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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的停战，是专门为封锁的持续而安排的，但是补充以“协约国对德国供给的考虑达于将被视为必要的程度”。1918年12月的停战协定附件，是由法国和比利时的金融代表达成的——英国和美国不了解—一禁止德国动用她在海外的任何黄金、外国证券或其他流动资产，理由是它们是一种抵押，协约国可凭以服务于赔款之目的。革命之后两星期，在运气和活力的最衰微的时刻，德国人同意了这一条款。你们或许感到惊讶，这样一个条款竟能加到最初的停战条件上去。但是，最初的三个停战协定均规定一个月的有效期；法国人认为，在它每次更新的时候，我们都有权从我们的角度添上任何新条件，尽管这些新条件在最初的协定中被遗忘了，现在却会对我们有好处；并在这种威胁下坚持要德国人接受：推迟停战，以及德国的重新入侵。
随后，封锁持续下去，德国凭以从邻近中立国购买食品的剩余金融资源被冻结了。她无法购买任何食品，这样一个时期已迫在眉睫：她自己收获的果实逐渐耗竭，已经挫败她的饥荒继续延长下去，直至她的生命力消失，她的政府垮台，希望之柱被摧毁。
在胡佛先生的影响下，美同人－－部分地作为人道主义者，部分地预想到其后果——认为这个政策是错误的；而且在12月间，伦敦正进行着争论。我几乎不知道，我们英国人为什么决定促进它的持续。我将之部分地归因于雷丁阁下的优柔寡断，在我们一方是他管这件事；因为那时他正日夜密谋成为赴巴黎代表团的一员，害怕在任何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上持太鲜明的态度。我忆及跟他一块在白厅花园的战时内阁他的房间里，他一连几分钟剔着左手拇指的指甲，处于观望时机以待形势的疑虑之苦中；他的高顶丝帽是完美无瑕的，他整个脸庞、整个人显得那么轮廓鲜明、光润整洁，从如此多的角度反射着细微的光芒，以致人们盼望把他当作一枚别针卡在领带上；别针上套看别针，直到人们几乎分不清哪个是公爵、哪个是饰品；可怜的公爵！
但在更深层次上，我将之归因于官僚政治的固有原因。到那时，封锁已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工具。它花了4年才创生，是白厅最优异的成绩；它已在英国人心中的最微妙处，唤起了他们的特性。它的创始者已开始变得为它自身的缘故而喜爱它；如果它走向终结，它所包含的一些最新进展将被浪费掉；它非常复杂，一个庞大的组织已建立起了既得利益。因而，专家们报告说，它是将我们的和平条件强加于德国的一个工具，一旦暂缓不决，我们的条件就几乎不可能再被强加了。
因此，当我们抵达巴黎时，这个问题对我而言仿佛是最重要和最紧迫的。作为最高经济会议的英国财政代表，这个位置使我有机会对该问题感兴趣。显然，和谈可能要持续几个月，在此期间，寻找向德国供给食品的某种途径，必定是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如果德国政府机构瓦解，那么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旗帜下的混乱将席卷莱茵彼侧的欧洲余部，这对任何人都无任何好处。这个方案不是没有希望的，因为罗伯特阁下公开地持同样的意见，首相心中也是如此；只有法国人反对它。
博奕开端于1919年1月12日的经济会议，并在次日的战争会议上继续进行。威尔逊总统——那时他的精神尚未混乱——以高尚而华美的措辞作详细发言。“只要饥饿持续吞噬德国，”他说，“政府的基础将继续瓦解……”。他信任法国财政部——我引用他的话——“将撤回他们的异议，因为我们正面临布尔什维主义的重大问题和瓦解的力量，它们正威胁着社会。”M·克洛茨有点屈服地回答说，他将乐于满足总统的愿望。可它不全是食品供给问题。它也是一个正义问题。将它作为一件有关正义的事务，他问道，为什么德国应优先为食品付款，而不是优先还清作为其所犯罪行造成损害之补偿的债务？那一天的胜利，实质上归于克洛茨，因为尽管他不得不原则上同意德国可以为食品付款，但他在关于她应当如何付款的问题上持保留态度。
我已经说过，总统用了高尚的措辞讲话；然而人们的动机是各色各样的。胡佛先生坐在他旁边，此人作为美国食品事务的负责人，已向美国农民们承诺，要为他们的猪争取较高的底价；这个承诺已经过分刺激了那个大陆上的母猪们；猪价正在下降。下面，是那天晚上我从巴黎寄给财政大臣的一份报告的摘录：
“至于熏肉，美国人已建议我们卸下准备运往德国的低级熏肉的巨额储备，而代之以来自美国的更新鲜的储备。它将更易于销售。……形势是明朗的。对中立国，脂肪的封锁正在解除，德国将大规模地收到脂肪供给。布尔什维主义将被挫败，新纪元将开始。在最高战争会议上，威尔逊总统在关于即刻实施这些政策方面作了很雄辩的发言。……这时胡佛先生正睡在这样一种梦魇中：猪群从他的被褥上漂游而过；他坦率地承认，必须不惜任何危险，驱散这种梦魇。”
这就是我在特里尔的原因。我们努力去挫败法国的计划，根据他们的计划，在停战期间将只有军方要人与德国人会谈；我们要在那儿为向德国供给食品作出初步安排，并同德国文职代表们讨论他们可能的支付方式。
在我们返回特里尔车站的列车车厢之前，我必须较详细地向你们解释一下两个较为复杂的困难情况，因为它们对于我的情节此后的发展至关重要。
虽然我们中的一些人为食品和财政之事来到了特里尔，但是手头上还有另一件事务。最初的停战协定遗漏了非常多的事情，继起的欲望将会把它们提上议程。在这些事情中，德国商船队就是一个。协约国费尽心机想将这些船列入和约，但同时却没有获取它们的有关条款。然而，吨位供应非常紧缺，德国船只可能应该是有用的。于是就设想，使它们的立即让渡成为第二次停战协定的条件之一。你们会记得，正是这第二次重订，由如今在特里尔的福什负责谈判。可这件事并不像它听起来那么简单。当然，德国人会全力以赴抵抗他们船只的让渡之事；然而，既然世界舆论特别是美国舆论将在多大程度上忍受对德国的侵犯－简单地基于德国拒绝做某件她放下武器时未承诺也未写入条约的事情——是有疑问的，那么说他们的拒绝将威胁到停战的中止，就不免含有可观的诈骗成分；此外，那时，如现在一样，德国军队没有被真正遣散和解除武装，因此侵犯将不得不使用武力，这将延宕我们自己军队的复员、使政治家们变得不受欢迎。
海军总司令部——曾被要求报告英国海军简单地突袭德国码头，海盗般地劫取德国船只的可能性——回答说，这将是一项尴尬的努力。
这样就存在着外交余地。我们的外交计划的中心观点，是将船只的放弃与食品的供给联系起来。既然无论德国放弃船只与否，向德国供给食品都对我们有利，那么这个计划也涉及一种虚张声势的成分。不过在世人面前，可以使它以更好看的面孔出现；因为我们能够很真诚地——像事实上我们做的那样——指出：如果德国不把她的船只交由我们处置，我们将难以找到足够的船只向她供给食品。通过她的潜艇，德国已将运输能力减少到使整个欧洲面临饥饿危险的水平上；如果她自己想被供给食品，唯一合理的做法是，她应将储存在她的港口中的船只借给我们，向她、也向她的邻国运送食品。所以，船只换食品是一笔合理交易。这个诈骗也远不那么危险，因为德国对食品的需要，大概比我们对船只的需要更紧迫。
还有另外一个复杂的困难情况——一种心理方面的－－使迷茫的、屈服的、神经崩溃的、甚至饥饿的德国代表理解这一计划的实质所在。在后面你们将听到，为了使他们顿悟，最终需要采用什么冒失方法。在他们的思想中，有两个支配性观点。第一个是，在和平谈判中，这些船只可能是他们最好的交易筹码，除非为了一种完全确定的等价物，它们绝不能被提前交付。第二个是，他们可能合理地希望，不用自己的资源、而是通过得自美国的一笔贷款来为他们的第一批食品付款。因为那时候，他们很真诚地相信总统仁慈的意图和他的国人的人道主义动机。但是，这两个主意其实都不好。这是由于，我们已铁了心，无论如何要得到这些船只作为潜艇造成的损失的弥补，他们最终的交换价值倒是微不足道的。那个时候，美国的反德情绪已上升到最高点，以致一笔对德贷款（它必须经过国会投票）的政治可能性绝对地等于零。心思全扑在这两个想法上，就妨碍了德国人看清真实形势：英国和美国是真心盼望并力图为向德国供给食品提供便利；由于我们不得不同法国玩游戏，这就使我们不能太公开地这样说、或者做出绝对承诺。出于国内政治原因，我们无法借钱给他们，但愿意允许他们为购买食品而动用他们的海外资产——如果不动用的话，这些海外资产肯定会在稍晚一些时候被抵作赔款。他们德国人如果力图保有这些船只和黄金，那就会一无所获，这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机它们将被允许用来换食品，但根据条约，它们是将被抵作赔款的。我们同他们的关系是虚虚实实的，但他们这些德国聪明人辨别不出实在何处、虚在何处。另一方面，我想，我们相当地高估了那时他们进口食品的紧迫性。如今我似乎觉得，那时候他们其实有我们预料之外的更多锦囊妙计。在以后三个月的谈判中，一个奇怪的特点是：根据所知所见来判断，英国关于德国食品供给的焦虑，从其与时间相联系的急迫性来看，决定性地比德国人自己的焦虑更为强烈。在我自己的思想中，从未很清楚地弄明白：这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德国人秘而不宣的储备；多大程度上归因于他们对供给食品所需时日之长——从海外购买小麦的谈判之日到小麦实际运入德国之日－－的低估，对此我们是非常了解的；多大程度上归因于那时占据德国头头们头脑的对大计划之破产的不负责任、缺乏先见和缺乏任何计划。
我们机械地鞠躬，然后很拥挤地面对面坐在列车车厢一端，中间有一张可折叠的桥牌桌。我们是九个人，他们是六个人。大家赞同讲英语，这有排拒法国人的优点。因此，这位C——伯爵变得不悦，把一根长手指搭在长鼻子上，不合时宜地说道：“为了我本人，我抗议”，“为了我本人，我不能依从”。这个傻瓜！我怀疑他有什么毛病了。我不认为曾对任何人合计起来如此粗鲁过。我初次遇见他，是在罗亚尔咖啡店的午餐会上。当时，他和我正做西班牙证券交易所的工作，我们相处的还不错。他是一位“有教养”的基督徒，在和平时期，凭稍稍有些可疑的财务，勉强维持着一小块不动产。但是后来，他变为福什在法国财政部的侦探，以受过训练的耶稣会会员那种惬意、狡诈、半瞎闯的风格玩着他的游戏。有一次，我跟他在巴黎他的小公寓房里吃饭。那是一个小型宴会。三名受雇的侍者穿着洁净无瑕的衬衣，戴着干净的白棉手套，很是不同凡响；每一道菜都伴有一新杯新酒；丰盛精美的食品不知是何处所做，但每一盘以及每一盘的调料都因袭地做成土豆的各种形状，这一切恰像我某次在伊利斯参加的正式午餐的复制品。就我是一位单身汉的话题，那位夫人和我诙谐而谈，交换着妙语。克罗斯比先生——由一位法国母亲生于路易斯安那，作为唯一会说法语的美国人而获得了至尊之荣－－以彻底的流利性喋喋而谈，讲述内战后在他儿童时代南方所遭受的贫困。那个房间刻板的不雅和狭窄的不适－－我虽然难以描述，但仍然能感受到——使一种法国式的贪婪的贫乏深深压迫着我。
梅尔基奥尔博士是他们的发言人，讲着生动的、有说服力的、近乎流利的英语。在其他人中，现在我只想起了两位——考夫曼博士，德国国家银行的代表，年龄较长，精神颓丧，双眼透出渴望和紧张，典型的中产阶级，似乎有点像一把陈旧的破伞；他一开始就没抓住会议的议题，也再未恢复到议题上来，不过他对梅尔基奥尔所讲的任何内容都急切地予以肯定。另一位是外事局的代表，属于那种特种部队学院的类型，狡猾而相当快活，例着嘴舒畅而笑，急切地捕捉着我们这些人的目光。梅尔基奥尔以一种使人对之产生真诚印象的方式，从容、谨慎而不停顿地讲话。我后来知道，就是这位犹太人，并且只有他，确立了失败者的尊严。
这第一次会议几乎未产生什么实质性东西。在对付法国人的企图方面，我们浪费了一些时间。他们以免遭布尔什维主义威胁、使之更安全一些为借口，主张将存放在德国国家银行的黄金转移到占领区。对我来说，不难执行伯纳·劳先生的指示，即不鼓励这个方案。梅尔基奥尔徒劳地为获得贷款作辩解，为此他机敏地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设想。我专注于我的职责，冷淡、明确地发言，力图使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他们必须将这种念头逐出他们的脑袋．因为它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们坚持的话，那就会浪费掉珍贵的时间。在船只换食品方案方面，我们几乎毫无进展，因为对德国人而言这种设想是新的，他们没有来自魏玛的指示，并且他们的船运代表尚未到达特里尔。不过，我们的确达成了一项有益的临时性协议，通过这项协议，他们立即以黄金和外币形式向我们支付约500百万英镑的款项，用以交换一项即刻供应的食用油和炼乳。对他们的食品供给已在一个小的规模上开始了，专门负责食品供给的组织机构正在建立。我起草了计划，尽可能在细节上做到严格地公平。我认为，他们是高兴的；感觉到气氛并非完全不友好；开始认为（从食品供给正被考虑来看，的确不是被欺骗）存在着一种被公平对待的机会。
下午，船运代表们抵达了，既是官方代表也是支配性的德国航运公司代表。这是因为，他们刚从电报中得知：他们的海船的让渡，将是停战协定更新的一项条件。这个会议没我的事。我是出于好奇参加了它。相对于那节列车车厢，汉堡的大船东们人数太多了；因此，会议被定于特里尔火车站外面的一个酒吧中举行。我们，这些协约国代表，在接待室集合。他们，这些战败者，没有他们的地方，只好凑合着聚集在酒吧中；不过，这个酒吧还在继续营业，特里尔的职员们进进出出。主席职位由B——先生占了，他是一位自命不凡和近乎低能的美国人，曾因不费代价地从发明者那儿购买对现代洗衣机而言很基本的一种小设计而发了财。德国人被叫到了会客室。他们的主要代表已经在发言了，法国年轻译员开始翻译道“诸位……”，这时这位德国人用英语急促地喊道“‘诸位’！如果你愿意的话，说‘先生们’！”这些奄奄一息的海上霸主，就这样为他们的命运而致礼。
回到巴黎时，我感到极不舒服，两天后，就躺在床上休养了。高烧接踵而至，比切姆博士宣布说，在特里尔火车站的不洁环境中，某种有毒细菌已感染了我。我躺在麦基斯蒂克饭店我的套房里，几乎要发狂；在黑暗中，新奇的艺术壁纸图案的幻象如此使我敏感地感到苦恼，我不得不打开灯，通过觉察到真实的壁纸图案，而从其幻象的可怕压力中解脱一会儿。退烧后，我身体很虚弱，难以胜任辩论的混扰；在巴黎，事情进展缓慢；因此我从那里溜走了，到了里维埃拉，坐在西蒙·伯西的阳台上，沐浴着阳光度过了两星期。
从达德利·沃德来的一份电报叫我返回时，自特里尔以来已过了一个月。停战协定的更新再次失效，另一次会议即将来临。2月13日，我再次登上火车，随马歇尔去德国。这是因为，尽管表面上相反，其实特里尔的第一次会议几乎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虽然我们已说服梅尔基奥尔向我们提供400百万英镑的黄金作为对食品的支付，但我们对此的接受还不是绝对的，而是受到最高会议的约束。这是因为，克洛茨对于为此目的动用黄金的禁令仍然有效。尽管我们可以寄希望于他对于接受这一笔小金额的承认，却尚无服务于这一食品计划和谷物进口的财政供应。关于其他非黄金支付方式同梅尔基奥尔的讨论，几乎未产生什么结果。并且，在船只问题上，带着强烈抵触情绪、处于威胁之下的德国人，尽管已同意于对停战条件的下列追加条款“为确保德国和欧洲其余部分获得食品再供给，德国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在停战期间，将整个德国商运船队置于协约国权力和联合国控制的旗帜之下，由一名德国代表协理。这一安排，无论如何不损害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