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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乐呵呵地对记者说：“听说山东省有个农民通过电脑网络做鲜花生意赚了大钱，我也想试试。”她指的可能是山东莱州农民在互联网上把花卉生意做到上千万元规模那件事。
这形成一个奇妙的景观，人们看了报纸，准会以为，在中国，上网就两类人：知识分子和农民！而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网络普及顺序：由知识分子，到工人，再到农民。网络不再是按照信息文化圈、工业文化圈、农业文化圈这种顺序扩散！
“农民比工人更容易适应网络时代”对于农民上网的消息频频见诸报端，而工人上网却全不见报道。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工人都在城里，城里人上网容易，所以即使有个把工人上了网，也算不得什么新闻，所以没人报道；农民就不同了，农民给人的印象很“土”，如果农民反倒先上了网，就成了新鲜事，所以报纸喜欢报道。也许还会有人认为，工人现在都忙着下岗，哪有那份闲心和闲钱上网；农民不下岗，只要有钱，当然能上网。
这些理由都对，但我宁可不这么看。因为这些理由太表面化，除了事实本身，什么也说明不了。真正能说明问题的，是这样一个理由：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助于他上网；而工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妨碍他上网。
戴森就持这种观点。她表示，互联网带来的结构变化之一，是家庭与办公室之间的重新整合。农民因为以往的生活习惯，很容易适应这种工作、生活的相互融合。而工人会发现这是一种全新的工作模式。
换句话说，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套一个最时髦的术语，就是“在家办公”。在高度信息化的美国，非得是白领以上的“有闲劳动”阶层，才能领受在家办公“待遇”。而农民几千年来，过的一直就是“两亩薄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在家办公”生活。
你让他离开家，去单位上班，他一会儿想着回家割麦子，一会儿想着猪窜上了炕，反而不踏实。相反，只要在上述“在家办公”条件上，再加个“手机电脑E…MAIL”，就什么也不缺了。他可以拿个爱立信5000或联想“掌上电脑”的混血儿，蹲在田埂上发布基于IP的指令：“孩他妈，中午吃窝头五个，白酒二两”；或：“速发大白菜五百颗至阿姆斯特丹”。生产生活两不误。
反过来，工人上网，于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就有些问题。首先，他在哪上网呢？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家里？工厂固然可以上网，但那网并不是他的，他和厂子里网络的关系要拐好几道弯才够得上；如果是在家里上网，就是纯消费了，可上网与本职工作挣钱没关，只是为了娱乐，这不太奢侈了吗？这种矛盾，是工业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本身的矛盾。
农民上网的经济学根源上面说的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我想探讨的，是一个理论问题：农业文明与信息文明的内在同质性是什么？这种同质性是否与工业文明异质？
如果这个想法成立，“农民比工人先上网”就不再是什么异类现象了。
两年前，我在郭良主编的“网络文化丛书”中，写了一本《21世纪网络生存术》，其中一个核心思想就是指出：“农业经济是直接经济，工业经济是相反的迂回经济，信息经济又相反是更高的直接经济。”农业经济与信息经济都是直接经济，这就是两种文明的内在同质性。埃瑟。戴森是我两年来遇到的唯一一个与我持类似观点的知名人士，所以我要特别引用她的观点。
农民既然与知识分子，在生产方式上有同质性，农民接受知识分子的上网方式，自然就没有心理障碍了。有心理障碍的反倒是工人，因为工人的生产方式是迂回生产，与农业经济和信息经济都相反。
我们现在就从经济学的观点，剖析一下今年以来各种农民上网的故事和案例，说明这个问题。
案例一：抄市场近道就是直接经济户均一个蔬菜大棚的山东省陵县丁庄乡薛庄村，如今已有60％的农户安装了电话。电话拉买卖，“网上”探行情，陵县农副产品进入市场有了“近道”。前几年，陵县一个林果专业村的农民听外地贩子说，东北市场苹果价格比当地每公斤贵1．2元，便雇车赶往哈尔滨，谁知那里的苹果与当地持平，后又拉到大庆市，没料到价格更低，只好赔本处理。这件事给全县一个教训。为建立准确、灵活的农情信息网络，让农民“抄近道”进市场，这个县首先实施了以村村通电话为主的基础信息工程。近两年，全县投资6000多万元，架光纤，装主机，进村入户。全县20处乡镇、988个行政村实现了电话交换程控化、传输数字化、计费微机化，平均每9户拥有一部程控电话。去年5月初，这个县主动与农业部联系，投资10万多元，加入“全国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批发市场信息网”。今年初，他们又上了互联网，将全县工农业资源概况、投资合作意向等搬上网，并通过互联网把本县各市场的蔬菜价格、成交量等准确、及时发送上网。自入网以来，这个县每天发出农产品信息20余条，接收外地供求信息200多条。今年6月，内蒙古、河北及东北三省等地1000多家出口商、加工商和蔬菜公司纷至沓来，组织收购，比去年同期增加近400家。
人民日报在报道这则消息时，用了一个很妙的说法——“抄市场近道”。抄市场近道，这是直接经济的形象化说法。那个林果专业村的农民在生产起点和消费终点之间，采用了迂回的方法，物理上兜了个大圈，他的失败正是迂回路径过长而又没有保障造成的。而入网后，这个迂回的中间过程就被拉直了，他们不必再兜着圈子外出卖东西，抄了市场的近道。
案例二：农业又要搞直接经济，又要实现社会化，又不上网，将会怎样？
第一种替代方法是亲自直销：我到顺义尹家府乡做社会调查时发现，这里的菜在田头比城里便宜一半，开始农民想搞直销，肥水不流外人田，但搞着搞着就发觉还是让中间贩子赚这一半钱划算。因为农民要整天泡在直销上，他就没时间生产了。这说明，农业生产这种直接经济，与社会化的矛盾，不可能通过物理上的直销解决。按传统方式，它要社会化，必须把利益的一部分，分割给迂回的中间环节（中间商）去分享。拿北京蔬菜来说，这笔迂回费用正好是菜价的一半。
而信息经济这种直接经济，与社会化就没有矛盾。因为在信息经济中，不必为了直销而在物理上跑腿，盖分销店等等，用在迂回上的耗费几乎可忽略不计。换句话来说，信息经济中的社会化成本接近于零。
第二种替代方法是道听途说获得信息：有些人针对边远贫困地区的农民，以帮助脱贫致富为名，大量发布稀有动物养殖、名贵植物种植的虚假信息，诸如珍珠熊、蝎子等，并许诺重金回收，致使成千上万的人血本无归。这说明手工式的信息传播方法，成本极高。河北省永年县的农民刘言林搞蔬菜运销，由于信息不灵，两年下来，不但没赚到钱，还赔进８０００多元。他所在的批发市场与中国农业信息网联通后，他常先打电话问行情，有目的地发菜，不出一年半时间，就赚到３万多元。这说明上网获得信息的优势。
案例三：
网络化的直接经济，直接性表现在消除时空距离在网上，农民有两种途径拉直生产与消费的路径，一是时间上的快捷，一是空间上的直贴，也就是消除时空距离。中山市农民染全福最近购入电脑，加入全国农业信息网。他的贩鱼生意如鱼得水：敲敲鼠标去拿货，拿货之后快出手，异地卖个好价钱。尝到甜头的他逢人就说：“太方便了，真是太方便了。”染全福是中山市第一个上网的农民。今年36岁的染全福，是中山市三角镇地地道道的农民，以贩销生鱼为主业，其客户分布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年运销生鱼400吨、销售额为800万元，成为流通大户。
两年贩运，使染全福最为头痛的是市场多变，以往通过电话了解外地行情，既费时又容易出错，生意有赚有赔，大起大落。今年5月，染全福将购入的电脑与中山市农业信息网相连接，眼界一下子开阔了，可以从网上获得全国各地最新市场行情。上网两个月来，他每天坐在家里敲敲鼠标，就知道各地生鱼的市场价，哪里的价钱好往哪里跑，结果是生意做得得心应手、红红火火。据中山市农业信息网的工作人员介绍，继染全福入网后，中山市又有50多位农民提出入网申请。
我们看到农民上网的经济学根源。一方面，他习惯于农业传统的直接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他又想通过生产社会化提高收入。如果他不想把他菜价的一半给别人，而留给自己，最经济的方法就是上网。而工人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在城市工业中，迂回的各种中间环节是建立好了的。
农业经济作为直接经济，长于自产自消，短于社会化生产。一旦它想从直接经济里走出来，就处处遇到问题。因为迂回的中间环节没有充分社会化，或者建立中间环节成本过高。信息经济也是直接经济，但它的社会化过程，是低成本、高性能的互联网络。有了网络，人们不必在物理地兜圈子上费时费力。因此它是一种比农业经济更高的直接经济。由于农民根本还没受到迂回经济的熏陶，接受起网络来就十分顺当。如果你让他选择，是按工业的方式，迂回地建立生产销售中间环节，还是按信息的方式，直接让产消见面，如果他需要花同样的成本去学，他就可能选择信息的方式。
说农业经济与信息经济有内在同质性，只是说农民上网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但并不等于说中国农民就真的有比工人更好的上网条件。
在现有的有线通信的技术体系中，中国的农民上网要普及实际是很难的。缺乏ISP的服务就是一个难以愈越的障碍，文化素质也是一个重大障碍。
美国就不同了。
美国俄亥俄州的维特尔独自经营着6000英亩土地，连一个帮工都不雇。在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的是一套完整的高级电脑设备。登上收割机的驾驶室，主人津津有味地向人民日报记者介绍了一个叫“卫星定点系统”的特别装置。其技术性很强，听起来很费解。但简单来说，它可通过卫星接收和显示各种有用信息。当收割机在大田里作业的时候，收割的时间、面积、产量和粮食的水分等数据都能准确地显示出来，并储存在一个小小的智能卡上。取出智能卡后，通过电脑系统的处理，即可彩色打印在纸上。例如，各地段收成的好坏，以不同的颜色显示。这样，主人就可据此信息找出某地段为什么产量低的原因，然后再“对症下药”。电脑也成了维特尔必不可少的工具。农场的经营管理靠它，了解市场行情和及时获取各种农业信息也靠它。他入了互联网，过去需要跑路才能干的事情，现在只需敲几下键盘了，如期货交易、采购和销售等等。如今的农业，需要知识，而且得不断学习和掌握新科技。维特尔最后说，“要让儿子继承家业，我必须送他上大学，否则他干不了”。
在人民日报记者的这则报道中，可以看出，美国农民上网，是在工业化发达，通信基础设施完善，教育程度较高的条件下实现的。有了这些条件，上面说的那种建立在网络基础上的直接经济才能真正实现。
话说回来，其实“农民比工人先上网”本身，并不需要太看重，因为那毕竟是个别农民的行为。说明农业经济与信息经济的一致方面，说明农民上网的经济合理性，并不等于说农民真能在现有高成本的有线通信技术条件下，大规模先于城市工人上网。光是缺乏ISP本地服务和文化素质低这两项，就是农民上网难以愈越的门槛。“农民比工人更容易适应网络时代”，更多是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的。当然，信息文化取代工业文化这种总的趋势，终将改变许多当前的“现实”
4、码根码与卖花姑娘前些年硕士生到广场擦皮鞋的事儿，已经不太听说了，可能是因为专业实在不太对口。
而眼下老知识分子做事就与众不同，要饭也得和专业对上口。这不，满街的“码根码”，写在电线杆上、台阶底下、工地墙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特务的接头暗号”（《电脑报》“电脑时空”语）呢。
“码根码”的主人冯天岳，花甲之年，穿着破烂的衣服，和从捡破烂那里讨来的鞋子，沿街徒劳地宣传他的理念。
那满大街的“码根码”，仿佛都幻化成了一声声的“卖花哟、卖花哟”。冯天岳真有点儿不识时务，没看见“知识经济”已成为最热门的话题，山响于朝野，“知识”都被你贴电线杆上了，还怎么“经济”呢？
不骗你，我见过冯天岳。（仿佛小男生、小女生见了什么大头歌星一样）。一日闲来购得《北京晚报》，赫然见头发花白的他，耸拉着脑袋，被雄纠纠的不知什么人员，捉起来放在一个屋里，做“坦白从宽”状。
据冯天岳交待：从1月份开始，他每天晚7点多钟出发，直到深夜1点多钟回家，按着北京城的对角线沿线刷字。一夜出来最少刷4处，最多有近20处。最大的字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斜对面的拆迁围墙上（我可以作证：我坐302每次去中国“硅谷”都看见了）。有一次正在四环路太极公司前“做案”，不幸“码”失前蹄，被当场捉住，痛失工具若干。北京市市容监察队对冯天岳处以500元罚款，并责令他在市容工作人员的监督下清除掉街头所有“码根码”墨迹。这就是59届北京电力工程学院毕业的老知识分子，这就是《斥力在宇宙学中的应用》的作者！
清朝的武训为了办学，不惜沿街行乞；冯天岳为了普及码根码，也弄得自己和乞丐差不多了。据冯天岳说：“我是搞基础理论的，不要多少钱，如果以后‘码根码’能带来经济效益的话，我就用它来买最好的电脑、外设、软件和书。只要有更多的人用‘码根码’，我就满足了。”码根码是一种计算机汉字输入编码，放在20年前，也算“高科技”了。如此“高雅”的技术，为什么却落得“卖花姑娘”般的待遇？冯天岳说：没钱做广告。只要到冯天岳家走一遭，就知此言不虚。冯天岳家老母偏瘫在床，两人以咸菜、白菜度日，据说只有过年才能尝一尝肉。他使的一台过时的486，显示器竟连壳子都没有。知识的创造者，竟沦落到如此地步，这不是在讽刺打击我们热火朝天的“知识经济”吗。
不久前，南方某报刊登了对一位7岁卖花姑娘的采访。这位小女孩，蹦蹦跳跳跑来跑去间，若无其事地接受了记者采访。据她发表的“答记者问”，她之所以跑出来卖花，是为了供她的哥哥继续上学，“我哥哥已经上到初中了，我妈让我供他读书”。在这样的贫困地区，为了获得知识，竟要靠妹妹跑到南方卖花，可名副其实真成了一出《卖花姑娘》。从冯天岳到“卖花姑娘”，使人不禁想到：知识对于还没有解决温饱的人来说，也许还是一件按常规无法得到，需要特别的欠脚够一下才能够到的东西。大多数人都会去牺牲初级需求去满足高级需求，象冯天岳或“卖花姑娘”那样吗？知识经济对于一个工业化还没有完成、信息化刚刚破题的社会来说，也许还需要更坚实一些的基础。
与此形成对照，我还看到另一种景象，这就是“知识经济”名词的热炒和《知识经济》新书的热销。北京科技出版社的《知识经济》一书，今年3月出版，4月就印了第二次，印数从3000册猛增到14000册。我到出版社为单位买书时，搞发行的人跟我说，《知识经济》现在根本不用到书店去征订，光到出版社来直接买书的，就提走了一万多本。“知识经济”热是一件好事，但考虑到还有从冯天岳到“卖花姑娘”等诸多“冷”的一面，我们应该意识到，“知识经济”热，不等于知识经济已经到来；“知识经济”现在更多只是热在“名”上，而不是“实”上。知识经济是信息经济的高级阶段，现在信息社会尚且没有完全取代工业社会，它的高级阶段就更不可能一蹴而就了。我真担心，我们不要因为对知识经济期待值太高太虚，一旦不能马上看到结果，就像这阵的天气，一阵风刮过又变成了“冷”。当我们张开双手拥抱知识经济的到来时，别忘了更重要的，是为眼下工业社会的信息化和正在浮现中的信息经济多做一点实事。
5、数字时代的阿拉丁神灯离21世纪还剩1001夜的时候，阿拉伯人发现了新的阿拉丁神灯。
人们渴望阿拉丁神灯，靠它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在工业文明中，阿拉丁神灯的功能是点石成金，“石”是农业时代的自然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