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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后，即使观察陈述和理论之间存在着自然的分界，即使可以明确地确立观察陈述的真值，在根除通常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类科学理论方面；独断证伪主义仍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即使实验能够证明实验报告，实验的证伪力仍是极为有限的：正是那些最使人钦佩的科学理论无法禁止任何可观察的事况。
为了支持最后这一论点，我先讲一个有代表性的故事，然后提出一个一般的论点。
这是一个想象出来的关于行星运行不正常的故事。一个爱因斯坦时代以前的物理学家采纳了牛顿力学和万有引力定律（N）、和公认的初始条件I，并在它们的帮助下计算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P的轨道。但该行星偏离了所计算的轨道。我们的牛顿派物理学家会不会认为，由于这一偏离与牛顿理论不相容，因而，一经确立，它使反驳了理论N呢？不会的。他会提出一定有一颗迄今不为人们所知的行星P‘扰乱了P的轨道。他计算出这颗假设行星的质量、轨道等等，然后请实验天文学家检验他的假设。出于行星P’太小了，甚至现有的最大的望远镜也不可能观察到它，这些实验天文学家便申请一笔研究专款以建造一架更大的望远镜。用了三年的时间，望远镜造好了。假如这个未知的行星P‘被发现了，它就会被当作牛顿科学的新胜利而受到欢呼。但是它没有被发现。我们的科学家会不会放弃牛顿理论及其关于摄动行星的想法呢？不会的。他提出有一团宇宙尘埃挡住了行星，使我们看不到它。他计算出这团宇宙尘埃的位置和性质，并申请一笔研究专款来发射一颗卫星以检验他的计算。假如卫星上的仪器（可能是新的、以缺乏检验的理论为基础的仪器）记录下猜测中的那团宇宙尘埃是存在的，这一成果便会被当作牛顿科学的巨大胜利而受到欢呼，但并未发现这团宇宙尘埃。我们的科学家会不会放弃牛顿理论以及摄动行星和遮挡该行星的宇宙尘埃的想法呢？不会的。他提出在宇宙的这个区域中有磁场干扰了卫星上的仪器。于是又发射了一颗新卫星。假如这个磁场被发现了，牛顿论者们便会庆祝一个惊人的胜利。但磁场并未被发现。这是否会被认为是对牛顿科学的反驳呢？不会的。他们或者会提出另一个更加巧妙的辅助假说，或者……整个故事便被埋藏在布满尘土的杂志案卷当中，再也没人提及它了。
这个故事强烈地给人启迪，即使是最受敬重的科学理论，如牛顿的动力学和万有引力理论，也可能无法禁止任何可观察的事况。实际上，只有在没有任何其他因素（可能隐藏在宇宙的某个遥远的、未定的时－空角落里）起作用的条件下，某些科学理论才禁止一个事件在某个规定的、有限的时－空区域里发生（或简言之，才禁止一个“特殊事件”的发生）。但是这样一来，这种理论永远不会单独同一个“基本”陈述发生矛盾，它们至多同下面两个陈述的合取发生矛盾，这两个陈述即描述在时－空上特殊的事件的一个基本陈述和说在宇宙中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其他有关原因的一个普遍非存在陈述。独断证伪主义者不可能声称这种普遍非存在陈述属于经验基础：即可以观察到它们并以经验加以证明。
意思相同的另一种说法是，某些科学理论通常被认为包含着一个假定其他情况都相同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遭到反驳的总是一个特定理论和这一条件。但这种反驳并不与这个受检验的特定理论相矛盾，因为用另一个不同的条件来代替这个假定其他情况都相同的条件，总能够保留这个特定的理论，而不管检验结果如何。
假如这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一牢固确立的经验基础作为否定后件式之箭的发射场，独断证伪主义的“无情的”证伪程序便崩溃了：因为主要目标仍然令人失望地难以确立。巧得很，在科学史中正是那些最重要的、“成熟的”理论，在这方面初看起来是无法证伪的。另外，按照独断证伪主义的标准，所有概率主义的理论也都属于这一类：因为任何有限的实例都不能证伪一个普遍的概率主义的理论；概率主义的理论，象带有假定其他情况都相同的条件的理论一样，都没有经验基础。不过这样一来，独断证伪主义者便象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将那些最重要的科学理论驱逐到形而上学中去了。在形而上学中，按独断证伪主义者的标准，由证明和证伪构成的合理讨论是没有地位的，因为形而上学的理论是既不能被证明，又不能被证伪的。因而，独断证伪主义的分界标准仍然是强烈地反理论的。
（况且，要论证假定其他情况都相同的条件并不是例外，而是科学中的规则，这是很容易的。科学毕竟要同收集和展览本地的——或宇宙的——稀奇古怪物品的古董店区别开来。“从1950年到1960年，所有的不列颠人都要死于肺癌”这个断言在逻辑上是可能的，甚至可能是真实的。但假如这是一件极少可能发生的小概率事件，那么，它只对古怪的事实搜集者有新奇的价值，它会有可怕的娱乐价值，却没有科学价值。仅当一个命题的目的是表达一个因果联系时，它才可能被说成是科学的，而身为不列颠人和死于肺癌二者之间的这种联系甚至不可能被想到。同样，“所有天鹅都是白的”假如是真的，那么它只不过新奇而已，除非它断定天鹅是因，白色是果。但这样一来，一只黑天鹅便不会反驳这一命题，因为它只表示了同时起作用的其他原因。因此，“所有天鹅都是白的”或者是一个怪论，可轻易地将其证伪；或者是一个带有假定其他情况都相同的条件，因而不能被证伪的科学命题。这样一来，面对经验证据，理论的顽固性就成了认为该理论是“科学的”这个论点的支持论证，而不是反证。“不可反驳性”就成了科学的标志。）
总结一下：古典辩护主义者只承认业经证明的理论；新古典辩护主义者只承认或然的理论；独断证伪主义者意识到，在上面两种情况下，是无法承认任何理论的。他们决定，假如一些理论是可证伪的，即可被数量有限的观察所证伪，就承认这些理论。但即使有这种可证伪的理论，即同数量有限的可观察的事实相矛盾的理论，从逻辑上说它们仍然太接近经验基础了。例如，根据独断证伪主义者的主张，五项观察可能证伪象“所有行星的轨道都是椭圆的”这样一个理论；因而独断证伪主义者认为这个理论是科学的。四项观察便可能证伪“所有行星的轨道都是圆的”这样一个理论；因而独断证伪主义者会认为这个理论更加科学。“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样一个理论会达到科学性的顶点，因为只要一项观察便可证伪这个理论。另一方面，独断证伪主义者将把所有概率主义的理论连同牛顿的理论、麦克斯韦的理论和爱因斯坦的理论，作为非科学的而予以拒斥，因为任何有限数目的观察都不能证伪它们。
假如我们接受独断证伪主义的分界标准，并且也接受事实可证明“事实”命题的观点，我们就不得不宣布，科学史中曾提出过的大多数重要理论（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是形而上学的，大多数公认的进步（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是伪进步；以往所做的大多数工作（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是非理性的。但假如我们否认事实可以证明命题，却仍然接受独断证伪主义的分界标准，那我们肯定要完全陷入怀疑论中：那样，一切科学无疑都成了非理性的形而上学，都应该加以拒斥。科学理论不仅是同样不可证明的、同样不可几的，而且也是同样不可证伪的。但承认不仅理论的东西，而且科学中所有的命题都是可错的，就意味着一切形式的独断辩护主义作为科学合理性的理论都彻底瓦解了。
（b）方法论证伪主义。“经验基础”
独断证伪主义在可错论论点的力量下崩溃了，它的崩溃使我们又回到了起点。假如一切科学陈述都是可错的理论，那么，就只能批评它们的不一致。但这样一来，科学在什么意义上（假如有这种意义的话）是经验的呢？假如科学理论既不能被证明，也不具有或然性，又不能被证伪，那么怀疑论者似乎最终是正确的了：科学不过是徒劳的臆想，科学知识的进步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存在。我们还能够反对怀疑论吗？我们能否认可错论中挽救科学批评？对科学进步持一种可错论的理论是否可能？尤其是，如果科学批评也是可错的，我们能根据什么来根除一个理论呢？
方法论证伪主义提供了一个很有迷惑力的答案。方法论证伪主义是约定主义的一种，因此，为了弄懂方法论证伪主义，我们必须首先讨论一下一般约定主义。
“消极主义的”与“积极主义的”知识论之间有一重要的区别。“消极主义者”认为，真正的知识是自然在完全被动的心灵中留下的印记，心灵的能动性只能带来偏见与曲解。最有影响的消极主义派别是古典经验主义。“积极主义者”认为，我们阅读自然这本书不能不牵扯心的能动性、不能不根据我们的期望或理论对它作出解释。保守的“积极主义者”认为我们天生带有我们的基本期望，我们以这些期望把世界变成“我们的世界”，不过这样我们就必须永远住在我们的世界这个监牢里。我们在我们的“概念框框”的监牢里生活、死去，这一观点起初是由康德提出的：悲观主义的康德论者认为，由于这一监牢，真实世界是永远不可知的；而乐观主义的康德论者认为，上帝创造我们的概念框框就是为了适应世界的。但是革命的积极主义者相信概念框框是可以发展的，并可由新的、更好的概念框框来取代；创造我们的“监牢”的是我们自己，我们也可以批判地摧毁这些监牢。
休厄尔，然后是彭加勒、米尔豪德和勒鲁瓦，迈出了由保守的积极主义到革命的积极主义的新步子。休厄尔认为，理论是在“归纳时代的前奏曲”中通过试错法而得以发展的。然后，在“归纳时代”中，通过他所称之为“进步直觉”的长时间的、主要是先验的思考“证明”了其中最好的理论。继“归纳时代”而来的是“后归纳时代”：即辅助理论的累积发展。彭加勒、米尔豪德和勒鲁瓦不喜欢由进步直觉来证明的观点，他们愿意用科学家们采取的方法论的决定来说明牛顿力学在历史上的连续胜利：即经过一段相当长时期的初始经验的胜利之后，科学家们可能决定不让该理论受反驳。一经作出这一决定，便以辅助假说或其他“约定主义的策略”来解决（或取消）那些明显的反常。然而一旦最初的试错法时期结束并作出了上述重大决定之后，这种保守的约定主义却有着使我们无法冲破我们自造的监牢的缺点。它无法解决根除那些长期来一直是胜利的理论的问题。根据保守的约定主义，实验可以有充分的力量反驳年轻的理论，但不能反驳老的、业经确立的理论：经验证据的力量随着科学的成长而减小。
批评彭加勒的人拒绝接受他的观点，即尽管科学家们建造了他们的概念框框，但总有一天这些概念框框会变成无法摧毁的监牢。由于这种批评，出现了两个相互竞争的革命约定主义学派：迪昂［旧择杜恒。一译者］的简单主义和波普尔的方法论证伪主义。
迪昂接受约定主义者关于任何物理学理论都不会仅仅由于“反驳”的压力而崩溃的观点，但他声称，当“虫蛀的柱子”不再能支持“摇摇欲坠的建筑物”时，物理学理论还是可能在“不断的整修和许多纵横交错的撑条”的压力下崩溃；这时该理论失去了它原来的简单性，必须予以取代。但是这样一来，证伪便取决于主观兴趣，至多取决于科学时尚，而且为独断地坚持一个特别喜爱的理论留下了极大的余地。
波普尔着手寻找一个更为客观又更为严格的标准。他不能同意甚至在迪昂的方法中所固有的那种对经验主义的削弱，并提出了一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容许实验甚至在“成熟的”科学中都拥有权力。波普尔的方法论证伪主义既是约定主义的，又是证伪主义的。但波普尔“同［保守的］约定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由一致的意见所决定的陈述不是［时－空上］普遍的，而是［时－空上］特殊的”。他同独断证伪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这种陈述的真值不能由事实来证明，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由一致的意见来决定。
迪昂派保守约定主义者（也可以称为“方法论辩护主义者”）强行使一些（时－空上）普遍的理论成为不可证伪的，这些理论的特色在于它们的说明力、简单性或美。我们的波普尔派革命约定主义者（或方法论证伪主义者）强行使一些（时－空上）特殊的陈述成为不可证伪的，这些陈述的特色是，在一定的时间存在着一种“有关技术‘，”任何人学会它“都能断定该陈述是”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一个陈述可以被称为是一个”观察的“或”基本的“陈述，只是要加上引号。实际上，如何选择所有这类陈述正是一个作决定的问题，这种决定并不完全基于心理学的考虑。在这一决定之后，又要作如何将业经接受的陈述同其他陈述区分开来的第二种决定。
这两个决定相当于独断证伪主义的两个假设。但有着重要的不同。首先，方法论证伪主义者不是辩护主义者，他对“实验证明”不抱幻想，他完全知道他的决定是可错的，而且清楚他所冒的风险。
方法论证伪主义者认识到，在科学家的“实验技术”中包含着可错的理论，科学家根据这些可错的理论来解释事实。尽管如此，他还是“应用”这些理论，在特定的关系中，他不把它们看成是受检验的理论，而是看成不成问题的背景知识，“当我们在检验理论时，我们（试探性地）接受这一知识，当作是不成问题的。”他可以称这些理论以及他根据这些理论决定其真值的那些陈述为“观察的”，但这不过是他从自然主义的证伪主义那里继承过来的一种说话方式。方法论证伪主义者用我们最成功的理论作为感官的延伸，并扩展了可用来进行检验的理论的范围，这些理论的范围比独断证伪主义者严格观察的理论范围要广泛得多。例如，我们不妨想象一下，我们发现了一颗射电星，它有一个卫星系围绕它旋转。我们想在这一行星系上检验某种引力理论，这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情。现在让我们想象乔德雷尔。班克成功地提出了一组上述行星的时－空座标，这组座标同该引力理论是不相符的。我们将用这些基本陈述作为证伪者。当然，这些基本陈述在通常意义上不是“观察的”，而只是“‘观察的’”。它们描述了既不能为肉眼所见，又不能为光学仪器所见的行星。它们的真值是由一种“实验技术”所确定的，这一“实验技术”以“应用”一个业经充分证认的射电光学理论为基础。在乔德雷尔。班克的问题范围内，即在检验我们的引力理论的范围内，称这些陈述为“观察的”，不过是一种说话方式，以说明方法论证伪主义者不加批判地把射电光学当作“背景知识”来使用。这种方法论伪主义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需要决定如何将受检验的理论同不成问题的背景知识区分开来。（这种情况同伽利略对木星卫星的“观察”并无真正的不同：而且，正如一些与伽利略同时代的人所正确指出的那样，伽利略依赖的是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的光学理论——当时的这个理论与今天的射电光学相比，得到的证认更少，甚至几乎未被明确表达出来。另一方面，把我们肉眼的报告称为“观察的”，不过表明我们“依赖”某种关于人的视觉的模糊的生理学理论。）
这一考虑表明了——在一给定的范围内——（在方法论上）给予一理论以“观察的”地位时的约定成份。同样，在我们决定了所要应用的“观察的理论”之后，如何确定我们所接受的一个基本陈述的实际真值，这也有相当的约定成份。单独一项观察可能是某个小错误的偶然结果：为了减少这种危险，方法论证伪主义者规定了某些安全控制。最简单的这类控制就是重复实验（重复多少次是一个约定的问题），从而用一个“业经充分证认的证伪假说”来加强这个潜在证伪者。
方法论证伪主义者还指出，事实上这些约定被科学团体所认可，并被制度化了；实验科学家的裁决提供了“业经接受的”证伪者的清单。
方法论证伪主义者就是这样确立他的“经验基础”的。（为了“讽刺他强调”这个字眼，他加上了引号。）按照辩护主义的标准，这一“基础”简直不能被称为是“基础”：关于这一基础，没有丝毫业经证明的东西，它好比是“打入泥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