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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生长在一个大家庭里，兄弟姐妹共八人，童年在保守家庭里受到充分的照顾，生活很愉快。家道还算不错，上学、到莱佛士学院和其他地方都有汽车接送。她家很重视举止得体。搬到德文莎路之后，有一回我从图书馆用电单车送她回家，让她坐在后座。她母亲见了既惊愕又担忧，狠狠地训了她一顿：人们会怎么想呢？谁会娶你？不久，她家又搬回巴西班让，那里离市区很远。那时多亏我有了汽车，可以开车子继续追求她。
在1946年9月前往英国之前，我们相聚的时间很长。动身前，我叫住在我家的表弟林哈罗德在一两天内拍下我们一系列合影。我们当时年纪轻，又相互爱恋，渴望把生命中的这个美好时刻记录下来，作为我离家到英国三年的纪念品。分别后什么时候能重逢，我们不晓得。我跟她一样，盼望她能回莱佛士学院，赢得读法律的女皇奖学金，到英国跟我团聚。她是铁了心跟我，我感觉得到。我也决心不辜负她。
1946年9月16日，就在我23岁生日这天，我登上丘纳德公司的“大不列颠号”客轮，在甲板上向她挥手告别。她热泪盈眶，我也不禁掉下眼泪。父母亲、弟妹和一些朋友，还有韩瑞生，到码头给我送行，祝我一路顺风。
第九章 从伦敦到剑桥
两星期后，我坐下来写信给帕里教授，告诉他我决定离开伦敦经济学院转到剑桥。我接到他生气的回信：“让我告诉你，我们拒绝了其他学生，我还想尽办法劝学院当局录取你。你的作为显示我看错了你，我不该轻易帮助你……”
“大不列颠号”是丘纳德公司的6．5万吨客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它的航线是从英国的利物浦经大西洋到美国的纽约。从英国南安普敦开到新加坡的客轮都没它这么大，速度也没它这么快。这次，“大不列颠号”满载着回英国复员的军人，此外大约有40个亚洲人，多数是华人。每个房舱的搭客，比平常收费时分配的搭客多了一倍，但我能搭上这艘船，就感到高兴了。离开新加坡17天后的10月3日，船开抵利物浦。
没有人知道我要来，没人来接我，我连怎么到伦敦也不晓得，又要确保大衣箱和两个皮箱跟我一起安全地下船。由香港政府赞助留学的香港学生有伦敦殖民部官员接他们，我事前知道了，决定跟着他们坐顺风车。列车深夜开到伦敦，接着我坐的士尾随香港学生到伯爵阁维多利亚同盟宿舍。分配给我的是底层一个地窖似的没窗的房间，同样是双层床铺位，有如在“大不列颠号”轮船上。同房有大约20个非洲学生和加勒比海学生。这又使我吃了一惊。我一向没在现实生活里见过非洲人，只在照片上看过。他们身上所发出的奇异气味，跟新加坡各民族群体所发出的大不相同。我毫无心理准备，一夜睡不好。
第二天早上，我坐地铁到市区。按照宿舍女总管的指点，在银行站下车，很快在格雷斯丘奇街找到了有利银行。我身上有张有利银行的300英镑汇票。我开了个户头，提出30英镑，然后直奔中殿法学协会。我把院方来信、剑桥高级文凭、出生证明书和身份证明书（当时新加坡还没设立护照办事处）一起交给柜台书记。接着注册交费，拿到一张证明我是中殿法学协会学生的学生卡。一切手续的办理方式都很随便，谈不上有什么人情昧。中殿法学协会许多地方都被炸坏了。图书馆设在一所瓦楞铁皮圆顶、水泥地的临时房子里，没有餐厅。给学生的指示并不多。
接着我得找住所。我在电话簿里查到基督教青年会的地址，搭地铁到托特纳姆考特路。我向秘书解释自己处境困难，问他能不能让我租个房间。他答应了，但只能租三天。分配到的房间只住我一个人，有张单人床，配上洁白的床单；有张小书桌；还有洗脸盆，也有热水。厕所在外面，是公用的。总的来说，房间陈设简朴、干净、实用。这下我轻松多了，马上搬进去。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底层有个游泳池。我在新加坡的时候经常游泳，便带了泳裤到游泳池去。看到蒸气从水里冒起，我满怀高兴，预料水是温暖的，也许比新加坡的海水还温暖。我跳进水里，不禁大吃一惊。冰冷的水使我透不过气来，只觉得肺部简直要爆炸，于是我就尽量快速游动，以促进血液循环。我不晓得在寒冷的气候里，水里的一点温热，竟然会在空气中引起冷凝作用。
随后我天天到汉普斯特德一带找房子，每隔三天就得向基督教青年会要求续租房子。我发现汉普斯特德不是殖民地学生聚居的地方，它离中殿法学协会很远，却不像伯爵阁那么邋遢，是个好得多的住宅区。基督教青年会秘书给我最后一次的租期是12天。到期后，我发现菲茨姜道8号有房间出租。菲茨姜道是条美丽静谧的大路，两旁都有树木，走不远就是瑞士村地铁站，13号巴士的车站也很近。我搭13号巴士就可以直接到靠近伦敦经济学院的斯特兰大街。
我还得进人伦敦经济学院，那不是件容易的事。两个星期前学期已经开始了，回国的复员军人要进大学的太多了。我要求见法律系系主任帕里教授，向他解释日治时期我损失了三年半的时间，这回幸亏搭上到英国的运兵船才能这么快就来到英国。我还不知道原来可以把申请表格先邮寄过来。我拿出剑桥高级文凭考试成绩，证明自己是1939年新加坡和马来亚最优秀的学生，说服他相信，我虽然逾期入学，但要赶上其他同学是完全不成问题的。他同情我，录取了我。
在欧洲六年战争时期，几乎所有英国青年都被征召入伍。六七届学生的学业因此中断了，他们不得不在完成学业之前当兵。战前进不起大学的青年，现在有资格申请退伍军人补助金，结了婚的还可以获得妻子和子女津贴。他们是从战场上回来的军人，态度严肃认真，渴望弥补失去的时间，决心取得成功。
当时只要讲师和讲堂排得过来，所有英国大学都尽量招收学生。伦敦经济学院爆满了，学生常常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站着。这里通风设备差，冬天想开窗透点新鲜空气的人最不受欢迎，很快就有人前来把窗子关上。在学生过多的情况下，来自殖民地的学生就得排在第二位。他们没打过仗，没牺牲过自己的事业，英国学生自然有权优先获得所有大学的学额。其他学生主要来自白人地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来自殖民地的少之又少。
生活很奇特。伦敦经济学院像座忙碌的酒店，跟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完全两样。莱佛士学院生活既悠闲又优雅，学生住在宿舍里，可以优哉游哉地走去讲堂，或到休息室闲聊。辅导课每次只有两三名学生参加，最多是四名。伦敦经济学院却是座多层建筑物，学生坐电梯冲上冲下，人人都忙着到一些地方做一些事，听课必须分秒必争。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听完一堂课．就得冲过斯特兰大街到国王学院听第二堂，然后搭地铁或巴士到尤斯顿伦敦大学学院听第三堂。三所学院当中，伦敦大学学院环境最好，因为它离开伦敦中区热闹地带，学院内还有医院，比较有学院气氛。
第一学年初期，伦敦经济学院大门正厅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场面。大约有一个星期时间，代表各个俱乐部——工党俱乐部、自由党俱乐部、保守党俱乐部和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学生站在贴着俱乐部海报的临时小窝棚旁边分派小册子，招收新会员。最积极地向殖民地学生宣传的是共产党人，他们成立了“社会主义俱乐部”。我跟所有俱乐部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认为最好是慢慢摸索着前进。
在“文化震荡”这个短语出现之前，我也受到了“震荡”。气候、衣着、食物、种族、风俗、习惯、街道、地理、旅行安排都不同。除了懂得英语和具有少许英国文学知识，以及过去跟英国殖民地官员有过交往以外，其他对我来说一概生疏。
现在我一星期花6英镑租了一间大卧室兼起居室。对一个没收入的人来说，这是个大数目，幸好还供应早餐。卧室里有个煤气炉，也有个可以拉动的煤气圈。我得把几个先令塞进一个计量表里，才能生火煮饭。做饭成了苦差事，食物一律要配给。可以不用配给票进餐的餐馆则贵得很。买来的配给品我不懂得怎样煮来吃，况且分量也不够。即使分量够，我也不晓得怎样分开一星期食用。我没有冰柜，那时也还没有人撰写有关如何在大卧室兼起居室里的煤气圈上煮东西的书。
我有过惨痛的经历。煮牛奶溢了出来，熏咸肉、牛排和肉块煎得缩水，在房间里留下浓重的气味，冒着天寒打开窗户和门通风，几个小时后依然不散。睡衣和布帘都有味道，可怕得很。三所学院餐厅的午餐都使人发腻，难吃得要命。为了换换口味，我有时光顾莱昂街角餐馆或它的分店。那里的食物也同样腻人：冷肉煎饼面多肉少，否则就是用油酥煎的香肠。我只好蘸芥末吃，外加小圆面包和牛油。
晚上又冷又寂寞。每天晚上我跟许多英国白领文员一起搭地铁到瑞士村地铁站，不必再到殖民地学生聚居区，感觉很好。但在住所里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由于没有公共的餐室和起居室，人人都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早上早餐有人送进来或自行解决。家务遇到困难，不知该怎么办，我便找英国女孩子帮忙，她们是合租顶楼的六个年轻的办公室秘书。她们教我到哪里买肉，没有冰柜怎样让牛油牛奶保鲜（留在窗沿保冻，放在屋里会发酸）。
同学教我把手巾洗了挂在洗脸盆的镜子上晾干，可以省下6便士，这却不适用于衬衫和内衣。通常衬衫穿不上一天便会被伦敦的煤烟弄脏。我异常气恼，不为什么大事，而是我在新加坡认为理所当然的小事。在家里我一切需要都有人照顾。饭有人煮，皮鞋有人擦，衣服有人洗，也有人熨，而且要什么就有什么。如今我样样都必须自己动手。生活非常累人，外加要花很多时间走路。路走得太多，坐巴士和地铁时间也太长，我疲惫不堪，没有足够的精力坐下来静静读书和思考。
一天在伦敦经济学院上完宪法辅导课之后，我找讲师谈话，他叫格兰维尔·L·威廉斯。根据伦敦经济学院的记录，他来自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在那里考取了博士学位。我向他打听剑桥大学和那里的生活情况。他说，剑桥跟伦敦大不相同，是个小镇，就靠大学生存。那里生活悠闲得多，学生和教师都骑脚踏车代步。听起来很吸引人，我决定去走走。
决定转到剑桥
1946年l1月底我到剑桥去，遇到了莱佛士学院的学生黄塞西尔。他进了菲茨威廉宿舍，那是个非院校机构，专门收比较穷的学生，收费也低得多。塞西尔带我去见菲茨威廉学监威廉·撒切尔。学监的职位相当于一所学院的院长。撒切尔给人印象深刻。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佛兰德斯受了重伤，脸上留下疤痕，荣获了军事十字章。由于硬腭受过伤，说话受影响。他强烈信奉基督教原则，对发奋图强的不幸者很有同情心，教师和学生都很尊重他。我把自己的难题告诉了他，不知怎的他喜欢上了我。那年的春季学期定于1947年1月初开课，他表示准备在这个学年录取我，只要塞西尔愿意让我住进他的房间。塞西尔马上答应了。我既感激又喜出望外，回伦敦办好应办的事，收拾了行装。1月初我在国王十字车站坐上火车，大约两小时后到达剑桥，转坐的士到贝尔沃路36号塞西尔的住所。
两星期后，我坐下来写信给帕里教授，告诉他我决定离开伦敦经济学院转到剑桥。我接到他生气的回信：“让我告诉你，我们拒绝了其他学生，我还想尽办法劝学院当局录取你。你的作为显示我看错了你，我不该轻易帮助你。你的忠实的D·休斯·帕里。”收到信后我决定亲自去见他，解释自己为什么离开伦敦。我到他的办公室面对他，准备接受应得的处分。我叙述了自己在第一学期所面时的生活问题：从一个小城市，来到一个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人人都匆匆忙忙地以快得不得了的速度做事，我感到不知所措。此外我也照顾不了自己。
他听了我的倾诉，看来相信了我所说的一切。他对我说，我早该告诉他这一切，他本来可以安排我住到宿舍里，我的一切需要都会得到照顾，语气几乎是原谅了我。如今回顾那些岁月，我为自己没留在伦敦感到庆幸，留下的话日子肯定不好过。但他特别照顾我、我却辜负了他，总感到后悔。70年代末期他出任伦敦大学校长，我成了新加坡总理，一度想写信给他，最后认为最好还是忘了过去。也许我是应该写信的，告诉他我没忘记他的恩典。
不过伦敦也不是没有优点。对未来的律师来说，这里可以借鉴的地方很多。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第一学期，政治学教授哈罗德·拉斯基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跟其他许多以前没修政治学的学生一样，听了他的一些课。他个子小，长得不起眼，头脑却灵活极了，说话很有魅力。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对许多殖民地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少人后来掌了权，他们自认为从拉斯基那里学来了理论，并根据他的理论推行不恰当的政策，结果搞垮了本国发展不足的经济。多亏我在执政之前，在能起坏作用之前，就看到了多个经济体失败的经验。从而提醒我这样做是危险的。
在接触这类政治主张之前，我在莱佛士学院第一年上经济课时，至少是在征税的课题上，已被灌输英国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基本经济教科书是温和社会主义者贝纳姆的著作，公共财政教科书是战后工党财相多尔顿编写的。他们所用的术语臆断一些税收是进步的，另一些是退步的：所得税是公平进步的，因为赚得多就得多缴税，税率也更高；对食盐和进口货征收一律的税额或征收国产税是退步的。这些社会主义价值观损害了英国的经济成长。倡导这样的主张的人没考虑到人性的特点，因为累进税会扼杀勤奋工作和创造财富的主动性，尤其是扼杀了有本领、有能力这样做的人。
拉斯基的社会主义理论
我听过两三次拉斯基讲课，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社会主义理论，立即被吸引了。世界上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应该机会平等，在公平和井井有条的社会里，不应由于人们或他们父母的地位而出现贫富悬殊，这样的主张我认为是非常公平的。我对不同的种族和人民，都不分彼此。我们是英帝国的一部分，我相信英国人是在牺牲英籍其他民族人民利益的情形下过着优裕的生活。因此，拉斯基和伦敦经济学院当时所倡导的主张对殖民地学生有吸引力。我们都要独立，都要保住自己的财富。
我当时以为，有没有财富，主要取决于有没有领土和自然资源，雨量是否充足，是否有可发展农业的肥沃土地或林地、有价值的矿藏和石油、天然气。只有在掌权若干年以后，我才认识到，新加坡不同种族的表现不一样，同一个种族内部各类人的表现也不一样。我尝试过以好些方式来缩小差距，都不成功，只好逐渐得出结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他们的天赋才能，加上受过的教育和训练，以及他们和他们政府的组织结构。知识和对技术的掌握，在创造财富时是至关重要的。
夺取领土的斗争曾导致后果不堪设想的战争，谁也不是赢家。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通过国际贸易和交换货物劳务进行的竞争，使参与的所有国家的产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增加。为了争取最高的国民总产值，人们必须在自由市场里相互竞争，同时在大体是自由的市场里跟其他国家竞争。但我不相信在我逗留英国期间，任何殖民地学生都了解这一点。他们以为，取代了离开的英国人，他们会自动富起来。
拉斯基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确实通过拥有更多资本和权力剥削其他人，由于人的产值超过他维持生存所需要消费来的数量，雇主或地主因此可以拿走多余的部分，这个看法我同意。我之所以讨厌共产党人，根源在于他们采用列宁主义的方法，不在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想。日本投降后，我见过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新加坡如何残酷无情，他们立即向被怀疑当过奸细或出卖过他们的事业的人报复，根本不设法证明对方有罪。甚至他们所穿的制服，所戴的软布帽，他们的言谈举止傲慢自大、咄咄逼人，也都使人反感。我发现，伦敦经济学院的共产党人同样热心地向人强行灌输他们的看法，利用一切手段（包括利用准备跟孤独的殖民地学生交朋友的年轻妇女），迫不及待地促使人们改变信仰。
我也在英国报纸上读到，苏联人曾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