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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1776年出版了名为《论商业与政府的关系》的著作；在这本书里，包含了效用学说的最早的申述之一。
可以把萨伊看成是形式主义的、均衡分析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而均衡分析是当今价值学说的实质。
在奉行萨伊学说的法国作者中，有一位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单独提出。奥古斯丁·库尔诺（1801…1877年）并不是萨伊学派的直接继承人。
他是一个数学家。他认为市场上的关系可以看成是单纯的形式关系；某些范畴、需求、价格、供给可以看成是彼此的函数；因此，就有可能把市场的关系用一系列的函数公式表述出来；经济的规律可以用数学的语言系统地表述出来。因此，它正是运用微积分学的自然领域。
库尔诺奠定了行为派经济学的基石。在这一学派后来的发展，有瓦尔拉的〃储备价格〃（reserve prices）概念，有帕累托的〃无差异曲线〃和今天的〃边际代用率〃。
脱离开古典学派探索创造价值的原因的途径，导致了强调在竞争条件下，亦即在〃现金交易关系〃的条件下的个人行为。效用学派和数学学派共同强调了这一点。同这两个学派与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区别相比，这两个学派之间的分歧虽然很显著，却是次要的。他们都是倾向于绝对性和形式主义的；他们都避免明确地与特定的社会秩序联系起来；他们都先是含蓄地然后又明白地声称，他们的结论的有效性并不受琼斯所称的那种特定的〃经济结构〃的存在与否所制约。后古典学说的这些特征一直延续到今天。〃
事实是，马克思是充分了解萨伊的理论及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主观价值论及其数学模型的。劳尔指出，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理论〃超历史的普遍性意义，以〃避免明确地与特定的社会秩序联系起来〃，认为〃他们的结论的有效性并不受特定的经济结构的存在与否所制约〃，这正是马克思当年所攻击的庸俗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辩护性〃。
因此，19世纪后期德奥学派中形成的主观价值论（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的〃边际效用〃论及所谓〃边际革命〃，并不是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视界和界限的新理论。
熊彼特曾经写过一本《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他列举的人是：马克思、马歇尔、陶西格、费雪、米契尔、凯恩斯、门格尔、庞巴维克、瓦尔拉、帕雷托。这十个人中没有萨伊，而马克思的经济体系是独树一帜的。其余九人虽然有英美学派（马歇尔、陶西格、费雪、米契尔、凯恩斯）、奥地利学派（门格尔、庞巴维克）、洛桑学派（瓦尔拉、帕雷托）之分，但这九个人在基本理论上，都是属于或者说源自同一个学派：即建立在主观效用价值论为理论基石而应用边际分析方法的19世纪庸俗经济学派。
记者：如果你的看法成立，那么就是说，20世纪的当代经济学在技术层面尽管有新东西，但在原理方面也并没有提出超越19世纪的新观点？
何新：正是如此。应当注意，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年代是19世纪50…80年代。而萨伊一类庸俗学派的基本原理及分析技术产生于19世纪20…70年代。许多人怀疑《资本论》的时效性（过时论）。殊不知第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比《资本论》的体系要陈旧古老得多。第二，马克思是认真研究过、分析过、批判过萨伊的（见《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晚年沉潜于微积分的研究（《数学手稿》），表明他对在经济学中应用数学分析实际也是感兴趣的。
记者：那么你的意思是说，你之所以否定西方现代经济学，不是否定他们的数学模型，而是怀疑他们的基本原理。
何新：对！如果原理错，则再精妙的数学建模也是错。让我打一个比方。在哥白尼以前，欧洲主流的宇宙理论是地心说，即以地球为唯一恒星，其他天体都围绕地球而运动。在这一基本假设的基础上，自托勒密以后的1000年里，西方天文学家发展出许多分枝流派，发展出许多计算方法的系统，用以说明天文现象。这些学派和计算彼此之间有很多矛盾和争论。
事实上，托勒密学派关于〃本轮〃、〃均轮〃的那种种系统也是数学模型，与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各种精致模型是颇具相似之点的。
但是，哥白尼所打破的，并不是具体哪个学派和哪种计算或哪种方法，而是关于宇宙围绕地球旋转这一基本公设。这个基本公设一旦被打碎，一千年中一直作为西方天文学主流的那些体系、理论、计算以及〃模型〃，也就统通烟消云散了。
在经济学上，我们现在必须提出怀疑的正是主流经济学关于主观价值和边际分析的基本公设。如果这个公设是荒谬的，那么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整个体系（既包括微观经济学，也包括与政策设计有关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还有马歇尔的〃基数效用〃、帕雷托的〃序数效用〃以及什么〃无差异曲线〃、〃边际替代率〃一类数学游戏）正如托勒密体系就一样不过是缺乏实际意义的假设而已！
9、马克思为什么说主流经济学是庸俗的
记者：我有两个问题不明白。第一，马克思为什么认为斯密和李嘉图以后形成的主流经济学是〃庸俗经济学〃？第二，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时代是在19世纪中叶，他当时对西方庸俗经济学的批评在现代是否仍有效？
何新：马克思所谓〃庸俗〃，我理解具有三层语义：
（1）流行的（世俗的、通俗的），
（2）浅薄的，
（3）琐碎的，即日用杂货式的。
让我引用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这部手稿中的话。马克思认为，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具有以下几点不同。
第一，古典经济学力求探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运行的本质和原理，它不寻求掩盖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固有的内在矛盾。他说：
〃古典政治经济学力求通过分析，把各种固定的和彼此异化的财富形式还原为它们内在的统一性，并从它们身上剥去那种外在的形式，它想了解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不同的内在联系。〃
而庸俗经济学则不同，它是辩护性的。所谓辩护的意思就是护短，就是极力夸饰美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想方面（特别是伦理意义上）。而力图掩盖市场经济冷酷、丑恶的另一面。
第二，庸俗经济学没有原理，只有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理想观念下那种表面现象的抽象描述。
马克思说：〃只是在政治经济学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即在斯密以后）和形成稳固的形式时，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因素，即作为现象形态的单纯的现象复写，即它的庸俗因素，才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特殊表现形式从中分离出来。例如萨伊就把斯密著作中这里或那里渗透的庸俗观念分离出来，并作为特殊的结晶和亚·斯密并存。〃这一批评对于当代主流经济学仍然适用。
第三，市场经济由于其优胜劣汰即效率机制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在没有政府干预和调节的自由状态下，社会将陷入由贫富对立所激发的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上半叶，在欧美社会，正是这一矛盾导致资本主义体制以及政治经济学本身严重的存在危机。而对这种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在庸俗经济学的全部理论模型中则予以漠视。
马克思说：
〃正当政治经济学本身由于它的分析而使它自己的前提瓦解的时候，庸俗政治经济学开始嚣张起来。因为政治经济学和由它自身产生的对立面的发展，是同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社会矛盾及阶级斗争的现实发展齐头并进的。与这种情况相适应，庸俗政治经济学也就有意识地越来越成为辩护论的经济学，并且千方百计力图通过空谈来摆脱反映矛盾的思想。〃
庸俗经济学的起点是所谓〃个人偏好〃与〃社会福利〃。它用这个概念偷换了古典经济学所已经发现并试图分析的资本主义体制内在的结构性矛盾贫富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这个问题一直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荒谬性的根本所在。
马克思之所以蔑视这种主流经济学（在当时就是主流），还因为其抽象力的肤浅。庸俗经济学自马歇尔、庇古以来一直试图借助伪科学的专用术语，如所谓〃边际效益〃、〃个人偏好〃一类怪诞的伦理术语和无现实意义的数理模型来吓唬人，来冒充思想的深刻性。这一倾向在马克思的时代已经出现。马克思当时即嘲讽庸俗经济学玩弄术语的偏好，指出：
〃庸俗政治经济学认为它越是实际上仅仅从事于把普通观念译成学理主义的语言，它就越是单纯、合乎自然和对公众有益。〃（以上引文见《全集》26/3，P．556…559）
第四，也是重要的一点。我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是一种独特的历史主义（不同于德国原有的〃历史学派〃）经济学。
马克思的最大悲剧在于他的《资本论》实际只是一部没有完成的书。除第一卷外，他留下的经济学研究主要都是手稿或残编。（从70年代以来，这一批手稿的中译本已全部得到出版。）
可惜的是，在当代，似乎马克思当今在中国的某些精英意识中，已被人们忘记和忽略了。但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深刻性和重要性超过当代任何经济学名家，包括所有那些诺贝尔奖得主的总和。马克思的确是一位经济学天才。
记者：那么你如何看待诺贝尔经济奖？
何新：我认为那正是西方主导国家以表面客观的方式，树立某种经济意识形态权威，以此主导和操控世界舆论，实施对世界的意识形态领导的一种工具。也许老诺贝尔本人当初设立此奖时未必有此意。但近十年来，这个奖中的人文部分（文学、经济、人权）正在由于这种不客观和不公正而声誉扫地。
10、现代经济学并没有形成可操作的科学方法
记者：那么你认为现代经济学是否已形成了自己的方法呢？
何新：没有。我在这里可以向你推荐一本书《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or how economists explain），英国经济学家Mark Blaug的著作（1980）。此书的精彩之点，不仅在于作者全方位地回顾了现代经济学方法和理论规范形成发展的过程，而且在于作者具有一种独立清醒的批判态度。
作者指出，近代经济学经历了穆勒的实证主义，波普的证伪主义，西尼尔、凯恩斯关于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划分，萨缪尔森在《经济分析基础》中倡导的数理操作主义等等。但是，没有一种方法不是争论不断。事实上至今主流经济学尚未形成比较公认的理论规范以及方法。
记者：你在上次的讨论中曾说，在经济学中应用数学是19世纪中期开始的。
何新：是，但试图使数学模型的运用具有一种表面性科学的形态，则是萨缪尔森于六十、七十年代在主流经济学中大力倡导所谓〃数理操作主义〃的结果。萨缪尔森说：
〃我们理论的有用性出于这样的事实，即我们根据自己的分析往往能够确定由一个或几个参数的指定变动所产生的未知变量的变动性质。事实上，我们认为理论在操作意义上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它确实包含着对于可观察到的数量的若干限制，根据这些限制它想必会遭到驳斥。〃
实际上，在50…70年代，在主流经济学内部对于究竟什么是使经济学接近科学的方法和规范问题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卷入这场争论的，不是二三流的人物，而是包括被某些中国经济学界视同偶象圣人的弗里德曼、萨缪尔森这样的人物。
记者：有过这样的争论吗？请介绍一下双方的观点。
何新：其中一次重大争论导因于1953年米·弗里德曼的论文《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它的中心论点是抨击当时主流经济学中流行的理论构筑法，批评经济学家乐于虚拟种种抽象假定（其中包括新自由主义常乐于引用的谋求私利最大化的〃经济人〃假定）。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学家不应把这些假定错当成现实。
弗里德曼认为，实证经济学在原则上不依从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性的判断。实证经济学是类似于任何一种自然科学的客观的科学，它研究〃是什么〃而不研究〃应该是什么〃这一类问题，它的任务是指出一个一般化的体系，用来预测客观情况变化的结果。
实证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紧密相关。任何一种政策必定依据于某种预测的结果，这种预测必定以实证经济学为基础。人们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他们在正确的经济政策上达到一致，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实证经济学的进步，取决于实证经济学所产生的结论是否，并且值得为人们所广泛接受。
作为一种语言，理论没有实质性的含义，它的作用像一种〃档案〃体系，对实际资料进行分类、组织，加深人们对资料的理解。对这种档案体系的评价取决于逻辑和事实上的考虑，形式逻辑的准则是能表明某种特别的语言是否完全、是否正确。
作为一种实质性能假说，理论对所说明现象的预测能力必须受到检验，只有实际证据才能表明理论是否正确，对假说的唯一合适的检验方法是把它的预测与经验相比较。如果两者相矛盾，假说就会被抛弃，如果两者相一致，假说就会被接受。
弗里德曼一再强调，只有经验才能对假说的正确与否作出判断，验证的对象只应是假说本身的含义，而不能是假说所依据的假定的真实性。
弗里德曼指出，对假说的实质性含义的检验存在很多困难。对社会科学来说，检验假说含义的标准实际证据，不是得自可控制的实验。这类证据常常是复杂、间接和不完全的。证据的收集是困难的，对它们的解释又总是需要细致的分析并包含没有多少实际说服力的连续的推论。
弗里德曼后来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实际是一种规范的、伦理应然的市场假设，并没有遵循他这里倡导的实证方法。
但这里他所概括的实证方法本身，是对培根以来西方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浓缩和提炼，对于经济现象的分析是具有意义的。
弗里德曼说：
〃经济理论应被看作一组实质性的假说，应该根据要想'解释'的那一类现象的预测能力来评价。只有事实证据方能表明理论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或者说得更明白些，表明理论究竟是被暂时'承认'其为有效还是被'拒斥'。对一项假说有效性的唯一中肯的检验是将它的预测同经验相比较。〃
这一观点，接近于中国哲人说的〃实事求是〃，〃实践检验〃的观点，本来应是颠扑不破的。但殊不料，它提出后，在西方经济学中却受到形式主义者的严重质疑。
但是，弗里德曼对于形式主义者滥用假设（即数学模型）的批评，引起主流经济学的愤怒回应。与弗里德曼进行争论的另一方就是大名鼎鼎的萨缪尔森。在萨氏看来，经济理论的〃非现实主义根本不是一项理论或假说的缺点〃。
就难怪他的门徒萨克斯后来会为前社会主义国家炮制出类似〃休克疗法〃、〃哈佛500天计划〃那一类远远背离现实的向理想市场经济过渡的空想性改革计划。
我在前面曾谈到笛卡尔模拟欧氏几何的方法论。有人可能认为这个例证陈旧。殊不料，萨缪尔森也作过类似的事。Blaug对此评论说：
〃萨缪尔森提供一个逻辑证明（1966年），但那个证明以完全公理化的〃欧几里得式〃理论为先决条件，该理论的整个演绎结构保证种种假定、理论命题和那些命题的结果全都相互隐含在一起。事实上，大多数经济理论没有完全公理化，并不具备简单的逻辑结构，这正足以表明为什么在区别理论的假定和它们的含义时存在着某种特点。〃
记者：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为代表的这场经济学方法论争论，结果如何？
何新：实际是不了了之。它必然不了了之。弗里德曼不可能把实践检验理论的原则坚持到底。他如果坚持这样做，势必就会背弃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了。他不可能这样做。M．Blaug指出：
〃从我们对战后经济学方法论的观察，从没有出现意见一致的情况。〃
弗里德曼批评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指出这一理论体系的非现实性和非实用性，目的是试图探求使主流经济学回归到经济现实的土壤上，成为更有效地作为政策工具的方法。但是，统治阶级需要这一套将市场经济理论性地全面美化的经济学意识形态。因此，弗里德曼的批评最终被淹没在群起而攻之的噪音之中。
记者：那么在你看来，西方主流经济学最终并没有形成规范性的统一理论，也没有形成公认有效的方法体系？
何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