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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你受苦了呀！”
安娜抚着鸿儿的脸，亲切地说：“没什么，妈妈挺得住。妈妈什么苦都能吃。”
“可是——”
“鸿儿，你想爹爹吗？”
鸿儿连连点头：“想！想！”
“妈妈总要想个法子的。”安娜对鸿儿也是对自己说道，她的脸上重又闪耀出圣洁的光辉，这种光辉虽经牢狱的折磨却未曾失去光彩。
安娜前后被监禁过三次，都坚强地熬过来了。她毫不屈服。她支持中国抗日，支持丈夫回国抗日。她说：“只要我的丈夫工作得好，我不怕，苦一点也行。”
当时，除了安娜和小儿子志鸿是日本国籍外，其余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是中国国籍。日本军部要让他们都加入日本国籍，诡称只有这样才能受到“保护”；不然的话，在日中交战的现在，他们作为敌对国的子民就会受到虐待。
日本军部的用心是很险恶的：只要郭沫若的儿子们加入了日本国籍，就能明正言顺地把他们强征入伍，让儿子去进攻父亲的也是他们自己的祖国。
“母亲是伟大而坚强的，当事情涉及到她所产生和所热爱着的生命的时候。”（高尔基语）对于日本军部企图强行改变儿女们国籍的企图，安娜严正拒绝了。她对军部说：“他们都是中国的血统呀！中国的人呀！中国的骨肉呀！”
拒绝加入日本国籍就意味着继续遭受虐待和欺凌，安娜对此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野心极大，战线过长，兵员不足，为了补充炮灰，竟连学生和未成年的人也强征入伍。两个大一些的儿子均已到了入伍的年龄。安娜用全力保护他们，她知道保护了儿子就是保护了儿子的爸爸，同时也就是保护了儿子和丈夫的共同的祖国——中国。她对儿子说：“军部无法拍到一张你们身穿军装站在中国土地上的照片。要让你们去和爸爸打仗，根本做不到！因为。因为有妈妈！……”
“妈妈！妈妈！”孩子们簇拥着安娜，亲热地叫着，亲着。在儿子们的眼睛里，妈妈可亲可敬，不愧是一家的顶梁柱。如果说在父亲身上寄托着他们的理想和希望，那么妈妈就是他们目前唯一的依靠了……
由于战争的关系，郭沫苦回国以后和安娜音信中断，也没有再给妻儿们寄过钱。在艰苦的岁月里，安娜独自维持着她和五个儿女一共六口之家的生计。生活的重担再次压在了她的肩上——不，生活的重担从来也没有从她的肩上卸下来过，如今更是加重了。自从郭沫若离开日本以后，安娜就痛切地感到生活下去只有靠自己，此外别无他路。
她们的家住在市川镇的郊区，四围是青翠的农田。安娜租了几亩地，和孩子们一起辛勤耕耘劳作，全家的主食和蔬菜勉以为继。农忙的时候，她还替别的农家打短工，这样可以多挣几个钱用。
稻谷成熟了，田畴一片金黄。安娜顶着烈日，帮农家收割。只见她弯着腰，低着头，熟练地挥舞着镰刀。一行行稻谷在她手下倒伏了，一滴滴豆大的汗珠从她脸上滴落到地上。几个小时连着干下来，汗水湿透了她的衣衫……
地瓜、白薯成熟的季节，安娜又在田里忙碌了。从日出劳作到日落。每当夕阳垂西之际，她总要情不自禁地朝着西方眺望：中国在日本的西边，她的丈夫在中国。
一天劳动下来，安娜累得全身酸痛难忍。但她从不在儿女面前流眼泪，或者抱怨什么。女儿最能体贴母亲的心，每当母亲疲惫的身体瘫倒在榻榻米上的时候，淑子总要跪伏在妈妈身旁，伸出两只手来，轻轻说道：“我给你按摩按摩……”
安娜心里感到一阵温暖，全身的肌肉和骨骼关节仿佛顿时轻松了许多。她用充满爱抚的眼睛看着女儿，叮嘱说：“淑子，你要好好读书，好好学钢琴。妈妈累死累活，也要挣钱养家，让你们受到良好的教育……”
安娜有她自己的计划：她要让和夫学化工，博孙学建筑，佛生学水产，淑子学完数学后再到京都大学学习建筑……她总为郭沫若学医而没有成为医生而感到遗憾，所以她努力要使儿女们都成为有专业能力、能对社会做出实际贡献的人。这是安娜的计划，也是她的希望，她的梦想。为此她愿意为儿女们献出母亲的一切，就犹如她作为妻子对丈夫郭沫若献出了一切一样……
有一段时间，安娜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和支付孩子们的教育费用，从同情她的熟人那里借到了一些无息贷款，经营过建造和出售房屋的生意。不久，日本政府对建筑材料实行统制管理，这项生意就维持不下去了，安娜不得不往山里去跑单帮。
——“买柿子啦！金黄的柿子啦！”
——“谁家做酱汤？我这里有圆滚滚的豆子啦！”
不少人家听见喊声开开门来探头探脑地张望。安娜笑容可掬，弯腰行礼，嘴里还说道：“请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大家都高兴买她的东西。因为价格合理，态度又好，与那些漫天要价、唯利是图的小商贩子迥然不同。
有时候，安娜也把食品送到东京女子大学去兜售。那些日本女学生听淑子讲过“佐藤富子”的故事，一个个争先恐后地买，嘴里还甜甜地叫着“佐藤妈妈。”
安娜是知识女性。她的丈夫郭沫若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在日本也相当有名气，曾经得到过西园寺公望的赏识。但她为了生活，不得不像一个小商人一样跑单帮，做生意，四处叫卖。她从不间断地这么做着“下人”的活计，而且也不介意自己的穿戴寒酸。这正是安娜生存价值的具体体现。她顾不上什么脸面不脸面的，但无论她做什么事，她的脸上总有一种圣洁的光辉在闪耀。那是上帝赋予她的。
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上帝和安娜同在，郭沫若和安娜同在。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十）拍拖
（十）拍拖
好像是命运的有意安排，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不久，便通过林林的介绍与于立群相识了。
第一次见面，于立群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美好的印象：仅仅二十来岁，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一身蓝布衣衫，面孔被阳光晒得半黑，差不多就和乡下姑娘那样。作为一个女演员，她在戏剧电影界已经是能够自立的人，却丝毫也没有感染着几乎是无人不染的时髦的气息。言谈举止稳重端庄，绝无一般女明星的轻浮与浅薄。这和郭沫若当时立定大戒“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正相合拍。
郭沫若之所以对于立群一见如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在日本期间曾经结识了天津《大公报》驻东京的女记者于立忱，并一度与之过从甚密。1937年5月于立忱回到上海后自缢身亡。于立群是于立忱的胞妹，郭沫若从于立群的脸上仿佛又看到了于立忱的面影，好像断了线的风筝又飞回到了他的身边，他的手中仍握有那半缕的轻丝。
这次见面，于立群把大姐思念郭沫若的诗交给了他。郭沫若用微微颤抖着的手接过了亡友的遗诗，注视着亡友的胞妹，心情十分激动。他想自己对于立忱的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此：“我有责任保护立群，但愿我能把爱她姐姐的心转移到她的身上！”
从此以后，郭沫若和于立群就经常见面了。郭沫若是功成名就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年长于立群二十四岁，又加之是胞姐的挚友，所以于立群对他是十分敬重与爱戴的。而郭沫若也把保护于立群的责任义不容辞地放在了自己的肩上。
“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开始。上海文化界积极投入了抗日救亡的宣传运动。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阿英、于伶任编辑的《救亡日报》于8月24日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该报报头由郭沫若亲笔题写，郭沫若经常在《救亡日报》上发表诗文鼓动民众抗日。郭沫若还多次和于立群一起上前线慰问抗敌将士。于立群参加了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国际难民收容所的工作，郭沫若去那里视察过，事后写过一篇文章《希望不要下雨》，对难民的境况极为关注，对工作人员的辛劳极表钦佩。
在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的主持下，成立了十三个救亡演剧队。于立群参加了由洪深和金山为领队的第二队，在上海和各地宣传抗日救亡运动。郭沫若曾为他们书写了队旗。每当这面队旗在街头、在田间、在工厂、在阵地上高高飘扬时，于立群的心情就分外激动。因为她在郭沫若书写的队旗上看到了郭沫若礼赞的“们”——集体力量的坚实的象征。于是她的胸中便鼓荡起无限的潜沉的力量；于是像灼热的熔岩一样喷爆而出的是她和队友们高歌《义勇军进行曲》。他们的歌声压过了敌人射出的高射炮声。
于立群是一位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青年女性。延安是她心目中的革命圣地。战争年月，兵荒马乱，北上的路途充满了艰难险阻。郭沫若劝告她取海道经香港绕往武汉，由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协助，设法到陕北读书。
“立群，你说这样好么？”
“好的，好的。郭先生真替我想得周到。只是——”
“只是什么？”
“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呢？”
“……”郭沫若笑而不答。
于立群听从了郭沫若的劝告，同林林、姚潜修、叶文津、郁风等结伙于11月26日离开上海去香港。郭沫若第二天也乘法国邮船秘密离开上海赴香港。——这个行期在于立群走前是已经定了，但是为了保密起见，他没有告诉于立群。和立群在香港相见，郭沫若自己心中有数。
所以，当于立群在香港见到郭沫若时，真是有些出乎意外了。那是在郭沫若到达香港后的第二天，他从九龙访问了一位朋友回来，在皇后大道湾雪厂街的十字路口，迎面碰到了林林他们。于立群首先看见了他。街头遇故人，向来不大说话的于立群惊喜地先叫了出来：
“啊，那不是郭先生？”
郁达夫的侄女郁风接过去，带着夸张的调子对郭沫若说：“哦，我们还怕你死守上海呢！”
“死守没得必要。中国地方大得很，我们大有回旋的余地。我们要准备长期抗战。”
郭沫若笑着说道。虽然和立群在香港再见他早就心中有数，但今天在香港的街头遇见她，他的心中分外高兴。
郭沫若住在六国饭店三楼一间临海的屋子里。于立群几个人原来住在海陆通旅馆，和郭沫若商量以后，当天下午他们也都搬到六国饭店里来了。在此期间，郭沫若和于立群由相敬而相爱。
香港的救亡工作当时也相当活跃，公开的欢迎会、讲演会差不多每天都有。上海失陷以后，从上海撤退来的文化人大都以香港为中继站，从这里再转赴内地。郭沫若本来打算去南洋募款，连护照都办好了，用的是“白圭”的假名。后来考虑到最好在广州建立一个“根据地”，恢复出版《救亡日报》，所以改变了计划，在香港只住了六天，12月6日即与于立群等人乘船到达广州。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的《救亡日报》于1938年1月1日在广州正式复刊，成为华南的一座精神堡垒。
郭沫若来广州后最初住在梅村，后来又搬到城内的新亚酒楼。元旦这一天，郭沫若突然接到陈诚来电，云：“有要事相商，望即命驾”。郭沫若考虑之后，决定去武汉一趟。于立群本来就打算去武汉再转陕北的，为了结伴同行，她便与其他朋友分开，搬进了新亚酒楼与郭沫若同居。
新亚酒楼，成了于立群生活中的一个新起点，而对郭沫若来说，则意味着他在婚姻史上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于立群原籍广西贺县，她和姐姐都生长在北平。她们家原是官宦人家，后来破落了。受到家庭的薰陶，于立群喜爱书法，能悬肘写一手黑顿顿的正宗大颜字。她性格文雅娴静，住在新亚酒楼里整天价只是不声不响地读书写字，擅长书法的郭沫若，在这种情况下便自然地充当了于立群的老师。
“是什么时候学过书法？”他问于立群。“是我们的家传，”于立群回答道。“祖父是写颜字的，母亲也是写颜字的，从小便学来这一套。这大概也是一种家庭教育吧？”
于立群说起话来，也和她写的颜体字一样，带着些严肃的神情。郭沫若心想颜字的严肃性能起某种规范的作用，使一个人的生活也严肃了起来。于立群“凤眼明贞肃，深衣色尚蓝。人前恒默默，含意若深潭”，大约正是受了颜字影响的缘故吧？有了这样一位严肃的“小妹妹”在旁边写颜字，惹得郭沫若兴味盎然，陪着她一连写了几天大颜字。
“要练就一手好颜字，最好先临摹《颜家庙碑》方是正宗。来，立群，我和你一起临摹！”
“好的，”于立群悬肘含笑说：“我先写这一笔——”
郭沫若接过笔去：“我来这一划……”
笔能达意，墨能通情。郭沫若和于立群跨过了年龄和经历的差距，两个人的感情像墨汁一样浓得化不开了。尽管郭沫若已经结过两次婚，但他的心却变得像一张洁白的宣纸，可以书写更新更美的文字，描绘出更新更美的图画。
于立群比文字更新，于立群比图画更美。
于立忱的那半缕轻丝，到了于立群手里变成了一根又粗又长的红线了。可谓：阿妹遂了胞姐愿，千里姻缘一线牵，至此方成正果。
1月6日晚，天色昏黄。郭沫若携于立群北上武汉，许多朋友到车站送行。接替郭沫若主持《救亡日报》工作的夏衍，握了郭沫若的手，又握着于立群的手，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到了那边，不要和别人‘拍拖’呀！”
众人一起爽朗地笑了起来。“拍施”是广东话，意指男女手搀着手在街上行走。于立群毕竟是一个女孩子，脸禁不住羞红了。郭沫若也笑得很不自然，因为他知道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已经紧紧地把于立群“拍拖”着了。于立群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断线的风筝”，她成了郭沫若的第三位妻子。
重庆那时是国民政府战时的陪都，也是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郭沫若和于立群1938年底来到重庆以后，住在观音岩下张家花园内。郭沫若第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939年元旦。这一天他参加了在中山公园网球场上举行的群众音乐大会，并即席发表演说：“向四万万同胞贡献两件礼物：第一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是建设和平幸福的新中华民国……”这两件“礼物”正是郭沫若为之奋斗的目标。
重庆离故乡乐山近了。十多年以前，郭沫若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以后，曾经有一次回四川的机会，那时重庆红十字会医院有意聘任他为院长，并专门派人到上海给他带去了一千两银子的汇票作路费。但郭沫若顾虑到他回四川后难免不会发生一场家庭的纠葛，累及父母双亲，累及安娜和张琼华，所以终于放弃了那次难得的机会。岁月悠悠，许多许多年头过去了。他日夜思念的母亲，已经于1932年仙逝，郭沫若终未能和母亲再见上一面。每当想起这件事，郭沫若总觉得自己是个“不肖之子”有负于母亲的养育之恩。
郭沫若东渡日本求学以后，张琼华作为郭家的儿媳孝敬公婆，二十多年如一日。郭母生前已经知道郭沫若又在日本娶了一个妻子（那时还没有于立群的出现），她老人家担心琼华儿媳将来无依无靠，所以临终时特地指着张琼华，用微弱的声音对丈夫郭朝沛说道：“他日八儿归来，必善视吾张氏媳，毋令失所。”
现在，战争把郭沫若又逼回了重庆，逼到了故乡的家门口。
郭沫若动了返乡的念头了。恰巧在这时，他的两位侄子郭培谦和郭宗jin来到重庆张家花园，说家中的父老兄弟姐妹们都殷切希望郭沫若“近期内回家省视一下”。郭沫若考虑了以后，便请了一个月的假，在1939年3月初旬的一天乘水上飞机飞抵乐山，随即赶回已经离别了二十六年的沙湾老家。
此时郭父朝沛已八十六岁高龄，卧病在床，神志迷糊不清。郭沫若回到家中，立即走到老人的病榻前，跪在地上颤着声音叫道：“爸爸，爸爸……”
老人环视了一下四周，慈祥而又带着感激的目光停留在了张琼华的身上。他转过脸来，用微弱得几乎听不清的声音对女儿麟贞说道：“八儿回来了，八女子就好过了。”
八女子指张琼华。麟贞四姐告诉郭沫若说：“这么多年，八弟媳承担了大部分家务。父亲病倒以后，好几年了，都是她和兄嫂弟媳轮流侍候，天天喂药喂饭，扶上搀下，没得半句怨言。真是难为她了！”
听了父亲和四姐的话，郭沫若心中对张琼华顿时肃然起敬起来。虽然她不是他所爱的女人，但她是他应该尊敬的、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