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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再去空耗力气，破费钱财地出版著作是毫无用处的，它不会引起任何一个人的注意。我必须重头再来，换一种新方法，时时处处去逢迎别人。因为只有在经过漫漫岁月之后，一个人的观念才可能有机会拿出来让那些有能力判决它们的人们过过目。
“尽管我处处有错，但我感到我的内心深处并不是自私的，而且在渐渐远离它。有时我甚至想，如果我能感觉到我的努力并非全无用处，我就不该去关心什么名望、财富、舒适，甚至生活本身。如果我能不具姓名地做这一切，也许我会同意这样做。然而，朋友们的责难和你所有的遭遇都是难于承受的，而他们的赞颂之声与钦羡之情却是令人心醉的……我必须驶向另外的航向。”
这次他决心要引起世人瞩目。为了使政治经济学从土星上回到人间，所有为了引人注意的艺术都派上了用场。仅在几天之后，亚历山大·麦克米伦先生就发觉他出版了一本畅销书，一年之内，大获成功。杰文斯在日记中写道：“晚间晴好，1865年12月3日。思想者和发明者的工作可能的确证明是永无用处的，是错误的。但即使它已走上成功之路，它也不能，或许是根本不会，马上被人接受，起码是不能。我对社会缺乏爱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的希望和情感几乎双双破灭了。”
“1865年12月14日。昨天我收到一封约翰·赫谢尔爵士的来信，盛赞我的《煤炭问题》，那是我最近寄给他的。长时间的劳作和压抑在这封信带给我的片刻满足中得到了报偿——或许我该说是足够的报偿。这本我倾注了心血和情感的书，如果少有人读，更少有人能理解，那么至少它得到了这位科学界人士的首肯，而他，我认为也许是世界上最有资格对这一问题做出全面评价的人。”
这位精明的出版商寄给格莱德斯通先生一册，格莱德斯通回信说：“这是一个庞大的，实际是内涵无限的题目，本书对此做了精彩的回顾。”他还邀请作者去拜访他。“我对格莱德斯通的拜访，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我不会轻易忘怀——一个作者会见一位处于权力巅峰的伟大部长。”在对议会的一次演讲中，穆勒提请注意这本书，“在演讲中，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他敦促人们付出更大努力，以实现目前减少国民债务的责任。”实际上，这本书恰好充当了针对偿债基金的一场大辩论的政治弹药。杰文斯写道：“人口扩大，并且总有人们生存的空间；国民收入增长，并伴以缩减的税收；资本积少成多，同时利润和利息上升。这是一个有利状况的结合，以前很少有国家曾经历过，并且不能指望一个国家长期如此。”
这很容易激起这一建议：我们靠自己的自然资本而生，所以目前应当迅速缩减已经不堪重负的债务。然而只要转念一想就会发现，如果我们对煤的需求以几何级数无限增长，那么我们将来的国民收入会有极大的增长，以致于债务膨胀简直是小事一桩。实际上，杰文斯并不怎么担心哪种想法能逃过尖刻的批评。我怀疑，他的结论受到某种心理特性的影响，这种特性许多人都有，但在他心中尤为强烈。这是一种隐秘的本能，他情愿经受资源耗尽所带来的震惊和兴奋。关于这一点，H S．杰文斯先生在与我通信时做了有趣的说明。杰文斯对纸张即将耗尽怀有同样的想法，其原因为对相关原材料的需求十分庞大（这里他又忽视了对技术进步给以适当考虑）。并且，他为自己的恐慌而采取措施，不但储存书写纸张，还储存薄的棕色包装纸，以至于到今天，即他死后50年，他的子孙们还没有用完他留下的这种包装纸；从性质上看，他购买纸张更像是一次投机，而不是买来自己使用，因为他自己在做笔记的时候，常常是写在旧信封的背面或者碎纸片上，而这些本来是应该扔进废纸篓里的。
三
我们现在必须回到杰文斯对商业波动和价格所做的一系列归纳性研究了。这一研究是从他在1862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上宣读的论文开始的。这篇论文的题目是“对周期性商业波动的研究，附以五个图解”。这一页数不足一打的简短论文标志着经济科学新阶段的开始。在杰文斯之前，有人曾经注意过商业的季节性变化以及商业形势好与不好的转换。他也不是第一个把经济统计数字画成图示的人。实际上，他的一些图示与普莱费尔的图示很相似，而杰文斯似乎读过普莱费尔的著作。但对经济数据，杰文斯以新的目的来编排、处理它们，从新的角度来考虑它们，他的方法的意义可以表达为：他接近了现实世界中复杂的经济事实，而他的方法无论在字面上还是暗含着，都像是气象学。实际上许多他从前的论文都是关于气象学的。在做出如下宣言之后他才与经济学联系在一起：“看来有必要在对商业波动进行调查的时候使用我们所熟悉的其他复杂科学的方法，尤其是气象学和地球磁力学的方法。”
就像我们后面将看到的，杰文斯对纯理论的概括与抽象同样精通。他也很清醒，要掌握的资料是不断变换的、复杂的，要发现它们的一致性和变化趋势，就必须加以处理，比较和分析，这样才能得出答案。杰文斯以一个自然科学家所独有的侦查的眼睛和丰富而又有所克制的想象力来观察他的数据，他是第一位能够这样做的理论经济学家。他会一连数小时地对那些图表进行整理、描绘、变换，然后像一个解剖学家制作幻灯片那样小心翼翼地为它们着色，接下来就全身心地观察它们，思索他们，去发现他们的秘密。回首过去，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在1862年之后的50年中，对这一归纳经济学的魔术，很少有学习者和模仿者，但今天他显然已经拥有了数不清的继承者，虽然正确地读懂像沙粒一样的经济数据在今天更需一种科学天分，而不是平平常常就能做到的了。
首先，杰文斯主要对发现和消除季节性波动感兴趣。实际上，他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上宣读的论文的题目是有可能误导别人的，如果那是在暗示它所讨论的是有关商业循环的问题的话。他指出，尽管在商人的头脑中总有一些关于商业波动的知识没有写出来，但他只了解到两个这方面的研究——吉尔巴特关于银行券流通的研究和巴贝奇关于票据清算的数据的研究，它们分别发表在1854年和1856年号的《统计学杂志》上。接下来他就进一步研究贴现率、破产情况、统一公债价格和小麦价格的季节性波动。这时他还没有考虑到大的波动，他的气象学兴趣也还没有把他引向太阳黑子。但是，他从1844年开始的对许多物品的月度价格的研究已在他头脑中形成了一个想法。“1853年前后的巨大的总体价格上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我开始怀疑是否存在着价格基准的变换。”结果，在第二年（1863年），他的小册子《黄金价值的严重下降》就已把他引向了长期波动，而不是循环波动。
当这个不知名的年轻人花费自己的储蓄发表自己在黄金方面的观点的时候，这一题目的研究还非常落后。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金矿曾使得薛瓦利埃（1859年）作出金价将大幅下跌的预言。然而黄金价格这一名词的含义以及适宜的度量标准还十分模糊不清。纽马奇（1857年）和麦克库洛赫（1858年）怀疑并不存在黄金购买力的下降，因而纽马奇在《统计学杂志》（1859年、1860年和1861年）上使这一问题悬而未决。杰文斯不得不从头切实解决价格指数问题。他在这一简短的小册子中所取得的进展，毫不夸张地说，等于所有后继作者的总和。他考察了逻辑问题与辩证问题、称量问题，在算术方法与几何方法之间做出选择，考虑是否排除那些波动不正常的物品，或者一般地说，选择哪些商品才能作为最佳样本。然后他就编写了从1845年到1862年每一年的价格指数，编写的基础是39种商品的平均月度价格，另外他还考虑了79种小商品，以资补充和检验。他这样表述他的最终结论：“我必须信心十足地断定金价下降的事实，但这方面的数字描述却也十分令人泄气。我得出的最低估计是下跌了97个百分点，读者能接受到此我就已经满足了。然而，以我的看法，实际上下跌了将近15个百分点。甚至可能更多。然而，要使数字估计具有更大的准确度肯定还需要很多年。”最后，杰文斯考察了货币价格变化带来的社会影响，根据受影响的程度给各种收入分类，估计对预算和国民债务的影响，探讨“解救办法是否需要或是否存在”，“是否应该放弃金本位制？”“发现金矿是否增加了世界的财富？”最后的估论是：“我只能同意麦克库洛赫的观点，排除那些个别不幸的情况，如果它们存在的话。总之，黄金价值的下降，已经产生了非常有利的效果。它放松了一国在债务和习惯上的束缚，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做到的。无论是那些创造财富还是获得财富的人，报酬都陡然增加。它促使社会中那些上进的、有一技之长的阶层更加努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就像减轻了破产之后的债务一样会不断减轻他的负担。取得这样的效果而并没有打破国民良好的信用，如果信用关系被打乱的话，将造成无法补救的后果。”
这本小册子在处理大量统计数据时体现出来的丰富性和创造性，对资料恰到好处的把握，以及由于只能单枪匹马地研究，又缺乏能减轻工作量的工具而付出的巨大的劳动，它在我们这一领域的历史上建立了无可匹敌的地位。在统计描述的历史上，书中所附的大量图示与表格也显示出很高的价值。
正像杰文斯对季节性波动的研究把他引向对价格长期变动的探查一样，他对后者的分析使他弄清楚了同一时期循环波动所具有的特征。对循环波动的分析与剔除在他对付论敌对起了很大作用。因为对黄金价值长期下降是否存在的疑问主要是由于这种长期变动被商业循环所引起的价格变动掩盖住了。那些否认存在价值标准的长期变化的人们，把观测到的变动归因于人们所熟悉的商业状况的好坏转换，他以新的精确度给商业循环定期以及进行度量。这使他后来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而他目前对商业循环内在原因的观察虽然只是附带做出的，但据我判断，这比他后来通俗化的结论更醒目。他做了如下的概括：“这些巨大的商业波动，在大约十年之中结束了，它改变了商业的进程。所有参与商业的人对此都是熟悉的。商业波动的深层次原因还不能完全确定，看来似乎是用于永久性和远期投资的资本与仅用于短期投资以求增值的资本之间变动不定的比例关系。”
“如果一国的资本每年都能拿出确定的比例用于这样的长期投资，那么投资回报将像投入本身那样有规律，但情况却不是这样。在特定时期内增加，是这些庞大的、长期的项目的特征。”为了支持自己的结论，杰文斯把37年间在联合王国每年生产的砖的数量、进口木材的数量以及铁的价格列成图表表示出来——这是关于杰文斯对归纳的广泛的好奇，以及这段时期的无比勤奋的很好例证（这仅是其中的一个插曲）。
在这里提及此事是恰当的，即杰文斯这时感到申请成为我们这一团体的成员已经时机成熟。他在1864年6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正在考虑自荐成为统计学会会员，因为使用这一称号、使用它的图书馆以及与其他统计学家的结论都对我大有裨益。”
他的下一篇论文《论自1782年以来的价格和通货价值的变动》于1865年5月在统计学会宣读。在这篇文章中，他发展了指数理论，并为继续他对18世纪的系列回顾而付出了巨大努力。第二年，他在统计学会宣读了他的扩展性研究的论文。这些论文使他的社会交往进一步扩大，1877年达到顶峰，他成为协会的秘书和国会议员。此时他移居伦敦，并经常参加我们的会议。1880年他在辞去秘书职务时被任命为副会长。
从1862年到1866年的四年时间里，他的头脑一直处于紧张之中。杰文斯靠他在澳大利亚的积蓄生活。他没有职位，感到孤独和失落。即使在1866年的早些时候，他已经声名鹊起，但却依然感到焦虑和压抑。可见他一直如此。1866年5月，他被任命为曼彻斯特大学欧文斯学院的逻辑学、精神学和伦理学教授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科希登讲座教授。“现在我每年从学院收入300镑，”他在日记中写道，“从自己的钱财中还能得到将近108镑。有了这些钱，还有什么做不成呢？”但现在他要在思考和写作以外的事情上大耗精力。1867年他结婚了。大约十年之后，他才开始另一项重要的统计学研究。
人们常常忘记，杰文斯是在一生中比较晚的时候才发展了他的太阳活动理论，他以太阳的活动来解释商业循环的周期，这一理论永远烙上了他的名字的印记。这一理论发表在两篇论文之中，它们分别于1875年和1878年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宣读。其中第一篇比较简短，它不仅仅是在提出一个可供探讨的问题。1801年，威廉·赫谢尔爵士曾“努力发现谷物价格与阳光能量之间的关系，把太阳黑子每11年一次的变化作为其标志。”1861年，R．C．卡林顿“在他关于太阳的规范工作中，给出了一个上一世纪和本世纪中谷物价格与太阳黑子活动曲线的比较关系的图示。”这两次研究都以失败告终。但杰文斯在欧文斯学院的同事，阿瑟·舒斯特却使这一理论再现生命力。他指出，“在西欧，葡萄获得好收成的年景大约每11年出现一次，而这正是太阳黑子明显活动的平均周期。”索罗尔德·罗杰斯的《英格兰的农业与价格史》1866年开始问世，这为杰文斯分析较长时期的小麦价格提供了资料。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商业危机每10年或11年发生一次：1825，1836－1939，1847，1857，1866。难道这中间就没有什么联系吗？“我很清楚，”杰文斯断言，“这样的思路看起来太过牵强并且像是精心编造的，然而最近50年中，金融危机发生得如此有规律性，看来这样或那样的解释都是可靠的。”但他很快就醒悟过来，不能发表这一想法，它还仅仅是一个思维的闪光。“后来的研究使我确信，我的数字并不支持我从中得出的结论，于是我撤回了论文，未予发表。”
然而，病毒已侵入他的体系之中。每个人深陷于“天衣无缝”这种事情的时候，都将很难自拔。1878年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宣读的一篇论文中，他又回到原地，并在发表了《自然》上的一篇论文中对这一观点进行重述。三个新的发现成为支持他的理由。首先，他上溯到几乎18世纪初的历史，发现了商业危机10年或11年的规律性。其次，他的天文学家朋友们指正他，太阳周期并不像他原来猜想的那样是11．1年，而是10．45年，这与商业危机的序列搭配得更好。再次，他不再用欧洲的收成来解释太阳黑子对商业的影响，因为它的价格数字产生出来的是不利的结果。这次他改用印度的收成情况。他辩解说，由于印度农民的购买力不断增大，他们在购买进口商品同时，也促进了欧洲经济的发展。
杰文斯的观点从未如此清晰过。他列举了大量论据来证明商业危机大约每10．5年发生一次。天文学家们告诉他太阳周期大约是10．5年。他称此为“完美的一致”，这使他对这一巧合过于武断。“请允许我证明，”他在写给《自然》的文章中写道，“我从未如此急切，在经过进一步的仔细研究之后，我完全相信，这些每11年一次的危机的的确确依赖于相同周期的气象变化。”然而，对与商业危机的时间相关的坏年景的确切时间，他大大忽视了，而这是寻找直接联系的必要的第一步。在1875年的一篇论文中，当时他还把证据建立在欧洲的收成之上，他发现了好收成带来的乐观精神这一环节：“约翰·米尔斯先生在《曼彻斯特统计学会会报》（1867－1868）上发表的有关信用循环的出色的论文中指出，这些周期性的危机实际上是精神性的，是源于沮丧、希望、兴奋、失望以及恐慌等心理的反复变化。……如果假设商业信用以及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