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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化的过程，按照一般规律，是由农村中的富农资本，通过自由贸易，转化为商业资本，再转向农副产品的加工业，转向消费品的加工业，最后转向生产资料的重工业。在这个进程中，国家可以采取无为而治、放任而不干预经济的自由主义方针。
而另一条路线，则是模仿苏联工业化模式的路线。
斯大林式的工业化道路，使苏联在30年代获得了极快的资本积累速度，实现了国家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的优先发展。其速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资
本主义国家。使得苏联能在苏德战争爆发前，以先进技术装备了苏联红军，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抵抗德国奠定了基础。
但另一方面，也付出了极大的社会代价，这条路线必须是一条饿肚子经济即勒紧裤带，全民被迫作出牺牲搞工业的路线。其社会后果，导致苏联经济体制下的长期食品及消费品匮乏，人民不满，积怨甚深。正是在这种体制下，造成了人民生活消费水平的滞后发展。也形成了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和对公民自由的全面剥夺，造成了苏维埃国家专制主义毛泽东后来称之为〃新沙皇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高度集权体制。
记者：中国革命成功后，是否也想走这条路。
何新：有人想，高岗是一个代表人物。而邓子恢等人则想走市场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在50年代为设计中国工业化道路而研究《联共党史》，他在朝鲜战争的刺激和挑战下，为快速提高中国的国防能力和武备水平，决定采取近似于斯大林模式的工业化道路。
为此就不得不对7届2中、7届3中全会所确定的新民主主义方针进行修改，从而重新确立了1953年制订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此而推行一系列激进的农业合作化政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政策，重工业优先和高程度工业化建设政策。
这些政策导致了党内外发生激烈辨论。但是，如果毛泽东不搞重工业先导，不勒紧裤带搞原子弹，后来中国的国际处境也许会与今日伊拉克差不多。
记者：这是否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
何新：是。自50年代初以来，直到70年代末的中共11届3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方针，这两条路线纠缠交错，斗争了几乎30年。其间消消长长，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风风雨雨。
从土改中是否消灭富农经济的争论，到刘少奇天津讲话，主张维护城市中民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方针，以至1953年的三反五反，财经会议前的〃公私平等纳税〃的新税制之争，1955年关于合作化的激烈辩论，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反对高速度、反冒进，中央八大路线强调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以及毛泽东在这一年写《论十大关系》，试图对两条路线作出折衷。即走出第三条路来。也就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但1958年针对反冒进，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进行反击，推翻集体领导亲自走上经济指挥的第一线，发起人民公社化运动。继而庐山会议纠左，彭德怀上书，毛泽东打倒彭德怀。1960年中国国民经济面临崩溃，刘少奇再次主导纠左。（在天安门城楼上对邓子恢说：人民公社祸国殃民呵！）1962年经戴河会议毛泽东发动反右，1963年发动社教，提出整党内〃走资派〃的政治概念，1966年5·16通知提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8届11中全会发动政变贬抑刘少奇，进而决定全面发动文革。
20年间，在治上主导的、占据主动地位的始终是毛泽东的路线。但在经济上不断反扑，不断居于主导的，则是刘少奇的另一条路线，亦即文革中所批判的〃刘邓路线〃。
最终，中国导向市场经济的80年代社会改革，历史最后选择的仍然是第三条路线。这两条路线之争，可以说贯穿和影响了新中国以来50年的全部现代史。
14、历史中的悲剧性
记者：毛泽东的看法是否有道理？
何新：从抽象理论的角度分析，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形态下社会矛盾的分析，无疑是十分深刻的，高于斯大林的理论，也高于当时党内的其他领导人的认识。所以毛泽东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思想家。
但是，最早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存在阶级问题的政治思想家，是苏联的托洛茨基和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前者的著作《被背叛的革命》，指出了俄国十月革命后党的官员官僚化和资产阶级化的现象。
而德热拉斯五十年代的代表作《新阶级》，也从政治上分析这个问题。
毛泽东指导文化革命的〃继续革命〃理论，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似乎确有某些相似之点。即不停顿地由民主革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由民族革命过渡到世界革命。
1965年，彭真指示北京编译所译出并出版了《被背叛的革命》及《新阶级》这两本书，作为〃绝秘〃版提供高干作为内部参阅资料，此举在政治上是意味深长的。
而林彪政治集团在〃5·71工作纪要〃中，也指张春桥、江青的思潮是极左性质的托派理论。
人们知道，毛泽东死前没有遗言。但是197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发表毛泽东向高级干部〃打招呼〃的23段语录，可以看作毛泽东政治上的重要遗言。
在这些语录中，毛泽东谈到〃大官、小官和工农兵〃的矛盾。表明直到最后他仍在从社会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上，考虑社会主义形态下的社会矛盾问题。
将此联系1975年他要求全国人民学习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所谈到的〃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定权利，即保护私有财产权），要求对这种权利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予以限制，要人们〃弄清列宁为什么讲要对资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等等，可以看出，毛泽东毕生所追求的理想始终是一个消灭社会经济差别，消灭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大同社会。
他抱着这一不能实现的遗愿而痛苦地离开人世，可以说是抱恨终天。而在他死后，人所共知，换了人间，经济体制与经济路线发生了全面的转变。
记者：对今天社会中发生的这种转变他会怎么看？也许会称之为〃资本主义复辟吧？〃
何新：（笑）也许。但是用列宁主义的观点可以证明他的这种看法是错。毛泽东是一位悲剧英雄。他晚年以日益衰弱的体魄，仍在与社会中日益壮大的新兴自发资本主义潮流作不屈的斗争，颇有唐·吉诃德式的悲剧色彩。
批林批孔时曾流传两首〃法家〃的诗：
（一）
铁马云雕共绝尘，柳营高压汉宫春，
天清杀气临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
蜀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
象床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温庭筠）
（二）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
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罗隐）
当时传说毛泽东爱吟并反复圈划这两首诗，而梁效、江青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予以妄解。
其实，所谓〃蜀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种诗境反映了毛泽东晚年的悲凉心境。
因此，在对文革派理论的反思中，我日益加深地意识到其理论的反动性。〃他们讲着最革命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分子。〃这种反动不是政治的反动，而是对历史、对生产力发展、对历史进步原则的反动。因为他们所反对的是经济的进步，技术的进步，文明的进步。
四人邦的政治经济主张如果得逞，文明将被消灭。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将会被彻底葬送。国家最终甚至可能陷入内战和四分五裂。毛泽东晚年已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对政治局几个常委的最后一次炎话中曾问道：未来如何？也许是〃血雨腥风〃吧？中共领导最巧妙而稳健地办法消弭了四人邦之祸，这是国家民族之大幸。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和伟大。
正是在70年代那些痛苦的岁月中，我在《哲学笔记》中读到列宁摘录的费尔巴哈如下一段话：
〃道德的基础是利己主义（是对生命的爱、利益、利己主义）。善不是别的，而是符合一切人的利己主义的东西。〃〃不是要消灭知识的贵族、精神的贵族，不是的。但不能容许只有少数人是高尚的，而其余的人都是愚民。不是要根本消灭财产，不是的，但不能允许只有少数人拥有财产，而其余的人却一无所有。〃《列宁全集》第38卷，71…72页。
我认为这正是对文革〃左〃派理论针锋相对的批判。
记者：那么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两条路线之间，究竟孰是孰非呢？
何新：两是两非。最终历史证明，正确的并不是单纯的任何一方，而乃是碰撞对立下的综合，这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进程。
记者：你这样讲，我有点听不懂。
何新：正确的是合题，而且只能是斗争后相互扬弃了的合题，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刘少奇的个人命运是充满悲剧性的，身居高位，而身死囹圄，蒙受不白之冤，死无葬身之地。
但毛泽东的个人命运也是悲剧性的。毛并不是最后的赢家。尸骨未寒，发妻已成阶下囚。及身而没，政敌却已纷纷翻案。
从今天回顾这场两条路线的斗争，可以从现实性与意识形态理念性的两个层面去加以剖析。
从现实性角度看，刘少奇以市场经济为主的混合经济思想乃是适应中国国情的务实方针，适应现实的方针。
而毛的经济方针，则脱离现实基础，具有空想共产主义的抽象理念色彩。
因此，后者最终在强有力的经济现实利益的冲击下，全面失败。人民公社解体了，总路线放弃了，大跃进被否定了。60年代的三面红旗可以说都倒了。
但另一方面，正是毛所倡导的重工业先导方针，快速工业化方针，在50…70年代，使中国以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速度，由一个极其落后停滞在中世纪经济状态的农业国，变成一个门类初步齐全，具有先导性的先进工业领头的初步工业化国家。
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奇迹！而且这一奇迹是在50…7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华实施严酷的经济技术封锁的条件下取得的。
没有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这一成就肯定也是不可能取得的。
黑格尔在谈到历史发展中的悲剧性时讲过一段精彩的见解。黑格尔说：
〃一个伟大的人会是有罪的他承担得起伟大的冲突，因此基督放弃了他的生命个性。牺牲了自我，但是他的事业，由他首创的事业，却永存下来了。〃他说，真正的悲剧是两种合理性的事物互相碰撞，有两种合理性相互对立地出现并非好象只有一种是合理的，另一种是不合理的，而是两方面都是合理的，它们互相冲突，一个毁灭另一个，两个结果都归于失败，而两个也互为对方说明存在的理由。《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106页。
正是在这种碰撞中，一种新的历史综合，代表更高阶段发展形态的历史综合出现了。这就是邓小平所构想，而在江泽民时代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存在现实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十一、20世纪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
1、辩证经济决定论的历史理念
记者：在您的谈话中，您已多次反复谈到一个重要的观点。您说对于历史，您是一个决定论者。您相信历史有一种内在必然机制，相信历史阶段不可跳越。那么，中国现阶段出现市场经济的生产关系，您认为是否也具有不可避免性？
何新：是的。
记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更深入地了解您的想法。
何新：事实上，历史哲学是经济理论的基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荒谬之一，就是试图将经济学的抽象模型置于一种非历史的观念上，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原则看作适用于历史上一切经济形态的无限通用原则。
记者：你说过，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种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在我们的讨论中，你的观念中也不断地闪现出这种决定论的色彩。那么我想问，决定论它与非决定论的区别究竟是在哪里？
何新：决定论的反理论是选择论，即自由选择论，也就是哲学意义的自由主义。实际上，经济学离不开决定论。在经济学的理论预设中，有一个暗涵的前提，就是一切经济现象、经济运行有超越主体意志的自身法则和秩序。所以它是有规律的，是可以观察、表述和作出预测的。而这就是决定论的哲学观点。
非决定论认为，历史及未来似乎是可以自由创造和选择的，历史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产物。
而决定论则认为，历史与未来乃是必然。所谓必然，意义就是：面对一种既有的现实，无论人怎样选择，或者也无论要不要作选择；在终极的意义上结果总是相同。无论你愿意或不愿意，接受或不接受，这就是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斯宾格勒有一句名言：愿意走的，命运领着走。不愿走的，命运拖着走。这就是作为历史观的决定论。决定论哲学的根本点在于对历史中所存在的内在必然性和普遍规范性的承认。
记者：什么是历史中的普遍规范性？
何新：我们观察历史时，会发现存在两个方面的现象。一种是规范性的东西，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秩序。这种秩序在不同的（即使是相互隔绝的）人类历史中，在相类似的阶段上，总会重复出现。另一种是非规范性的现象，是随机发生的或偶然地大量浮现的。
记者：历史中存在规范的东西吗？
何新：存在。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起源的人类历史中，总是反复呈现出结构相似的历史阶段、规范和秩序。摩尔根说过：
〃人类出于同源。因此具有同一的智力资本，同一的躯体形式。所以，人类经验的成果在相同文化阶段上的一切时代和地区中都是基本相同的。〃（转引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
记者：请您举出例子。
何新：从工具来说，早期人类文化尽管是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下发展，但在工具的材质上都经历了旧石器/新石器/铜/铁器的发展序列。而且这个序列不可能是相错或相反的。在社会组织和文明形态上，也都大体经历由采集/渔猎/畜牧/农作/工业等阶段。这种有规律、从属于某种普通规范的社会历史现象，在不同时地的不同社会中，总是不断地、重复地出现，这就是康德所谓历史中的〃先验理性〃（即预设秩序）。
这种规范和秩序的存在使得对人类历史作科学主义的理性研究成为可能。因为它表明历史发展是有规律、有秩序的。这种秩序及规律性超越于种族、个人、权力的随意性和自由意志之上。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尽管人类活动的自由选择对事件、进程、历史具有重大意义，对个人、一代人、几代人生活有重大影响；但愈从宏观的范围看，愈从大尺度、大空间的历史范围看，人类这种随机的自由选择就显得愈是缺乏意义，愈微渺而不足道。
对一个人来说，一生中的10年、50年意义极其重大。但对历史而言，一个进程早500年或晚500年，意义实在很小。
2、中国改革历程浓缩重现资本主义近代史
记者：您曾说马克思提出了经济决定论的历史观。请问这是指马克思的什么著作？
何新：马克思关于经济决定论，又称作生产力决定论的代表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第一部分（〃论费尔巴哈〃）。还有《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
〃根据我们的历史观，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力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
他又指出：
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辩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像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这是他最早表述的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的决定论。
记者：您曾说《资本论》的原理没有过时。但现在学经济学的人，很少还有读《资本论》的。您能举一个例子证明关于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