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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时候杨妮想陪着他，但被他推走了，他觉得这多少总有点丢面子。结果，一个人在大街上走了一天，到头来却只收到行人的目光，除此之外别无所获。
第二天他决定到公园去，他先择了北海公园。那天，公园刚开门，他便背了画夹，靠着一棵大树站着，等待行人的青睐。才站一会儿，就看见了一件令他笑疼肚皮的相当有趣的事情。这就是：来了一个和他一样举着纸板，背着画夹的人，纸板上同样写着：画肖像！那个人三十出头的样子，养着一脸的络腮胡子，一望便知是个专业画画的。他看见他，就走过来说：
“这位老兄，这儿可是我的地盘呀，你怎么突然无端端地跑这儿来了，没喝醉吧？”
“这是你的地盘？”
“我在这儿，已经好几个月了，生意虽然糟糕透顶，但尚可勉强维持生计。现在你这么一来，我看两个人都没得酒喝了。喂，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和你一样。”他看看他挂满油彩的黄色风衣。
“一杯酒只能一个人喝。你得另想办法。或者你到别处去。”
“我到别处去吧。”他无可奈何地开步要走，他却又拉住了他：
“这样真是委屈你了。其实看得出来，你和我一样，也混得不易，你是刚来北京？听口音你是南方人。”大胡子声音柔和了许多。
“我就是南方人。”他说。
“哦，你画什么？”
“油画，写实的。”
“现在搞写实的不吃香，除非搞商业画，可搞商业画有辱艺术家名声。作为艺术品，只有那些老教授喜欢，可老教授又不会买你的画。你得画一些让外国人喜欢的。”
“外国人喜欢的？”
“只有外国人喜欢你才能作为艺术家生存下去，外国人有钱，你要设法把画卖给他们。”
“外国人喜欢什么样的画？”
“这说起来复杂。其实在外国人眼中，我们搞平面画的，都不吃香了，他们对装置、行为艺术更感兴趣。”大胡子叹了口气。
“那你搞什么呢？”
“版画。你住哪里？”
“我就住在圆明园，听说那儿住有很多画家，我没见到一个，我刚来，还没进入那个圈子。”
“没有必要进入那个圈子。我也是住那儿的，已经住了两年了。画画要靠你自己。”大胡子说。
“可别人都说大伙住在一起有利于信息交流。”
“这个嘛，也有道理。”大胡子捋捋大胡子。
他很惊讶他们就这么一下说了那么多话。他想大概是两人都在异乡，太孤单了吧。他看得出他也并非本地人。
“这么着，”大胡子越来越显得热情，“我们先不画画了，先找个地方聊聊。最好是一起喝一杯，你请还是我请？”
“我请。”
“我看你穷光蛋一个，我请吧，走。”
“你叫……”
“我叫江蓬，人称姜大胡子，你呢？”
“我叫宋荣桓。可是你为什么叫姜大胡子而不叫江大胡子呢？”
“他们说我长得像生姜，我像吗哈哈。你酒量怎么样？”
“酒量？还行。”他不知道什么酒量算行，什么算不行11他和姜大胡子就这样认识了。杨妮听说他认识了住在这一带的一个画家，连呼“有进步有进步”，叫他多多同他交往。在杨妮的催促下，他常去找姜大胡子，也邀姜大胡子来他的住处。姜大胡子一来他的住处，杨妮必从隔壁过来，和他们一起聊，大侃艺术与人生，其学识之广博，谈吐之妙语连珠，连他都惊讶不已，更把姜大胡子侃得一愣一愣的。回头姜大 胡子便四处宣传，说这儿出了个如何了得的艺术女孩云云。不久，大伙儿都知道这儿有个很会聊的漂亮女孩，于是到他们这儿来的艺术家一时多起来。杨妮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杨妮对任何艺术都有一套她自己的见解，她常常毫不委婉地对他们的作品进行评论，把那些艺术家说得一愣一愣。
和姜大胡子认识的另一个结果是以后就每天一起出去画肖像，只是不在同一个公园。他依旧在北海，他则到北海公园附近的什刹海。虽说其实是入不敷出，但他自认为他的生计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
姜大胡子的住处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从此他们常来常往。虽然杨妮和他分歧颇多，但他们三人还是常常在一起吃饭，谈天说地。姜大胡子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只是似乎对世界与艺术的看法总是太激进，以至使人觉得有些偏，但他这样在他们眼中却显得更为可爱。
长须瘦削的装置艺术家张伟健也是在那个时候和他们交往起来的。当时，在对装置艺术还一无所知的他的眼中，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张伟健开口闭口大谈艺术的国际化，说艺术是超民族、超国界的，我们从事的必须是世界性的艺术，必须使自己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世界化。
“搞装置艺术最有意义，”他滔滔不绝地对着他们、特别是对着杨妮说，“因为装置艺术与三度空间以及大自然的关系是直接的，就像建筑一样。正因为如此，它对于人的作用也是直接的，是一门直接的艺术，其价值超过平面美术。”
他这么说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以后自己还有画油画到处挣钱的时候？
他的最得意的装置艺术作品是用木头雕刻出中国长城，而在长城的下面装上木头轮子，顶端又刻上眼睛，然后再在尾部装上电动装置，安上蓄电池，开关一开，长城便跑了起来。他把这作品定名为“规矩的反应”，说长城是中国人守规守矩的象征，它的飞奔表示了市场经济时代中国人的心态。
他向杨妮炫耀他的作品，却遭到杨妮的冷落，大有不甘，竟为此特地又搞了一个作品，题为《和平年代》，把杨妮拉去看，以期得到她的青睐。不想杨妮看了之后只说：
“你真是敢作敢为。”
语气里没有一丝赞颂的意味。这使张伟健的热血奔涌，开始崇拜起杨妮来。
这名为《和平年代》的装置作品，其实充满血腥、暴力和死亡的气息，使人看了毛骨耸然：他在一个装满福尔玛林溶液的巨大的玻璃缸中，浸了半个血淋淋的牛头和半边血淋淋的山羊尸体。
这件作品除了杨妮之外无不叫好，使张伟健名声大噪。可越这样，张伟健越看重杨妮，觉得杨妮与众大大不同，于是就三天两头借跑宋荣桓这儿为名来看杨妮，缠着要同杨妮探讨艺术。
“我的作品，你真的认为意义不大？”一开始他心有不甘。
“这种哗众取宠的东西除了能给作者带来一些利益之外，我看不出它还有什么价值。没有没有。”杨妮说完还摇摇头。
“你不认为它震颤了观众、打动了观众的心？”
“如果这就叫做打动了观众的心灵，那所有的暴力恐怖片也都是优秀的艺术作品了。”
“我的作品当然不同于那些通俗电影。”
“当然不同，因为还没有建立类似的模式，还不在模式之中。”
“可没有模式的独创本身就是艺术的标志。”
“极端的美和极度的丑都可以说是艺术的标志，但凡美的和丑的都是艺术吗？再说，就算真有所谓标志之说，符合一两个标志未必就是艺术了；具体地再说独创性问题，任何事情都有个开头，但凡开头都是艺术，那就是泛艺术，那每个人都是艺术家了。当然，你可以说每个人的确就是艺术家。可既然每个人都是艺术家，那你们这些人就实在没必要戴着艺术家的帽子混饭吃了。”杨妮说着说着轻轻笑起来，显出自鸣得意的样子。
“可它是有可以言说的意义的！”张伟健有些气急败坏了。
“你想说它的意义是虽在和平年代，但仍有暴力。就生命本身来说，不存在真正的和平是吗？”
“对啊。”张伟健面露佩服的神情。
“那这种作品就更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杨妮说完，回了自己的房间，再不出来答话，把张伟健搞得颠三倒四，魂飞魄动。
“好厉害的女孩儿！你小子真是福气。”他对宋荣桓说。
“我怎么福气了？她又不属于我。”宋荣桓没好气地回道。这个时候，他才发现杨妮身上还有这样的禀赋，那就是对艺术的鉴赏力与众不同，可以说是眼光独到，这使他对她也敬重起来，并同时有了隐隐约约的自卑。
过一些日子张伟健又来找杨妮，一定要她说清楚前几天她的最后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这种作品就更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这是什么意思？”
当时杨妮正在同一个叫陈大同的行为艺术家讨论行为艺术的问题，见他急不可耐，就转身对他说了这么一句：
“我其实一点也不懂。”
说罢哈哈地笑起来。
没想到这句话更叫这些艺术家着迷。当下张伟健就激动得在房间里乱蹦乱跳，久久难以平息被深深打动的心灵。自此，杨妮有了第一个死心塌地崇拜者，同时，附带听到了这句话的陈大同也对她着迷起来。
这陈大同的名声更为响亮。去年在中国美术馆的一次现代美术展上，他以一项惊世骇俗的行为艺术真正地惊了世骇了俗。那就是，在展览的最后一天，他竟在美术馆乱砸乱打，把一部分艺术作品砸得稀里哗啦，虽然他为此被拘留三天，但却没有因赔款而负债累累，因为那些被砸的艺术品是他事先争得同意，那些艺术家捐助给他的这项艺术行为的。而他，就因为这次行为和入狱的壮举而闻名京城。
他的这次行为艺术叫做：《世纪末──艺术的崩溃》
他是在姜大胡子那儿认识他的。他逢人便谈行为艺术的伟大，说它是平面绘画的超越，是美术的未来所在，也是艺术的未来所在。只有行为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回头他跟杨妮说起这个人，杨妮说：
“他那样叫做艺术？他那样要叫做艺术，那我早是个伟大的行为艺术家了。”
当时姜大胡子也在，他赞同地点头不止：“说得好。你真是《皇帝的新衣》的那个小孩。可惜我们都是大人了。对了，回头一定要请你喝一杯。”
那天陈大同在姜大胡子那儿，姜大胡子就把他带到他们这儿，想让他尝尝杨妮这个“小孩”的厉害。
陈大同照例大谈行为艺术如何如何，杨妮“咚”地拨一下吉他说：
“我搞过一个行为艺术，可惜当时没有记者在场，被埋没了。可惜呀一个天才的艺术家，被埋灭在地底下，暗无天日呀。”
“你说说看。”
“你知道吗，我化了两年的时间，做了一件一般人要两年才能完成的事情。”
“是吗？那是什么？”
“读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专科。”
“这算什么艺术？”陈大同断然否定。
“这怎么不算艺术？”杨妮睁大眼睛，做出一副惊讶的样子。
“你读了两年大学，所有的专科大学生都读了两年大学。你和普通的大学生一模一样嘛，这算什么艺术？”
“别人读大学那是在读大学，我读大学却不是在读大学。”
“什么意思？”
“我是带着一种观念在读，一种艺术的观念。我读书时候的自己给自己确定的身份不是学生，而是艺术家，行为艺术家。我读书的过程不是吸取知识的过程，而是从事艺术的过程。当我读书，我并不是在读书，而是在搞艺术。”
“我不明白。读书就是读书，读书怎么会是艺术，你得详细解释一下。”
“我解释给你听，”杨妮笑着说，“只怕你越听越糊涂。”
“你说你说。”陈大同着急起来。
“从理论上说，”杨妮狡黠地看他一眼，竟然侃侃而谈，“我将艺术行为从特定的环境进入广泛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等等基本要素之中，由此强调了艺术家的心灵对于世界的敞开，强调了对于物与非物、艺术与非艺术界线的超越，并通过了呈现与消失、过程与状态、虚构与事实之间的转换。由此，艺术家作为个体参与过程而消除了个人权力，艺术与艺术家被合理消解，艺术在艺术家的操作下也提高到一种更符合当代人类的精神与状态的广义进化。所以说，我是艺术家，是一个行为艺术家，我读大学的过程即标志着我作为行为艺术家的一个艺术作品的完成。”
杨妮话还没说完，陈大同已经跳了起来，大叫：
“不管我有没有听懂，不管你说得有没有道理，我都承认你是一个真正的行为艺术家，而且是了不起的行为艺术家。”
“这是为什么？”姜大胡子笑，“你这样子，好象是刚刚喝下去一大口酒似的。”
“刚才这翻话本身就是行为艺术，题目可叫‘行为艺术之行为’，内容是通过一番故作深奥的、稀奇古怪的理论，诱使别人，特别是别的行为艺术家承认她是行为艺术家。”陈大同说。
“就是嘛。”杨妮“咚咚”地弹起吉他来。他说：
“想不到你会说出这番话来。”
杨妮一边弹吉他一边对他得意地笑：“当然，还有厉害的你没看到哩。”
住在附近的和他们常来常往的还有版画艺术家王戟、剪纸艺术家吴桂林、油画家余伟南和袁胜九等等。12杨妮在美术家群落中的出色表现使他自豪，也使他开始对她产生另一种感情，那是一种有着丰富内容的感情，里面掺杂着一种复杂的感受，有依赖，也有敬重。姜大胡子有一次暗暗警告他说：“你要做好思想准备，杨妮很快就会离你而去。”这并不出乎他的意料，但他还是问他凭什么说这样的话。他说：“她的梦想要比你远大得多，她的心灵也要比你丰富 得多，她的未来也要比你广阔得多。”“更重要的是，”他补充说，“她的酒量也要比你好得多。”
他把他这番话说给杨妮听。杨妮笑笑说：
“姜大胡子看人还是蛮有眼光的。对了，你可以给他画一幅画，题目就叫《大胡子的眼光》，乱七八糟的胡子丛中，露出一双犀利无比的眼睛，寒光闪闪。”
“这么说，你是真的会离开我了？”
“我每天都在离开你呀，现在在说话，呆会就拜拜了；明天再见，后天又拜拜了；后天再见，大后天又拜拜；大后天再见，大大后天又拜拜……如此如此，我不是在无休无止地离开你吗？”
“你知道我指的不是这个。”
“那叫我怎么说呢。那种离开也可能。一个人就像一个地方一样，有的人一辈子呆在一个地方，有的人到处流浪。我们现在都是流浪者，都会从一个地方飘到另一个地方。崔健不是唱吗──要爱上我你就别怕后悔／总有一天我要远走高飞／我不想呆在一个地方／也不愿有人跟随。来来来来来来来，拉拉拉拉拉拉拉。”说着说着她唱了起来。
“拉拉拉拉，还倒倒倒倒哩。我以为我是你的男朋友了。”
“我不知道什么是男朋友女朋友。但你也知道，我们不可能是那种以后需要结婚的意义上的男女朋友，对吗？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的。”
“可我喜欢你。我们也已经……”
“是的，我们已经亲密无间，可你是知道我的个性的，我不会在一个地方吊死，也不会一直在一个不变的朋友圈当中，所以我不会有固定的男朋友，结婚更是谈不上。况且，我有我的追求，你也应该有你的。我们到北京来，原本就都应该有目标的。”
“我不需要什么目标。”
“又是这样的话。这样的话我们都已经说了无数遍啦，我厌倦了。你想怎么样呢？就想没出息地守着一个女孩？”杨妮皱皱眉。
他当时沮丧的心情可想而知，他宁愿相信杨妮说那些话是为了刺激他进取。可事实是，杨妮回来的次数终于渐渐少起来。常常第二天早上他去看她，她的房间却空无一人。他问她怎么晚上都不回来睡觉了，到哪儿去了呢？“歌厅忙，一直唱到凌晨，就顺便在那儿睡下了。”开始的时候她还作点解释，可后来次数多了，她也就懒得解释了。直到有一天，他记得是中秋之前，她忽然到他的小屋来说：
“我想搬走了。”
“搬走？”当时他正在画一幅姜大胡子的肖像画，一听这话惊得猛跳起来。
在这儿他们一住三个月，日子平静恬淡。她去唱歌，他去画画，挣来的钱都归他管。他负责家务，她负责逗他开心。他已习惯这样的日子，并且习惯成自然了，任何变故都让他觉得意外，突如其来。
“我得到我的群体中去，就像你在你的群体中一样。跟画家们在一起一段时间还可以，可时间长了就没劲了，老这么一些话，这么一类观念，老这么一些人。我得到我的群体中去，我还得去经历不同的人，看看不同的生活。我多么向往新鲜的没有体味过的生活呀，我得走了。以后，我会不断地搬家，不断地换环境，不断地和新的朋友交往。”
“去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