期站在父亲身旁一度亲眼见过的拿破仑。其中的一些爱情诗也是举世无双的。他把他的家庭向读者诗化了。这种对家庭的沉浸是许多伟大的文人不曾涉及到的。而雨果却在诗中描写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曾在《黄昏之歌》这一诗集中的一首《达特·丽丽雅》中把艾德娜描写成“始终如一”、“无所不在”。让他们看看下面这幅迷人的图画吧：
哦！在苍天底下，如果你遇见了
一个女人，面貌纯洁，步履庄重，眼光温柔，身后跟着四个孩子，最小一个还摇摇晃晃，她好好地照顾他们全体；如果从她身旁
走过一个盲人，年老体弱，赤贫如洗，她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