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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含之在大家的簇拥下来到影视城办公室，在那里他认真地听取了大家的汇报，接着便简短地做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肯定了大家这几天来的成绩，并特别对杨小丽做了一番褒扬。
陶含之从影视城回来，刚坐到自己的办公桌后，就见杨小丽一个人抱着个纸盒神秘兮兮地走进来，笑吟吟地把它放在桌子上，轻声说：“陶总，这是我昨天在影视城门口收到的一方端砚，也不知道好不好，值不值钱。”
说着，她打开了裹在外面那张脏兮兮的报纸，接着说：“这上面还有篆书款，我不认识篆书，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这个砚台只花了一百元，是我准备送给您的。”
陶含之对古砚并不外行，他拿起这方砚台来一看，果见几处石眼轮廓分明，石材温润细滑，果然是一方好砚台；更难得的是，底面还有一行篆书，字迹古朴娟秀，圆转流畅；陶含之拿了只放大镜，对着砚台爱不释手地看了老半天，然后对杨小丽说：“这上面的篆书写的是‘骆临海藏珍，’这是一方初唐的端砚，这可是极少见的珍品呢。”
说着，陶含之让杨小丽端过盆水来，将砚台浸入水中，就见砚台上现出些隐隐的青绿色花纹来，陶含之识得这就是极品端砚中所有的青花；如棉如絮，团团簇簇，既像一团蓑草，又似一团棉絮，看上去十分生动有趣。
这时，杨小丽凑过来问陶含之：“骆临海？是不是那位七岁就写了《咏鹅》诗的初唐四杰骆宾王？他可是一位大名家呀？”
陶含之说：“对，就是他。其实，骆宾王的出名并不是那首家喻户晓的《咏鹅》，而是那篇真切感人，传诵千古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
说着，他接过杨小丽递来的毛巾，擦干了手上的水渍，坐回办公桌后，对着杨小丽说：“这篇文章中有句‘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这可是传诵千古的名句，而这骆宾王更是一位传奇式人物哪！”
说到这里，他接过小丽递来的刚沏好的浓茶，说：“像你读中文系的学生，一定知道在中国文坛独领风骚的‘初唐四杰’吧。”
杨小丽说：“知道。在学校的时候老师讲过，这初唐四杰开新体律诗的前河，在文学史上有很高成就，但却受到当时一些人的攻击和非议，为此，后人还有这样一首诗评价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羞。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里的‘王、杨、卢、骆’就是‘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
陶含之说：“对。在文学上，这‘初唐四杰’所处的正是古体乐府诗向格律诗转变的时代；而在政治上，大唐初定，虽有少量的外族干扰，但整个来说，正处于万象更新之际。政治的昌明，必然带来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在这一点上，古体诗向新体诗的转变，七言、五言格律诗的兴起，就成了文化繁荣的主要标志。在文学题材上，乐府诗和玄言诗在经历了魏晋山水、田园诗的革故鼎新和披荆斩棘的努力之后，开拓了题材范围，把目光投注在反映现实生活上，为格律诗的兴起和繁荣开辟了道路。”
说到这里，杨小丽插话说：“陶总，七言诗和五言诗在唐以前已经大量出现，尤其在魏晋之际，佳作迭出，为什么文学界要把格律诗定位到唐代呢？”
陶含之喝了口水，继续说：“这首先要探讨一下五言诗与七言诗的历史源渊。诗的句式较早出现的是两字一句，最有代表性的是传说中黄帝时代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再下来就出现了‘三言诗’和‘四言诗’，这以《诗经》为主要代表；其实，这里的二、四言诗都是民谣的记录和保存；有趣的是，在上次老省长组织的回收古文物的时候，我看到一只宋代的白陶罐，应该是离这里不太远的浑源窑的产品，上面写着四句歌谣，歌词是：“雪牛，雪牛，白角粉头；太阳一出，日照水流。’这首歌谣描绘了这样一个景象，在冬天一个大雪后的早晨，一群孩子围着一只堆好的雪牛，边唱边跳的情景；说明四言诗至少在宋代仍存活在民间，同时也反映了民间创作的不拘一格和生动形象。再下来就出现了《骚体诗》，这就必须从屈原的《离骚》讲起。古人说：屈原被逐，乃作《离骚》；从诗体句式上讲，《离骚》基本上是六言诗，而杂以四、五、七言句。‘骚体’的出现，正处于四言定格和‘五言腾踊’中间，对五、七言的形成影响至大。在五、七言的出现上，多数学者认为这两种诗体是同时出现的，但在发展中却受到官府和仕风的严重影响，从而导致发展的不平衡。《汉书。艺文志》说，汉孝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了流传至今的两汉乐府诗，五言诗成为这个时期的典型代表。汉乐府基本上有两个分期：一是较早的‘乐府古辞’，句式蹭蹬，三、四、五、六、七言都有，但以五言为主；其中最长的叙事体诗《孔雀东南飞》长达三百五十三句，代表了五言体古诗的巨大成就。二是汉末文人五言诗的兴起，可看作对五言体古诗的发展和创新；它始于汉末，成熟于魏晋，至唐代达到顶点。不过，唐代的五言格律诗与古体诗还是有区别的。”
说到这里，陶含之调整了一下坐姿。
这时，杨小丽给陶含之冲了杯速溶咖啡，恭恭敬敬地放到陶含之面前的办公桌上。
陶含之慢慢喝了几口咖啡，又接着讲起来：“说到五言诗，我想讲讲民歌在诗体流变中的作用。在中国文学史上，每一种新文学体裁的出现，其源头都是来自于民间，或者是对民间文学形式改造提高后形成的。中国的小说、戏剧是这样，诗歌也不例外，这可以说是文学发展的一个规律。《诗经》中的《风》记载的都是民间的作品，而楚辞更是楚言、楚语的凝聚和升发；这里就不讲了。郭茂倩在《乐府诗集序》中总结说：”艳歌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这是很客观的。像汉代五言古体诗中大量出现的《子夜歌》就是我们晋省的创造。《唐书》中说：‘子夜歌者，晋曲也。晋有女子名子夜造此声，声过哀苦。’看来古人也没忘记作者的冠名权呢。”
这句幽默的话，逗得杨小丽“扑哧”一笑，她悠悠地说：“自古女儿多薄命，女人的不幸，也许是古人创作的一个源头活水呢！陶教授，如果世界上真要是没有了女人，这个世界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我认为，女性的柔弱，是封建制度的长久抑压造成的；中国几千年来对女性的歧视和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造成了女性对自己的情感只能用一种隐晦的方式来表达，这就是所谓的阴柔。其实，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一定能做，而且也不会比男人做得差；这可以从许多个例中看出。譬如说代父从军的花木兰，以女儿之身投身戎事，立下了赫赫战功；再如唐代的武则天，君临天下之后，变法图强，开启了盛唐开元、天宝年间的繁荣。就是在文学艺术上，宋代的女词人李清照的许多词，也写得慷慨激昂、豪迈奔放，可算是巾帼不让须眉呢！”
陶含之点点头，说：“你说得很对。人类在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女人的社会地位便日渐下降；我们在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誓词可以看到，‘牝鸡司晨’，就是说女人干政，竟成为一个主要罪名。
尤其在汉代以后，礼法制度的建立，更使女人的地位一落千丈，变成了传宗接代的工具和供男人们淫乐的对象。不过，“说到这里，陶含之话头一转说：”我们还是来讨论诗体吧。“陶含之接着说：”七言古体可说是早生晚盛。我们前面讲，五、七言几乎是在同时期出现的，但有的学者认为，七言似乎比五言更早出现在中国诗坛上；像王力先生就持这种观点。七言诗之所以在早期不被重视，主要是受到汉代乐府机关的排斥，汉乐府机关只采集五言歌谣而排斥七言歌谣，当是因为七言歌谣佳作甚少的缘故，由此也造成了汉魏六朝文人对七言诗的歧视。但是，伴随着五言诗的发展，七言诗也在曲折中缓慢前进，至唐代终于放出异彩，成为一枝独秀的奇葩。”
杨小丽满怀敬意地看着陶含之，说：“陶总讲得深入浅出，真长知识。您刚才说的‘初唐四杰’中的骆宾王，他怎么会在这儿留下遗迹呢？”
陶含之说：“刚才我讲的就是骆宾王所处时代的一些文化背景。在创作的题材上，历代边塞诗尽管选材的角度不同、诗人的感受不同，但总的来讲，都是比较接近现实一些；如在唐诗中，边塞诗就占有很大的比重。边塞诗以种族战争为背景，最早在《诗经》中已经出现，《小雅。出车》就描写了周宣王派大将南仲击退北方猃狁进犯的场景：”王命南仲，往城子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但这只能说是边塞诗的滥觞；自秦汉至魏晋，边塞诗大量涌现，并有许多传世名篇。像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还有《乐府诗集》中收集的《战城南》等都是影响较大的边塞诗；而魏晋时期的鲍参军鲍照，在边塞诗的创作上匠心独运，从广阔的社会面上丰富了边塞诗的创作题材。一般的说法是，边塞诗的格调在秦汉魏晋表现为慷慨悲壮，而到北朝却变得激昂豪迈，但它真正的成熟期却是在唐代。
盾代边塞诗的作者多是文武兼备的人才，他们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写感受，自然真切感人。像边塞诗派的代表作家高适就曾数度出塞，亲临边关，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而另一位代表作家岑参却直接在西北军中供职，与边塞将士朝夕相处，亲历了战争的场面，因而能够深刻地揭示边塞将士的内心世界，真实地描摹祖国西北山川的壮美和辽阔。”
说到这里，陶含之停顿一下，把还温热的咖啡几口喝尽，对杨小丽继续说：“在了解这些情况之后，我们现在回到骆宾王的本事上，即你提出的问题上来。骆宾王是南方人，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属浙江人，但他居留的时间大多在北方。骆宾王自幼聪慧，很有文才。他先是随父到博昌，父亲病死任所后，又随母迁到山东兖州，以后又流落在长安、洛阳一带，二十八岁入幕于道王李元庆，三十三岁以奉礼郎的身份从军西域，转战边关，写下了大量边塞诗，以后又在四川、长安一带担任小官。在他四十多岁的时候被谗下狱，在狱中写下了著名的《狱中咏蝉》诗，他以蝉自况，沉吟悲诉：’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诗用形象的比喻，写尽了宦海人生的艰难不平。出狱后，他又北赴幽燕从军征讨突厥，又写下了许多边塞诗。可以说，在初唐的诗人中，骆宾王可称边塞诗创作的第一人。他诗中的述写，’溅石回湍咽，萦丛曲涧幽。阴岩常结晦，宿莽竟含秋。‘对仗工整，则俨然是盛唐格律的气象，让人读来不作二想。让他生平发生巨大变化的是他弃官到扬州的经历，在那里，他参与了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并写下了前面讲的《讨武氏檄》，一时名动天下。这篇文章对仗工整，辞采华丽，文笔晓畅，挥洒自如。据说武则天读到’一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句时，不觉耸然颜动，问这篇文章是谁写的。当旁边的人告诉她是骆宾王时，武则天长叹数声，惋惜地说：“有如此才不用，宰相过也。”之后，徐敬业兵败，骆宾王下落不明；有的说已被杀死，有的说投江而死，也有的说他落发为僧；总之，骆宾王的去向成了历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说到这里，陶含之忽然捧起砚台低头细细地审视半天，自言自语地说：“奇怪，奇怪。”
杨小丽见他的模样，也把头凑了过去，却见经过水洗的砚台边上，却是一行精美的小字：“人伴山月老，鸟逐落花飞。临海圣历元年题。”
杨小丽不解陶含之诧异的神情，不禁抬头看着陶含之，脸上爬满了疑问。
陶含之沉吟半晌，对着杨小丽说：“假如这块砚台真是骆宾王所有，根据年份推算，此时的骆宾王起码在八十岁左右了。看来这块砚台很有研究价值呢！只是，骆宾王的这方砚台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呢？”
第十五章
磊落人生 经冬方见真本色
运筹帷幄 韬晦常有好谋略
省委副书记张鹄被双规的事，成了晋省的一大新闻。只是，人们对这件事的看法和议论不尽相同。最最激动的是龙城市正被清查的那伙人，他们奔走相告，热泪飞洒。他们真的没想到，素以清廉著称的张鹄也会有挨整的时候，而罪名竟是谁也没想到的涉嫌走私文物。
只是，对这个罪名人们总觉着太牵强了一些。一个堂堂省委副书记会去走私文物？他真的想弄钱，有的是机会，难道还会用这种办法去敛财吗？
然而，据内部透露的消息，张鹄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一是他的女朋友李玉琴出国时携带一枚汉代的印章，被海关扣押审查；而在嗣后的搜查中，在张鹄家里发现了许多文物，其中有一件还是宰相垴石窟中的国宝玉辟邪。
二是在边塞文化公司改制中，张鹄利用职权，假公济私，致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对以上两项罪名，有关单位正在立案调查，看来不会善罢甘休。
于是，有人唏嘘叹息，这样一位正直的、很有发展前途的干部，会在这件事上犯错误，真得应了古人那句老话：英雄难过美人关！
张鹄被双规的那天，他正在自己设在龙城市招待所的办公室里，听取大家的情况汇报。
从大量掌握的事实看，龙城市各委局存在着较多的问题。一个共性的问题是，大量的资金通过搞建设、购房、购设备等不同的渠道外流，然后流入单位的小金库和个人腰包。这里面的不合法因素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触犯法律的行为，张鸪认为，应当建议检察机关介入，运用法律手段进行侦破，及时打击经济犯罪和行业犯罪。
对此，张鹄给梅刚通了电话，。讲了这几天调查工作的进展情况和下一步的安排意见，并建议检察机关进驻龙城市。电话中，张鹄还讲了王萍检举揭发的市财政局的事，并讲了自己的一些推测和担心。
梅刚在电话中说，同意张鹄的意见，即刻安排检察机关进入。
他同时讲，龙城市的经济犯罪已经初步暴露出来，这是一伙人的职务犯罪，有很大的活动能量，也有很强的报复性。
梅刚还在电话中暗示，不管出现何种情况，都要坚定不移地把调查工作进行下去。反腐败要触及很多人的利益，会招来许多报复，有时也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也许你会蒙受暂时的委屈，承受一些挫折和打击，但要坚决相信党、相信组织，勇敢面对，接受挑战，做一名坚强的战士；我不想给你讲大道理，我只要对你说：“我相信你的清白，也一定站在你一边。”
梅刚讲这番话的时候，刚刚听完上面来人的汇报。据他们讲，他们掌握了省委副书记张鹄的一些犯罪事实，需要对张鹄的住宅进行搜查，并暂时限制张鹄的自由，配合调查，请梅书记表个态。
梅刚讲，他不便于了解有关案情，但他提请来人注意，张鹄毕竟是一个省委副书记，一个在地方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尤其在当前复杂的局面下，他提请来人谨慎对待，不要由于轻率行事而给工作造成损失；甚或被坏人利用。
在梅刚认为，仅凭他的了解，任他怎么想，张鹄也不会同犯罪联系起来。一个可能存在的事实，倒是一些人的栽赃诬陷。这样的事，在担任过几十年领导工作的梅刚来说，实在见得太多了。
来人说，他们是奉命行事。只是上面有交待，要征求地方党委的意见，求得地方部门的配合。
梅刚清楚地知道这种安排的用心。做对了，功劳自然是他们的；假如做错了，又可把责任推给对方。
梅刚对这种安排有点愤怒。但他没有激动，反而平静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一是，司法部门独立办案，对他们的决定自己不发表意见、不承担责任；但有一点，假如他们要是冤枉人，我作为省委书记，第一个不会善罢甘休。二是，假如一定要他表态，自己有权知道事实真相。
说到这里，来人的手机突然响起来。只见他“嗯嗯”地应了几声，关掉手机对梅刚说，梅书记讲得很对！我要告诉您，张鹄涉嫌窝藏倒卖文物。
梅刚听到这句话反而放了心。他轻轻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不相信。
来人阴鸷地一笑说，有两件事您不知道。一是，张鹄的女友李玉琴出国时在行李中发现了春秋时期的一枚印章。二是，刚才他们打来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