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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冯？巴本，希特勒并没有高估自己的这个副总理，在历次权力更迭的过程中的表现，说明他只是一个受权力欲蛊惑的庸才，缺乏独立的政治理想和领袖才能，一旦局势明朗，他就会变成一条再温顺不过的狗。不过现在，除了小兴登堡以外，他是老头子最信任的人，这也许是他最后的利用价值。相反，倒是已经退位的斯莱切尔，还有必要在适当的时候彻底铲除。
在这一计划的指导下，希特勒上台后不久就通过巴本说服老头子将国会解散，重新大选。其它党派对这种赤裸裸的背信弃义惊讶无比，因为根据他们与希特勒的协议，国会的现状须予以维持。但他们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订立盟约和违反誓言对希特勒来讲就跟呼吸空气一样自然。
随后发生的事情说明希特勒是如何勤恳的利用他的权力为竞选服务。戈林被任命为普鲁士内政部长，控制了警察权，他随即对警察队伍进行了大清洗，把不信任的人全部清除出警察队伍，他毫不掩饰的颁布为纳粹竞选服务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取缔一切与冲锋队、党卫军和国防军有敌对情绪的任何事物……警察的职责是要协助做好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而对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则被当作敌视国家的行为，警察应该采取果断的行动，并可以随时动用武器。在国家机器的有力支持下，纳粹党的行径完全肆无忌惮。戈林征召了五万人的“辅助警察”这些人来自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团。他们不断制造暴力和恐怖活动，向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挑战，他们殴打、绑架、关押甚至杀害所有他们视作敌人的人，但是纳粹领袖们希望的“布尔什维克起义”没有出现，没有罢工，也没有大规模的示威，直到二月二十九日国会大厦的神秘起火，才使希特勒等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机会。这一事件出现得如此及时，以至于人们一直怀疑它是纳粹策划的阴谋，但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支持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据：
二月二十九日，德国国会大厦突然起火，警察在现场逮捕了有纵火前科的荷兰共产党员范？德？鲁柏，纳粹领袖们立刻宣布这就是共产党阴谋叛乱的铁证。希特勒得知这一消息后激动无比，马上赶往火灾现场，看着雄雄燃烧的国会大厦，他简直要被感动了，就像一个圣徒看到圣灵显现一般，甚至消防队员关于大楼可能倒塌的警告也不能让他离开。面对匆匆赶来的内阁官员以及其它政府要员，他又一次发挥他憋了六个星期的演讲天才，这种声嘶力竭的吼声把他从一个街头流浪汉变为帝国总理，现在，又要把他从总理推上独裁者之路：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信号呀，先生们！如果让共产党的阴谋得逞，六个月之内，不，两个月之内，整个欧洲都会像这栋大楼一样陷入火海！这是共产党人起义的开端，现在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必须给他们点颜色瞧瞧，谁敢阻挡我们就把他打倒！德国人民长期以来太软弱了。当官的共产党个个都得枪毙，当代表的共产党今晚统统都得吊死，共产党员的朋友也要全部关起来！我们必须用铁拳将这条害人虫砸烂！”
当天晚上，希特勒好像又回到了他刚刚开始政治生涯的青年时代，他不顾帝国总理之尊，带着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在《人民观察家报》的编辑部干得热火朝天，亲自写稿，审稿，排版，校对，一直忙到天亮。而他的内政部长戈林也没有闲着，他正在普鲁士官方报纸里大发雷霆：“完全是胡说八道！引火材料怎么可能只有100磅！它至少有1000磅！”说完他抓起蓝铅笔，把引火材料从100磅改成了1000磅，当被提醒一个范？鲁柏扛不动1000磅材料时，他又顺手把“范？德？鲁柏”改成了“范？德？鲁柏及其共产党同伙”。但改来改去始终不能令他满意，于是干脆自己重新写一份了事。与此同时，所有警方电台都在呼叫，要抓国会里的共产党议员，以及地方议会的共产党议员。对于共产党官员也要捉拿，所有赤色报纸一律封闭。
第二天天一亮，辛苦了一整夜的希特勒顾不得欣赏自己的“杰作”，又匆匆赶回办公室，拟定了一份文件。快到中午的时候，内阁紧急会议召开了，一项紧急法案《国家紧急状态法》被提了出来，法案的内容包括：
对个人邮件、电报、电话进行检查；
限制结社、集会自由；
限制出版自由、言论自由；
取消对被逮捕公民的法律保护；
取消无力维持本州秩序的政府的警察权；
对叛国、投毒、纵火和破坏等罪名增加了死刑；
对于谋杀政府成员和破坏治安的罪，应判处死刑或终身苦役。
对于这项法案，希特勒信誓坦坦将尽可能小心的使用这些权力，仅被用来防止赤色分子的袭击，而对于普通人，则将根本不会感觉到这项法案的存在，一旦非常状态结束，它将被“放置在角落里静静的休息。”
在共产革命的恐惧中，部长们选择了保持沉默。希特勒立即拿着草案晋见总统，请求他动用紧急权力签署这道法案。当老头子对这道法令的颁布心存疑虑的时候，希特勒说：“元帅阁下，昨晚共产党的猖狂，使我们政府感到，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安全，这个法令有必要颁布。”
总统看了看伫立在一旁的巴本副总理和梅纳斯顾问，他们都没有说话。老头子于是不再说什么，在法案上签了字。就这样，在没有一声抗议中，一个现代社会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力和自由被几乎完全取消了，而这一切，都是严格的按照法定程序实现的。
法案通过以后，希特勒立即下令镇压共产党叛乱。大批冲锋队员和党卫军匆忙宣誓为国家而战，协助警察执行任务。他们冲进早已掌握的共产党活动的房间和酒店，把他们一车一车的投入监狱或地下审问室，被正规警察拘留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就有3000多人。短短一个月内，共产党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实际上已经被消灭了。但希特勒并未取缔共产党，因为这将导致共产党的支持者将选票投给左派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的议员可以直接动用紧急权力让他们到监狱去参政议政，而社会民主党议员则没那么容易处理。
尽管如此，大选的结果也并不完全让人满意，纳粹党只得到了43。9％的选票，靠着其几个同盟的小党的支持，希特勒勉强在国会中取得了半数。胜利虽然微弱，但对希特勒而言，他的整体计划中最关键也是最脆弱的一步终于迈了出去。现在，他要对那些尚未完全屈服的州下手。3月9日中午，冲锋队头子恩斯特？罗姆率人冲进巴伐利亚州总理赫尔德的办公室，要求他任命冯？埃普为州总督。赫尔德致电柏林提出抗议，柏林的答复是：冯？埃普已经被任命为总督。这样，巴伐利亚便合法的落入纳粹之手。其余各自由州也在类似的措施下——各地纳粹进行威胁，柏林发电干预——一一就范。
在巴伐利亚夺权当天，希特勒飞往慕尼黑，在这个他曾经沿街乞讨的地方，他曾经因为发动一场幼稚的武装政变而遭受羞辱的地方（当时有几个年轻的冲锋队员们走上街头，有几个市民问：“你们在街上玩如此危险的游戏，你们的父母同意吗。”那几个人于是羞愧的回家去了），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用一种动情的语调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得意之情：
“在德国，我最贴心的城市就是慕尼黑，作为一个青年、一个军人、一个政治家，我是在这里开始奋斗的。这个城市是用1923年在这里牺牲的同志的鲜血洗礼的。尽管我们今天取得了胜利，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仍然是艰巨的。帝国政权绝不能再受巴伐利亚分裂分子的骚扰。我发誓，将完成俾斯麦未尽之业：州的存在，必须为帝国的利益服务！”
四
从巴伐利亚回来之后，希特勒开始为新一届国会的召开而忙碌。这一次，他已经做好准备和民主进行一场决战。
现在，纳粹党及其盟友在国会中已经取得了过半的简单多数，但对通过修改宪法的《授权法案》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还有一定差距。要想在这场斗争中取胜，还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对此，希特勒已经想好了一整套各个击破的办法：
对共产党议员，不能指望他们妥协，幸好有了国会纵火案和《国家紧急状态法》，可以以叛乱的罪名，把他们全抓起来关到监狱里了事；
中央党是信任老头子的，只要老头子愿意出面，他们就不会反对；
民族党等其它与纳粹同为右派的政党，对授权法并不反对，他们担心的是希特勒的个人独裁将危及他们的生存，对此他们只要给一些一文不值的保证就行了；
社会民主党比较麻烦，这个左派政党不会同意通过一个结束民主程序的法律，又不能把他们全抓起来，不过幸好他们的议席并不多，只要采取一点小伎俩让那几个激进分子无法出席，然后再利用纳粹在国会中人多势众的优势，不让他们有机会发言来影响其它议员的决定；
当然，所有的措施中，都少不了要贯穿一项——武力威胁。那些被魏玛宪法宠坏的家伙成天高谈民主宪政，私下进行肮脏的政治交易和斗争，从不知道什么叫团结，一旦真要他们准备用自己的政治前途和个人财产——更不要说鲜血——来捍卫民主时，他们躲的比谁都快。前两次政府倒台的过程中各党派的精彩表演，足以让希特勒已经对他的敌人们的水平做出合理的评价。
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要获得老头子的信任。在希特勒的一手导演下，一场类似于话剧的新国会开幕仪式上演了：
开幕式在波兹坦卫戍区教堂举行，这个精心选择的地点对于已经退位的前霍亨佐伦王朝和老头子本人都有重要意义。波兹坦是霍亨佐伦王朝的皇城，有腓特烈大帝的古墓。兴登堡第一次站在这个教堂是1966年，当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中尉，他刚从促成德国统一的普奥战争中归来，他永远以能够参加那场战争为荣。这也是取悦于军方之举，因为这里一直被认为代表了普鲁士军人的传统。
３月２１日，正是俾斯麦在1817年主持德意志帝国第一届国会开幕式的日子，波兹坦城被卍字旗和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帜装饰得喜气洋洋，它标志着新兴的纳粹势力与德意志帝国传统的和谐共处。在隆隆炮声中，陆军、党卫军和冲锋队排起了庄严的队列，在春日的明媚阳光下，官方的摩托车队，铃声阵阵，朝着卫戍区教堂驶去。
身穿普鲁士褐色元帅服的兴登堡高大的身驱一出现，全场顿时起立。兴登堡身上佩满了他戎马一生获得的各种勋章，一手托着金顶元帅头盔，另一只手执着元帅棒，威严地缓步前行。行至皇帝的宝座前时，他身体微躬，举起元帅指挥棒，向宝座致敬——宝座上不再有皇帝了，但在老头子心目中，他永远是帝国忠诚的元帅，而不是什么魏玛共和国的国家首脑。
和这位全身戎装的元帅相比，站在他身旁的希特勒身材瘦小，身穿礼服，周身不安，让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他和独裁者联系起来，倒更像元帅身旁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侍卫。在法国大使弗朗斯瓦？本塞看来，他“像一个胆怯的生人，由一个显赫的保护者，向一群陌生的人士作介绍一样”。
在总统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之后，希特勒发表了一篇冗长而枯燥的演讲，整个演讲并无新意，只是不停的回顾历史，阐述德国过去的荣光和因凡尔赛和约而受到的羞辱，指出纳粹将为结束这种羞辱而努力。最后，他转向兴登堡，大大颂扬兴登堡，称他是军队的首脑和人民的领袖。“您同意我们为德国的振兴而尽力，这是我们的幸福。”
他讲完话之后，会场沉默了很长时间。这时，他向前走了三步，来到老头子面前，低下头，紧紧握住老人的手。这是帝国传统中表示继任者誓死秉承先辈理想的动作。老头子深受感动，这也同样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军官、容克、君主主义者，他们都坚信，希特勒对老头子必恭必敬，会遵循普鲁士理想的。这正是希特勒所要追求的效果。
国会开幕式非常成功，中央党领袖不久即收到了老头子的一封信，信中表示支持希特勒：“本人拟告诉你，总理已经明确表示，即使在没有明确宪法义务的情况下，也愿意在与本人充分磋商后，才在授权法的基础上采取措施。”
3月23日，新一届国会正式开幕。此时的希特勒，已不再是那个开幕式上元帅跟前谨小慎微的附庸形象，当他身穿褐色的纳粹党制服走上讲台时，国会内的纳粹议员和国会外的冲锋队员一起高喊：“胜利万岁！希特勒万岁！”这种山呼万岁的情况，竟然出现在作为现代代议制民主象征的议会的开会现场，确实让人不寒而栗。
这是他首次在国会里露面。在这次精心设计的讲话中，胡萝卜和大棒被很好的结合起来。他立誓要尊重私人财产和个人的积极性；保证援助农民和中产阶级；他将结束失业，与法国、英国，甚至苏联讲和。但是为了做到这些，他需要国会通过他提出的授权法案，这个法案将把国会拥有的几乎所有权力都授予他。他把它的名字弄得听起来很动听，叫做《减轻帝国和人民苦难法》，且保证“只在执行极端必要的措施非动用不可时才动用紧急权力。这并不会威胁国会的存在。总统的地位和权力依然不变，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将是按照他的目的行事。”
在向国会、总统、各州和教会保证不侵犯他们的任何权利后，希特勒话锋一转，以强硬措词结束其讲话。如果国会拒绝给予他“友好合作的机会”，新政权则“准备不顾国会的拒绝以及可能由此产生的敌对情绪干下去”，而且先前所做的不侵犯他们任何权利的承诺就会一笔勾销。最后，他进行赤裸裸的威胁：“议员先生们，是战是和，就请诸位选择吧！”
社会民主党领袖提出了抗议，在他们发言的时候，几乎是把国会包围起来的手持武器的冲锋队员齐声高喊：“我们要授权法——或者是放火屠杀！”在这样的怒吼中，希特勒第二次登台了，他向社会民主党人毫无理智的破口大骂：“我并不需要你们的选票！德国会自由的，但不是通过你们！别把我们误作是资产阶级。德国之星正在上升，你们的确在没落。你们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希特勒的疯狂，不但击毁了社会民主党人徒劳的反击，而且吓坏了中央党，他们坚信一旦法案被国会拒绝，这个疯子便会毫不犹豫的诉诸暴力。投票的结果很快出来了，441票赞成，94票反对，远远超过了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授权法通过了，就这样，民主以民主的方式终结了它自己，德国人自一战战败以来14年的民主尝试以失败告终。
——纵观希特勒从国家总理到独裁者的过程，从表面上看，每一步都是合乎民主程序和法律规范的。但是这并不是民主制度的过错，而恰恰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有太多的人不去遵循民主的原则进行政治活动，而是寄希望于违反民主原则的私下交易、权术欺诈甚至是暴力恐吓。兴登堡总统、德国军方和德国国内的大财阀、大地主们对民主政治的痛恨以及各个民主政党本身的软弱、犹豫不定、缺乏切实的政治纲领和有效的执行手段，使得希特勒巧妙的利用了各派实力的弱点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平的攫取了无限的权力。这一历史事实永远警戒我们，在一个缺乏民主法治传统的国家，即使在表面上建立起民主制度，它也可能成为野心家获取专制权力的工具。民主法治的真正确立，绝不可能靠某一个制度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而是一个艰苦的、漫长的过程。它要求在人民中间建立起对民主、法治、权利、自由等观念的正确认识和坚定信念，需要民主社会的各种元素：新闻媒体、政党、工会、社会团体以及其它利益集团等发展成熟——这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只有这样，民主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和框架。准备为了民主和法治而奋斗的人们，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做好为此付出艰苦努力的准备。
五
随着授权法的通过，希特勒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独裁权力，各个党派、工会很快被挨个取缔。但只要老头子还活着一天，他的权力就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被剥夺。希特勒当然不会愚蠢到试图对老头子动手，但随着老头子因身患绝症越来越接近生命的终点，军队与冲锋队的矛盾日益激化也让他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