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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老师，我今天是一只木偶。领导说“一天一张卷子，一周一套综合题，一月一次统考。”明知这是蛮干、胡闹、急功近利，是浪费时间、糟蹋精力、得不偿失，因为知识需要感悟、内化，而后才有应用。但我还是一头扎进电脑，钻进题海，这儿抓一把那儿掏一下，上午拼出一张卷子，下午凑出一套题，忙碌如工蜂，勤奋如蚂蚁。卷子如雪花般飘向学生。学生更如无头苍蝇，晕头转向，找不到北。其实我的忙碌除了耽误时间、浪费印刷费，真的别无他用。站在讲台上，拿着那早已忘记其出处的试卷，将无声的答案转成有声。在近似疯狂的忙碌中，领导乐了，他们需要的正是这种不管是走向田园还是奔向刑场的只知低头顺从的黄牛，如我一般。
作为老师，今天我把学生弄蒙了。教改如风，领导们一天一个新观念一月一个新主张，我更是随风而动，毫不懈怠。研究性学习，我就马上把学生分成小组，课堂如茶馆般热闹；学案式教学，习题代替分析，课堂鸦雀无声，学生埋头苦练；要编写校本教材，先下载后剪辑再粘贴，课堂成为网络资源的大杂烩。尘埃落定之后，我除了茫然还是茫然，学生除了迷惑还是迷惑。
夜静更深，独对一盏孤灯，我才敢拿下面具，拔掉包装；才敢把心唤醒，把魂找回。对领导而言，我是好员工，对同事而言，我是好伙伴，对学生呢，我是怎样的老师：为谄媚领导，忍看学生买垃圾；为哄乐同事，唆使学生去花冤枉钱；为让领导显示权威，拿学生当试验品。昧着良心、违着师心、亏着己心去求荣、讨好、奉承。扪心自扣问，师德何在，师尊何存。
午夜扪心，心在扣问中洗澡，魂在扣问中涤荡，不知日出的时候，我敢不敢让心醒着，让魂跟着，但现在，午夜时刻，我心醒着，魂跟着。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10
我只要一个微笑
●侯林利
2007年4月2日，成都双流机场。79岁的肯尼斯·贝林（Kenneth E。 Behring） 从麦道私人飞机的舷梯上走下来。与前次受邀来蓉洽谈有关房地产合作不同，此行的目的是参加2万辆轮椅捐赠仪式，“给予，是我人生的最大快乐，我要的回报只是残疾人脸上会心的微笑”。
世界轮椅基金会主席肯尼斯·贝林是世界上捐赠轮椅最多的人。72岁时，他创建了世界轮椅基金会，7年来他去过142个国家，捐赠了30多万辆轮椅，而在中国，他就向62个城市捐赠了13。7万辆。
发现我的生命里缺少一样东西
1928年，贝林出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农户家里。贝林的家境很贫困，父亲一小时挣25美分，母亲帮别人洗衣服、打扫卫生，两人用微薄的收入支撑整个家庭。
7岁那年，贝林有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卖报纸。每卖掉一份报纸，他就能挣1美分。此后，他又帮别人装卸牛奶、修剪草坪，并在木场、乳酪厂和杂货店等地方工作。
后来，他变成了房地产开发商，搬到加利福尼亚，并建筑了塔玛拉克城。再后来移居加利福尼亚，在那里建造了黑鹰社区，这是美国最高档的社区之一。27岁那年，他挣到了人生中第一个100万美元。
如今，贝林可以随时在他的私人飞机上带着家乡的奶酪，飞往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他拥有顶级豪宅，世界级经典汽车，1988—1997年间他还拥有西雅图海鹰橄榄球队。
贝林似乎什么都不缺了。但是，他总觉得自己生命中缺少了某一样东西。
直到2000年的某一天，贝林把一个滚落地上的越南小姑娘从地上抱起来，放在轮椅上时，那一刹那，贝林看到小姑娘绽开了笑容，眼睛如同正午的天空一样明亮。“她那一刻的变化，让我也改变了很多。生平第一次，我感受到了快乐。为了保持那种感受，我愿意尽我所能去做一切。”
轮椅对残疾人来说是尊严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不是要把自己的钱捐给别人，而是想给他们一种生活下去的方式。”
2000年，贝林创立了轮椅基金会，其宗旨是为每一位需要轮椅的男女老幼赠送一部轮椅，预计五年之内捐赠100万辆。
“对于千百万残疾人来说，轮椅可以让他活动、上学和工作。最重要的是，它是尊严。当一个人趴在地上时，他是没有尊严的，而当他坐上了轮椅，可以和别人一起交流时，他的生命里就有了希望。”贝林诚恳地说着一个关于行走的梦想。
在奔赴世界各地捐赠轮椅的过程中，贝林结交了很多朋友。贝林说，在很多国家，接受他帮助的残疾人几乎无法和他用英语交谈，但是在那一刻他感受到的快乐，比起活在自己的王国里，更妙不可言，“他们看着你，说愿意活下去，我就觉得他们也帮助了我自己。”
希望去世前捐光最后一分钱
“我为虚度了那么多年的光阴而深深遗憾，我起初以为钱挣得多就是目标。事实是，我把梯子靠错了墙，爬到顶才发现错了。”
就像与胡同里的老头儿聊天那样，与贝林聊天无拘无束。即使问他打算如何处理遗产这样隐私的问题，他也乐呵呵地回答：“我希望去世前把自己最后的一分钱都捐光。”
贝林从小就教育孩子，帮助别人是一种义务，对此，家人也非常支持和理解，目前他有三个儿子都在轮椅基金会工作。贝林说，自己不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他的五个儿子都只是活在他的阴影下，“作为名人的儿子，他们很辛苦地要在我面前证明自己，而他们又永远无法超越。”
从贝林的72岁生日开始，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就马不停蹄地和时间赛跑，一年中有270多天，带着轮椅，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他说，一些人毕生都在追逐金钱，绝大多数时间却一无所获。另一些人挣的钱多得花不了，自己却活不过他们开的那些公司。这两种人都在朝着他们所认为的幸福不停地劳作，但是他们都错了。
贝林说，许多人捐赠是因为觉得这项事业是善举，但他们并没有用心去给予，而他自己则觉得，付出不是责任，给钱也不是目标，而是快乐。“其实，富人和穷人都可以做慈善，除了捐助多少的区别外，心都是一样的。”
在完成向成都赠送轮椅后，贝林赶到了北京，主持明天的“动物之美”自然博物馆开馆仪式。在北京、上海、大连和扬州，贝林先后捐赠了四个自然博物馆，“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我的收藏，了解那些他们并不知道的世界，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作为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理事中唯一的外国人，贝林收到过很多中国人亲手做的礼物，此次在成都，他也收到了来自残疾人刘惠等6人花了整整一周时间亲自制作的景泰蓝画。贝林弯腰拍拍身高仅1米的刘惠，欣喜得像个孩子，在现场，不仅和他们合影留念，还要求制作者将名字留在上面，说回去后将把它挂进自己的黑鹰博物馆。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40
我们的孩子
●莫小米
一个孩子在餐桌边，捂着嘴歇斯底里大喊：不吃不吃，奶奶做的菜吃了口干！
另外一个孩子，对母亲递上来的食物大喊：不要！递上另一食物，大喊：不要！再递上一种，再大喊：不要！
大概你也觉得这场景熟悉，这是最近热播的两则电视广告。前则，接下来孩子的妈妈递给奶奶某某牌子的味精，孩子就吃得津津有味了。后则，接下来孩子拿起某某牌子的雪糕：我就爱吃这个！
不由皱眉，因为这些广告既来之生活，又有可能继续作用于生活——眼下，我们的孩子竟是如此的骄纵、蛮横、无理。
正巧看到《报刊文摘》上的一篇文章，作者说她的儿子娶了个韩国媳妇，她亲眼看到韩国媳妇是怎么教育他们的孙子的：每餐饭前，都要求孙子感谢长辈的养育之恩，为他做了好吃的食物；还在学龄前，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饭就都归孙子盛了；寒暑假带他去农村，接受风吹日晒，认识庄稼牲畜……
不多引用了。看了忍不住想：我们的孩子大起来，怎么和人家的孩子竞争？
春节前，看到一篇与“我们的孩子大起来”有关的、感天动地的报道，说一个身患乳腺癌的中年妇女，为了供儿子上大学，竟然腾出唯一的住房出租，自己和下岗的丈夫一起外出打工，四处寻找包吃包住的工作，终于撑不住，查出癌细胞转移到了胸椎和肺部。一个身患绝症的人过着居无定所的辛苦生活，能不发病吗？而儿子竟然对妈妈的发病“有些反应不过来”。文章说这些年来，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但儿子从未感觉到母亲是个病人，她像健康人一样地包揽了所有家务，把儿子的衣食住行照顾得无微不至。
文章的结尾记者很煽情得写：躺在病床上的这位母亲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宝贝儿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儿子大学顺利毕业云云。
天哪，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竟然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而心安理得。如此“感人”的文章让我看了不寒而栗，无法不为“我们的孩子”深深悲哀。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51
我感到愉快的事
●＇美＇海伦·凯勒 ○王家湘 译
我被带进了树木和花朵的秘密之中，直到我以爱的耳朵听到了栎树中树汁的流动，看到阳光在片片树叶上闪动。正是这证明了看不见的事物的存在。
我感到，似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种能力，能够领会从人类开始以来所经历的一切印象和感情。每一个个人对绿色的大地和汨汨的流水声都有着潜意识的记忆，失明和失聪不能够剥夺世世代代赋予他的这一才能。这一继承得来的能力是一种第六感—一种灵感，能够将看、听、感合为一体。
在这里，我特别要写的是过去的那个夏天。考试一结束，沙利文小姐和我就马上去到这个绿色的僻静去处，伦萨姆有三个著名的湖，我们在其中的一个湖的边上有一所小木屋。在这里，长长的、充满阳光的日子是属于我的，一切关于学习和大学和喧嚣的城市的思想都被推到了脑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在伦萨姆我们得到的只是回声－战争、联盟、社会冲突。我们听说了在遥远的太平洋进行的残酷的、毫无必要的战争，得知了在劳资之间发生的斗争。我们知道，在我们这个伊甸园范围之外，人们在用辛苦劳动创造历史，而他们本可以休假的。但是我们很少注意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会过去；这里是湖泊，树林，广阔的布满雏菊的田野和气息芬芳的牧草场，它们将永远长存。
认为一切感觉通过眼睛和耳朵及于我们的人，认为我在城乡道路上行走时也许会注意到路面有没有铺过的不同，对于我注意到的除此之外的任何其他不同都表示出了惊奇。他们忘记了我的整个身体对于周围的情况是十分敏感的。城市里的隆隆轰鸣撞击我脸上的神经，我感觉到看不见的人群不停顿的脚步，这些不协调的骚动使我精神烦躁不安。如果眼睛看得见的人的注意力没有被嘈杂的街道上永远存在的不断变化的景象所转移的话，沉重的运货马车在坚硬的路面上扎扎的碾磨以及机械单调的铿锵声对他们神经的折磨会更严重。
在乡间，人只看到大自然美丽工作，你的灵魂不因拥挤的城市中仅仅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残酷斗争而悲伤。我好几次去过穷人生活的狭窄、肮脏的街道；一想到善良的人居然会安于居住在漂亮的房子里，成长得强壮美丽，而其他的人则被迫居住在可怕的、没有阳光的出租房里，变得丑陋、憔悴、畏畏缩缩，我就感到激动气愤。拥挤在这些肮脏的小巷子里、衣不蔽体、营养不良的儿童从你伸出的手前退缩开去，好象挨了打一样。可爱的小家伙们，他们盘踞在我的心中，使我总是感到痛苦。还有成年男女，都饱经风霜弯腰曲背。我摸过他们的手，粗糙的手，意识到他们的生存必定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斗争—不过是一连串的东奔西跑、想做点什么的努力不断受挫。他们似乎生活在努力和机遇的巨大落差之中。我们说阳光和空气是上帝给一切人的无偿赠于；但是，情况真是这样的吗？
我又一次感受到脚下松软、有弹性的土地，沿着长满草的小路走向丛生着蕨类植物的小河，我可以把手指浸泡在一串串潺潺荡漾的音符之中，或攀爬过一堵石墙进入绵延起伏快乐奔放的绿色田野，这是多么快乐的事啊！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21
唯一的依凭
●余秋雨
我在魏玛的大街上走来走去，满脑子都是歌德和席勒。
就人生境遇而言，两人相差很大，歌德极尽荣华富贵，席勒时时陷于窘迫。
他们并不是一见如故，原因就在于差距，以及这种差距在两颗敏感的心中引起的警惕。这种警惕，对旁人是一种永久的隔阂，而对知音，却是一种慎重的准备。
从种种迹象看，两人的推心置腹是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席勒命苦，只享受这份友情十年。歌德比席勒年长十岁，但在席勒死后又活了二十多年，承受了二十多年刺心的怀念。
在他们交往期间，歌德努力想以自己的地位和名声帮助席勒，让他搬到魏玛来住，先借居在自己家，然后帮他买房，平日也不忘资助接济，甚至细微如送水果、木柴，而更重要的帮助是具体地支持席勒的一系列重要戏剧创作。反过来，席勒也以自己的巨大天才重新激活了歌德已经被政务缠疲了的创作热情，使他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于是这对友人身居小城，开启了人类文艺史上的一个时代。
他们已经很难分开，但还是分开了。上天让他们同时生病，歌德抱病探望席勒，又在病床上得知挚友亡故，泣不成声。但歌德不知道，席勒死时非常穷困。他的骨骸被安置在教堂地下室，不是家属的选择，而是家属的无奈。病中的歌德不了解下葬的情形，后来也不便对席勒的家属有更多的询问，他把亡友埋葬在自己心里了。
没想到二十年后教堂地下室清理，人们才重新记起席勒遗骸的问题。没有明确标记，一切杂乱无章，哪一具是席勒的呢？这事使年迈的歌德一阵惊恐，二十年对亡友的思念积累成了一种巨大的愧疚，愧疚自己对于亡友后事的疏忽。他当即自告奋勇，负责去辨认席勒的遗骨。
在狼藉—片的白骨堆中辨认二十年前的颅骨这是连现代最高水准的法学鉴定家也会感到棘手的事，何况歌德一无席勒的医学档案，二无起码的鉴定工具，他惟一的依凭，就是刘友情的记忆。这真是对友情的最大考验了，天下能有多少人在朋友遗失了声音、遗失了眼神，甚至连肌肤也遗失了的情况下仍然能一眼认出朋友的骨相呢？我猜想歌德决定前去辨认的时候也是没有把握的，刚刚进入教堂地下室白骨堆的时候也是惊恐万状的，但他很快就找到了惟一可行的办法：捧起一颗颗颅骨长时间对视。这是二十年前那些深夜长谈的情景的回复，而情景总是最具有删削功能和修补功能。于是最后只剩下一颗颅骨，昂昂然地裹卷起当初的依稀信息。歌德小心翼翼地捧持着前后左右反复端详，最后点了点头：“回家吧，伟大的朋友，就像那年在我家寄住。”
歌德先把席勒的颅骨捧回家中安放，随后着手设计棺柩。这些天他的心情难以言表，确实是席勒本人回来了，但所有积贮了二十年的倾吐都没有引起回应，每一句都变成自言自语。这种在亡友颅骨前的孤独是那样的强烈，苍老的歌德实在无法长时间承受，他终于在魏玛最尊贵的公侯陵为席勒找了一块比较理想的迁葬之地。
谁知120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席勒的棺枢被保护性转移，战争结束后打开一看，里面又多了一颗颅骨。估计是当初转移时工作人员手忙脚乱造成的差错。
那么，哪一颗是席勒的呢？世上已无歌德，谁能辨认！
席勒，也只有在歌德面前，才觉得有心要脱身而出。在—个没有歌德的世界，他脱身而出也只能领受孤独，因此也许是故意，他自甘埋没。
由此我更明白了世间本应有更多的杰出人物，只因为没有足以与他们对应的友情，他们也就心甘情愿地混同庸常，悄悄退出。
歌德故居和席勒故居离得不远，我来回走了两遍，想着他们两人在这条路上的种种交往，总是走着走着就把脚步放慢下来；然后到民族剧院大门口的两人雕像前久久驻立。他们两人并肩而立，挽着一条新挂上去的标语。魏玛的朋友告诉我，这里不管是游行示威还是政党竞选，总喜欢把自己的标语挂到歌德、席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