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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人们逐渐在信仰中产生怀疑；最后还是那场十年浩劫彻底揭开了神秘的幕布，原来在好听的言词背后竟是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但各人的认识有先有后，我原来“左”得较深，觉悟也就较晚，和王浩会面正是在我彷徨苦闷的时候。他问了我许多关于当时实际情况的问题，我只能用一些抽象的理论给他作解释；他倒很满意，认为这样就可以讲“通”了。他告诉我，一九五八年金岳霖先生访问英国牛津大学时对哲学系教师作了一次讲演，题目是“作为行动指南的哲学”，说他自己原来是搞分析哲学的，后来发现马克思主义可以救中国，就改变了自己的主张。王浩说他现在对金先生的话有些体会了。回到美国以后他写了那篇当时引起轰动的为左倾政策作辩护的文章，这里面有不少是应该由我对他提供的解释负责的。尽管他那次回来接触交谈的人很多，但对于老师和同学的话他大概会认为是比较可靠的。直到前几年才有人告诉我，他为此受到海外人士的误会和责难（他自己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我写信对他说：“我还欠你一笔债，得找个机会来清偿”，没有想到要到悼念他的时候才能说清这件事。
他再次来北京是一九七八年讨论实践标准的时候了，对他提出的问题，我可以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来回答。他对国内有些做法很难理解，说他上次回来时要求见他的导师金岳霖先生也遭到拒绝，后来是对乔冠华提出后才得到会见的。我说，这很容易，我可以立即陪你去看金先生。我们从北京饭店步行到干面胡同金先生家里，谈得很高兴。可是一九八二年他回来住在北大勺园，我去看他时他又告诉我：他要求见任华先生，他们是哈佛大学的先后同学，但人家告诉他，任先生身体不好，不愿意见客人。我很奇怪，任先生这些年来因为眼睛几乎完全失明，不能看书工作，也不出门参加各种活动，这是真的，但他怎么会不愿意和老朋友见面呢？我说我陪你去看他。但我离开北大已久，不认识任先生的新居，是找到张世英陪去的。任华先生看到王浩非常高兴，他们谈到一九四六年王浩初到哈佛时，任先生已经毕业准备回国，以老校友资格为王浩安排学习和生活环境，十分亲切，王浩为他介绍了不少当年哈佛师友的近况。在告别回来的路上王浩对我说，“像任华这样的人才，为什么不能为他创造一些条件，让他发挥作用呢？”后来我也作过一些试探，但像这类事照例是不会引起重视的。还有王浩写的那本《从数学到哲学》的译稿，长期没有出版，他自己也几次和我提到过。我向出版社了解，因为原书是几位译者合译的，译文不统一；出版社找不到一位既懂数学又懂哲学的人来做编辑工作，这份译稿便只能留在书架上等待发霉。这便是这类学术著作的命运。
王浩的父亲是位老教育家，因此他对国内教育事业很注意关心。大约是一九八四年冬天王浩和几位美籍华裔学者被邀请回来讨论教育改革问题。我去看他时他很兴奋，因为教育问题终于引起重视了。他说他们提了许多意见，最后由他整理，他干了两个通宵写成详细的书面材料交了出去。但他们提的意见大约都是“不合时宜”的，以后毫无下文。后来他信上说再也不想做这种无效劳动了。可是前几年他听说国内中小学教师提高工资待遇，来信问我是不是真的，说“这真是做了件头等好事”。
七十年代末我下决心要重操旧业搞希腊哲学史，他也要专心“从事纯哲学的探讨”，我们有点共同的心情，彼此通信也频繁起来。他给我很多帮助，为我找到陈康先生在美国的地址让我重新取得联系，还收集陈先生的各种学术著作给我寄来。
一九九二年他最后一次回国，是来参加西南联大四三届毕业校友的团聚的。我去前门饭店看他，一见面他就告诉我：“这次回来看到的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好一些”。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女友汉妮（Hanne），她是一位东欧出身的美籍人，业余的艺术表演者，十分爱好中国的文化艺术，所以他们结合在一起。我陪他们逛琉璃厂，汉妮挑选了一个皮影，说要做她的表演道具。她看到画册上《韩熙载夜宴图》上女伎的舞姿很有兴趣，我为她找到一张复制品。他们回美国后王浩来信说，她已将这张画布置在家中墙上，还给我寄来一张照片，室内布置的全是中国艺术品。王浩告诉我他们已经结婚，他现在感到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安宁，他的写作计划完成得很多。
可惜好景不长，去年下半年传来他得淋巴癌的消息，他在电话中说治疗情况很好，到年底时医生宣布他已完全康复。可是今年初病又复发，而且相当严重。后来听汉妮说：医生说他的病已不能治愈，但有可能再维持一段时间。王浩和她商量，如果还能维持一年，他们想抓紧时间再回中国一次，他和她都非常想到中国来。可惜这个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王浩最后打算写的三本哲学著作的内容我不了解，但他学哲学的最终目的是想解决人生问题的，我想他大约是想将他一生的心得体会和理想期望留给后人，可惜我们再也不能完全看到了。他一生的三分之二约五十年时间虽然生活在国外，但他的思想感情却完完全全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我在这里记下鳞鳞爪爪，只是想说明：尽管他的表现方式前后有很大不同，但作为一位中国学者，他关心祖国的文化事业，关心祖国的命运，却是始终一贯的。我想，可以告慰金先生：王浩决不是一个落伍者。
汪子嵩
我所认识的王浩先生
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王浩先生，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三日在纽约去世。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我有机会同他来往，谈过不少话。回想一下，感到有责任记下来。
我是通过我的朋友王岱坚认识王浩先生的。岱坚的父亲王宪钧教授（我叫他王伯伯），是王浩五十年前在西南联大和清华研究院的老师，也是我最尊敬的人。王伯伯早年师从哥德尔（Kurt Gdel，数理逻辑中两个著名的“不完全性定理”的证明者）；而王浩，则是哥德尔晚年很少几个能接近他的人之一。前年十一月，王伯伯在北京逝世；去年六月初的一个星期天，我随岱坚到纽约郊外的一所乡间木屋看望王浩（此前我曾在一九八八年见过他一次）。那天，王浩和夫人Hanne Tierney招待我们在户外的小山坡上午餐、漫谈。王浩涉足英美学术重镇近五十年，当代哲学界的重要人物，他几乎都认识，不少还是他的朋友。他告诉我，近几年哈佛大学政治哲学家JohnRawls的学说对他有启发，特别是“overlapping onsensus”这个概念，他很赞许，从中看到跟他关心的问题有关的某些兴趣。我问，哥德尔定理的哲学意义何在？他回答：“直觉（intuition）。”他还表示对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Richard Rorty的主张不太赞同，我问何故，他答Rorty“不讲直觉”。其意我后来才似有所悟。他询问我正在写的论文的内容，我解释了自己把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海德格尔放在一起讨论的考虑。他由此谈到，哥德尔特别喜欢柏拉图、莱布尼兹、胡塞尔；他自己亦然，并在爱因斯坦与Niels Bohr的辩论中对后者及其“…p1ementarity”一说没有兴趣，对海德格尔其人其学，更是不以为然。我争辩说，海德格尔的思想至今影响很大，是否还宜重视，他同意。我提到自己对Bernard Williams一本近著的理解：哲学无“进步”可言，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今天懂得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两千年前皆已说过，而当时困扰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的问题，今天还在困扰着我们——他也同意。王浩思想敏锐，熟谙西方哲学，同时诚挚谦和，待人极为平等，即使后辈之歌，其声迥异，也认真倾听，不以为忤。
那天的会面十分愉快，傍晚我们才告辞。然而，第二天王浩就确诊患了癌症。我回到麻省Amherst后寄他一份谈话时提及的材料，他复了一封亲切的短信，附有几页他写的关于John Rawls的文字让我看。我因从岱坚处获悉他患病治疗，就没有再打扰他。直到年底，听说他病情好转，我才又给他打电话，问可否去看他，他让我来。十二月四月，又是星期天，我一早去纽约，在洛克菲勒大学校园见到了他。
王浩宽敞的办公室里摆满了书籍材料，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古画，窗下便是汹涌的曼哈顿东河，此时他经过半年的治疗，精力充沛，心情明朗，每天上午都到办公室工作，并不把疾病放在眼里。一坐下，他就从John Rawls谈起，询问我的看法，并提到半年前我说“the veilof ignorance”意在斩断历史的话，接着就让我详谈我的论文。我扼要讲了自己对西方理性传统的理解，着重说明我在“结论”中阅读柏拉图，称这一传统为“groundlese imperative”的意思。王浩以其深厚的哲学信念，对我这种后生妄言未必全同意，但他显然感兴趣，说有助于他理解哥德尔哲学，特别是所谓“rationalistic optimism”。他问了很多问题，并从书架上取下自己九月刚完成的新著A Logical Journey：from Gdel to Philosophy的打印稿赠我。这部厚厚的书稿前后写了近十年，第一次披露了七十年代哥德尔晚年，王浩定期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同哥德尔广泛探讨哲学问题的详细内容，以及王浩自己二十年来所作的深入思考。书中提到，哥德尔被认为是两千五百年来唯一有资格说“亚里士多德和我”的人。这本书已成为王浩先生最后的力作，将于明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那天他谈及希腊哲学、霍布斯、哥德尔，以及英美哲学界不少人和事。他不喜欢海德格尔，但认为《存在与时间》那本书写得不错。我说海德格尔自己曾经承认，他在纳粹时期的“失足”，跟他所谓“历史”这个概念直接相关，王浩很重视。他还说，Thomas Kuhn的观点，哲学家感兴趣，科学家都不感兴趣。王浩兴致很高，我想让他休息，几次提出打住，他都说无妨。在谈话过程中，他一直用流畅的英文随手作笔记，记了好几页，那种纯粹、认真的思想兴趣和平等待人的精神，再一次让我心里震动。午后，我们出来到街上一家中国餐馆吃午饭，饭后我送他回寓所，他始终都在谈哲学。他邀我上楼见过他的夫人，我才告辞。
我回Amherst以后，他几次打电话来长谈，给我以勉励。那段时间，他的治疗表面上顺利，医生和他自己都很乐观。从十二月底到今年一月底，我回北京探亲，返美后即给他打电话，他很高兴，关心地问到国内的情况，他告诉我，英美哲学界近年对哥德尔发生了新的兴趣，二月上旬在波士顿有一个讨论会，他将在六号的会上第一个发言，问我能不能去听。我说那天因有学生上课不能前往。他说那就把发言稿寄给我看，两天后果然收到了。
这份十三页的稿子概括了A Logical Journey那本书的要点，同时记录着王浩一生最后一次正式的学术活动。其中谈到，我们在数学领域，先凭直觉加减乘除，在无章可循的情况下直接计算有穷整数，以此延伸我们的直觉，逐步推定数学命题，从整体上把握数论，把握范畴，把握原先似乎是混沌任意的数学世界。这就是哥德尔和王浩在七十年代的谈话中达成的所谓“数学中的柏拉图主义”。哥德尔以此类推，试图把数学中的柏拉图主义推广到一般的认识论和人生哲学，以此抗衡休谟、康德以来的怀疑主义认识论以及各种实证论、经验论观点。哥德尔对经验、常识、语言怀有深刻的不信任，自称他的哲学是“理性的，理想主义的，乐观的，神学的”。他确信，科学知识完全可能从直觉出发，超越现象，到达“本体”的彼岸。哲学完全可能成为一门“精确科学”。王浩批评哥德尔的谈话往往“难解”甚至“牵强”，但他同样相信现实可知，人类生活总的来说终将越来越美好。他说自己在认识论方面的“rationalistic optimism”，只是比哥德尔的更“稳健”、更“谦恭”而已。他告诉我们，他们两位的这种共同立场，“虽然无法证明，但也无法反驳”。他主张数学中的柏拉图主义尚只适用于数学领域，“除非谁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论据说明不仅于此”。我读到这儿，立刻想到“Gorgias”篇508e—509a和“Phaedo”篇85c…d的两段话，王浩至此已经把话说透，触及柏拉图学说的核心了。发言最后引用柏拉图“Euthyphro”篇7b—d一段，指出人们在数学（科学）领域产生分歧容易解决，在根本的人生信念、伦理道德方面则不然，往往酿成敌对冲突。西方哲学中的这个千古难题，王浩是怎么回答的呢？他的结论是：“问题在于这种（柏拉图式的）乐观主义要把握适度，使之在实践中产生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效果”，在于“是否如孟子所说人性本善”。读完这篇稿子，他此前的多次谈话，在我心中豁然明朗。哥德尔和王浩好像是在信守西方传统的科学理性主义，向本世纪尼采、海德格尔以来的怀疑论、语言哲学作坚决的抗争。我来美后所受的哲学训练，已经受尼采、海德格尔等人很大影响。虽然我指理性传统为“groundless imperative”，其实是在向哥德尔和王浩的立场靠拢，为他们的主张辩护，但我是学伦理、政治哲学的，已经不象他们那样有把握，也失去他们那种乐观主义了。可惜的是，病魔正在逼近，时间正在逝去，我注定再也没有机会向王浩先生深入请教了。
王浩从波士顿回纽约以后，我们立刻通了电话。我谈了自己对发言稿的理解，他笑了，但未置可否。他告诉我，他在波士顿同他的哈佛旧交John Rawls共进午餐，称赞Rawls的理论“既避免了科学主义，也避免了神秘主义”，Rawls表示同意。王浩谈到我的论文与Rawls的关系时，Rawls说，他确实喜欢霍布斯，但对柏拉图，有些怀疑。王浩刚回来，癌症就复发了。这对他是意想不到的打击，医生也束手无策，他不得不重新开始作化疗。在这期间，我曾打电话到病房同他闲谈。一个疗程以后，似有转机，他又恢复了工作。我们相约，我二月二十五日（星期六）去纽约看他。
还是在他的办公室，他也还是那么平静、健谈。不过这次，我怕他累，不谈专业了。他签名赠我他八十年代发表的两本书（BeyondAnalytic Philosophy和Reflections on Kurt Gdel），还有几篇文章。午间，我们去校外一家法国餐馆吃午饭。他讲起自己当年在西南联大听朱自清先生讲课的情景，又谈到，John Rawls之所以能取得成就，跟他深深地扎根于西方思想文化传统有关。我说你呢？他认为自己去国近五十年，脱离了中国文化传统，又始终跟西方隔着一层。我又问，你是不是在说，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跟他的“identity”有关？他说恐怕是。饭后跟上次一样，我请求付款，他听都不要听。我送他回家，告别时他说，今天没作准备，我下次再来，他事先要准备一下，好好谈谈哲学。然而没有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王浩先生了。
那以后的两个多月，王浩的病情几经反复，换过一次医生，但终于没有用。我跟他通过几次电话，他仍然是那么和蔼、关切，但我感觉，他的情况越来越不好。五月七日（星期天），我打电话到他家里，想问候他，他夫人接电话，问明是我后说，她去看看王浩能不能接电话，我一听知道不好，刚要制止她，王浩已经来了，他用已经很虚弱的声音告诉我，最近感觉不好，是因为化疗、用药的反应，可能要有一段时间不能交谈。只谈了十分钟，我就请他休息，挂了电话。过了一个星期，五月十四日星期天早上，岱坚打电话告诉我，王浩去世了。我虽然已有预感，但绝没想到会这么快。我至今不知道，王浩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已不久人世的。《纽约时报》星期二（十六日）刊登了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和董事会的致哀公告，星期三报道了王浩星期六去世的消息，并刊登一张照片，介绍了王浩一生取得的杰出成就和他对科学、哲学作出的重大贡献。
王浩是山东济南人，旅美近五十年，乡音不改。他为人纯洁朴实，言谈风趣，喜欢回顾故人旧事，对四十年代西南联大的岁月，尤其念念不忘，他常谈起金岳霖、冯友兰、王宪钧等前辈师长的事迹，还保存着一九五七年春天北京大学马寅初校长聘请他任教授的亲笔信（当时他在英国牛津大学的任期未满，后因同年六月国内的政治风暴，未能回国应聘）。王浩从不谈论自己的成就和影响，对师长朋友，也不作无原则的恭维。他一九四六年赴美读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