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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记者证？”一个50多岁的村民突然走上来，他穿着一件灰褐色的中山装，脸上布满在烈日和风沙中劳作积淀下的硬硬的皱纹，像警察审问罪犯式地冲记者吼道，“还有名片！”老汉盯着记者证和名片足足看了4、5分钟。有些村民情绪激动起来：“都是你们记者，说我们文楼有多少多少艾滋病，结果从北京遣返回来好多打工的，我们种的菜都没人买了。”但马上有人反驳：“你不要听乡里胡说，没有高医生和记者把咱们的病反映出去，现在你能免费吃药打针？”“高医生也不咋的，他尽给病轻的人钱，不给我们病重的。”又有人说。更多的人围过来，一层，两层，三层，四层，用各种眼神但并不友好地盯着。“你的介绍信呢？”那老汉又蹦一句来，更威风地盯着记者。介绍信当然是没有的。
右后方终于有一个声音说：“中国公民到哪里不行啊。何况他还啥也没采访。把记者证还给他吧。”“不行，乡里说了，记者不能私自来采访。”老汉并不准备让步。“让他走吧。”另外几个人也帮着说话。老汉迟疑之间，右后方的一只手把记者证夺过来，拉着记者往外就走。身后有人在骂骂咧咧。“请不要介意，我们都有艾滋病。”
这个名叫程建中的村民说，“我们也都是受害者。”程告诉记者，那老汉是文楼村“艾滋病协会”的会长。自从1999年7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桂西恩教授在这里发现了数以百计的艾滋病患者和携带者，死亡的阴影便笼罩着这个偏僻的中国村庄。
8月23日，国家卫生部在北京公布了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确切地说，包括6个自然村、3170人口的文楼大队，1995年之前有1310人常年卖血，按照1999年11月和2001年4月卫生部门的调查，43％左右的卖血者感染了艾滋病毒。从1995年至今，至少31人死于艾滋病，241名病毒感染者和38名艾滋病人正在等待死亡。具体到只有800人的文楼自然村，按照村民们自己的统计，90％的青壮年——至少300人以上——常年卖血，其中大概只有5个人得以幸免。“我们大部分都是桂教授查出来的，今年卫生部又来过两次，4月份查的是尿，6月查的是血。”程建中说，“谁有病大家都知道，在这里也没什么好保密的。”最初的恐惧和绝望之后，生活在这一世界上艾滋病发病率最高地区的村民决定打破沉默。尽管有人仍然为自己得了“这个脏的病”而羞愧，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这样的画面：一个60多岁的老农感到“我们文楼人太丢人现眼了，在人前抬不起头”，但大部分人已经不再自惭形秽。“我们没有卖淫嫖娼，也没有吸毒，我们只是到那些官办的血站卖血，我们又没有做错事。”
程建中坚决地说，“必须有人为我们的病负责。”另一位村民告诉记者，他们希望提出诉讼，但不知道该把谁推上被告席。8月4日，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率领的由官员和北京专家组成的中央工作组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紧张的空气。“现在日子比以前好过了。”34岁的艾滋病人程勇力说。免费医疗对穷困的村民是雪中送炭，8月29日记者到文楼的那一天，X光机、B超、显微镜刚刚运到春节后修建的村卫生所，这是按照专家的意见进行抗病毒治疗所必需的检测设备。
据介绍，为救助文楼村民，有关部门和当地政府已经花费了500万人民币，包括电网改造、小学修缮和40万元的药费。但村民们还是不满意。一个普遍的抱怨是县里一共发放了三次救济，但很多人只拿到一次：50元钱，一个毛毯和一双鞋，甚至有老实的病人一次都没得到。尽管政府保证病人的孩子可以免交学费，但这个新学期在文楼的小学校里并没有执行。从县直和各乡医院调来的医生护士几乎一天一换，对病人病情的了解只能通过病历记录。连对疫情的调查都被指责动了手脚以压缩比例，有些父母患病的儿童被锁在学校的教室里不准外出，直至愤怒的家长上告，方由卫生部官员责令当地补查。“这是形式主义，上面对我们很关心，但一到下面就变味了。”一位村民说。文楼村民对艾滋病的恐惧已经演化成外界对文楼的恐惧。卖油条的、卖猪头肉的、卖种子的、收西瓜的，现在都不再光临了，村民们告诉记者，在中央工作组之前，没有看到有当地政府官员前来慰问或调查。关心和回避的并存使艾滋病人愤懑的情绪变得奇怪起来。
来自北京的官员曾请几位病人代表到上蔡宾馆，有病人便要求住带空调的房间，第二天又要求给自己家里也装一个。“我了解他们的情绪，但我觉得他们应该找到更合情合法的途径要求赔偿。”告诉记者此事的一位官员说。
战争开始了
“战争开始了。”高耀洁有些蹒跚地迈上河南省图书馆高高的台阶。这个76岁的老太太用半年前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给她的“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的2万美元奖金和福特基金会1万美元赠款，印刷了12万册《艾滋病/性病的防治》。“我要把这些书全部发给最需要的人。”高耀洁教授说，“我害怕这场战争的灾难比二战还要大。”
8月23日下午，高耀洁和记者押送着第一批14400册书开始了她后来称之为“磕头”的送书之路。省教育厅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3150本，宋庆龄基金会525本，省图书馆5075本——只有在省图书馆，才有一位副馆长和馆长助理出来接待，帮着张罗卸书。“我知道你们有134个市县图书馆和800个服务站，所以我还准备给你们2万本。”高耀洁对馆长嘱咐道，“但你们得把这些书发下去，我是要看回执的。”“我需要保证这些书能让需要的人免费看到，而不是被堆在仓库里或被卖掉。”
高耀洁告诉记者，开封有一个23岁的女护士，给艾滋病人打针时不幸感染，她把伤口包扎上了。而实际上只需要按住动脉往外挤，用水冲，再放入酒精中20分钟就行了，“她在电话里哭着对我说，自己也到图书馆查过，但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书。”高耀洁已经自费把他的书寄给了700多索求者。她还希望能给省卫生防疫站2万本，但有人不愿意接受，理由是不能让病人知道那么多知识。最后是主管的副站长王哲出来说话，收下了2万1千本。“这是很残酷的，应该让他们知道，他们知道的越清楚越好。”高耀洁说，她去过很多艾滋病高发乡村，“那里连一张挂图都没有，只是在上蔡那边的小学教室里挂了一个电影明星（濮存淅）。”
高耀洁曾经一度很担心有人阻止这本书的出版，因为她在书中提到了自己的发现：驻马店的上蔡、西平、周口的项城、沈丘和许昌的鄢陵等县的很多病例证明，夫妻中有一方得了艾滋病，另一方可能过好几年也没有发现感染病毒。她提出这一“值得关注的问题”的用意，一是提醒学界对中国人体质与HIV性行为感染的亲和力进行研究，更关键的是佐证自己的一个重要观点：在中国，血液是艾滋病最大的传播途径，绝大部分的艾滋病患者都是采血问题的受害者。
即使到目前为止，官方的说法还是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以静脉吸毒传播为主，在估计的60万HIV病毒感染者中，吸毒者占总数的69。8％，经性接触传播的占6。9％，从1998年到2001年6月，经采供血传播的占同期感染总数的6％。“我以前也这么认为，《艾滋病/性病的防治》这本书1996年第一版时也是这么写的。但从1999年开始，我发现情况不是这样的了。”高耀洁说，“我们是经血传播为主。”
今年年初，高耀洁和桂西恩这两位在河南农村有很高知名度的医生，受邀参加了在清华大学开的一个研讨会。会上北京一位姓汤的教授提出新观点，中国的艾滋病感染70％—90％是通过色情业传播。“我像苍蝇一样跟着这汤教授，问他说的是真的吗。我以我的人格担保，通过色情业传播的连7％—9％都不到。后来这汤教授说，他是查了好多文件和资料得出的结论。云南和四川的代表说他们那里以吸毒传播为主，结果仔细一问，他们也是连一个艾滋病人都没见过。”高耀洁在记者面前挺起胸膛，“我见过的艾滋病人不下一千，我收到的数千封信来自全国各地，99％都是血液传播。”
记者只去过河南调查艾滋病，所以对全国的状况没有发言权。但在豫东的开封，当地最大的一家医院的主任医师告诉记者，这几年他们检测出的艾滋病人和携带者上千例，全部是献血和被动输血者，开封尚没有发现一例因性传播和吸毒致病者。当记者再次向他确认每年经他们医院发现的艾滋病人和携带者是否有1000人的时候，他犹豫很久，才回答说：“今年也就几十例吧。”发布像艾滋病这样的传染病疫情，是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和权力做的事情。
事实上，没有人知道真实的数量有多少。这位医生只能告诉记者，90年代初开封的尉氏、杞县等地血站和卖血的普及泛滥程度一点不比上蔡差，卫生部和桂西恩对卖血者的艾滋病感染比率的检验结果分别是40％多和60％。即使按照这个比率，也是十分恐怖的数字。记者在开封尉氏县屈楼村看到，这个700人的小村庄去年死亡4人，今年又死了4个，还有5个人已经明显表现出与死者共同的症状：持续发烧38度以上，持续腹泻，体重几十斤地下降，长疮流浓，脸色吓人的发黑。
记者把所见所闻告知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副站长王哲，王哲回答说：“这些情况我们都掌握。”但屈楼村民告诉记者，自从1999年那里开始出现疫情后，没有任何一位来自北京、郑州、开封或者尉氏县、乡里的官员或卫生防疫人员去过。8月27日下午，在郑州纬五路河南省卫生厅的门口，一个中年农妇蹲在地上痛苦地呕吐着绿色的东西。100米外的省卫生防疫站门诊部，是河南省惟一的艾滋病确诊医院，三楼的确诊室门口，从4点到4点10分，等待在那里的一男一女分别被告知染上了绝症。医生问了一句“废话”：“以前卖过血吧？”然后一人发了一张4开小报，告诉他们回去注意家人预防，就不再多说一句。男人很快地离去，那个来自豫北焦作温县的农妇和她的丈夫茫然地等待着什么，但终于也慢慢地下楼，出门，然后一前一后，消失在人群中。他们的脸上，什么表情也分辨不出。“没有多少安全的地方了。”记者身旁的一个男医生说了一句。不仅仅是一个上蔡，甚至上蔡可能还不是最严重的，因为有比上蔡更穷、卖血更多的地方；也不仅仅是河南，在陕西商洛地区，在河北、安徽、山西，都发生过甚至还正在发生着这样的惨剧。
“中国已经进入艾滋病流行的快速增长期，一旦进入增长期，就会呈现感染加速增长的趋势，如果在这个阶段防治措施不力，就会迅速进入泛滥期。假如不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艾滋病的流行将成为国家性灾难。”去年6月28日，中科院院士、艾滋病研究专家曾毅教授在中科院院士大会上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如果真的是采血——至少在像河南这样的区域——是采血把数以千百计老实本分的农民制造成艾滋病患者，那么，人类历史上这一罕见的公共卫生事故，该到了揭开盖子追问责任的时候了。
血浆经济
1995年，是世界流行病防治的奠基级人物巴斯德逝世100周年，这一年2月26日到3月1日，在河内举办了一次纪念巴斯德逝世的国际流行病研讨会。会议行将结束时，与会的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曾毅突然接到国内电话，河南河北地区发生艾滋病大规模疫情，催促曾毅尽快回国。究竟是发现了什么迹象和事实使得卫生部如此紧张，我们不得而知，被采访的一些卫生官员也说法不一，但从现在回想起来，一些先兆早已有之。
1991年初，当时还是河南省人大代表的高耀洁从参加人大会的农村妇女代表那里得知，一些农村因为卖血导致肝炎等传染病流行，她当即提案，要求严格买卖血卫生管理。也就在那前后，省卫生防疫站的一位老专家百思不得其解地发现，被消灭已久的疟原虫又在豫南一带流行，直到一位从驻马店出来的省领导质问他，驻马店防疫部门的血站抽农民的血，一天卖几次，这么抽老农民的血不抽垮了？
1992年七、八月间，河南省各地普查丙肝，结果吓人一跳，这个刚刚分离出来的肝炎种类在河南的发病率居然直追老牌传染病乙肝，比国外的发病率高出四五十倍。尤其是在卖血人群中，感染丙肝的人数一般都在一半以上。然而，疟原虫也好，丙肝也好，毕竟不是什么要命的传染病，当时所采取的措施是不再允许他们的血用于医疗输血。没有人想到，更多的人因此而被推入更为残酷的深渊。不能用于医疗输血并不代表不能卖血，当时刚刚兴起的一种单采血浆的卖血方式就并不拒绝丙肝患者，这种方式只需要检测乙肝两对半。所谓单采血浆，就是把采到的血用离心机分层，只要血浆，把红细胞回输卖血者，采到的血浆卖给生物制药公司，可以提炼制成人血白蛋白、球蛋白、干扰素、血小板因子等昂贵药剂。据一位医生出身的卫生局长介绍，白蛋白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于治疗休克、烧伤、外科手术、癌症放疗化疗、生产失血太多后等引起的血容量锐减，以及慢性肾炎、肝炎、糖尿病，到目前为止，白蛋白的生产还主要靠从人血浆或人胎盘中提取。
90年代之前，中国医院所使用的白蛋白基本从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国进口。但按照卫生部、外经贸部、海关总署1984年和1988年两次联合通知的说法，“鉴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性恋和静脉注射毒品已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艾滋病又常见于男性同性恋者，而国外用于制造血液制品（如白蛋白、丙种球蛋白等）的血浆供应者中同性恋者又占很大比例”，为防止艾滋病传入我国，血浆、人血白蛋白、球蛋白等血液制品被禁止或限制进口。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兴建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也是一桩一本万利的好买卖。血液制品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稀缺商品，中国直到80年代末白蛋白的产量也不过十多吨，根本供不应求，由于进口受限，价格高企。而中国是人口大国，像河南这样9000万的人口大省，80％是低收入的农民，哪怕这7000万人有百分之一二愿意卖血，哪怕每年只卖一两次，也能创造上亿的价值。与此同时，可以带动大批采血人员就业——于国、于民、于商都是只赚不赔的好事。偏远贫困的内地农村因此成为便宜而干净的血浆的理想采集地。这其中关键的中间环节是主要由卫生医疗部门开设的血站。事实上，这些被卖血者称为官办的血站始终是“血浆经济”最积极的开拓者、鼓吹者和组织者。“在医院门口的广告栏里，贴着献血光荣，救死扶伤。”同样属于文楼艾滋病人一员的程建中告诉记者，“血站总是宣传采血的好处，单采比全采好处多，说血跟井水一样，抽几桶还是那么多，经常把老水抽出来换新水，去旧血，换新血，有利于新陈代谢。对身体有益无害。你不去卖血，说明你身体不健康，有病。”每次单采都需要先从卖血者抽出800cc满满两大袋的“全血”，经过离心机和净化室分离后，再将下层的400cc红细胞回输，卖血者得到40元到50元，根据地点和时间的不同略有差别。这种方法的一个妙处是由于负责运输氧气和养料的红细胞并不减少，所以卖血者抽掉400cc不会觉得明显的虚弱和精神不振。但灾难就在这不知不觉的回输和皆大欢喜的赚钱中降临了。至少有三个环节被认为存在着致命的漏洞。
首先是抽完血后剪断输血管的消毒剪和掐血袋口的消毒钳，这两个器械都与抽出来的全血接触，但原上蔡县人民医院血站的一位护士承认，这些总是沾满鲜血的剪子和钳子都只是在晚上泡一夜，白天肯定是刚沾过这个人的血又去碰另一个人的。然后是离心机，境外有报道称是将几个同一血型人的全血混在一起离心，然后再把已经充分混合的红细胞回输。但记者在河南采访时，没有听到有哪个血站是这么操作的。
事实上，普遍采用的离心机里面被分成12个小锅，每个小锅里放两袋血。但即使是这样分隔离心，也非常容易出现血袋被甩破的情况，离心机里鲜血淋漓是很正常的事情。但血站分离员一般只是把破损严重的血袋扔掉，如果血细胞流失不太严重则照常操作——这种情况下，同样会有沾有别人血液的红细胞被回输。由于回输这种特殊的操作过程，无论是消毒剪、消毒钳还是离心机，尤其是前两种器械，为病毒的可能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