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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集 作者:邓友梅-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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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儿韩的大脖子了。甘子千向那五使个眼色,知其不可为而为地说道:“我当是谁呢。五爷呀!嗨,都是自己人,您何苦……” 

  “甘爷,我们谈公事,您可别瞎搀和。我把祖上传下来的一个挑山当了。今儿来赎,他们一会儿说我那画是假的,一会儿叫我展期,您说这能不叫我急吗?” 

  甘子千正想找句合适的话劝那五罢手,画儿韩往前一挤,把头伸出柜台,冲下说道:“您急呀?我比您还急呢!我算计着一开门你就该来的,怎么到这钟点才来呀。不是要赎当吗?钱呢?” 

  “敢情你怕我没钱?”那五从底下扔上一个白手帕包的小包来,里边满是五颜六色的联银券。画儿韩叫伙计过数,伙计数了,连同利息正好八百多元。画儿韩把利息数出来放在一旁,把六百元人了柜,伸手从柜台下掏出个蓝布包袱,往下一递: 

  “不是赎画吗?拿走!” 

  不要说甘子千,连当铺的同人眼睛都直了,一时间鸦雀无声。那五先是呆在那里把嘴张开合不上,随后伸手去接包袱,两手哆哆嗦嗦怎么也接不住。侦缉队的帮他把包袱接过来塞在他怀里说:“你看看,是原件不是?” 

  那五打包袱一看,汗珠儿叭叭地落在地下。朝柜台上的甘子千咧咧嘴,既不像笑又不像哭,明是自问,实际是说给甘子千听:“画儿昨天不是烧了吗?” 

  画儿韩接碴说:“昨天不烧你今天能来赎吗?” 

  那五自语说:“这么说世上有两幅《寒食图》?” 

  画儿韩说:“你想要,今晚上我破工夫再给你作一幅!” 

  甘子千不敢相信眼前的奇迹。对那五说:“什么画儿说得这么热闹?叫我也开开眼。” 

  那五把画递了上来,甘子千不看则已,一看脸臊得像才从澡堂子出来!他首先把视线投在左下角,无意之中留下的那个拇指印,很轻很淡,端端印在那里,跟昨天烧的那画一模一样。他怀疑如把两幅画同时摆在一起,他是否能认出哪一幅出自自己之手。听说能手能把一张画儿揭成两幅,画儿韩莫非有此绝技? 

  下边侦缉队黑梁不耐烦了,问那五: 

  “看样儿没我的事了吧?您拿钱吧,我该走了。” 

  那五掏钱打发了黑梁,缓过了神来,玩世不恭地一笑,向上拱拱手说:“韩爷,我开眼了。二百多块利息换了点见识,不算白花!” 

  “利息拿回去!”画儿韩把放在一旁的利息往下一送,哈哈笑道:“画儿是你拿来的,如今你又拿了回去,来回跑挺费鞋的,这几个钱你拿去买双鞋穿,告诉你那位坐帐的!”说到这儿,画儿韩扫了一眼目瞪口呆,满脸窘相的甘子千:“就这点本事也上我这儿来打苍蝇吃吗?骗得过画主本人,这才叫作假呢,叫他再学两年吧!” 

  甘子千无地自容,低着头走出“公茂当”,从此处处躲着画儿韩,再没和他照过面。画儿韩尽管由此名声大噪,可是财东不敢再拿钱冒险,来年正月就把这位副经理辞退了。画儿韩跑了两年合儿,北平临解放时百业萧条,他败落到打小鼓换洋取灯儿的份上了。甘子千造假画的名声传了出去,尽管丢尽了人格,可换来了书画店饭碗,当了专门补画的工匠。因为揭裱字画,难免破损,得有人会造假修破。 

  北平解放后,甘子千凭他出身清白贫苦,政治学习积极,思想进步,靠近组织,公私合营时已当上了书画业领导小组成员,同业工会的副主席。 

  公私合营后,文物书画业要整顿班子,有人提出来调画儿韩。政府人员不知道这人是谁,向甘子千了解,甘子千支吾说:“我跟他也不熟,等我去了解一下。” 回到家来,他就犯了思忖。当初自己本没有坑骗他之意,却弄得无法解释。事已过去多年,他不来呢,谁也不会再想起谈起,于他于己都无妨碍。他如果来了,这人可也是长着嘴的。他要是把这件事说出来,说成我甘子千有意所为,我不得脱层皮吗?自己还正在争取入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但也不能对组织说假话,见到政府代表时,他就说:“画儿韩的事了解了。这人做假画出身,当守当铺的副经理,解放前有一阵生活挺富裕。他作寿名演员盛世元都来唱堂会……”政府代表听了,又问他:“有人说他挺有本事,你看咱们用他好不用他好!”甘子千说:“还是领导上决定,我水平低,看问题没把握。”画儿韩终于没被调用。 

  按文物行某种惯例,从这行被清理出去的人,改行干什么都可以,但绝不许再染指文物生意。自己买卖,替人鉴别都属违例。画儿韩自此就从同行人中消失了。 

  多少年来,甘子千从没为画儿韩的事感到理亏心虚。慢慢地,连画儿韩这人都不大想到了。 

  十年动乱中,甘子千受了不少委屈。他认为最委屈,最不合理的是为了“改造他”偏不让他干自己稔熟的行业,而叫他去学修脚!打倒“四人帮”后,恢复名誉也好,退还存款也好,都没有比让他回到文物商店,干他爱干又能干的工作使他感动。他拿出全部精力来工作。可是岁月不饶人,当他当选为人民代表时,大夫会诊的诊断书也送到了他手里。他被宣布得了必须休息,没有希望治好的那种病! 

  尽管他对人说:“我快七十了,马上去八宝山也不算少亡!三中全会以来的这段晚福也享到了!可心里实在有点懊丧。他想到,自己这一生从人民那里取得的很多,报答人民的极少。他无声地给自己算帐,算算这一辈子对人民对国家作过哪些亏心事。算来算去,算到了画儿韩头上。 

  文物业的老手死的死,病的病。十年浩劫没出人才,人手荒成了要害症。如今国际市场文物涨价,无论识别古画还是作仿制品,画儿韩都身怀绝技,怎么能不让他发挥才干呢?当初只要自己一句话,说:“这个人有用,”画儿韩就留下了。可是自己没说,就为这个把他挤出去几十年。 

  共产党几十年的教育,老年人的仔侮心情,对个人得失的淡漠,一同起作用,他找到党委汇报,检查了错误。党委书记表扬了他的忠诚,责成他把画儿韩请回文物界来。 

  这一动手找,才发现北京城之大,人口之多,分离的时间之长!先听说画儿韩在天桥“犁铧头”茶馆烧过锅炉,到那儿一看,茶馆早黄了。又听说画儿韩和另一个老光棍合租一间房子,在金鱼池附近养金鱼,去那儿一问,房子全拆了。找了半个月,走了八处地方,惟一的收获就是听说画儿韩确实健在,有时还到陶然亭附近去练子午功。甘子千平日想起整过自己的那些人,心里总是忿忿不平。这时才悟到,原来自己也是整过人的,其后果并不比人家整自己轻微,手段也不比别人高尚。 

  他决心要把自己欠的债还上。不顾大夫警告,一清早就拄着棍来到了陶然亭。这时天还没大亮,雾蒙蒙的湖园里有跑步的,喊嗓的,遛弯儿的,钓鱼的。三三两两,影影绰绰,在他前后左右往来出没,向谁打听好呢? 

  正在犯愁,迎面走来一位留着五络长髯,身穿中式裤褂,也拄着根手杖的人。这人目不斜视,一边走路一边低声哼着京戏,走近了,听出唱的是《空城计》: “众老军因何故纷纷呐议论……” 

  这唱腔使甘子千停住了脚。“纷纷议论”四个字吐字行腔不同一般。“纷纷” 二字回肠九转,跌宕有致;“议论”二字坦坦荡荡一泻千里。甘子千似乎出于条件反射,连考虑都没考虑,张嘴就喊了一声“好!” 

  老头儿也停住脚步,半扬着脸,像是捕捉这一声叫好的余音。他望着还没亮透的湖边树林说:“这份叫好声我可有三十多年没听见了,不是听错了吧?” 

  甘子千应道:“这‘纷纷议论’四个字的甩腔,我也有三十多年没听见了。您敢情就是盛老先生?” 

  “哎哟,这话怎么说的!”老头几步抢了过来,并不握手,而是抓住甘子千的手腕子上下摇晃:“您就是,您就是那位跟画儿韩一块常听我的戏的……” 

  “我叫甘子千。” 

  “听说过,那年在恭王府园子出堂会,我让画儿韩请您来会一会,可惜您走了。从那一别就是三十多年。您一向可好?在哪儿工作呢?” 

  甘子千说在文物商店当顾问,盛世元说:“我也是顾问!唉,什么顾问?就是政府对咱们这些人器重,哪怕还有一点本事,也让你使出来。社会主义么,就是不埋没人才。干我们这一行的,不养老不养小,我从日本降伏那年就塌中,放在旧社会得要饭。一解放就请我上戏校当教习了。就是‘四人帮’时候受点罪,可受罪的又不是咱一个,连国家主席、将军元帅都受了罪,咱还有什么说的?昨天我碰见世海,他还能登台呢……” 

  甘子千想等盛老先生话说到一个站口,问问画儿韩的消息。可这位老先生越说越精神,只好硬挤个话缝插进去说:“盛先生,刚才您提到画儿韩,您知道他现在落在哪儿了吗?” 

  “落在哪?他一直在我家呀!” 

  甘子千啊了一声,半天盯住盛世元没错眼神。天下哪会有这么便宜的事,一下就歪打正着(他忘了他先已扑空了八次)?又追问一句:“您说的是真格的?” 

  “嗨,你问问陶然亭这些拳友,谁不知道画儿韩跟我作伴?‘文化大革命’中茶馆黄了,画儿韩没地方混饭吃,急得在这湖边转磨,跟我说:‘四哥,这些年我一步一步地退,古玩行不让干了,我拉三轮:三轮不许拉了,我摆摊卖大碗茶;大碗茶不让卖了,我给茶馆烧锅炉:现在连茶馆都砸了,我还往哪儿退呢?从解放我就是临时工,七十多岁了,谁要我啊?’我劝他说:‘天下哪有过不去的河呢?你搬我家住去。从我老伴去世,儿子调到外地,我就剩下一个人。白天我在戏校挨批判,心里老伯家里叫人撬门抄家,你就给我看家得了。只要我这工资不取消,就有你的饭吃。’从打那时,他在我家一住就是十年。” 

  甘子千急不可耐地说:“既这么着,我跟您去看看他行不行?我有点事找他。” 

  “不行。” 

  “怎么?” 

  “脑血栓,前天进医院了。” 

  “哎……”甘子千两手摊开,连连叹气。 

  “您甭着急,眼下没有生命危险,就是不许探视。” 

  甘子千这才舒了口气,问道:“怎么突然得了脑血栓?” 

  “累的。去年他检查出脑血管硬化,医生叫他多休息,他反而忙起来了。他说他家祖传几代捣腾字画,对于识别古画很有点诀窍,他想趁着还能活动把它写下来,免得自他这儿失传。” 

  甘子千说:“早动手就好了。” 

  盛世元说:“前些年他张嘴就骂,说文物行的领导全是棒槌,不认他这块金镶玉。他宁可带到棺材去也不把本事交给他们。这两年啊,政府一步一步给我落实政策。收入多点了,我们俩的生活也改善点。他觉着党中央政策好,虽是冲我下的雨,也湿了他的田。目前搞四化,他这点本事对国家是有用处的,不该再藏着掖着了。这是为国为民的好事,我能拦着吗?我就给他买纸,买墨,好茶叶,大叶烟,可就忘了叫他注意身体。” 

  甘子千含着泪说:“您可真够意思。交朋友交到这个份上,可以拍胸脯了。” 

  “也还是党中央的新政策好,要是我被人家当成四旧扫进垃圾箱,还能顾他吗?” 

  甘子千心情沉重,默默无言地和盛世元并肩走了一段路,忽然问道:“他还能说话不能呢?” 

  “能是能,舌头有点发硬,拐弯费劲儿。” 

  “那就有救!”甘子千喜出望外。他想应当建议派人带录音机来录音;应当在人代会上提一个抢救老人们身上保存的绝技的提案;应当…… 

  盛世元向甘子千告辞,说:“哪天医生一解禁,我就领您去。” 

  “是是。您看还有什么困难吗?” 

  “困难是有,怕你帮不上手。画儿韩当了半辈子临时工,没混上公费医疗,我落实政策补了点钱,这回他一住院全垫进去了。可这救急不救穷。这病不是三两天能好的,我的工资两人吃饭有富裕,供一个人住院可差远了。能不能找个地方给他出药钱呢?” 

  “行!”甘子千斩钉截铁地说:“包在我身上了!” 

  甘子千回去路上,比来的时候精神爽快了,心情舒展了。他计划把自己的存款移到画儿韩的名下。他几乎怀着感谢的心情想到盛世元最后这个要求。他觉着生活总算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在向这个世界告别时,可以于心无愧了。 



邵氏兄弟 

  李青身体不好,长期休养。静极思动,异想天开,看了几本文艺杂志,动起念头要写小说。拿谁作模特呢?他想起了邵家二兄弟。 

  哥哥名叫邵清远,抗战时随同学流亡到大后方,在重庆念了两年土木专科,因为没有经济来源,中途辍学。太平洋战争中,美军与中国合作修筑史迪威公路,需要翻译,他报考当了翻译。他学过土木,人也聪明,滇缅公路通车时,混上了“技正”的头衔。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还都”。在南京大兴土木,他跟随过的一个美国人到南京开了个营造厂,把他约了去,名为工程师,实际上还是当翻译。因为那个美国人当工程师有瘾,虽是老板,工程上仍事必躬亲。同时对邵清远的技术水平不摸底,不太放心。 

  解放后,邵清远以工程师头衔,安排在建筑公司技术科工作。这倒不是对他技术上摸底,而是因为对他政治历史不大摸底。 

  邵清远的弟弟叫邵明远,比哥哥小十来岁,没去过大后方,进了敌伪时期的北京大学,学建筑。日本学校分科和英美系统不同,建筑和土木不分。所以他既懂点艺术,又懂土木工程。国民党接收北平,城里到处抢房占房,没人盖房。他拿到文凭后就背个书包在西单商场给人剪影混饭吃。解放后进了建筑公司。他政治历史清白,有正式的大学毕业文凭。一报到就分配当施工队的技术队长,干了几年,到一九五三年时已是一个工地的技术主任,干得很不错。 

  本来在起点线,弟弟比哥哥有利得多,可是,一九五三年出了件事,哥儿俩的境况就扭了个儿。 

  一九五三年,从苏联请来几位专家,在北京郊区建立一个模范工地,也就是用苏联的先进技术向全国示范,弟弟受到信任,派到这个工地当技术主任。 

  这时弟弟已有几年现场施工经验了,对中国建筑业的特性也有了许多体会和认识。才出生的牛犊,再背点历史清白、思想进步的小包袱,三弄两弄,和苏联专家顶起牛来。详细情形不太清楚,反正双方都拍了桌子。邵明远说:“你是工程师,我也是工程师。我作为主人尊重你。你作为客人,不能下命令要我照办。我们有争论可以到上级单位解决。”专家说什么,不表它了。苏联专家大多数在作风上和技术上都很有修养,也很讲礼貌。可是要说个别人技术上二把刀,思想上有点大国沙文主义,也不算稀奇。结果是公司领导决定把弟弟撤下来,换个别人去与苏联专家合作。开会公开征求意见,问谁愿去,没有人报名。要大家推举,技术科推举了邵清远。邵清远虽谦虚了几句,可没有拒绝。这样弟兄二人就掉换了位置。 

  李青是在模范工地完工典礼时到这公司来的。这时邵清远已当选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晋升副总工程师了。据说这两项“工程”也是由于苏联专家的积极建议。因而有的技术人员背后有些非议。可是李青参观了刚刚竣工的宿舍大楼,并且和邵清远作了两次谈话,认为这些非议并不公平。楼房盖得很好,敢说是新中国建成后,头一批职工宿舍中水平最高的。两居室,有挺大的厨房,有厕所,还有个四平米的储藏室,宽敞、舒适。邵清远为人谦虚,并不宣扬自己。除去提到他弟弟时用作兄长的口气批评几句,从不说别人的不是,而且办事看问题很讲政治原则,这在解放初期的技术人员中很难得。 

  李青曾问他:“您在模范工地取得很大成绩,主要的经验是什么?” 

  他说:“没什么经验,谁来当模范工地的主任,也是这个结果。工地最后会评为先进集体,主任也要选上先进人物。因为这是中苏合作的试点,必须成功,必然成功。而且要大力宣传。” 

  李青说:“那怕不一定,您的前任不就……” 

  “你说我弟弟?”他摇摇头,苦笑了一下,“他学的全是资本主义那一套建筑体系,又年轻气盛,自以为是,一张嘴就是技术合理性、经济合理性,偏就不谈政治合理性,和苏联专家一起工作,是个技术性经济性的问题吗?这种人,盲人骑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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