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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是明白，我就吃惊了。”拉乌尔说。
家庭会议结束了。正如拉乌尔所预见的，开了很长时问。
贝舒把他拉到一边，问道：
“事儿办完了？”
“没有全部完。今天的事并没到此结束。不过余下的与你无关。”
当晚，夏尔洛特和阿诺尔德回到小城堡。拉乌尔决定，他和贝舒两人第二天就搬到狩猎阁去住，由贝舒的女佣照料他们的饮食起居。这是他同意采取的最大的防备措施。他说两姐妹单独住，过去从来没有，现在也不会有什么危险，还说出于不便明说的原因，他还是愿意搬开另住。尽管这种说法不正常，她们还是忍受了，谁也没有表示抗议，这就是他对她们的影响。
卡特琳娜有一会儿与他单独相处，没有正眼瞧他，只是低声说：
“拉乌尔，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我都听您的。我觉得您的意愿，我不可能不服从。”
他激动得几乎晕过去。她也一直含着微笑。
这最后一顿晚餐，大家是在一块吃的。桌上的气氛很沉闷，没人开口说话。拉乌尔的指控使大家都感到局促不安。晚上，一如平常，两姐妹待在小客厅里。到了十点钟，先是卡特琳娜，接着是贝舒走了。但是当拉乌尔要离开台球房时，贝尔特朗德走过来，对他说：
“我有话跟您说。”
她一脸惨白。并且拉乌尔看见她的嘴唇在颤抖。
“我认为并不十分必要。”
“可我觉得必要！完全必要！”她赶忙说，“您不清楚我要跟您说什么，也不知道我说的事严不严重。”
他反复问她：
“您肯定我不清楚？您肯定我不清楚？”
贝尔特朗德的声音稍稍变了。
“您怎么这么回答我呢？好像您对我怀有敌意似的。”
“啊！我发誓，对您没有半点敌意。”
“有的，有的。不然，您为什么不告诉我，那个到基尔伯夫找我丈夫的女人是谁？这给我造成了不必要的痛苦。”
“您有权不信这个细节。”
“这不是细节。”她嗫嚅道，“这不是细节。”
她的眼睛紧盯着拉乌尔不放。停了片刻，她迟疑而不安地问：
“那么，登记簿那一页，您拿了？”
“对。”
“给我看看。”
他从公文包里抽出一页小心裁下的纸。纸上印了六格，每格都有铅印的问题，和旅客手写的回答。
“我丈夫的签名在哪儿？”
“这里。”他说，“格尔西尼先生。你明白，这是伪造的名字。您认出笔迹了吧？”
她点点头，没有回答。然后她又问话，眼睛始终仰视着他：
“在这一页上，我没有发现女人的签名。”
“是没有。那女人是过了几天才来的。那一页我也裁下来了。这就是她的签名：昂德雷阿尔夫人。自巴黎来。”
贝尔特朗德轻轻念着：
“昂德雷阿尔夫人。昂德雷阿尔夫人……”
“您不熟悉这名字？”
“不熟悉。”
“也认不出笔迹？”
“认不出。”
“其实很明显，是故意乱写的。不过细细研究，还是可以找出某些独有的，很有个性的特征，比如大写A，又比如i那上面一点，就太靠右了。”
过了一会儿，她结结巴巴道：
“为什么您说是独有的特征？难道你有作比较的对象了？”
“对。”
“您掌握了她的笔迹？”
“对。”
“但是……那么……您知道这几行字是谁写的？”
“知道。”
“如果您弄错了呢？”她猛一下站起来，嚷道，“因为，终究……您也是可能弄错的……两种笔迹可以非常相似，却不是同一个人写的。您好好想想吧，这样一种指控是那样严重！”
她不说话了。她一会儿乞求似地望着拉乌尔，一会儿又对抗似地瞪着他。末了，她终于顶不住了，突然一下倒在扶手椅上，抽泣起来。
拉乌尔让她慢慢地恢复理智。俯下身子，双手扶着她的肩膀，轻轻说：
“别哭了。我答应您，把一切都安排好。但请您告诉我，所有这些假设准不准确，我应不应该继续干下去。”
“是准确的……”她的声音几乎听不见，“是的……完全符合事实。”
她抓起拉乌尔的手，用双手紧紧握着，她的眼泪浸湿了这只手。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问，“只要简略地说几句就行了，好让我知道……以后，如果有必要，我们再详细说它。”
她声音嘶哑地说：
“我丈夫并不完全像您认定的那样有罪……祖父生前交给他一封信。这封信本应在祖父死后，当着公证人的面打开。可我丈夫私自打开了，发现里面是遗嘱。”
“这是您丈夫跟您说的吧。”
“是的。”
“这不大像真话。您丈夫与蒙泰西厄先生关系好吗？”
“不好。”
“那您祖父怎么会把遗嘱交给他呢？”
“确实……确实。可是，我跟您说的，是他过了几个星期……才告诉我的。”
“您对蒙泰西厄先生的遗愿不尽力维护，而是默不作声，实际上成了您丈夫的同谋！……”
“这我知道……因此我十分痛苦。可是，我们为钱的事十分苦恼。而且我们觉得，我们吃了亏，卡特琳娜占了便宜。正是金沙这件事让我丈夫失去了理智。我们不由自主地相信，祖父发现了制取黄金的秘密，他把小城堡和小河右边的土地留给卡特琳娜，是想借此把无限的财富交给她一个人。”
“但是，她肯定会与你们分享的。”
“我完全相信。可是我为丈夫所左右，而且我软弱，怯儒……有时候，甚至有点疯狂。是那样不公正……那样令人反感……！”
“可是，既然遗嘱被拿掉了，财产就归您和妹妹共有了。”
“是的。但是她可能嫁人……正如现在发生的那样——这样，我们就不能再随心所欲地寻找秘密了。再说，我丈夫知道的事可能还要多，没有全部告诉我。”
“从谁那儿知道的？”
“从前在这里干活的沃什尔大娘。她在要疯不疯的状态下，告诉我丈夫很多有关祖父的事情，尤其说到峭壁、罗马人坟山和小河。这就与祖父把柳树作为两份遗产分界线的意愿正相符合。”
“所以，格尔森先生改变了这条界线？”
“是的，我赶到基尔伯夫，您从我的签名里知道我去过。我丈夫告诉我……”
“后来呢？”
“他什么也不再告诉我。他不信任我。”
“为什么？”
“因为我恢复了理智，我威胁他，要把一切都告诉卡特琳娜。此外，我们两人也越来越疏远。我今年和卡特琳娜来这里，是为了给她办婚事，同时也想最终与他分手。两个月以后，我丈夫来了，让我大吃一惊。他和法默龙的交易，什么也没跟我说。我不清楚是谁杀了他，为什么杀他。”
她全身发抖。对罪行的回忆又使她惊慌不安。她感到恐惧，绝望，又向拉乌尔求助：
“请您……请您……”她央求说，“帮帮我……保护我……”
“对付谁？”
“不对付人……是对付事件……对付过去…我丈夫干的事情，我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也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是他的同谋……您既然都知道了，就能阻止大家……您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在您身边，我感到是这样的安全！保护我吧！”
她把拉乌尔的手按在她泪水盈盈的眼睛上，贴在她泪水浸湿的面颊上。
拉乌尔慌乱起来。他扶贝尔特朗德站起来。她那张姣好的面庞挨着他的面庞，那是一张悲伤的，因为激动而变了形的脸。
“什么也不要怕。”他低声道，“我会保护您的。”
“另外，您会把案情弄个水落石出的，对吧？这整个秘密都压在我心头。是谁杀了我丈夫？为什么要杀他？”
他注视着贝尔特朗德颤抖的嘴唇，轻轻地说：
“您长这张嘴可不是用来绝望的……应该微笑……微笑，而不是害怕……我们一起来查吧。”
“好，一起查。”她热烈地说，“在您身边，我一点也不担惊受怕。我只信任您一个人……除了您，谁也不可能帮我……我不知道心里发生了变化……可我不再有别人，只有您了……不再有别人，只有您了……您千万别抛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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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戴大礼帽的男人
法默龙先生从鲁昂回来比拉乌尔预计的要早得多。他被一个酒肉朋友搞得一钱不剩，就回到利尔博纳到拉迪卡代尔路旁那所小房子，当起了房主。这是他在漫长而清廉的生活中为自己准备的养老之所。这天晚上，他坦然地上床睡觉，因为他口袋里已经没有一文不义之财。
深更半夜，他突然被一个不速之客弄醒，觉得很是惊惑不解。那人用一束光照着他的眼睛，并提起他那花天酒地的生活中某些令人尴尬的插曲。
“怎么，法默龙，鲁昂的老朋友拉乌尔，就不认识了？”
他惊慌失措，目瞪口呆地坐起来，嘟嘟囔囔道：
“您要我干什么？……拉乌尔？……我不认识叫这个名宇的人。”
“怎么？记不起来啦，我们那些盛宴——按你的说法，还有，有一夜，您在鲁昂对我倾吐的心里话？”
“什么心里话？”
“你清楚，法默龙……那两万法郎？那走上来找你搭讪的先生？……塞在蒙泰西厄卷宗里的信封？”
“您别说了！……别说了！”法默龙声音哽塞地哀求道。
“好。那你回答我的问题。如果答得痛快，我就不把你的事告诉保安局的贝舒队长。他是我朋友，我和他一起调查格尔森先生谋杀案。”
法默龙老头极为恐慌，一个劲地翻白眼，似乎就要昏厥了。
“格尔森？……格尔森先生？……我向您发誓，我什么也不知道。”
“这我相信，法默龙……你没有杀人犯的理智……我想知道的，是别的事情……一件芝麻大的事……说完了，你就可以像个乖女孩，安安静静睡觉了。”
“什么事？”
“你从前认识格尔森先生吗？”
“认识。我在事务所见过他，他是客户。”
“以后呢？”
“再没有见过。”
“除了他走过来找你搭话那次，还有案发当天早上，你去拉迪卡代尔见他那次，是吗？”
“是的。”
“那好，现在我要问的是：那天夜里，他是独自一人吗？”
“是……或不如说，不是。”
“确切地说。”
“他是一个人来跟我说话的。不过，十米外的树丛里——我们是在大路上说的话，就在这附近——我隐约看见有个人躲在暗处。”
“是跟他一起来的，还是暗中监视他的？”
“我不知道……我告诉他：‘有个人……’他答道：‘我才不在乎哩。’”
“那人什么模样？”
“我不知道。我只看见他的影子。”
“那影子是什么样子？”
“我也说不上来。不过我看清那人戴一顶大礼帽。”
“很大吗？”
“很大，帽檐很宽，帽商很高。”
“你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说？”
“没有。”
“你对格尔森先生谋杀案没有一点看法？”
“没有。不过我认为凶手和我看到的人影之间可能有某种关系。”
“可能吧。”拉乌尔说，“不过这事你就别操心了，法默龙。再别想这事了，睡吧。”
他轻轻把法默龙一推，让他躺下，把毯子拉到他下巴底下，塞好，叮嘱他乖乖睡一觉，就踮着脚尖走出去了。
后来，亚森·罗平在讲述他在回浪湾一案中，以拉乌尔的名字所起的作用时，稍稍离了题说了些有关精神状态的话：
“我一直注意到，在完全处于行为危机之中时，人的精神状态常常难以判断。人们用观察所有人类行为的标准去判断他们，但他们内心的想法，以及他们的感情、爱好、计划，却为我们所不了解。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贝尔特朗德和卡特琳娜是什么精神状态。我完全看不出来。我甚至没有想到，有些事情与案情无关，应该区分出来，她们姐妹脾气说变就变，一会儿对我十分信任，一会儿又疑心重重，一会儿担心害怕，一会儿又无忧无虑，一会儿快快活活，一会儿又愁眉苦脸。我在这方面完全走入了歧途。我只注意她们与案情有关的思想活动，只询问她们与案子有关的事情。其它大部分时间里，她们的思想完全与案子无关。我一直为犯罪问题所困扰，不久将提出自己的看法。我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发现，犯罪问题部分是由感情引发的。这样，案子的侦破就拖延了一些时问。”
不过，反过来说，破案虽然推迟了，拉乌尔却得到了如此大的补偿！作为两姐妹的日常生活顾问，他不得不维护她们的精神状态，不时给她们打气，一会儿要给姐姐做工作，一会儿又要安慰妹妹，因此与她们一起度过了愉快的几个星期。他让人在左边柱子上系了一条小船，在船上垂钓，这是他最喜欢的消遣。每天上午，午饭前，姐妹俩去船上找他。
有时，遇上涨潮，他们随波逐流，听任倒流的河水把他们推向上游。他们从桥下穿过，驶过罗马人坟山，到了通达三棵柳树的峡谷深处。然后又随着退潮的水流慢慢漂下来。
每天下午，他们都去周围散散步，不是朝利尔博纳，就是朝唐卡维尔方向，有时也朝巴斯姆村庄走走。拉乌尔常和农民天南海北地聊一阵。虽说诺曼底人对陌生人，对他们称为外乡佬的人怀有戒心，拉乌尔却善于打开他们的话匣子，因此了解了近几年城堡主人和富裕的庄户人家遭到的几次盗窃。窃贼翻墙爬坡，潜入室内，于是家传的古老首饰和金银餐具便不翼而飞。
为此进行的侦查没有得出结果。甚至格尔森谋杀案发生时法院也没有想起这些偷盗案。但是本地人都知道，好几起偷盗案都是一个戴大礼帽的家伙干的。有人甚至说，隐约见过那顶大礼帽，颜色好像很深，大概是黑色的吧。那人瘦瘦的，比中等身材的人高出许多。
他们三次采集到他的脚印：脚印又深又大，显然是一双特大的农民穿的木展踩出来的。
但使人费解的是，有一次，这位窃贼竟从一条非常狭窄、仅能容一个小孩通过的旧管道钻进了一座城堡。而在城堡内院，有人看见了他那顶大礼帽的巨大影子，而且发现了他那双特大木履的印迹。这一切巨大的东西，都是从一条旧管道里通过的！
因此，戴大礼帽的人的传说，就像食人猛兽的传说一样，在四乡传开了。那些饶嘴饶舌的大嫂大娘认为，肯定是这人杀害了格尔森先生。这种推测很可能是符合事实的。
贝舒听了这种传说，认为可以肯定，卡特琳娜在房里遭到袭击那一夜，他在花园追捕歹徒，在茫茫夜色之中，依稀看见那是个戴大礼帽的男子。那人影当时一瞬间就消逝了，可是现在他发现已经深深地印在他脑子里了。
于是，这个穿靴戴帽十分怪异的神秘人物，便引来了种种推测。庄园里他想进就进得来，想出就走得出；他在庄园周围转游，左边瞧一瞧，右边看一看，这从走一走，那里停一停，确实像个十足的地痞流氓。
拉乌尔受本能的驱使，常到沃什尔大娘的破屋子去看看。一天下午，他叫上两姐妹一块去。仔细打量那一大堆斜靠在一棵树干上的木板，发现有一块门板，破旧不堪，到处开裂，抽出来一看，只见上面笨拙地用粉笔画着一幅粗略的图像。
“瞧，”他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那家伙。这是他的帽子的线条……像是巴黎中央菜市场搬运工戴的那种宽边毡帽。”
“这倒有意思。”卡特琳娜低声说，“是谁画的？”
“沃什尔大娘的儿子。他喜欢在木板上纸片上写写画画。谈不上什么艺术性，甚至很拙劣。现在情况都一致了。沃什尔家的破屋子处于阴谋活动的中心。我们要找的那家伙也许和格尔森先生在这里见过面。小沃什尔也许就是在这里雇了一两个过路伐木工，把三棵柳树移走的。半疯半癫的沃什尔大娘听到了他们的密谋，她弄不明白，只是用她那可怜的脑瓜子去琢磨、回想、想象这一切，想猜出他们想搞什么名堂，后来她在您卡特琳娜面前东一句西一句，没头没尾说的话，就是这些事情。那些话里包含着那些威胁，使您恐惧万分。”
第二天，拉乌尔发现了六张草图，三棵柳树、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