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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先生曾说过的那个前现代还没被中国人从前门赶出去，后现代又从后窗户进来了。前后夹攻，上下交征，而且前打后的旗号，后卖前的货色，真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互相“化”得一踏胡涂，“现代”二字却混沌得很，看不清面目。用王蒙先生在《里的“前现代”》一文中的话说就是，“——离现代化还远去了呢”。问题是，怎么会弄成这样儿了呢？！
这就说到了裘其拉先生的《千古一问》。问什么？“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或如裘先生所说：“天下您算老几？率海哪有您的份？”或如王先生所说：“这么多英雄怎么没有一个人替老百姓说一句话呢？”两位先生实在是目光如炬，问到了中国目下前—后文化现象的点子上。前也罢后也罢，提到文化高度上，都有一个文化视角问题，也就是拿谁的眼光看文化。表面上看，前与后，只是个空间方位感和时间顺序感，但康德老头儿的话是有道理的，时空范畴是个先验的认知结构和价值估定框架。这里头有个“谁主”的问题。谁是社会的主宰？谁是文化的主宰？前现代文化的霸道，后现代文化的痞道，不是“同一个平面”，同一副爷们儿面目么？“主权或者叫解释权，在民还是在王”，您老还看不出来么？！的确，鲁迅和他的同代人曾经并非为了玩一把，并非为了过把瘾就死地干过一回“打倒孔家店”的事是认真地有所追求的。甭管他们当时追求得对不对反正“民主与科学”这两味灵丹妙药至今中国的老百姓还没真正抓到手。所以看到现代的眼光不脱帝王将相或候补帝王将相的霸道，看后现代的眼光不离浪子狎客或候补浪子狎客的痞道都是社会主宰权，文化主宰权没落实在老百姓手里的一种扭曲的文化心态的表现。
我倒不是说有了民主就一了百了。民主过了劲也会“后”。但那“后”的前提是“前”，先得让民作了主才会发生“后”的问题。咱们中国的问题不在哪儿。这真应了“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却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的逻辑。前也好，后也好，对老百姓来说，命运的主宰都不由自己，所以才变着法的胡闹台、抡圆了舌头大砍。您说让他深沉点儿，隽永点儿，郑重点儿，体贴点儿，他准会嬉皮笑脸地反问您一句：“现如今谁倒对我深沉、隽永、郑重、体贴过？！”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中国的后什么什么，离着西方的后什么什么，还远去了呢。咱们先争取“后饮酌”吧。
说《读书》
东莞理工学院 屈长江
“前苏联”？
董乐山先生《译余废墨》专栏读来每有收获。今年第六期读后想到的一个值得一提的词：“前苏联”。“前苏联”在西方媒体的用法，用作原先组成苏联、如今独立了的各个国家（包括俄罗斯）的总谓；并非苏联，或它解体之后给它取的新号。但在我国似乎常常和苏联混同了。以董先生的博学，当然知道这意思，但文中却从俗称爱伦堡为“前苏联著名作家”，似欠妥。同期蓝英年《冷月葬诗魂》便没有把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叫作“前苏联”的奇才。爱、曼都是苏联人，不是“前苏联”人。
董先生文末一句说国际长途电话已使用卫星联络，海底电缆因而没落，恐不全准确。电缆（光纤电缆）仍是长途电话的主要传输工具，且不时有敷设新线路和修复海底电缆的报道。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我国近年来盗割电缆犯罪严重，有关部门曾在敷缆沿线向群众展示光缆、宣传法制。即是说非但盗卖电缆犯法要严惩，而且如今新缆已改用光纤，不再是黑市上的“紧俏物资”了。
说《读书》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 冯象
几点感想
翻读一年半来的《读书》，觉得有几句话可以说说。
第一，有些谈学术界人物的文章，读起来津津有味，例如汪子嵩谈冯友兰，王蒙谈胡乔木，钱理群谈王瑶。这些文章有价值，因为它记述了鲜为人知的事实，又透露了久藏心底的情愫。我们还有不少名人，如郭沫若、翦伯赞、艾思奇、刘大年、吕振羽、茅盾、周扬、杨献珍、朱光潜、范文澜、郑昕、洪谦，他们的经历都不平凡，性格料想也不简单，如果有人把真情实况表而出之，岂非一大快事？
第二，一年半来，有些人谈论人文精神，哀叹它的失落。但是什么是人文精神，并没有个清楚的界说。如果人文精神指的是欧洲十四至十六世纪那种反对中世纪神学，要求人性解放的思潮，我们从来就没有过，无所谓失落。要是按二十世纪的流行用法，把人文精神视为拒绝各种宗教信仰，一心一意地只讲世俗生活和人类幸福，那么我们不妨说它正在中国萌发，并没有衰落的迹象。
第三，有人说，人文精神的主要特点是终极关怀。他们似乎认为，这个有宗教意味的名词的内蕴是撇开眼前利益，专注理想境界，一尘不染，至高至善。但是终极关怀表现得最强烈的不是明心见性的哲人，而是满肚子宗教热狂的恐怖主义者。今天印度教徒与清真教徒的械斗，犹太教徒与伊斯兰教徒的厮杀，无非由于终极关怀的推动。这样的行为，说它奋不顾身可以，说它有人性，能造福于人类，未免有点勉强。
第四，市场经济是否淹没了人文精神，也是许多学者关心的问题。我读了各方的言论，觉得袁伟时的看法较为可信。他说，对于人文精神，市场经济有消蚀作用，可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正面作用。他指出，中国自推行市场经济以来，人们的创造性获得了发挥，知识分子的境遇已略有改善，高雅文化和出版事业也不全靠政府的力量来支持了。这种描述未必十分全面而准确，但是市场经济既是人文精神的腐蚀剂，又是人文精神的培养基，要找一些例证并不是很难的。
依我看，官吏贪污可恶，但是官吏暴虐更可恶；拜金主义固然不好，但是日丹诺夫主义更糟得多。记者编有偿新闻，文人写阿谀富商的文章，诚然可叹可怜，可是比之过去天天唱颂圣之歌，处处闻逼供之声，打砸抢者被捧为革命英雄，潜心学术者被贬为反动权威，岂不是略胜一筹吗？
英国学者柏林（Isaiah Berlin）说，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有自主性，有理智，有自由。美国学者马斯洛（A。H。Maslow）说，人有五个层次的需要，最低的是生理需要，依次上升是安全的需要，社会交往的需要，获得爱情、友谊和尊重的需要，而最高的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要是把符合他们两位的要求作为人文精神的指标，今天的中国当然是还谈不上，然而我们可不能不说，今胜于昔，在市场经济中人文精神获得了较大的活动空间。
说《读书》
中山大学外语系 王宗炎
对课本的仇恨
丁泽先生在《课本·幽默·春节晚会》一文中说，“中国目前的语言教学课本……往往有一个缺陷，……学生或读者在读这些课本的时候容易昏昏欲睡……学生年纪轻轻就要烦得失眠。”“缺乏对学习者，读者进行智力上挑战，刺激学生的好强心，好奇心。”“这样的教学材料和教学方式，难免让好学的学生也觉得索然无味。”
丁泽先生现住美国，大老远的，不大熟悉行情。编制教材是件挺麻烦的事咧！得寻找好几大撂参考资料，摆出几瓶浆糊一把优质剪刀，忙忙碌碌的熬上几个月，头昏脑胀腰酸背痛时才能制作一部象样的货色来。自觉内里不咋样，外表就尽量包装精致，这是可以悦人眼目的，不妨花点心思，尽量选择刺激性的字眼和插画，使人如一堆土豆中发现红富士苹果样产生惊喜，乖乖掏出腰包里的钞票来。至于学生娃，是学知识的，不懂内情，更好糊弄。这是最新潮最前卫最……的教材，您多琢磨琢磨吧。
教学方式？哎！就这么一本书，还需要我们研究教材教法？你丁先生太落后于时代了，不懂时间就是生命就是金钱？我们现在要挤时间。鲁迅说过，时间就象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挤，总是有的。挤出来的时间干什么？这你就更不懂了，现在讲究享受生活，你不见流行过把瘾就死千万别把我当人玩的就是心跳？哦！丁先生，我们不能吹毛求疵，你起的心是好的，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一定要解答，你等有了闲暇在，一定仔细研究研究，现在我得赶个局，三缺一，对了，亦即码长城别名砌墙俗号打麻将是也。
拜拜！
说《读书》
湖北竹溪中峰学校 马佾/刘亚斐
艺术需要同情
读李增茂先生“深感不能苟同”艺术与伦理对峙的短文（《不能一厢情愿》，《读书》一九九五年第七期）后，虽没有亦“深感不能苟同”，终觉胸中不畅，顾城事件以来积聚于心中的一些浅见便想一吐为快。
顾城杀妻自戕无疑构成一种社会现实行为，关涉法律和伦理道德，但它同时也应该是一种艺术行为。其美学意义在于它可以当之无愧地归于“诗人自杀事件”一类。关于诗人自杀的微言大义，刘小枫先生曾有广博的论述，在此不多赘述，只指出一点，顾城事件并不仅仅因其具有杀人的因素而从本质上赋予自身以反伦理道德性，“在现实意义上，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纯粹的自杀都会不同程度地伤害到他人和社会，都是反社会、反伦理道德的。艺术是人类对抗社会异化的一种努力方式，根源于人类对祖先原始天人合一、物我无分情境的眷恋。艺术以“我”拥抱世界（或谓“我”被世界拥抱）为终极目的，只关注自我的充分实现，它是个体化的，也是自私的。艺术关注自我，追求自由；伦理关注集体，追求秩序。二者不仅属于不同的领域，而且从本质上讲是尖锐对立的。艺术与伦理的对峙诠释着人生的悖论。我无意在道德法庭上为顾城事件开脱，只是我们在审判、鞭挞的同时，能不能更多一些同情，为艺术的美丽、悲壮与人生的无奈。
说《读书》
铁道部第十二工程局 齐伟
“说《读书》”栏稿约
一、字数在一千上下，过长本刊将作删削。
二、标题由本刊拟定，或作修改。
三、作者名前，尽可能写上工作单位。
四、来稿不用，将视情况转原文作者参考，不退还给来稿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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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第10期；总第199期 … 文事近录
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
一九九五年第三期《中国研究》发表李慎之的文章《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李慎之介绍，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亚洲价值的概念，引发出的亚洲价值还是全球价值的争论，代表着全世界的现代化已走到了一个阶段性的转折。亚洲价值的涵义是：1。亚洲人有自己的价值观或价值标准；2。亚洲人的价值标准实际优越于西方的价值；3。今后人类价值观应以亚洲人的标准为标准。对亚洲价值阐释得最清楚的可能是新加坡提出的五大原则：1。社会、国家比个人更重要；2。国之本在家；3。国家、社会要尊重个人；4。和谐比冲突更能维持社会秩序；5。宗教与宗教之间不仅应和平共处，而且应互补。李慎之具体介绍了亚洲价值最雄辩的发言人李光耀和站在李光耀对立面的韩国金大中、金泳三关于全球价值的不同观点。李光耀认为，西方人相信只要有一个好的政府制度；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东方人是不相信的。东方人相信个人离不开家庭，家庭属于家族，家族又延伸到朋友与社会，政府并不想给一个人以家庭所能给他的东西。在西方，特别是二次大战后，政府被认为可以对个人完成过去由家庭完成的义务。这种情况鼓励了单亲家庭的出现，因为政府被认为可以代替父亲，这是东亚人所厌恶的。家庭是久经考验的规范，是建成社会的砖瓦。金大中却指斥怀疑西方民主的都是威权主义的亚洲领导人。他认为东西文化虽有差异，但光凭文化并不能决定一个社会的命运。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自开始工业化以来，以家庭为本位的亚洲社会已大大转向了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金大中认为，道德崩溃不是由于西方文化固有的弱点，而是工业化的结果。新加坡取得的政绩是由于政府对人民管教极严，救治工业化社会积弊，不应靠警察国家的严刑峻法，而应靠加强道德教育，高扬精神价值。金泳三则把全球价值的概念发展到几乎无所不包的程度。他提出，为迎接二十一世纪，要把全球化推广到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教育、文化、体育与一切其他领域。在介绍了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的争论之后，李慎之认为，这种争论，实际体现了一种互动——各民族在向继续现代化的过程中，价值标准越来越要求趋同的互动。全球化把人的眼界扩大了，使他超出了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邻国，但全球化也使人的眼光达到了一个边界。不论是亚洲价值、全球价值，在二十世纪末提出来，都是反映了人类一方面还要向前走下去，一方面又要求纠正（有的是要防止）已经暴露得如此明显的现代化的弊害。李慎之认为，人类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分化已十分深刻，要找到共同点谈何容易，但我们毕竟已走到了一个应当酝酿产生有实际效力的全球价值标准的前夕。这是一个呼唤思想家、政治家、宗教家与教育家的时代。
文学功能与精神支柱
一九九五年第三期《中国研究》发表旅加自由撰稿人丁果对王蒙的采访《四十年风雨之路》。在回答丁果“您是愿意被当作一个政治化人物来对待，还是愿意被纯粹当做一个作家？”的提问时，王蒙认为，中国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泛政治化，不管搞文学的，拍电影的，甚至外国人给一个奖，都被认为与政治有关，因而掩盖了作品的真正好坏。产生这种毛病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急剧的政治变动，使人们习惯一切都从政治观点来看。从长期来论，这种现象必须改变。社会越正常、越健康，人们就会对各行各业的分工明确起来，文学就是文学，电影就是电影。有的电影政治性很强，有的就是娱乐而已。针对丁果“七八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最大变化就是从泛政治化走向世俗化，从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有时甚至是虚无主义”的看法，王蒙表示，他比较倾向世俗化，包括通俗读物、通俗文化的发展，他认为，这是一个较自然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有利于中国文化更健康、多元化的发展。王蒙认为，如果现在文学的地位，真已由中心向边缘移动，也没有什么可悲痛的，因为在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中，往往把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提高到一个吓人的地位，过度强调文学作品的功能。如果文学边缘一点，也就是承认文学本身本不能决定国家的命运，不能左右经济建设的成败，文学提供给人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与营养。如果这个国家有许多好的文学作品，使人们从中得到道德上、审美上、知识上的好处，那表示作家已做到他最好的事了，而不是把救国的大任放在文学身上。如果不以意识形态为中心，文学作品的愉悦、调节生活的功能就会凸现出来，针对丁果“一个民族到底还需要不需要一个精神支柱，中华民族需要的精神支柱在哪里”的提问，王蒙认为，自鸦片战争后近百年来，中国一方面是传统的体制在解体，一方面是大家争着把最新、最进步或最管用的思潮拿到中国来实验。事实上从中国本身来说也有好几种系统，比如历代儒家的系统，儒道互补的系统，中国民间社会的道德系统等，及五四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基督教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体系，由农民革命而来的“延安精神”等价值体系。中国的悲剧在于这些体系打得一塌糊涂，拼命宣布别人都是魔鬼，先是批判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接着批判苏联那一套，接着也宣布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全是错误的。这样一来，我们精神上能赖以生存的价值体系就越来越少。而一个价值体系本身内部又互相斗来斗去。沿这条路互相批判、斗争，只能使精神上越来越荒芜，最后变成精神废墟。王蒙认为，现在应寻求一个契合点，在这个契合点上，不应该拒绝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不应该拒绝“延安精神”中对干部廉洁自律、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价值观，也不应拒绝国际共产主义中对社会公正的理想，对最下层人民利益的维护，不应拒绝世界所公认的文明社会应有的准则如民主、法治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中国传统文明的更新与创造性转化。
性文化史
一九九五年第四期《东方》开始发表潘绥铭的《性文化：怎样走到今天的》。潘绥铭认为，在中国整个文化史上，其实并不存在一种严格的肉体的禁欲主义，早期道家文化体系不仅不禁欲。儒家的理想和社会实践，则是把性放在“发乎情，止乎礼”的范围内。儒家的性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