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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说总统不是哲人之王，那他又是什么呢？毕竟，他是曾在一所大学度过许多人生时光的一个人。他丝毫不是一个商人或一个普通平庸的党人政客，而是一位具有力量、个性和重要性的人。那么，他的气质如何呢？
线索一旦找到，就会使一切迎刃而解。总统就像一位不信国教的牧师，可能也像一位主教。他的思想和性格，基本上是宗教型的，而不是智慧型的；带有那种思想、感情和表达方式的所有力量和弱点。这种类型之庄严典范，如今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已不复存在了。虽然如此，这种描述将给予普通英国人以这位总统最清晰的印象。
脑际有了这幅图画，我们就可以回转到事件发生的实际过程。总统的世界蓝图，如他的谈话和声明所表达的那样，展现出如此令人敬慕的精神和目标，以致其拥护者们最终的期待是评论其细节——他们觉得，这些细节目前先空缺着是正确的，但将随着应有的程序被填上。人们普遍认为，在一个庞大的顾问团的帮助下，总统已经不仅为国际联盟，而且为“十四点”在实际的和平条约中的体现，考虑好了综合方案。但是，实际上总统什么也没考虑好；当需要付诸实际时，他的观点是含糊不清和残缺不全的。他没有什么计划，没有什么方案，没有什么建设性观点来将他曾在白宫雷鸣般发出的圣戒同活的肉体融合起来。针对每一条，他能够传播说教或向全能的神庄严祷告以填充计划的细节，但他不能把它实际运用于欧洲。
他非但没有详细的建议，而且在很多方面，或许不可避免地，他所掌握的关于欧洲局势的信息是错误的。并且，他不但掌握了错误的信息——劳埃德·乔治先生也是如此——而且他的头脑驽钝而不善适应。在欧洲人中间，总统的迟钝是显著的。他难以做到这些：在一分钟内弄懂别人在说什么；轻瞄一眼就掌握环境；设计一个通过背景的微妙变动来对付问题的回答；所以，他易于被劳埃德·乔治这样人的敏捷性、理解力和灵活感所击败。在会议室中的敏捷方面，几乎不曾发现有一位上层政治家比总统更难以胜任。假若通过作出某种你可以保住对手的面子的轻微的妥协姿态，或重申对他有益又无害于你自己基本利益的话而与之和解，实际胜利属于你的时刻就会经常来到。总统没有武装以这种简单而惯常的权变之术。他的头脑太迟钝、太呆板，难以为任何选择做好准备。总统能够固执己见，拒绝改变态度，就像他对菲乌梅所做的那样。可他没有别的抵御方式；作为一条规则，只须他的对手们稍微地灵活移动一下，就可以防止事情陷入摊牌地步，直到木已成舟。借助愉快的和一种和解的表象，总统就会被动摇立场，就会忘记他固执己见的时刻；当他想起自己身处何境时，已经晚矣。另外，在密切联系中的亲昵、虚伪的谈话中，不可能月复一月地任何时候都固执己见。仅仅对这样一个人而言，胜利才是可能的：对于总体形势，他总是拥有充分、生动的理解以保存他的火力，并确切知道作出决定性行动的珍贵的恰当时机。对此，总统是头脑迟钝和极为困惑不解的。
他不去寻求副手们的集体智慧的帮助，以纠正这些失误。为了条约的经济类条款，他在周围集合起了一群很能干的商界人士；但在公共事务上他们没有经验，关于欧洲（除了一个或两个例外）知道得像他一样少得可怜；并且只是当他为某个特定目的而可能需要他们时，他们才被不定期地召去。这样，在华盛顿时就已发现的冷漠被保持下来了，他本性的不正常的保守，不允许他身边的任何人矢志争取道义平等或持久的影响效果。他的全权代表只是傀儡，甚至被信任的豪斯上校——关于人类与欧洲拥有比总统多得多的知识——也随着时光流逝跌入幕后。总统自身性格所产生的与外界隔绝的状况，被他在四人委员会的同僚们所促进，通过十人委员会的解体而完成。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在他为获得成功而需要每一种关于资源、丰饶状况的描述、需要知识的极端困难的处境中，他听凭自己处于封闭、没有支持、没有建议和孤零零的状态，而人们比他敏锐得多。他听凭自己麻醉于他们制造的氛围，在他们的计划和数据的基础上进行讨论，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这些，与其他各种原因合起来，产生了下述形势。读者一定记得，这里扼要简述成几页文字的这一过程，是在五个月左右的时期中，缓缓地、渐渐地、悄悄地发生的。
由于总统想不出什么办法，会议一般是在法国或英国草案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如果草案在某个方面，变得同他自己的观点和目的完全不一致时，他只好采取一种顽固的阻挠、批评和否定态度。如果他遇到某些带有明显的慷慨性的观点（因为总有一类谁都不会重视的荒谬建议，作为安全的边缘带），对他来说不赞同别人是困难的。妥协折衷是不可避免的，在本质问题上永不妥协非常困难。此外，他很快被弄成似乎加入德国一方，并使自己公开置于“亲德”的莫须有的暗示下。
在十人委员会的早期日子里，展示过很多原则和尊严之后，他发现在他的法国、英国或意大利同僚的方案中有一些确定的非常重要的东西，对此他不能采用秘密外交的方式保证投降。那么，作为最后一着，他将如何行事呢？他可以通过纯粹固执的行为使会期无限期拖长。他可以使会谈破裂，怒冲冲地返回美国，使什么问题也得不到解决。或者，他可以超乎会议首脑们之上向全世界倾诉。这些，都是低劣的选择，对其中每一种，都有许多批驳的话可说。它们也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对一位政治家来说。总统在国会选举上的错误政策，已经削弱了他在本国的个人地位，而美国公众是否支持他采取不让步的政策，是一点也不确定的。它将意味着一场政治运动，在运动中，这些问题将被每种类型的个人的和党派的考虑所笼罩，谁也无法预测在一场胜负当然不取决于优点的斗争中，正确者就是获胜者。而巳，与其同僚们的任何公开破裂，必将使“反德”的盲目激情——一所有协约国公众，仍对此情绪激昂——压到自己头上。他们将不听他的争辩，他们将没有足够的冷静，将此事作为国际道义问题或欧洲的正确治理问题来对待。呼喊声将简单地成为：出自各种险恶、自利的原因，总统希望“放走匈奴人”。法国和英国新闻界的这种几乎异口同声的调子是可以预料的。因而，假如他将手套公然抛到地上，他可能被击败。如果他被击败，同他保持自己的声望、尽力在欧洲政治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内争取好的结果相比，最终的和平会更糟糕吗？然而首要的是，如果他被击败，他不会丧失国际联盟吗？毕竟，这难道不是关系到世界未来幸福的最重要的事吗？条约将会被时间所改变和软化。其中，现在似乎如此重要的许多内容，将变得微不足道，无法实施的许多内容，将因故永不实施。可是联盟，即使在不完善的形式上，也是永久性的，它是政府新原则的最初开端。国际关系中的真理与公道，不可能在几个月内确立起来——它们必须通过联盟缓慢的孕期，依照适当程序诞生。克里孟梭使人们明显地看到，他将以极高的代价吞噬联盟。
当危机来临时，总统是一个孤独的人。在旧世界中的辛苦劳作，使他极大地获得了同情、道义拥护和群众的热情。但现在埋葬于和平会议中，窒息于巴黎闷热的牢狱般的气氛中，没有激情的震动、同情或鼓励从他在所有国家的沉默的选民那里传来。他感到，曾迎接他抵达巴黎的普遍燃烧的烈火已经黯淡下来了；巴黎公众公然嘲笑他；在他老家的政治对手，正趁他不在之机制造反对他的氛围；英国冷淡、尖刻，无动于衷。他对随从人员的态度，使他无法通过私人渠道，来获得公共渠道似乎已阻塞的忠诚与同情的水流。他需要补充集体忠诚之力，但它是缺乏的。德国恐怖仍然悬在我们头上，即使持同情态度的公众，也是非常谨慎的；绝不能鼓励敌人，必须支持我们的朋友，这不是争吵或煽动的时候，总统必须被人们确信在尽最大的努力。就是在这种干旱之中，对总统的忠诚之花枯萎了。
因而，这位总统撤回了下达给“乔治·华盛顿号”的命令；在怒火燃起的一刻，他曾经命令它做好准备以把他从虚伪的会议大厅送回到他权力的宝座，因为在那儿他能够重新恢复自我感觉。但是，他一采取折衷路线，我们曾指出的他性格和素质上的缺点就不幸暴露无遗了！他可以走阳关大道；他可以坚定不移；他可以从西奈或奥林匹斯签发表明；他可以在白宫或甚至在十人委员会里保持不易亲近的态度而平安无事。可是一旦他进了四人委员会的亲密的平等的氛围之中，显然游戏就结束了。
现在，我谈起过的他宗教的或长老会的性格，开始变得危险起来。既然已经决定了某些不可避免的让步，那他就可以借助坚定性、技巧和美国金融力量的运用，寻求保护他能够保持的实质性东西，即使以某些字面之义的牺牲作为代价。然而，总统自己没有能力达到此处所暗示的如此清楚的理解。他过于有责任心了。尽管现在妥协已是必要的，他仍然保持一副讲原则的人的样子。“十四点”的合同牢不可破地束缚了他。他不做任何有失高贵之事；他不做任何有欠公正有欠正确之事；他不做任何有悖于他伟大的、忠诚的声明的事情。这样，“十四点”在口头阐释上，没有任何减损，它们也就变成了虚饰，变成了对任何智力器官而言都是自欺欺人的文件。我敢说，在这一方面，总统的先祖们已这样做过了，他们认为，有必要采取的步骤应同摩西五经的每一个音节相一致。
总统对他的同僚们的态度，现在变为：我愿意竭尽全力帮助你们，希望能够同意你们的设想，可是，我不能做任何有失公正、正确之事；首要的是，你们必须向我表明，你们想干的事情未超出约束着我的声明中的话。然后，那诡辩的、虚伪的注释之网就开始编织了；终于，混合着不诚之丝，织成了整部条约的语言和框架。下面的话很适于描写全巴黎的女巫们：
公道即卑鄙，卑鄙即公道，
于浊雾中徘徊，在秽气中飘摇。
最狡猾的诡辩家们和最虚伪的起草者们，就是这样开始了工作；他们制造出不少巧妙的伎俩，对于比总统聪明的人，这些伎俩足以将他欺骗一个钟头以上。
这样，条约不说德属奥地利被禁止与德国统一，除非通过法国的离去（这将与自决原则相抵触）；而是通过起草人微妙的措辞，宣称“德国承认并严格尊重奥地利的独立，其边界可通过该国与主要的联合与联盟国家订立条约而确定；她同意这种独立是不可剥夺的，除非有国际联盟会议的认可。”听起来，这似乎迥然不同，然而非也。总统难道忘记了：条约另一部分指出，为此目的，联盟会议必须全体一致？
条约没有把丹斯克给予波兰，而将丹斯克规定为一个“自由”城市，却又把这个“自由”城市包括在波兰海关关境以内，授权波兰控制河流和铁路系统；并宣称，“波兰政府应承担该自由城市丹斯克的对外关系事宜，以及该城市公民在国外的外交保护。”
条约将德国河流系统置于外国控制之下，宣称使那些“天然地不止为一国提供入海口，提供或不提供船舶换乘的河流系统”国际化。
像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因总统之故，法国政策的诚实、清楚的企图——限制德国人口和削弱德国经济体系，借助令人敬畏的自由和国际平等的言辞获得了表达。
然而，在总统之道义地位同其头脑昏聩的分裂中，最具有决定性的一刻是：由于他的顾问们的怯懦，他最终使自己被说服，各协约国政府在抚恤金和各项津贴上的开支，应被公平地视为“德国陆海空侵略给联合与联盟国家的平民们带来的损害”，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其他战争花费不能这样看待。这是一场漫长的宗教斗争，在拒绝了许多不同争辩之后，在作为诡辩家艺术杰作前，总统终于有条件地投降了。
工作终于完成了，总统的良心，未受丝毫触动。无论如何，我认为，他的性格，使他留给巴黎一位真正厚道人的印象；大概他至死也会真诚地确信；实际上，条约没有包含任何与其以往言论相抵触的东西。
可这工作做得过于彻底了，这个戏剧最后的悲剧性插曲即归功于此。布洛克道夫·兰茨的答复坚持这样的观点：德国已经在特定保证的基础上放下了她的武器，但条约在很多方面与这些保证相抵触。可这恰恰是总统无法承认的；在孤独思索的苦役中，在向上帝的虔诚祷告中，他没有做任何有失公正、有失正确之事；对总统来说，承认德国的答复具有说服力，就等于损害他的自尊，破坏他心灵的内在平衡；他倔强天性的每一种本能，都起来进行自我保护。对这一话题的讨论，是不可忍受的，每一种下意识的本能，都密谋着去阻止对这一话题的进一步探究。
如此一来，克里孟梭便将数月前似乎离奇和不可能的建议——即不听德国人的——推向了成功。只要总统不曾这样尽职尽责，只要他不曾对自己隐瞒他一直在做的事情，那么即使在最后一例，他还处于能够恢复已丧失的立场、获得一些很可观的胜利的位置。然而，总统被僵固了。他的双臂和双腿被外科大夫捆扎成特定姿态，它们必须被重新分离才能调整。令劳埃德·乔治先生－－在最后时刻，他盼望他敢于保持的全部中庸－－震惊的是，他无法在五天内说服总统，使他明白曾花在五个月时间向他证明的正义、正确的东西中的错误。使这位老长老会教友摆脱困惑，毕竟要比以前使他陷入困惑更难，因为前者关系到他的信仰与自尊。
因此，在最后一幕，总统立场坚定，拒绝妥协。
第二章 劳埃德·乔治先生：
一个片断
我本来希望在此处结束这一章。但是，读者会问，英国首相在最后结局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英国在最终责任上占多大分量？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不是非常确定的。至于第一个问题，谁来描绘这条能将扫帚柄缠住的变色蜥蜴呢？劳埃德·乔治这个人物尚未涂好底色，我并不渴望这项任务。
英国之自私的，或者如果你愿说的话，合法的利益，如现实所示，与“十四点”的冲突并不像法国与“十四点”的冲突那样重大。舰队的覆灭，海运权的剥夺，殖民地的放弃，美索不达米亚的宗主权——这里没有很多总统所渴求的东西，即使从其公开声明的角度看；尤其是当英格兰——其外交的温和性一如既往，未如法国人头脑的逻辑强硬所阻碍——愿向可能被要求的任何事情让步时，英国自身对德国舰队没有欲望，德国舰队的覆灭是裁军的一个步骤。海运权的剥夺，作为对非法的潜水艇战役——这曾是美国参战的明确理由——的补偿，是停战前形势下的一种特别措施。对于殖民地和美索不达米亚，英国不要求任何排他性的最高权力，它们有国际联盟的托管权原则的规定。
因而，当英国代表团启程前往巴黎时，英美谈判者之间似乎没有不可克服的障碍。地平线上只有两朵乌云——所谓的海洋自由，以及抵押于赔款的首相选举。令人们普遍感到惊讶的是，第一点从未被总统提出来；这种缄默，大概是他认为因英国在其他更重大事务上的合作，而应该明智地付出代价；第二点比较重要。
合作，因此被赋予了可能性；它在实践中也得到了相当的实现。英、美代表团的成员们，以兄弟般的感情和相互尊重的纽带联合起来，为一种诚实交易政策和宽宏的仁爱，忠诚地工作在一起、站在一起。同样，首相也很快使自己成为总统的朋友和对抗拉丁人声称的会心与国际理想主义之缺乏的强有力的联盟。这两位强大的独裁者的联合势力，那时为什么没给我们带来好的和平呢？
应更多地从演出炉前地毯上之悲剧与喜剧的心灵与个性的那些亲密运作中，而不是从凭空推测的政治家的帝国野心或哲学中，来寻找答案。总统、老虎和威尔士女巫一块被关闭在一个房间里达六个月，条约就是由此产生出来的东西。是的，威尔士女巫——因为英国首相对这个三角阴谋施加了女性成分。我曾称威尔逊先生为不信国教的非正统牧师。让读者把劳埃德·乔治先生描绘成一位倾国倾城的娇姬吧！这个世界中的一位老人，加上一位妖姬和一位非正统牧师———这些，就是我们剧中的人物。虽然这位女士有时候很虔诚，但还是难以期望那十四戒律会完好无损地出现。
当扫帚柄驰过巴黎昏暗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