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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嫁。意思是说，我们公主嫁到你们夷狄那边，不是门当户对， 更不是高攀，而是有辱身份，下了一个台阶。之所以这样说，一是我们在地理上的汉国中心论，也就是基于这种心理，我们才叫中国的。二是基于我们的文化中心论。由于文化上的优越感，导致我们的历史越发展，我们看周边兄弟越野蛮，也就是说，我们越文明，看周边兄弟越不象人。宋时，二程等思想家们带头把周边夷狄视作畜类。大清时期，西夷来犯，我们又一古脑的把来犯的西夷视作畜类。把皇家宗室女嫁与畜类，需要多大的勇气啊，而这勇气，来自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
汉朝首创和亲外交，始作俑者是大流氓刘邦，以宗室长公主嫁匈奴单于。其后是武帝刘彻，先后把细君公主与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再其后是汉元帝，搞了个“昭君出塞“。昭君这一出，从名义上来讲，相当于元帝把自己的女人出让给少数民族兄弟，不象宗室女之外嫁，好歹是要替自己娘家说好话的，而昭君就不一样了，在后夫面前替前夫说好话。不知是昭君这个角色不好当，还是昭君漂亮得盖过所有外嫁公主了，或者是因了昭君的民间身份，总之，昭君最得文史家青睐，还得民间舆论同情。相形之下，细君与解忧公主就有点默默无闻。
到了唐朝，用于和亲的公主之多，多到掰完两手手指，再派上两脚脚指还不够用的地步。而且“和亲“用作两国间王室通婚的专词，也自唐代始。唐人陈陶《陇西行》：“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唐最著名的两次和亲，乃是 641年，文成公主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709年，雍王李守礼女金城公主嫁吐蕃赞普迟德松赞。当然，严格说来，宗室女并不是真正的公主，只是要用于外交了，才把她们破格提拔为公主的。这种提拨，既是对嫁女的安慰，也是对外方女婿的糊弄吧。而外方女婿也不含糊，平时不骚扰老丈人家，关键时刻还能替老丈人出气。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派长史王玄策出使吐蕃，一方面和洽两国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去看望远嫁的文成公主。王玄策率出使队伍带着大批绢帛文物上路，途经天竺国时，不幸遭到天竺人的抢掠，除了王玄策带着少量人马逃出外，大部分人马及物品全都抢去。王玄策狼狈地抵达吐蕃，拜见了松赞干布并说明了遭劫的情况，松赞干布二话不说，派遣大军讨伐天竺，捣毁了他们的都城，俘虏了天竺王子，还缴获了大批牲畜，救回了唐朝使节随从人员，算是替大唐老丈人出了一口气。
大唐在自己最厉害的时候，随便给夷狄一个宗室女，那夷狄也得把咱当真公主看待。可到了咱衰微的时候，咱的皇帝，不但得拿出亲生女儿，而且这亲生女儿在夷狄那边好象也不受人待见。晚唐的唐肃宗把女儿宁国公主，下嫁回纥英武威远（田比）伽阙可汗。史载当时送亲的使者见对方做女婿的有点大模大样，就郑重其事地告诉对方：“比中国与夷狄婚，皆宗室子。今宁国乃帝玉女，有德容，万里来降”。一句话，原先所谓的公主都是假冒伪劣，我们这次可是真格的。据说那可汗女婿听了，遂有点惭愧的意思。不管怎么说，跟当初松赞干布迎接文成的盛况差远了，更何况，这一点“惭愧”还是咱们唐书的一面之辞，不知人家回纥是如何记载的。
德宗时，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咸安公主嫁回纥。穆宗时，又把自己的妹妹永安公主许给了回鹘可汗。尚未成行，保义可汗就死了，永安公主留在唐土，出家做了道士。穆宗的另一妹妹太和公主，则于同年嫁给保义可汗的儿子－崇德可汗。
值得一提的是大宋王朝，尽管老打不过辽、夏、金、元，成天“和议”，但绝不提“和亲“，所以，宋朝公主没一个外嫁的。壮哉大宋！
元朝有三位公主嫁给高丽国王，包括世祖忽必烈的一位亲生女儿。
最后想说明的是，也并不是做了人家的老丈人，这女婿就不跟咱打仗了，非也。正如民间的婚姻，并不是做了亲家，就亲得不得了，打架的多呢。还有，历史上的和亲中，也并全是我们汉家做老丈人，我们也有做女婿的时候，明朝，朝鲜经常给咱皇宫里送朝鲜牌美女。清末袁世凯出任朝鲜监国，掌握重兵，平乱御倭，李熙王朝一次赠给美姬四人，其中一位还是李氏内戚，亦即“宗室出女“。历史上咱们一而再再二三的帮助朝鲜，明朝抗日援朝，清朝抗日援朝，这里面何尝没有松赞干布般尽女婿义务的成份呢？
2、强权干涉婚
这一类婚姻形式的特点是，婚姻当事人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一切都是外部强力促成，自己无法反抗。当然了，父母之命 媒灼之言促成的聘娶婚，当事人也无权自行改变，但这两类婚姻形式所遭遇的外力，在程度上是不太一样的。强权干涉，是强力、暴力、权力、控制力的合成，而聘娶婚，父母还可能照顾一下子女的意愿，而子女至少在口头上允诺父母：但凭父母作主！
这类婚姻因具体操作的不同，又分作以下几类：
1）选婚。
所谓的选婚，是古代帝王的婚配形式。为皇上选女人，是谓选婚，始于西汉，东汉时作为制度被确立下来。以后历代历朝，都把这一传统发扬广大，被选女人无权拒绝，就跟那义务征兵似的。
皇上选婚，一般定在八月，因为八月是皇家查户口，算赋税的时间，所以捎带着就把民间美女拨拉到皇宫了，故叫“八月算人”。
《后汉书．后纪》载：“汉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唐太宗曾为自己的科举制而感叹：天下英才尽入我彀中矣！其实，中国皇帝还应为选婚而多一叹：天下美女尽入我宫中矣！
《隋书．炀帝纪》载：隋炀帝“密诏江淮诸郡，阅视民音童女姿质端丽者，每岁贡之．” 《汉书．王莽传》载：王莽“遣散大夫、谒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博采乡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 《晋书．武元杨皇后传》载：晋武帝“博选良家以充后宫，先下书禁天下嫁娶，使宦者使使车，给驺骑，驰传州郡。……名家盛族子女多败衣瘁貌以避之。”这个晋武帝太不象话，我说中国天子乃天字第一号流氓，一点也没夸张。皇上要选媳妇了，民间就得禁嫁娶，说句不好听的，皇上一掺乎，民间男人娶到手的媳妇儿，便都是皇上那天字第一号流氓选剩下的。为什么中国农民都特别向往皇帝那屁股下的宝座，天下女人任我挑，当是一味最大的诱惑。更恐怖的是，民间女人为了不跳那流氓窝，自己作践自己，把自己打扮得尽可能的丑陋些。这一点，倒有点类似小日本进中国后，民间女人往自己脸上抹泥灰，煤水，甚至抹小孩屎尿的，这一点我母亲亲眼见过，那时候她还小，但是真切地记注了这一目。这样说来，中国皇帝倒跟那小日本一样了。
《后汉书．桓帝邓皇后纪》载：汉桓帝“多内幸，博采宫女至五六千人。汉家皇帝的威风尽在此中了。在这方面，突破纪录的，当是唐玄宗，史载：开元、天宝年间“宫嫔大率至四万”。怪不得“白头宫女说玄宗”呢，四万宫女，可够皇上忙乎的！
2）罚婚。罚婚是针对犯人及其家属而采取的惩罚措施。罪犯被判刑之后，其妻女即被充公。方式有二：一是罚配给别人，比如边关军卒。古人素质不高，不象现在的军嫂：我守在婴儿摇篮边，你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我在家乡耕耘着农田，你在边疆站岗值班什么的。总之，古代军人比较惨，找不到媳妇。无奈，政府只好动用权力慰军，一般人家的妻女不好动用，只好动用犯人妻女了，把她们分配给边关军人，这是政府性慰军。第二种方式就是把犯人家属及其后代纳入贱民之列。所谓的贱民，是相对良民而言的。小日进中国，〃你的大大的良民〃，乃是很中国特色的一句话。如果不是良民，那么，就无权与良民通婚，只好找相同档次的贱民，贱上加贱，有点类似于毛泽东时代的〃黑五类〃，黑上加黑，总之，系统内部消化，黑贱自成亲家。
3） 赠赐婚。赠赐婚有三项：赠婚、赐婚、指腹婚。所谓的赠婚，是指家长、族长或权势者，把自己手中控制的女人作为礼物赠给自己所亲近的人。比如，孔家老二就把自己的女儿赠给了自己的学生公治长，还将哥哥的女儿赠给了南容，你看这老师当得多好。怪不得学生都尊敬他呢。至于赐婚，则是指帝王将相或匪头贼首把自己手中的女人当作奖品送给自己喜欢的人。赐婚在古代社会很平常，史载“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元帝把自己的女人赐给少数民族兄弟，真正做到了汉匈一家。至于把真公主假公主赐给少数民族兄弟的，更多了。细君，解忧，文成，金成，多了去了。这些镜头，我们在影视里也能看见，电视《还珠格格》里就有，皇帝一高兴，指谁就谁。更可笑的是，匪首也有这种权限，比如宋江就慷慨地把英武美丽的扈三娘赐给了自己的手下－矮脚虎王英，也不知宋江这老小子凭的是什么。至于“指腹婚”，在民间更为流行。两个男人是哥们儿，一喝酒，就拿老婆肚里的孩子作了交情。看来中国男人都先天的具有帝王或匪首气概，动不动拿别人的婚姻当作自己的儿戏。无权拿别人，好歹有自己的儿女供自己潇洒一下。
3、聘娶婚。
聘娶婚，是指男子以财物作聘礼而娶妻，女子因聘礼而出嫁。《礼记。曲礼》说：非受币，不交不亲。意思是说，没有〃币〃作为聘礼，男方是不能与女方交亲的。聘礼这一关，皇帝也不能免，《汉宫仪》载：皇帝聘皇后，黄金万斤。汉末，平帝娶王莽女为后，有司私自给这小姑娘涨了价，奏请给黄金二万斤。给人的印象，皇家婚姻颇象一桩大买卖，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长期以来，民间社会最流行的婚姻形式当是聘娶婚，直到如今，乡下婚姻里还保留有聘娶婚的诸多特征。但是。聘娶婚一直受到人们的攻击，其受人攻击乃是由于它自身的两个特征：
1）聘娶婚的实质乃是父母包办婚姻。既然父母包办，那么父母在这场婚姻中，可能不去考虑子女的爱情、性格与审美取向，考虑更多的当时双方家庭的利害关系甚至是自己的审美口味。比如张学良的第一任夫人于风至，最开始即是由张作霖那老家伙相中并作主为儿子订下的；当时张学良还有点不乐意，可老贼说了：这第一个由我定，余下的你爱谁谁。张学良后来能落个大流氓的称号，估计跟他父亲的谈判条件有关。到了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的旗手们以身作贼，从自身作起，反对包办婚姻。中国的五四运动半途而废，或者说五四精神由科学民主转向政治的马克思主义，与这帮旗手的不彻底有很大的关联。比如，鲁迅反对包办婚姻，他只反对一半，他反对的是朱安女士，却并不反对包办婚姻的老娘。如果说 鲁迅在这场婚姻中是个牺牲品的话，那么，朱安女士则是更大的牺牲。因为鲁迅接受了这场婚姻，只是为了不惹母亲生气，并且自言朱安女士是母亲送给自己的一项礼物。对于朱安，鲁迅并没有尽过任何丈夫之责与丈夫之义务。这场婚姻中，朱安又成了鲁迅的牺牲。至于“我的朋友胡适之”，一看别人都在家展开了解放运动，也跑到家扯反旗。没想到那小脚太太江冬秀的反动堡垒比较坚固，据说这女人当场拿出一把剪刀扬言：离婚可以，但是我拿剪刀先剪死你的儿女，再剪死我自己。据说潇洒浪漫的胡适望风投降，从此再不敢提离婚的事儿。一切似乎是命中注定的，旗手们反对包办的妻，不敢反对包办的娘；只在家庭中争自由，却忽略了政府的专制。也许家庭中的婚姻不自主是他们的切身之痛，所以他们的民主小旗只在卧室的床头飘扬，却没有插到国家市政的广场上。这似乎在一开始就预示了中国革命的悲剧走向：无数个冲出家庭小牢笼的革命青年，革命了一辈子，却发现自己被革命的大牢笼套住了！这里扯得有点远，但是研究历史不能忽略细节，细节才是真正的历史，只可惜我们过分热衷于总结规律了。
2）有人认为，聘娶婚的第二个特征即是商品买卖婚。有人干脆把聘娶婚叫作财产婚，或者买卖婚。因为聘娶婚的成立，是双方父母通过媒人这个双料经济人，经过一系列的针对聘礼的拉踞式的讨价还价才走向交易的。当然，聘礼的初始意义只是一种礼仪规定，但是双方对聘礼数量与质量的过分执着与坚持，让无识之士也能看出端倪来。更关键的是，亲家双方还可以在礼仪这块遮羞布下进行堂而皇之的讨价还价，一点也用不着难为情。皇帝不急太监急，世人对这种现象看不惯。清代史学家赵冀在自己的《二十二史劄记。财货》中说：凡婚姻无不以财币为事，争多竞少，聒不为怪也。看赵先生的意思，婚姻里竟然存在有贿赂现象。这一点我信，比如，你不娶我女，我家多给你陪嫁，吓死你。你不嫁我家，我多给你聘礼，还是吓死你。中国人多胆小，这亲事大部分都能吓成的。赵冀的批评还算客气的话，那元代郑介夫的批评就太不客气了，他说：受财者则易其名曰聘礼，实为价钱。。。与估卖驱口无疑。这家伙，把婚姻说成买卖牲口了，真够言论自由的。民间有骂媒婆的传统，其实大家不知道媒婆在这种交易中的辛苦。双方在讨价还价，但最终还是亲家，只有媒婆，里外不是人。亲家不见面，媒婆就需要在两个雇主之间来回奔波，甚至有女家恶意哄抬物价，一女许多家，男家不守诚信、娶亲之日仍不兑现聘礼之数的。如今的偏僻乡下，仍能发现婚姻中的交易特征，媒婆常发的牢骚是〃我腿都跑细了〃，媒婆小腿跑细并不是给男女双方传情书所致，而是双方价钱老谈不拢。而且，因价钱谈不拢而使婚事最终告吹的为数也不少。
隋唐之际，以财产多寡而论婚姻已成为社会中常见的现象，以致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此，唐太宗不得不身兼妇联主席的角色，亲自过问这个问题，告诉大家：婚姻应本着仁义原则，不能在婚姻之初就预先瞄上对方家中的财产，更不能把婚姻当作一桩好买卖。问题是效果不大，因为这个东西不是皇上的一纸诏书就能禁得了的，一是人性如此，二是实践中，太不好操作了。人家婚姻中，到底买价卖价若干，你怎么知道？再说了，只许州官买儿媳，不许百姓卖闺女，也有点不成体统。
到了宋朝，商品经济的发达，市民阶层的壮大，更使婚姻沾染上了商品的特征。蔡襄在福州做地方官，看得多了，也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认为娶妻本是为子嗣计，但大家好象就是为了眼前那点财产。司马光更是上火，批评当今世界，遍地都是贪财小人。娶妻时，首先问人家能给多少陪嫁，嫁女时，首先问人家能给多少聘礼。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话若放到现代，好象也错不到哪里去。
民间谚语云：皇帝女儿不愁嫁。这话端的有理。中国传统社会虽然在主旋律上压制商品经济，压低商人的社会地位。但是百姓 并没有完全被这种大而空的主旋律所蒙敝，嫌贫爱富仍是民间婚姻选择中的潜规则，尽管有七仙女爱上董永，白娘子爱上许仙的浪漫故事，但故事的背后却有着经济的杠杆：七仙女织锦，一夜成匹；白娘子盖房子，吹口气即成。而中国古代流行的所谓的爱情小说，也让人不敢恭维，大致这样一个模式：美人救狗熊－后花园里，贵家小姐救落难书生，小姐除了以身相许之外，还给书生进京赶考的路费。小姐的 父母嫌贫爱富，不乐意；小姐慧眼识英才，端的是郞才女貌。经过一番折腾，有情人终成眷属。故事也很浪漫，但浪漫的背后，还能发现那条不光彩的尾巴－落难书生中了状元！让人由不得怀疑：小姐当初所谓的慧眼，可能就是经济眼，发现的郎才，可能就是潜在的郎财。总之，经济在婚姻中的地位是如此不可轻视，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婚姻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行为。
恩格斯说：整个私有制社会，择偶制度都是以权衡利害为原则，也就是以经济和政治利益为核心和首要标准。德国社会学家穆勒分析人类婚姻制度史，指出，上古、中古现代三阶段中，人们在爱情、子女、经济三方面的选择，次序如下：上古，经济第一，子女第二，爱情第三；中古，子女第一，经济第二，爱情第三。现代，爱情第一，子女第二，经济第三。同学们看一下这个次序，咱们中国是否与其一致（这里我需要说明的是，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