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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擦黑儿的时候，李慧泉钻进了神路街路口的小酒铺。他要了二两白酒和一盘猪头肉，找个角落喝起来。他答应薛教导员，出来以后只抽烟不喝酒，好好做人。现在喝了，很舒服，浑身舒服。做人的事以后再说，日子怎么混还没谱呢。他又要了二两。酒铺外面的黑夜一片灿烂，许多灯在闪烁，电车呜呜地开过来开过去，摩托在寒风里“嘣嘣嘣”响得很脆。都跟他没关系。他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八点。
在劳教大队正是看电视的时候，家里没电视，现在上哪儿看呢？罗大妈家不能去，罗小芬可能在家，他不想让人家看到他。看看自己的打扮，整个儿一乡巴佬。他哪儿也不想去，没地方去。酒真好。
他闭上眼，使劲儿想那部电视连续剧的名字，怎么也想不起来，刚看过几天就忘了，真够呛：他不知什么时候哼哼起来，买烧饼、喝酒的人都小心地看着他。他哼的是一首主题歌，大家都听懂了，可大家不晓得这个年轻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他睁开眼时，目光都是红的了。
明天干点儿什么好呢？他哼得不成调，可一直冷静地想着这个间题。他得回答它，把它解开。解不开，连活着有没有意思的问题也把他难住了。今天一直很高兴，怎么突然就不行了？活着当然有意思，这还用说么！操他妈！他骂了一句，晕起来。
第二章
有人在屋里来回走动。以为是罗大妈，睁开眼却看见一双移来移去的黑皮鞋。裤子上有红线，是个警察。他又把眼闭上了。火筷子碰着铁炉子，看火、掏灰、填煤。床“咯吱”了一声，那人仿佛坐下了。窗外有风声，刮得很响。天亮了么？
“他不想动。昨晚没脱衣服就躺下了，一夜睡得还好。他觉得自己好像吐过一次，但忘记吐在哪儿了。床极很硬，脚冻得发麻，浑身骨节酸痛。酒喝多了，可是挺过瘾。小酒铺真是个好地方，他喜欢它。除了这张冷冰冰的床板，那儿是最合适的角落了，骑车溜了大半天，总算给自己找了个去处。他有钱，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他不希望别人打扰他。
他讨厌警察。
“起来，快十二点了……起来！”，那人终于不耐烦，隔着被子操了他一把。腔调和动作跟管教干部简直没有区别。那只手也很有力量、缺少对人的尊重。李慧泉坐起来，恼怒地瞪着睡意脚胧的眼睛。警察很年轻，白脸，粗眉毛，有点儿下兜齿，眼神儿平平淡淡的。可能是罗大妈提到的那提到的那个片警。他姓什么来着？
“喝多了吧？”民警问他。
“……没有。”
“没喝多，把酒杯和盘子摔了是怎么回事？人家找到居委会来了……没本事还穷喝，充哪门子能耐！赔吧……”
想不起来，怎么也想不起来。看警察的脸色不像是找岔儿，更不像开玩笑。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出一包烟，又伸进去。
“多少……”
“一块六。本来想罚你，罗主任不跟人家说好话，五块钱也下不来。你小子不争气，刚出来就惹祸。”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算了算了，你要知道能抱着电线杆子唱歌么……”
警察扑哧一声笑了。李慧泉很懊丧，想起自己吐哪儿了。厕所。蹲下去没事，想站却站不起来，一使劲儿就吐了。他在凉嗖嗖的茅坑上至少蹲了半小时。他递过去两块钱。警察找不开，掏出一把钢蹦儿摊在床板上，一五一十地掰着数。
“甭找钱，都给他们得了。”
“我不是替你垫上了么，知道你趁钱我把一月工资垫上多好，真是！……三毛八，整缺二分，操的哩……”警察浑身上下一通乱摸，最后掏出一个瘪烟盒，没几支了。他叹口气，自己叼了一支，把剩下的连同烟盒一块儿扔了过来。
“五毛三一包的，你赚了。”
李慧泉觉得这个警察挺逗，抠抠缩缩的，可一点儿也下让人腻歪。皮鞋没擦，裤子上有油点子，指甲缝儿也不干净，看来不是，个讲究人。意泉下床给他倒了一碗水。
“您贵姓？”
“免贵姓刘，户口本上叫刘宝铁，别人都叫我小刘，你……以后就叫我老刘得了。神路衔东巷和西巷是我的管片，少不了打交道。你以后办事留点儿神，哥们儿六亲不认，可你也别怕我，不招灾不惹祸，鬼都是我朋友……你刚回来，打算怎么过日子，能不能跟我聊聊？甭害怕，穿这身皮是警察，脱了我就是你哥哥，反正你们家也没别人了，有什么话跟我说没错。”
“我……我还没打算呢。”
“没打算不碍的，没完没了地灌老白于算哪门子事儿？你们这路人一个臭毛病，没深没浅！放屁都没深没浅……西巷小九你认识么？他妈在街口卖冰棍儿……”
“认识，小玩儿闹，我根本不理他！”
“少管刚出来，一气儿偷了仨彩电，把户口给交待了！他妈求我，求我管什么用？搁我就毙了他，还求我呢！这种人不会活，趁早儿就别活，自己找个茅坑一猛子扎下去完事，你说对不对？”
李慧泉点点头，话不太中听，倒不怎么噎人。姓刘的看来不好对付。别看表面那么随和，他心里想什么谁知道。
“你的卷宗我看了，不就是打架么？没什么了不起的，不打就完了。想打架你找我、打我，你敢打我么？”
刘宝铁问得很认真，李慧泉有点儿慌。
“我知道你不敢。可你要打了别人，就等于把我给打了，咱俩没完！……呸，你们家水里碱怎么这么大，呸呸，抽空把暖瓶涮涮……我走啦。以后少喝点儿，闲得慌了买几本好书看看。”
“现在有什么好书？”
“哟……一下子还真想不起来……琼瑶什么的……我也没正经看过……”
“琼瑶是谁？”
“可能是华侨，女的，听我妹妹她们整天念叨……据说故事编得挺好，你到街上转转，哪儿都有卖的。”
“女的我不爱看。”
刘宝铁看着他，好像没听懂。
“我不爱看书。”
“也是。可你不是没事儿干么……我走啦。我天天下片儿，有事到居委会找我。你忙午饭吧，时候不早了。”
警察走路一颠一颠的，脚后跟好像装了弹簧。劳教大队有个小子也这样，是西城业余体校打篮球的，出操时老站头一排，齐步走颠得还不明显，一跑起来德行大了，脑袋晃得跟马似的。在伙房帮厨时他揍过那小子，傻大个儿让他给打哭了，草包一个。
这一位他可不敢打。跟他充大辈儿，把他当孙子训，绵里包针地吓唬他，都得认，还得乖乖地装熊。
谁叫人家是警察呢。犯不着跟他顶牛，再说那些话也还不错。只要不假模假式，唬人就让他唬去吧。
反正自己心里有数，打入的事一辈子不想干了，打自己的心思倒是有的。自己打自己不犯法。可打哪儿好呢？打了又有什么用呢？过去老觉着劳教大队里吃铝勺、吞钉子的主儿是耍赖，仔细想想还真对路子。人都有活得没劲的时候，野不能向外撒了，就只能跟自己过不去。没别的办法。
李慧泉不知道该干点儿什么好。走到里屋看看，又走到院子里看看，哪儿都冷。泡了一包方便面，吃了以后能干的事情只剩下抽烟。扔了一地烟头，屋子里的空气也抽蓝了，心里还是没东西，空得难受。
变压器厂是回不去了。它开除了他，自己也倒了霉。薛教导员一年前就给他跑工作，让厂子将来再收下他，毕竟是接母亲的班进去的，不看小的也得看老的。事情刚有眉目，厂子倒闭了。百分之三十的工资，人人都得待业，厂子想要他也要不起了。厂子不倒他也不想回去。集体企业没意思，跟一帮老头儿老太太缠钢线更没意思。他早就干腻了。可是除了缠铜线他会干计么？会吃，人家也会吃，可入家有地方挣钱，不会挣也有父母养着。他呢？只有孤零零一张嘴。
罗大妈正给他张罗孤儿补助。长这么大了混成个要饭的，想起来臊得谎，就算街道办事处每月给补助二十几块钱，够干什么？烟钱占一半，剩下的喝粥都不够。几张存折可以顶一阵子。可母亲攒一辈子才攒了一千块钱，他敢敞开花么？薛教导员还指望他留着这点儿钱结婚，真不知道老头儿是么想的。数不清的姑娘都想结婚，他可能也想结婚，但人家跟他没关系。根本就没关系，想也白想。
找工作还不知道人家要不要呢！李慧泉收拢烟头，把烟丝掰进空烟盒，顺手卷了一支。他喜欢打扫卫生，为此常受表扬。扫净管教干部的办公室，出了门儿就在簸箕里翻烟屁股和干净信纸，这事儿谁也不知道。不让抽烟，可他抽了各种牌子的烟，他还知道管教于部们都吝啬，烟头抽得奇短，他比可怜自己还可怜他们。他不觉得抽烟头有什么难堪。逼急了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不信自己找不到工作。
李慧泉骑车到街上，买了米面和油盐酱醋。把副食本扔给售货员，有什么要什么，除了芝麻酱没买，粉丝、鸡蛋什么的，装了满满一篮子。又买了几根胡萝卜和一棵白菜，摇摇晃晃地推着往家走。身上车上装足了过日子的东西，他挺高兴。一个人过就一个人过，别人怎么活他也怎么活，他不比别人差。他要蒸米饭吃，要拌疙瘩汤喝，还要炒菜炒鸡蛋，他得吃出花样儿，不能难为自能难为自己，过去一直是母亲做饭。现在剩了他自己，不会也得会。他得吃得让自己高兴，让母亲高兴，他得过得像个人。厨房里灰土重重，但他嗅到了母亲的气息。勺子、刷子、菜刀，铝屉都挂在靠墙的铁钩子上。三角架上扣着大大小小的锅，窗台码着瓶瓶罐罐和五香粉的纸袋，煤气罐竖在墙角，像颗黑乎乎的炸弹，收拾干净了，一切都现出原来的样子。清洁、寒酸、狭窄，母亲仿佛还活着，正弯着背忙忙碌碌地给他热饭。他吃饭不守时，回来晚了母亲从来不怨他，总是默默地走进小厨房，在八瓦的小灯底下独自摸索。那时候他不知道心疼她，母亲死了，他才清楚自己是个畜生，没人味儿的畜生，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他已经无从孝敬。
煤气罐很沉，用火柴一点居然着了。搁了近三年还有气，这事让他觉得新鲜。蓝色的小火苗“嗖嗖”地往上窜，让人看了高兴。他泡了半盆碱水，把气灶和气罐擦了一遍。都拾掇好了，坐回屋里，六神无主地等着做晚饭。时间还早，该干什么又没了着落。上街逛商店？不行。看人看东西都让他难受。
看电影去？可心里乱糟糟地静不下来，没一点儿兴趣。有个朋友进来聊聊就好了。没有父母的人不会少，没朋友的人可一定不多。谁没朋友谁就得活受罪，心里话没处说，全得憋成屎拉出去。这滋味能把人熬死。晚饭能做熟么？他拿不准。他又想到喝酒，但马上把这个念头赶跑了。他决定给薛教导员写封信。找到了纸笔，可找不着那本字典。他忘了许多字，没有忘记怎么查字典。有字典他就能写出整句子，只要那本半块砖头大的字典在手边，他就不是文盲，他无论如何得找到它。哪儿也找不着。
让野猫叼走了，还是让耗子给吃了？他把里屋的木箱子翻了个底儿朝上，书倒不少，没一本儿是字典。
书页全都发黄．好像让水泡过又晒干了，他看不懂也不想看，只想翻翻，扉页上的签名，每一本都是同祥的字：李若山。墨水的颜色已经发灰，笔画连得很帅，全是父亲的书。父亲是国立土木工程大学的毕业生，解放前干什么不知道，解放后—直在西郊面粉厂当会计师。会计师给人的印象很模糊，很少听人说起他，连母亲都很少讲他，只偶尔提到那人爱喝酒。父亲是得胰腺癌死的。他忘了他的长相，只记得眼珠子很大，脸很长，一言不发地坐在医院的病床上，那是一九六五年父亲留给他的最后形象，也是他能想起来的父亲的唯一真切形象。当时他嘬着一根冰棍在病房里来回溜达，把冰棍纸扔进了一个脏乎乎的痰盂。他对这个肮脏的痰盂的记忆比对父亲病容的记忆要清楚得多。痰盂里那块血把六岁的他吓了一跳，现在想起来仍旧不舒服，好像把脏东西含嘴里了。
他不知道西郊面粉厂在什么地方。但西郊面粉厂每月十二块一直把他供养到十八岁。过了人生那道关卡，他和面粉厂和父亲的关系就彻底了结，他和母亲也就成了纯粹的孤儿寡母。活得不太痛快，但他们自己养活自己，他们跟谁也没关系。到面粉厂当装卸工也许是个办法。那儿的人认识他是谁么？他们还记得那个爱喝酒的叫李若山的老会计么？没人认识他。他是老会计捡来的野种。
李慧泉把书填进了木箱子，无意中发现了自己小时候的作业簿。母亲用针线把它们装订成几大册，包了牛皮纸的封皮，书似的，数不清的五分，他做过一阵子好学生，他忘了，母亲没忘，母亲指望他永远是个好学生。他读了一篇作文，许多字不认识。他不相信这文章竟是他写的。文章叙述了他加入红小兵的喜悦和他的理想。“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这流畅到底”，这流畅而宏大的誓言让他对自己的童年肃然起敬。他蹲在木箱子散发的潮味儿里欣赏自己的作文，直至天黑。陌生的岁月今人神往，但是即便人能够重新活一回，他也没有折向那个年代的足够的勇气。再走一遍，他也还是现在这个样子。许多同学出息了，一个个人模狗样的，但是他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他命里注定在二十五岁的时候哀叹往昔担忧未来，为找不到工作和自己的种种不幸而发愁。他根本就没必要离开电缆沟；他应该撇开人世的烦恼永远地睡在那儿。
作文读不顺畅，但他没想找字典，把写信的事也忘了。晚饭除了一袋方便面，还用小铝锅煮了几个鸡蛋。吃完他就上街了，没骑车，沿着黑漆漆的胡同往有亮儿的地方走。远处总有灯光，他就不停地往前走。有吱啦吱啦的炒菜声。有录音机的音乐，有电视播音员的朗读，还有男人女人或孩子的说笑，一排一排的小平房里传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声音都很温和，好像生怕惊扰了他，生怕惹他伤心似的。
他想解手。厕所里有灯，但是没有人。尿池子上方的墙壁上画有两条畸形的大腿。根部夹着一个画得很粗糙的女性生殖器。它像个有生命的东西扮着鬼脸嘲弄他、他感到恶心。生活杂乱无章，一定是哪儿出了问题。他觉得一切都没有意思。他不知道自己该上哪儿去。
街上行人比白天还多，都在匆勿地赶路，人们不认识他，人们彼此之间也不认识。他没有发觉有谁在跟谁说话。电车站的车牌周围竖着一些孤零零的入影，彼此互不相干，可车一进站，他们就亲热地或仇恨地拥成了黑糊糊的一堆，没有谁照顾谁、也没有一点儿客气。生活就是这副模样。他永远挤不上车，乘车远去的人吵着叫着笑着。没有人在意他一个人给抛了下来。他也许永远赶不上趟儿了，李慧泉走过了灯火辉煌的小饭馆和小酒铺，走过了黑灯瞎火的中药店和报刊亭，他犹豫了片刻，朝马路对面的食品店走过去。他买了一个小笼屉似的奶油蛋糕，想了想，又买了一篮苹果。小篮子是用白柳条编的，衬了红纸和绿纸。苹果有点儿皱，颜色也不太鲜艳。分量还行，沉甸甸的像那么回事。
走到朝阳门立交桥东边一点儿，他拐进了路南的金鸡胡同。数够六根电线杆子，他看见了那个挂着红窗帘的临街的房子。墙根蹲着一个老太太，正就着路灯的光线在摊煤饼。是方叉子的母亲。他拎着东西慢慢凑过去。
“方大妈……”老人直起腰来，上下打量他。
“我是慧泉。我出来了……”
“我谁呢……小五！把门开开。”
慧泉进屋坐下，方叉子的弟弟给他倒了一碗水。里屋有几个人在看电视，谁也没出来。老太太洗了手，半天不想说话。慧泉觉得挺别扭。但出去已经不可能了，人家不欢迎他，想晒他，这情形他可一点儿也没料到。他不停地摆弄蛋糕盒子和水果篮子，显得十分愚蠢，好像生怕人家看不到它们。
“我来……我来看看您，大爷身体好么？”他猜想方叉子的父亲一定在屋里看电视，可问过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