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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起组织了包括法国作家法朗士、罗曼·罗兰、瓦扬—古久里、英国作家汤姆期·哈代和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内的知识分子国际组织，并办了机关刊物 《不象》，1923年，在法国共产党遭资产阶级政府迫害的严峻关头，他参加了共产党。此后，更辛勤地为反帝国主义战争威胁，支持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事业而奔走呼号。他参加了召集第一次反法西斯大会、召开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和成立全世界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活动，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斯大林在吊唁巴比塞时指出：“他的生活，他的奋斗，他的热望和远见，应该是年轻一代劳动人民的榜样。”
身着国民自卫军男制服的女英雄
——巴黎公社女诗人路易丝·米歇尔
巴黎公社女诗人、小说家路易丝·米歇尔，1830年出生在法国东北部的弗龙古。早期在农村当小学教师。因一直不肯宣誓效忠于帝政，长期在私立的小学教书。她在学校里宣传共和思想，并参加了共和国和社会主义的团体，立志从事解放劳苦大众的革命斗争，终身没有结婚。在第二帝国时期，路易丝·米歇尔把阶级仇恨集中在拿破伦第三身上，当1870年普法战争结束后，拿破伦第三虽然彻底跨台，但是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照样是人民的残暴敌人，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革命爆发，路易丝·米歇尔全力投入保卫公社的战斗。她不但参加宣传工作和治安保卫工作，而且手执武器，身着国民自卫军男战士的制服，登上街垒，参加火线战斗，这位身材瘦小的女教师，在战斗中不顾个人安危，置生死于度外，更不知劳累和困苦，一直战斗在消烟弥漫的最前线，被人们誉为“巴黎公社的女英雄”。
在巴黎公社被血腥镇压的最后一周中，路易丝·米歇尔幸免于难。残暴卑鄙的敌人没有抓到她，便把她的老母亲抓起来。在她的一生中，她对一人充满柔情，那就是她的母亲。为援救落入魔爪的母亲，她不幸陷入罗网，在敌人审讯她的法庭上，她大义凛然，侃侃而谈，誓死不出卖国民自卫军的情报。在敌人的严刑酷打面前，她铿锵有力地说：“如果你们有胆量，你们就判我死刑吧”！可敌人怕判处路易丝·米歇尔死刑会引起广大民众的公愤，发生意外，便判她无期徒刑，流放到海外的荒岛上，终身服苦役。并给她起了许多丑怪的绰号：“纵火犯”、“妖婆”、“魔鬼”……
路易丝·米歇尔在海外荒岛上渡过了九年的苦役犯的非人生活，当她获大赦后（1880）回到法国时，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了。她身体虽已衰弱，但旺盛的革命意志不减当年。她一方面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一方面著书立说，她撰写的《元旦之书》，《被蔑视的人们》、《时代的罪行》、《牙齿打战》、《公社历史和回忆》等作品，对鼓励国民自卫军英勇战斗，打击和震惊敌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她寄托希望于一切彻底摧毁旧世界的社会革命。在晚期，路易丝·米歇尔到处演说、传播激烈的革命言论，反动统治者几次把她打入牢狱，使她受尽折磨，但她始终未向敌人屈服，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路易丝·米歇尔不愧为大名鼎鼎的伟大的巴黎公社英雄和诗人。
为军国主义战争摇旗呐喊
——意大利作家加百列·邓南遮
意大利著名作家加百列·邓南遮，1863年生于意大利中部阿布鲁齐地区佩斯卡拉乡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邓南遮撰写诗文，发表演说，狂热地为帝国主义战争辩护，并志愿入伍，到前线作战，他勇敢顽强，积极投身战争。1916年，他在担任空军飞行员期间，因飞机失事一只眼睛受伤失明，被迫退出前线。在卧床治疗期间，他们渴望重返前线，并撰写了长篇诗作《夜曲》（1921年），作品以一个伤员日记的形式，通过模糊的、梦幻般的回忆，赞美死神，极力讴歌战争。
邓南遮自幼爱好文学。十六岁便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但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1881年进入罗马大学文学系学习。他对大学的课程兴味索然，常混迹于上层社会的交际所，干些风流勾当。他享乐至上的人生观和放荡不羁的生活，在他的“玫瑰小说”三部曲《欢乐》、《无辜者》、《死的胜利》里得到充分的反映。“玫瑰小说”虽带有一定的自传色彩，但作家美化极端个人主义者，宣扬享乐，赞美死亡，在更大程度上是当时进入军国主义阶段前夕的资产阶级腐朽、颓废的精神状态的反映。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意大利完成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垄断资产阶级对内镇压革命运动，实行高压政策，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推行扩张政策。邓南遮也完成了由资产阶级唯美主义文人向军国主义吹鼓手的转变。
邓南通文字艳丽的小说、戏剧曾在意大利风靡一时。他和一些反动作家创办刊物，与进步文化为敌，宣扬民族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在他作品中，追逐自我欲望的满足，空虚、颓废的主人公，逐渐让位于能够肩负“伟大使命”的强有力的个性——“超人”，他鼓吹“超人”没有死亡的权利，他们赋有统治人民的伟大使命。他对古罗马的英武战功的歌颂，渐次取代对个人主义的赞赏。在1893年发表的诗集《海歌》中，极力赞扬古代威尼斯海军对亚德亚里海的征服，呼吁光复意大利过去的光荣。他的剧本《战舰》（1908）描写意大利人历史上的军事成就，为意大利帝国主义向海外军事扩张摇旗呐喊。1926年，墨索里尼发动反革命政变，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邓南遮积极拥护法西斯主义，同墨索里尼建立了私交，为法西斯侵略战争制造舆论、歌功颂德，妄图重温罗马大帝国的旧梦。邓南遮称得上是为军国主义战争摇旗呐喊的吹鼓手。
为正义之战而斗争
——苏联当代著名作家
伊里亚·格里戈里耶奇·爱伦堡
苏联当代著名作家伊里亚·格里戈里耶维奇·爱伦堡，1889年出生于基辅一个犹太工程师的家庭，童年在莫斯科度过。上中学时，他因参加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地下活动被学校开除。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爱伦堡的社会政治观点以很大影响。在1916年发表的诗集《前夜》里，他对帝国主义战争表示不满，但起初并没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社会力量，诗中充满和平主义和悲观情绪。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他以战地记者身份到过前线许多地方，几乎每天在报上发表政治文章和特写，揭露法西斯侵略者的罪行，歌颂人民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这些文章后来被收集在以《战争》为总标题的三个集子里，深受苏联读者欢迎。
爱伦堡在战争和战后期间的创作，以《巴黎的陷落》、《暴风雨》、《巨浪》三部长篇小说最负盛名。它栩栩如生地描绘了1935年至195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欧洲和苏联的广阔历史画面。《巴黎陷落》前二卷叙述战前慕尼黑会议的叛卖性活动，资产阶级政客们欺骗人民群众，千方进计破坏法国人民阵线。小说具体描写了当时法国的仁人志士米肖、彼尔、青年克罗德等人虽有反对战争的愿望，但还不能把人民团结起来，有效地打击法国的叛徒们。该书三四卷叙述纳粹侵略军占领巴黎，以贝当为首的反动政府卖国投降的活动。小说获1942年斯大林奖金。
作家笔下的另一部著名小说 《暴风雨》也同《巴黎的陷落》一样，没有直接描写战争的场面，也没有中心的主人公，而是通过书中许许多多人物在战争期间的感受和活动，来揭示民主力量同法西斯主义的尖锐斗争。作者从描写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巴黎社会的情景开始，以悲壮的笔调和深切的同情感，刻画了法国山河破碎的景象，颂扬了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战士的英勇斗争精神。书中反映了希特勒统治下德国人民的恐怖和苦难生活，优秀的人类学家、工程师和年轻的大学生被迫变成了杀人的工具。情节变化十分迅速，人物的内心独白很多，这是爱伦堡的长篇小说在结构和体裁上的共同特点。小说获得一九四八年斯大林奖金。爱伦堡的另一长篇小说 《巨浪》，描写1948年至1951年战后时期，在美国和法国、捷克和西德、波兰和苏联开展的保卫和平运动，揭露美帝国主义操纵的外洋通讯社在各国进行反苏宣传，搞阴谋活动和破坏性事件，妄图挑起新世界大战。但小说没有能够把保卫和平的运动同人民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在暴露人民的敌人时，没有给予右翼政党的反动面目以应有的揭露，似乎只要一切善良的人民起来保卫和平，就“能够预先制止战争”，这观点和认识显然是错误的。此外，作家在长篇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共六部）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六十余年的时代生活，对俄国、法国、西班牙、美国、印度、中国等许多国家的事件和生活，以及他所说的“政治家、幻想家、作家、冒险家”作了随心所欲的描写。
1967年8月31日，爱伦堡在莫斯科逝世。
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中最富有远见、才华的领袖兼诗人
——赫里斯多·波特夫
赫里斯多·波特夫是保加利亚十九世纪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和诗人。他的创作活动与他亲身参加民族解放斗争的革命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作品朴实、高雅、清新。他的诗歌是保加利亚革命文学中的一面光辉的旗帜。季米特洛夫曾称他为“上世纪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中最有才华和最有远见的领袖”，是“为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天才诗人”。
波特夫1848年生于卡洛费尔城，父亲是知名的启蒙学者和进步教师。波特夫十五岁到俄国敖德萨求学，受到俄国著名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影响，从事诗歌写作。他最初的诗歌《致母亲》、《致兄弟》倾诉了身在异国的孤独和对祖国亲人的怀念。1866年，波特夫由于沙皇政府的迫害，中途辍学。次年春天，回故乡接替他父亲的工作。因从事革命活动触怒土耳其当局，再次去俄国学习。途经罗马尼亚时，加入了保加利亚革命流亡者的行列。他先后创办《保加利亚流亡者论坛》报、《旗帜》报、《闹钟》报，宣传民族解放思想，产生过巨大影响。
1868年7月，革命领导人哈基·迪米特尔组织两支起义军进入保加利亚。波特夫参加了大队长热留的队伍。在横渡多瑙河的前夜，诗人写的《离别》一诗，把与母亲诀别的慷慨悲怜与展望胜利的豪放乐观精神揉合在一起，抒发了他炽热的爱国热情和视死如归、义无反顾的英雄气概。1869年，以瓦西尔·列夫斯基为首的革命领导人在布加勒斯特组成保加利亚中央革命委员会，波特夫当选为中央委员。此时，他发表了《哀歌》、《斗争》、《海杜特》等艺术性较高的作品。其中 《海杜特》是一首未完成的叙事体长诗。它通过贫苦农民之子继父志，争当海杜特 （即游击队）的描写，形象地反映了身受民族压迫与封建剥削的贫苦农民前仆后继、精忠报国的革命精神，是保加利亚数百年来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一个宿影。
1873年，瓦西尔·列夫斯基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害。波特夫写了《瓦西尔·列夫斯基的绞刑》一诗，这是一首具有强烈号召力的悲壮的挽歌，表现了国家和民族对于英雄遇害的哀痛。列夫斯基逝世后，波特夫接替了他的革命领导工作。
1876年，保加利亚南部爆发了有名的“四月起义”，波特夫带队回国支援。正向沃拉山挺进时，遭到土耳其军队的包围和袭击。战斗中，他机智勇敢，果断指挥，与埋伏在这里的敌军进行了顽强的战斗，终因地势不利而中弹牺牲。波特夫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和鲜血实践了他以身报国的爱主义夙愿，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民族斗争的颂歌。
波特夫的一生是短促的。他的作品虽然不是很多，但由于他生前接触过马克思的著作，其作品有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现存的二十多首诗和政论文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诵，对民族解放斗争和后来的反法西斯战争发挥了鼓舞斗志的作用，在保加利亚文坛上开创了一代诗风。
为了欢乐而生，为了欢乐而战斗
——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英雄、文艺评论家尤利乌斯·伏契克
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英雄、革命的新闻工作者、文艺评论家和作家尤利乌斯·伏契克，1903年生于布拉格一个工人家庭。从少年时代起，他就深切地感受到工人阶级受剥削压迫的痛苦生活，在十月革命鼓舞下投入革命活动，他刚满十八岁，就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法西斯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伏契克积极参加领导地下斗争，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伏契克于1942年4月不幸被捕，在盖世太保监狱里监禁了四百一十天，备受残酷的折磨。然而，他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特别是在死神临近之时，他挥笔疾书：“我们为了欢乐而生，为了欢乐而战斗，我们将要为欢乐而死。让悲哀永远不同我们的名字联在一起。”这些洋溢着火一样热情的语言，表现了作家热爱生活，热爱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胜利信念的高尚的革命情操和乐观主义精神。
伏契克自幼爱好文学。1921年进入布拉格查理大学文学院学习。在学习期间，他常利用业余时间为党的报刊和其它进步刊物撰写文章。后来，他被党指派为文艺与政治评论刊物《创造》的总编辑和党中央机关报《红色政权报》的编辑。他曾两次去苏联，写了 《在我们的明天已成为昨天的国家里》（1931）和《在亲爱的国家里》（1931）等作品，歌颂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此，曾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出狱后，他积极投身1923年春捷克北部矿工大罢工。1936年后，捷克的独立日益受到法西斯德国的严重威胁。
《慕尼黑协定》出卖了他的祖国。伏契克用战斗的笔，以炽爱的爱国主义战斗热情写了许多政论文章、宣言和告人民书，揭露国内外反动派的叛卖勾当和法西斯纳粹的阴谋嘴脸，号召人民起来战斗。
1942年四月，伏契克因叛徒的出卖而被捕。在狱中刑讯日子里，在时刻有被拉上绞刑架的危险处境中，他得到了监狱看守人的帮助，用铅笔头在碎纸片上写成了举世闻名的长篇特写 《绞刑架下的报告》。全书共分八章。作者真实地描写出他从被捕的第一天起，就遭到骇人听闻的拷打和迫害，处于死亡的边缘。但对胜利的坚定信念鼓舞激励他领导“狱中集体”，向法西斯匪徒斗争。作家用对比的方法描写了反法西斯战士阵营和法西斯匪徒的阵营。伏契克领导的“狱中集体”，团结紧密，刚毅乐观，宁死不屈，犹如一座座“岩石的雕象”法西斯阵营则明争暗斗，色厉内茬，丧失自信，都是些“朽木雕成的木偶”。作家用很大的篇幅来揭露那些残酷如野兽的法西斯匪徒的狰狞面目，形象逼真地描写了那些集渺小、残暴、可笑于一身的叛徒、懦夫的卑鄙灵魂；用振奋人心的笔墨刻画出一位共产主义战士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同他们所憎恨的制度斗争到生命最后一刻的光辉形象。作者在书中写道：“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这后来成为千百万革命者铭记的箴言。《绞刑架下的报告》可是说是“一颗充满力量的心灵的自白，是一个欢乐而饱经风霜的人所唱的战歌。”这部散文诗篇一九四五年在捷克出版后，已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八十多种文字，鼓舞世界人民为争取自由、正义而战斗。
伏契克我不愧“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战斗，为欢乐而死”的民族英雄。
传播战地捷报的雌鹰
——美国著名女记者、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美国著名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1891年生于美国密苏里洲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小学未毕业就开始做工，先后当过侍女、烟厂工人、书刊推销员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她在《纽约呼声报》工作，从此开始了她的文学生涯。1919年底，史沫特莱在一艘开往波兰的货船上当侍女，来到当时印刷独立运动的重要据点柏林。在这里侨居的八年中，她与印度革命者密切交往，全力研究印度、中国历史。1928年底，她作为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的特派记者，长途跋涉来到中国。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最为猖獗的年代里，她不避艰险地掩护我国的革命者，积极参加中国进步文化运动，主持创办英文刊物 《中国呼声报》。热情向全世界宣传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并根据江西中央苏区革命者的谈话，写成了《中国红军在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