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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了今天的报纸吗？”她问道。
“是啊，看了。”
“别为它不安，这是他们那边战术上十分糟糕的一着。”她说，“你知道康妮·沃尔什吗？”
“不知道。”
“她是条母狗，”弗尔南德斯尖刻地说，“非常让人讨厌，非常有本事。不过我期望墨菲法官在调解会上会采取强硬立场。我和菲尔·布莱克本商定的结果是这样：开始时我们先听你陈述星期一晚上的事件，然后再听约翰逊的说法。”
“等一下，为什么我该先讲？我先讲对她有利，她可以听到——”
“你是提出控告的人，所以有义务先陈述你的案情。我想这会对我们有利，”弗尔南德斯道，“这样一来，约翰逊就最后做证言，在吃午饭以前。”他们朝院子中间的那栋楼走去。“好，你只要记住两件事情：第一，永远要说实话，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说实话，哪怕你觉得对自己的案子不利，也要丝毫不差地照你所记得的情况说。行吗？”
“行。”
“第二，不要发怒。她的律师会试图激怒你，为你设陷阱。不要上当。如果你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开始发怒了，就要求休会5分钟，同我商量。任何时候你想这么做的话都有权利这么做。我们可以走到外面冷静一下。不过不管做什么，都要保持冷静，桑德斯先生。”
“行。”
“好的。”她推开门。“现在我们去做吧。”
调解庭内壁装着护墙板，室内很宽敞。桑德斯看到一张光亮的木制会议桌，上面放着一只水罐、几个玻璃杯和一些记事本。墙角里有一张带柜的矮餐桌，上面有咖啡和一盘糕点。窗户开向一个带喷泉的罗马式小中庭。他能听到泉水发出轻微的“汩汩”声。
数字通讯公司的法律队伍已经到了，他们沿着会议桌的一侧一字儿排开，里面有菲尔·布莱克本、梅雷迪思·约翰逊、一个名叫本·赫勒的男律师，另外还有两个脸色铁青的女律师。每个女人面前的桌上都很威严地放着一叠厚厚的复印材料。
弗尔南德斯向梅雷迪思·约翰逊做了自我介绍，两个女人握了握手。随后本·赫勒也同桑德斯握了手。赫勒是个面色红润、身体粗壮的人，满头银发，嗓音很低沉。
他在西雅图和权贵们有交情，桑德斯看到他总是想起政客。赫勒为另外几位女士也做了介绍，不过桑德斯马上就忘掉了她们的名字。
梅雷迪思招呼道：“你好，汤姆。”
“梅雷迪思。”
她打扮得是如此楚楚动人，使桑德斯大吃一惊。她身着蓝色西服，配奶油色的衬衫，戴着眼镜，头发向脑后梳着，看上去活像一个可爱而又用功的中学生。赫勒像是要使她安心似的拍了拍她的手，就好像同桑德斯说话对她是一场痛苦的考验一般。
桑德斯和弗尔南德斯在约翰逊和赫勒对面坐下来。大家都拿出了文件和笔记。随后是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直到后来赫勒才问了弗尔南德斯一句：“金·鲍尔那事怎么样啦？”
“我们很高兴。”弗尔南德斯答道。
“他们裁定了损害赔偿金的数额没有？”
“下星期，本。”
“你们要多少？”
“两百万。”
“两百万？”
“性骚扰是严重的事情，本。损害赔偿金数额正在上涨。眼下一般都会判上一百多万，尤其是在公司态度那么恶劣的情况下。”
调解庭那头的一扇门打开了，一个50多岁的女人走了进来。她步履轻快，身体挺得笔直，身上穿着暗蓝色的西服，式样同梅雷迪思穿的那套没有多大分别。
“早上好，”她招呼道，“我是巴巴拉·墨菲。请叫我墨菲法官，或者墨菲女士。”她绕场一圈，同每个人都握了手，然后，在桌子的上首坐下来。她打开公文包，取出了笔记。
“让我来给大家说说我们在这儿举行的调解会的临场规则。”墨菲法官说，“这不是法庭，因此我们的调解情况不会被记录在案。我鼓励每个人都保持文明礼貌的口气。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肆意地相互指责，也不是为了确定谁是谁非。我们的目的是要弄清双方争执的性质，并且决定如何以最佳的方式解决这种争执。
“我想提醒每一个人：双方所作的陈述都是极为严肃的，并且可能对各方都有法律后果。我敦促你们用保守机密的态度来对待每次调解会。特别要提请你们注意，不要同局外人或者新闻界讨论在这里说到的事情。我私下里已经冒昧地同《邮报》的编辑多纳迪奥先生谈了今天该报刊登的那篇由沃尔什女士撰写的文章。我提醒多纳迪奥先生：‘X公司’里的任何一方都只是代表自己的个人，而沃尔什女士却是报社的领薪雇员，因此《邮报》受到中伤罪起诉的危险是实实在在的。多纳迪奥先生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
她把两肘放在桌上，向前探出身子。“那么好，双方已经商定由桑德斯先生先行发言，然后由赫勒先生对他进行质询。接着由约翰逊女士发言，由弗尔南德斯女士对她进行质询。为了节省时间，只有我一人有权在双方委托人作证言时提出问题，而且我将对双方律师所提的问题加以限制。我乐于接受一定程度的讨论，不过我请求大家合作，让我运用判断力，以便让调解进行下去。在我们开始以前，有谁有问题吗？”
没人有问题。
“那好，我们就开始吧。桑德斯先生，你不妨从你的角度对我们谈谈所发生的事情。”
桑德斯平静地说了半小时。他从见到布莱克本，从他那儿听到梅雷迪思将要新任副总经理的事开始说起，说到梅雷迪思作报告后自己同她的交谈，以及交谈中她提出两人为星光驱动器的事碰个头的建议。他详细地叙述了6点钟与梅雷迪思碰头过程中发生的事情。
在这么讲述的时候，他明白了昨天弗尔南德斯为什么坚持要他一遍又一遍地叙述事情的经过。经过那个过程，现在说起事情来就流畅容易得多了；他发现自己可以不加迟疑地说到阴茎、阴道之类的字眼了。不过即便是这样，这样的叙述仍然是一场痛苦的经历。等说到离开办公室、看到外面的清洁女工时，他已感到精疲力竭。
接着他说到给太太的电话、次日清晨的早会、随后同布莱克本的晤谈，以及他做出的起诉的决定。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他结束了叙述。
墨菲法官说：“在继续下去以前，我有一些问题。桑德斯先生，你提到你们碰头时喝了酒。”
“是的。”
“你觉得自己喝了多少酒？”
“不到一杯。”
“约翰逊女士呢？你觉得她喝了多少酒？”
“至少三杯。”
“好的。”她做了一下笔记。“桑德斯先生，你同公司订有雇用合同吗？”
“有的。”
“对于合同上所载的关于对你进行调职或者解雇你的内容，你作何理解？”
“他们不能平白无故地解雇我。”桑德斯说，“关于调职，合同上是怎么说的我不知道。不过我要说的是：他们对我进行调职，等于就是解雇我——”
“我理解你要说的话，”墨菲打断了他，“我问的是你的合同，桑德斯先生。布莱克本先生？”
布莱克本答道：“有关条款提到‘同级调职’的事。”
“我明白了。就是说这点有争议。好，我们继续。赫勒先生，请你向桑德斯先生提问题。”
本·赫勒把他的文件移来调去地摆弄了一阵，清清嗓子说：“桑德斯先生，你想休息一下吗？”
“不，我很好。”
“那么，好吧，桑德斯先生，你刚才提到，星期一早上布莱克本先生告诉你约翰逊女士将担任部门新负责人的时候，你感到意外。”
“是的。”
“你认为新负责人将由谁来担任呢？”
“我不知道。实际上，我觉得可能会轮到我来担任。”
“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我只是这么设想。”
“公司里有什么人，布莱克本先生或者任何别的人，曾经使你认为自己将会得到这个职位吗？”
“没有。”
“有任何书面材料暗示说你将得到这个职位吗？”
“没有。”
“这样看来，你在说你这么设想时，实际上是在根据你所看到的公司的总体情况下结论。”
“是这样。”
“而不是根据任何真实的证据？”
“不是。”
“好吧。还有，你说过：布莱克本先生在告诉你约翰逊女士将得到这个职位的时候，还对你说，她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重新选择部门的负责人。你告诉布莱克本先生说，你把此话理解为约翰逊女士有权解雇你？”
“是的，这是他说的话。”
“他有没有以任何具体的方式说到这个问题？比如说，他有没有说到约翰逊女士可能这样做，还是不可能这样做？”
“他说不可能这样做。”
“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那时候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
“布莱克本先生关于公司事务的判断可靠吗？”
“一般是可靠的。”
“不过不管怎样，布莱克本先生确实说过约翰逊女士有权解雇你。”
“是说过。”
“约翰逊女士对你说过类似的话吗？”
“没有。”
“她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它可以被理解成是一种提议，其实现与否取决于你的表现，包括性方面的表现；这样的话她从来没有说过吗？”
“没有。”
“这样看来，你说你在和约翰逊女士碰头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工作有危险，那并不是因为约翰逊女士实际上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
“不是，”桑德斯答道，“但从整个局势来看，实际上存在着这种危险。”
“你感觉到从整个局势来看存在着这种危险。”
“是的。”
“就像在以前，你感觉到会轮到你提职——就是结果由约翰逊女士得到的那次提职——而实际上并没有轮到你的情况一样？”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只是在说，”赫勒道，“感觉是主观的，它没有事实的分量。”
“反对，”弗尔南德斯开口了，“雇员的感觉在下列情形下一直被认为是正当的，即合理的期望——”
“弗尔南德斯女士，”墨菲道，“赫勒先生并未对你当事人感觉的正当性提出异议。他所质疑的是那些感觉的确切性。”
“可是那些感觉无疑是确切的，因为约翰逊女士是他的上级，她如果愿意的话，的确可以解雇他。”
“这点没有争议，不过赫勒先生所问的是：桑德斯先生是否有产生不合理期望的倾向。在我看来这点与本案是完全有关的。”
“可是法官大人，请恕我直言——”
“弗尔南德斯女士，”墨菲说，“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弄清争议之处。我要请赫勒先生继续问下去。赫勒先生？”
“谢谢法官大人。那么总结一下，桑德斯先生，虽然你感觉到自己的工作不太保险，但你从来都没有从约翰逊女士那儿得到过这种感觉？”
“是的，没有。”
“也没有从布莱克本先生那儿得到过？”
“没有。”
“实际上，也没有从任何别的人那儿得到过？”
“没有。”
“好吧。让我们转过头来看看别的事情。6点钟的那次碰头中怎么会有酒的？”
“约翰逊女士说她要拿瓶酒。”
“你没有请求她这么做吗？”
“没有，是她主动要这么做的。”
“你是怎么反应的？”
“不知道，”桑德斯耸了耸肩膀。“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你高兴吗？”
“我不觉得这样做好，也不觉得这样做不好。”
“让我换个方式来问这个问题，桑德斯先生。当你听到一个像约翰逊女士这样富有魅力的女人计划下班后同你一道喝一杯的时候，你的脑子里想过些什么？”
“我想最好还是去，因为她是我的上司。”
“你想的就是这些吗？”
“是的。”
“你有没有向谁提到过，说你想同约翰逊女士在一个浪漫的环境里单独呆在一起？”
桑德斯诧异地向前倾出身子。“没有。”
“这点你肯定吗？”
“对。”桑德斯边回答边摇了摇头。“我不明白你想要问什么。”
“约翰逊女士不是你从前的恋人吗？”
“是的。”
“你难道不想重温旧好吗？”
“不，不想。我只希望我们能找到某种方式在一起共事。”
“这很困难吗？我倒是觉得既然你们过去如此熟悉，那么在一起共事应该会很容易的。”
“这个，并不是这样，这件事让人很尴尬。”
“是吗？为什么？”
“唔，事情就是这样。我实际上从来没有和她共过事，我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认识她的，所以我就是感到尴尬。”
“你同约翰逊女士先前的关系是怎么结束的，桑德斯先生？”
“我们就那么……逐渐疏远了。”
“你们那时生活在一起吗？”
“是的。我们的关系经过了正常的起伏，最后还是不好，所以我们分开了。”
“没有敌意吗？”
“没有。”
“是谁离开谁的？”
“我记得有点彼此彼此。”
“是谁想到退出的？”
“我想……我记不太清了。我想是我。”
“这就是说，10年前在关系如何结束的问题上，你并没有感到尴尬或紧张。”
“没有。”
“然而现在你却觉得尴尬？”
“当然，”桑德斯说，“因为我们过去有过的是一种关系，而现在要有的却是另外一种关系。”
“你是指现在约翰逊女士将要成为你的上司吗？”
“对。”
“你对此不感到生气吗？对她的任命？”
“我想有一点。”
“只有一点吗？还是可能不止一点呢？”
弗尔南德斯探出身子准备抗议。墨菲飞快地瞪了她一眼，表示警告。弗尔南德斯用两只拳头抵住下巴，没说什么。
“我感到很多东西，”桑德斯答道，“我感到生气、失望、困惑不解、忧虑重重。”
“就是说，虽然当时你心里很乱，但现在你对这一点还是很肯定，即，那天晚上，在任何情况下，你都没有想到要和约翰逊女士发生性关系？”
“没有。”
“心里从来也没想过这个？”
“没有。”
出现了一阵冷场。赫勒摆弄了一会儿笔记，然后又抬起头来。“你结婚了，是吗，桑德斯先生？”
“是的，我结婚了。”
“那天你有没有打电话告诉你太太，说你有一次比较晚的约见？”
“打了。”
“你告诉了她同谁约见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
“我太太对我过去的恋爱关系有时会嫉妒。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让她着急或者不安。”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告诉你太太同约翰逊女士有一次比较晚的约见，她就可能认为你要同旧日的情人鸳梦重温吗？”
“我不知道她会怎么想。”桑德斯道。
“不过不管怎么说，你没有告诉她约翰逊女士的事情。”
“没有。”
“你告诉她什么了？”
“我告诉她我有一个约见，要迟一点回家。”
“迟多久？”
“我告诉她可能要到吃晚饭的时候或者吃过晚饭。”
“明白了。约翰逊女士向你提议过一块儿吃晚饭吗？”
“没有。”
“那就是说，你在给太太打电话时，自认为你同约翰逊女士的约见时间可能会很久？”
“不，”桑德斯答道，“我并没有这么认为。但是我不太清楚约见会要多久。我太太不喜欢我先打电话说要晚一小时，然后又打电话说要两小时。这会让她恼火的。所以我干脆告诉她我可能要等到吃过晚饭后才回来，这样对她来说要好些。她就不会等我；如果我回来得早，那也很好。”
“那么这就是你通常对待太太的策略。”
“是的。”
“这一次也没有什么特别。”
“是没有。”
“换句话说，你通常的做法就是向太太撒谎，不告诉她办公室里发生的真实事情，因为根据你的看法，她不能接受事实。”
“反对，”弗尔南德斯说，“这同本案有什么关系？”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桑德斯气愤地接着说道。
“怎么呢，桑德斯先生？”
“你瞧，每一对婚姻关系都有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的方式就是这样，它会使事情顺利一些，仅此而已。这里涉及到的是家里的时间安排，不是撒谎。”
“可是那天晚上你没有告诉太太说你要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