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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学家鲍吾刚在《中国人的幸福观》里指出，这种压抑个人幸福而追求集体幸福的潮流，背后隐藏着另一个关键问题，幸福是此岸的还是彼岸的？许多神秘主义者都描绘过放弃小我、同时进入一个更大的自我的愉悦感，个体灵魂的藩篱消解，自我从中脱身而出，获得强烈自由感。所以，当我们不再谈论“社会进步”，转而谈论“人民幸福”，就意味着从彼岸回到了此岸。著名的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曾这样解释“邓小平理论”：“啥叫社会主义，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100个人里面，有98个人幸福，就是社会主义，剩下的那两个人，是自己不要幸福，没办法。”
个人幸福少了很多“超越”的精神快乐，但多了实在的身体快乐。鲍吾刚认为，谈论中国人的幸福观应该着重谈论社会幸福，可这似乎又与我们常说的“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怀、缺乏终极关怀”的判断相悖。其实中国人从来没有忘记追求身体的幸福。眼下，幸福和“幸福指数”已经成为国内极热门的话题。除了内在追求和谐的必然逻辑以外，从外部似乎也有一些支持。在西方的发展经济学里，GDP统计多年来一直遭受批判，因为GDP中不包括资源利用，不包括儿童教育，不包括妇女压迫，也不包括环境保护。从阿尔曼到诺德豪斯到阿玛蒂亚。森，都纷纷提出修正性的或者替代性的统计方案，比如“绿色GDP”，比如“能源GDP”。不丹国王的办法则是“国民幸福指数”，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政府治理，经济增长，文化发展与环境保护。这种指标的思想与GDP其实一脉相承，只是补充了不少内容。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最近开始制定“国民幸福指数”，就循着一条完全不同的思路。卡尼曼的讨论基于问卷，基于抽样调查，每一个样本都直接取自个人，都与身体感受有关，而不是从集体幸福里去推测。
小穆勒在200多年前就区分过“痛苦的苏格拉底”和“快乐的猪”这两种幸福，分别表示精神上超越的幸福和身体上快乐的幸福。诺齐克的“体验机”和普特南的“缸中之脑”假想则把这个命题推向极至。人体（甚至只要大脑）漂浮在巨大容器的营养液中，由一台“体验机“为我们提供刺激。如果机器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切快感，那么，你愿意选择这种幸福生活吗？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你是否认为幸福只与自己的身体有关？
边沁就是这样认为的，原教旨的功利主义就支持这种观点，到了小穆勒，幸福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偏差。大家要把个人幸福与集体幸福联系起来，其中有几个经济学关节是不得不打通的。
这里面富有争议的地方是，个人幸福可以做总量上的比较，还是只能做边际上的比较。前者可以推导出“基数效用论”，后者是目前主流的“序数效用论”。如果我们有了“基数效用”，那么统计社会福利将大大地简化。但它也会导致悖论。功利主义的基本观念是边沁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那么是人就有一定量的幸福，我们应该努力把地球上的人数增加到200亿，塞满每一个角落。虽然每个人都不那么幸福，但我们如此确实做到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谁之幸福？何种快乐？
幸福一旦被指数化甚至数量化，那么我们很自然地会拿它做空间上和时间上的比较。在当下，哪里的人最幸福？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城市人还是农村人？英国“新经济基金会”真的做了这样一份调查，满足了人们攀比的欲望。
这份名为《幸福星球指数》报告，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区做了次“幸福”大排名。排名榜里，中国人民的幸福程度排在第31位，在亚洲国家里仅仅排在越南（第12位）的后面，比日本（第95位）、韩国（第102位）和新加坡（第131位）人民要幸福得多。美国只有第150位。这个结果让国内很多人感觉愤怒。中国人的平均收入水平要比日本、韩国低得多，可是报告竟说中国人比他们感觉更幸福。我们大可以从统计方法和调查手段等诸多方面质疑这份报告。不过我们不妨和排在更前面的越南做一下对比。要知道，越南的人均GDP刚刚超过650美元，而中国是1700美元。
最新的关于“快乐经济学”的调查研究，至少可以证明一个“假说”，即快乐与收入无关，不是正相关，也不是负相关，而是不相关。这可以叫“跑步机效应”，即经济发展了半天，到头来，幸福水平还在原地，甚至还可能倒退。我们无需为收入远低于发达国家而感觉比他们快乐而愤怒。快乐只是身体感觉，与收入不见得有关。《论语》里不就说过，“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这是一种横向的比较，同一时间不同人的快乐比较。可是虽然是同一时间，但不同人脑子里对幸福的判断可能大相径庭。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判断同一个词语，结果自然就没有意义了。
另一种比较可以是纵向的、历史的。我们现代人比起古代人来看，是更幸福吗？后一代人总比前一代人幸福吗？一个人往后的日子总比以前幸福吗？“进步论者”一般持这样的观点。认为至少总的来说，社会在发展，人们总会更幸福的。但反例举不胜举，晚景凄凉更是常态。黄有光教授的实证研究表明，一个人一生的幸福水平似乎呈U型，中年以后逐步上升，正与生命周期内倒U型的收入水平相反。但即使这个命题成立，也只能适用于当前稳定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永远如此。要知道，社会制度一直在变，人们对社会制度的认知也一直在变，故而人们对幸福的理解框架也一直在变。这不仅与诺奖得主海萨尼所强调的“信息充分的幸福”有关（我们确实远比古人多知道很多让自己幸福的手段），还与我们如何看待幸福、看待自己的身体有关。
我们已经无法对古人问卷调查。要思考他们的幸福，一是用现在的外部条件去套，去算，如同麦迪逊计算千年经济史一样，但这样做的要求是，我们必须沿用现代人的视野和思维，可古人并不一定这样想。还有一种思路是内在进路，尽力从古人留下的文字材料去探寻古人的内心感受。也许不能得到准确的可以利用的数据，但从对幸福的理解来看，似乎更为可靠一些。毕竟我们身体上感受幸福的能力，在这两千年里，比社会环境制度的变化要小得多。
古代人的幸福和现代人的幸福
追求幸福，后面似乎蕴涵着文化背景。曾经听过另一位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的讲座，谈论德国人和中国人在追求幸福时，对待身体的不同态度。
德国人很喜欢运动。快速散步（或者暴走）、踢足球、登山、马拉松等等，通过消耗身体获得精神上的极大满足。中国人似乎不喜欢运动，一动不如一静。中国人只喜欢坐着喝茶，冥想，西方人称之为“精神旅游”。即使偶尔散步，也是以微热不出汗为宜的。简单地说，中国人追求幸福的方式是“节约身体”的。这种态度还表现在很多方面。举个例子，同样是“寻求灵感”这回事，西方人称为“等待缪斯女神”的光顾。德国哲学家似乎喜欢散步，比如走那条著名的“海德堡小路”，缪斯女神只有在散步时才会降临。但中国人更喜欢睡觉，等待先人或者鬼神托梦，似乎梦境是将自己与神秘联系起来的最好途径。
所以，幸福是与文化有关的。鲍吾刚就在书里指出，早在孔子之前，中国人就开始追求幸福。最初由巫师主管，后来由乐师主管，“乐”既是音乐，也是快乐。到了孔子以后，“礼”逐渐兴起，甚至成为孔子追溯商周传统的主要依据。礼是制度，乐是身体。礼乐之争，礼完全压倒了乐，也就是集体的制度规范压倒了个体的身体感受。在“六经”之中，《乐经》似乎完全没有流传。再后来，今文经学乃至一系列生发出来的政治哲学，背后无不以“礼”为核心标准。近年来，李泽厚一再强调“乐感文化”，就是想挖出这条长期被掩埋的线索吧。
在西方也是一样的，所以才有了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把逻格斯压倒酒神精神，整个这个理性化的演变过程，看作一场大大的悲剧。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逻辑脱离了身体，悖离了原初的幸福。
也确实有很多间接的资料表明，过去历史上民间的幸福，农村的幸福，远不是依照书本上那些政治理想来的，只是他们难以记录和表达罢了。老百姓不在乎学者们是否要按照公羊学的“三代循环模式”重塑政治，这不管我们的事，你有你的幸福，我有我的。
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我们这一代人，很少会谈论什么幸福，而是更多地谈那行导致不幸福的事。现在公布的报告说，现代人的幸福主要包括住房保证，收入稳定，孩子争气，身体健康这四个方面。实在地，这几个方面达到一定的水平，并不能保证我们幸福，只是让我们少一点担忧和害怕而已。
我们既然很难界定和研究幸福，只能做减法，看看哪些因素使得当下中国人最不幸福。正如这些报告所说，住房担忧，失业担忧，教育担忧，医疗担忧和养老担忧是中国人的五大心病，这十余年来的改革，心病始终未除。而且我们可以想见，在未来的二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段里，这几点将始终是普通中国人的心病。
这几点，一般都与“钱”有关，但也并不总有关。一个人要幸福，必须每一点都达到一定的水平，否则想起那桩心事，幸福感就会大大地下降了。
但还有一些调查很有意思。从城市来看，杭州是排名第一的幸福城市，杭州人远比其他地方人幸福，杭州的下岗工人即使收入比上海的下岗工人还低，他们也更幸福。丽江是中国第二大幸福城市，人们争着去丽江，并非没有道理。成都，大连，苏州这些城市都名列前茅，并非这些城市人的心病较其他城市的人少，而是城市的休闲文化氛围似乎本身就带来了快乐。广州是一个公认的“恐怖”城市，但广州人的幸福水平一点都不低。相当然地认为“社会安全”会影响人们幸福程度的观念，可以休矣。
南方城市比北方城市幸福，女性的幸福水平比男性要高，公务员的幸福水平要比其他职业来得高，这些调查统计都符合我们的直觉。民工不和城里人比，残疾人不和健康人比，所以我们往往会低估他们的幸福。我们这一代有公认的“怕”，可也有私人性的“爱”。
盖洛普的统计表明，近年来，中国人的幸福水平先升下降。我们的收入肯定更高，那是因为我们知道了更多让我们“怕”的东西，从而感觉不幸福吗。也许这个解释部分地有效。房价在这几年里飞涨，学费也是，医疗体制则进行改革，有人估计说，当代中国的医疗保障体制已经全面破产。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大学的扩招，就业难问题也逐渐摆在人们面前。当代中国人越来越多地知道住房、工作、教育、医疗、养老的可怕，相对的可怕和绝对的可怕。
不过帕斯卡仍然认为，人终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我们常常要生活在恐惧中，但我们相信自己的高贵品性，从而能获得简单而又高贵的幸福。给予我们最大幸福的，不是怕，而是爱。
摘自《读者》2007年第17期P38
黑塞与傅聪
谢天吉
赫尔曼·黑塞（1877—1962）是德国大作家，1946年诺贝尔文学获奖者。傅聪则是中国钢琴家，著名的音乐诗人。在年岁上，他们属于两代人，互相间也没见过面，但黑塞在83岁那年，也就是他逝世前两年，偶然在电台里听到了傅聪演奏的萧邦的音乐，黑塞突然感到冥冥中上帝为他安排了一个奇遇——是他等待了一辈子的钢琴家从天而降了！
黑塞对音乐极其内行。和法国的罗曼·罗兰一样，他的许多出色的作品都和音乐有关。罗曼·罗兰写过《约翰·克里斯朵夫》，黑塞则写过《歌特尔特》。黑塞研究萧邦，也弹奏萧邦。他的第二任太太比他大九岁，他毫不在乎，他爱她，还因为她是演奏萧邦的专家。黑塞一生听过许许多多杰出的钢琴家演奏萧邦，但他认为自己活到八十多岁始终还没听到一位真正能打动他心灵的萧邦阐释家。没想到，他将要离开世界之前，东方出了个傅聪，把西方的萧邦弹活了。他激动不已，当即写了一封《致一位音乐家》的公开信，印了一百多份，分发给欧洲各界的朋友。他开门见山地告诉大家：“太好了，好得令人难以相信！”一位叫傅聪的中国钢琴家，他把萧邦弹活了！傅聪，“一个我从未听过的名字，对于他的年龄、教育背景或他本人，我一无所知”，但是，“我对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国钢琴家充满了激赏。”“从技法来看，的确表现得完美无瑕，较之科尔托或鲁宾斯坦毫不逊色。但我所听到的不仅是完美的演奏，而且是真正的萧邦。”“我以前听过许多人弹萧邦。如年迈的帕达列夫斯基、菲舍尔、利巴蒂、科尔托……他们各具特色，但极少演奏得符合我心目中的萧邦。我认为，弹奏萧邦的理想方式一定得像萧邦本人在演奏一样”。而傅聪是“真正的萧邦”，“当年华沙及巴黎的萧邦”，“这是个奇迹”。写完信，黑塞热切希望见到傅聪，但终究未能谋面。应着“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成了知音。黑塞的那封信，也就是文坛乐界“高山流水”的现代注解。傅聪认为，评论他的文章甚多，黑塞的信则最有分量，因为信后面还讲了一段十分重要的话，点出了傅聪的演奏出自《庄子》，傅聪的手，“就如古老中国的画家一般”，“以毛笔挥洒自如”，“自觉进入一个了解宇宙真谛及生命意义的境界”。
黑塞的见解，的确像伯牙曲后子期的阔论，言中了要害。不妨想一想黑塞和傅聪两人走过的路，他们都处于动乱的年代，都曾浪迹天涯。黑塞是纳粹严禁回国的危险分子，他只能改入瑞士籍。而萧邦的作品大部分写于俄罗斯入侵波兰之后的巴黎。诚然，这三个人物都有一种称之为“Zarl”的精神。“Zarl”是波兰语，意为特有的忧愁，永恒的故国思念。傅聪把这种感觉称作是李后主的“离愁别恨”。傅聪深刻地弹出了萧邦的Zarl，黑塞则深切地悟出了琴声中萧邦的复活。
摘自《读者》2007年第17期P13
生命的困惑
熊召政
我的一位朋友从日本来信说：“昨天去了趟名古屋的大喜梅林，此境不由使我想起达夫先生的《沉沦》，在仰望蔚蓝色空谷的一瞬间，我告诫自己抱住正气，千万不要患上达夫先生当年的刺激性神经衰弱症。”
读罢信，我的眼前浮现出一幅大喜梅林的风景。尽管我从未去过那里，但由那些草、树、泥土、流水以及云烟构成的能够诱人沉入颓唐情绪中的特殊景致，不知怎的，竟让我联想到了唐诗中的“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这孤寂的一联。
记得我的朋友去日本之前，曾来我家住过一个晚上，其意一在话别，一在想听听我对他东渡扶桑的意见。我说，世俗的生活评判一个人的成功与否，主要是看他与社会的融合程度，如果社会是一杯水，你就必须是一匙速溶的咖啡，其可溶度几近百分之百。反之，如果你是一块永不被水溶化的石头，你就不会得到社会的承认，至少在你活着的时候。朋友很快明白了我的意思，他说：“是的，生活的勇气不在于参与社会，而在于把自己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
日本是一个经济至上的国家，支撑人格空间的不是“义”而是“利”，带着传统的人格去那里的人，会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此情之下，人要么参与进去，变成经济动物，要么分离出来，成为现代社会中自我放逐的鲁滨孙。想做到后一点，很难。
几乎每一代的贤圣，都哀叹“人心不古”。促使“世风日下”的主要动力，乃是来自人类本身不断膨胀的欲望。南宋的朱熹看到这一点，继承了二程的“存天理，灭人欲”。这老先生却不知道，这样做又压抑了人性，使人失去创造力。既不压抑人性又能制欲，把二者统一在一个可让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度”上，这个人就必定是人类的救世主。问题是，这样的救世主很难出现。
所以，人类中的智者，就分成了两大类：一类是速溶咖啡式的，力争百分之百地融入社会，使社会有滋有味；一类是石头式的，目的是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保持一个完整的自我。前类智者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但把社会搅得天昏地暗的也是他们；后者只求在精神上解脱自己，但却把一个人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