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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也想到过死，如果我早点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我可能就放弃治疗了，让自己自生自灭。后来我想，作为一个人，首先要自信些，看到好的方面，这样才有信心。得了这种病的人都很痛苦，再说父母把自己养这么大也不容易。如果放弃了，首先是不孝。我就想不论走多么长的路，顺其自然吧！”
小焕是个很特别的人，他很独立，从不想依靠别人。他倡导一种艾滋病人“生产自救”的生存方式。小焕总强调：“人活着，依靠别人施舍没意思，这是日后的累赘。在最关键的时候，艾滋病病人没钱了，国家社会给捐助，这样一次两次可以，但不能总靠别人施舍你啊。很多人都说，让别人关爱你。可怜的人很多，老靠别人资助，你感觉这样现实吗？”小焕每月的药费是一万一千元，他所在的单位现在可以报销。过不多久他将出院，单位是回不去了，他打算到一个还未全面开放、但有发展前途的内地城市去做生意，供自己吃药。最近，他也一直在张罗这件事情。小焕总笑称，自己是个有些商业头脑的年轻人，“你对我选中的这块地方持怀疑态度，但我相信我的眼光。”小焕虽然决定不了生命的长度，但却尽力控制着它的宽度。“我站在大街上，谁知道我是艾滋病病人呢？我可以不让我接触的人知道我的病情，我会尽量避免一些对他们不好的东西。你想一下，如果坐在我们身边吃饭的人知道我是艾滋病患者，所有的人可能都会走开，知情的顾客可能不会再光顾这家店了。”“你有没有想过公开地站在媒体面前？”“公开站出来，我不是不敢，但因此导致我今后卖的东西没人买，我怎么办？我如何生存？如果周围的人对这无顾及的话，那站出来也无所谓。”
“艾滋病病人还是最需要钱，最需要活下去。人在最绝望的时候，什么都能做出来。所以我觉得让艾滋病病人能够安安心心地生活也是当务之急。中国现在入世了，这是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说不定一些艾滋病药物的价格也会下降。”小焕露出了憧憬的灿烂笑容。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和小焕已然成了知心朋友。小焕的脸是一本打开的书，令我在展读他的表情之时，也在了解他隐藏很深的内心世界。他告诉我，他一直特别希望有个姐姐，这是一般人无法体会的感情。他跟我谈书，他对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爱不释手，看了好多遍。对一些名人传记，小焕也颇感兴趣。他说，人所处的时代不同，但创业精神是一样的，都需要艰辛的过程和顽强的毅力。他还饶有兴致地向我介绍他的古玩情结。作为同龄人，我常给他讲一些以前在大学的故事。他总是用一种欣羡的目光望着我，“我原来曾想一边工作，一边念走读大学，但现在这恐怕是一个我永远都无法实现的梦了。”我也曾冒失地询问他对恋爱的看法，一直说笑的他突然不作声了。
我最喜欢鲜花
11月3日，美国小提琴家Daniel Kobialka来到金黄碧绿掩映下的地坛医院进行访问演出，小吴是到场的四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之一。她身材颀长，长发乌黑，再配以时髦得体的装扮，很抢眼的一个女郎。
小吴很开朗健谈，说起她的病情也是坦然达观的模样。“我是通过性关系传染上的，我的那个男朋友1994年就去世了，当时不知是何原因，他只是腹泻，人越来越瘦，最后竟失明了。”小吴是1997年查出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当时她坚信是血检结果错了，继而又做了两次确认实验，可怕的时刻还是到来了。“当时我觉得很绝望，说不定哪一天，我的死期就到了。”
小吴现在和正常人一样，每天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她所在单位里的同事没人知道这个秘密，大家相处地其乐融融。“我吃药是件很困难的事，那些药丸不能像感冒药那样当着别人面就吞下去了。每次都得跑到没人的地方，像去库房啊偷偷地吃。我们领导对这件事好像有所察觉，不过他对我很好很照顾。”小吴的母亲是今年才知道女儿患病的消息，可是看着女儿每天“健康活泼”的样子，母亲始终不相信她会染上艾滋病。小吴远在美国的待产的嫂嫂得知小吴的病情后，执意要取消婆婆到美的探亲计划。“我嫂子总喊，我的孩子啊，这还没生呢，好像我妈去了，就把我的病菌给带去了似的。我嫂子和我的关系一直要好，但一知道我得这个病了，立刻就和以前不一样了。安慰关心啊，什么都没有，现在连电话都不打来了，好像我跟她说话，就会把病菌通过电话传染给她。”
在孤独地走完1994年爱情伤逝的冬日后，另一个春天悄然来到小吴的身边。可是，当这对热恋的情侣已把爱巢构筑，准备共结连理之时，小吴染上艾滋病的噩耗，为这段正在怒放的感情抹上了一层凛冽的寒霜。“知道这个消息后，我们跑到山头上抱头痛哭。他当时也很绝望，认为自己也一定染上了。后来值得庆幸的是，经过血检，他一切正常。我觉得我有这个病，没有必要再把他拴在身边。1998年最艰难的那段日子，他没有离开我，歧视我，陪我一起度过，我已经很知足、很幸福了。”男友炽热的爱恋令小吴痛并快乐着，可是与日俱增的心理压力迫使小吴还是决定分手。去年年底，他们分开了。“我们现在还有联系，也总见面。这样挺好，两个人还可以做朋友，不带给彼此任何压力。”
令小吴最感庆幸的是，她参加了国内著名专家曹韵贞教授组织的艾滋病治疗实验组，这样她可享受到为期3年的免费药物治疗。“我以前的免疫细胞只有190多个，现在经过治疗达到了800多个，已接近正常人的水平。但我非常担心实验组结束后，我一年十几万元的药费问题。”小吴现在月平均收入是两千多元，而一个月吃药需要七八千元。“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药物，让自己活下去。对未来我也没有太多的打算，我不知道自己的日子还有多长。别看我现在挺乐观的，其实除了乐观，我别无选择。等到有一天，我感到身体不行了，那才是真正恐怖的时刻。”
和小吴聊天，别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也时常加入。“我们病人之间特别容易沟通。大家一见面，就有种感觉是朋友。我们作为极其压抑的特殊群体，很多话是没有人可以去倾诉的，只能是病人之间或是和医生护士说一说。你们作为正常人，再怎么说，也不会真正理解艾滋病病人的心情的！”
谈及社会上对艾滋病的态度这个话题，小吴感慨良多。“艾滋病甭管是通过什么方式得的，它终归是一种疾病，而不是一种罪恶。但社会上有很多人就不是这样认为，总觉得这种病和性乱啊，淫秽啊扯得特别近。像肝炎，通过性也可以传染，但走到哪都可以说出来，而我们走到哪都不能说，因为别人觉得这是种最肮脏、最低贱的病。”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艾滋病患者也是社会宣传的应时道具。12月1日是艾滋病日，需要报道的时刻到了，就把艾滋病患者拿出来摆摆，走走形式，用完了再原封不动地收起来，不会再想起你。艾滋病患者总是处在被社会遗忘的角落。”
小吴熟识的一个护士路过，两人热情地打着招呼。护士从手捧的鲜花中，抽出几支康乃馨送给小吴。小吴特别高兴：“我最喜欢花了！”女性都是爱花的，因为她们像花一样柔美和可爱。人们总是细心呵护着灿烂阳光下的明媚花朵，而却忽视了在阴暗中依然绽放的花蕾。快乐的白日总是喧嚣蓬勃的，大家可以共同分享；痛苦的黑夜是寂然无声的，然而它更渴望光明的凝视！
风中的红丝带
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在不同领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正在负责启动中国第一项美沙酮维持治疗项目，中医治疗艾滋病的最新方法也在积极的探索之中；而一直被人们讳莫如深的安全套如今出现在街头、超市和大学校园中；演艺界也打破了沉默，在北京上演了以反对歧视艾滋病患者为主题的大型公益演出；艾滋病防治网站、以艾滋病为题材的电视剧及学生艾滋病教育课程亦纷纷推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席彼得·皮奥特对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意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在未来的20年内，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将决定全球艾滋病所造成的负担的大小。”“抓住机遇，中国仍有机会拯救数百万人的生命，为全球艾滋病防治做出巨大贡献。”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的一些艺术家用红丝带来默默悼念身边死于艾滋病的同伴们。在一次世界艾滋病大会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齐声呼吁人们的理解。此时，一条长长的红丝带被抛在会场的上空——支持者们将红丝带剪成小段，并用别针将折叠好的红丝带标志别在胸前。20年后的今天，我们看见红丝带在环球的风中飘舞，它激励着我们关心与支持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它象征着我们热爱生命和渴望平等；它意味着我们用“心”来真心参与预防艾滋病的工作。（富晓星）
摘自：中华读书报11月29日
艾滋病人住进教授家
经过5 个多小时的奔波，9 日下午5 时许，5
名来自河南的艾滋病病人被传
染科桂希恩教授接到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因病房没有床位，这5
名病人住在中
南医院一栋旧楼房的一楼。
记者第一次赶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时，旧楼前围满了人，指指点点。推开门
看到的第一眼，一个中年男人蹲在地上给怀中的小男孩喂奶。另一个房间里，3
个人在看电视，他们都是一副农民的忠厚打扮。他们在镜头前并不躲避。
5 月10日上午，5
名艾滋病病人住在中南医院老宿舍区的消息不胫而走。
“看看，艾滋病病人住在这里，我们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一名中年
妇女拼命地叫嚷。艾滋病病人的到来，不啻扔下了一颗炸弹。
当天下午安排了一次专门采访，他们每个人都讲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会后，
现场的几十名记者中，不少人都偷偷往他们身上塞钱。再回老地方采访时，他们
已经搬家了。周围的邻居不允许他们住那所将要拆掉的房子。把5
名艾滋病病人
接到中南医院来的桂希恩教授，索性将他们接到了自己家中。这一举动，让所有
的人吃了一惊。
桂教授开始与病人同吃同住，每餐饭都是桂教授亲自去买。这几名艾滋病病
人都是桂教授的老朋友，桂教授几次去河南做调查，与他们早就相识了。每当采
访提及桂教授时，几名病人的脸上满是感动。病人程雪梅说，她家里收麦子的钱，
都是桂教授给的。
这5 名艾滋病病人来自3 个家庭。
程金是桂希恩教授在当地发现的第一名艾滋病病人。桂教授有一名学生在河
南某县工作，1998年底的时候，他的学生发现当地村民接二连三地病死，但又不
知是什么病，便邀请老师去破解这个谜团。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桂教授在
当地发现不少村民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罪魁祸首就是曾在当地盛行一时的卖血。
不得已的情况下，桂教授在自己家中为几名艾滋病病人抽取了血样，并带他
们做了胸透、B 超。11日下午，征得病人同意后，桂教授与远道而来的5
名艾滋
病病人一起，拿着收集的幻灯片为学生讲授了一堂生动的教学课。桂教授说，人
们对艾滋病的了解太少。12日下午，几名艾滋病病人在桂教授的带领下，去看了
一下武汉的东湖。
在几天的采访中，能离艾滋病病人如此之近，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采访时，
不少记者纷纷抢着将年龄最小的马朝抱在怀中。
5 月13日，这几名艾滋病病人在中南医院做完了全面检查后，离开了武汉。
桂教授根据检查结果，为他们制定了一个治疗方案，供他们后期治疗时参考。
真情告白：我和艾滋少年宋鹏飞的交往
＇新浪网00…12…01＇
伴随着刺耳的警告音，电脑上出现了如下文字：“there
is error at……SPSS can not be set up。”（出现错误，软件SPSS无法安装）。我放弃了长达40分钟的孤军奋战，拨通了鹏飞家的电话，“嗯，有个办法你试试……”他考虑了几秒钟，指导我一步步操作，直到电脑提示：“setup
has finished”我长出了一口气，要知道没有这个软件我的期末考试可就悬了。而鹏飞则打断我的一连串谢谢，告诉我几个相关的设置，以便运行更加流畅。刚要道别，他叫住我：“听你声音挺蔫儿的，是不是最近太忙了？还是得珍惜革命的本钱啊。”“嗯。”我答应着，“你也一样，这两天降温，多穿点儿吧，尤其别冻着腿（鹏飞腿有伤）。”
这样普通的对话，简单的问候也许每天都在这个城市的每对朋友间发生。而宋鹏飞———一个因为输血感染了艾滋病的18岁男孩，和我———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就是这样交换着彼此的关怀和帮助，平淡却温暖。
我们的第一次相识
那年秋天，我作为大一新生加入校红十字会，认识了几个很投缘的朋友：付强（男，大三）、夏洁（女，大一）、王通（男，大三）、吴丽（女，大二）。我们中间最早接触到鹏飞的是付强，他对艾滋病问题一直很关注，曾邀请佑安医院专门治疗艾滋病的徐莲芝医生到学校举办讲座。1998年底，付强参加了一个讨论艾滋病的电台节目，当时他说：“艾滋病不仅是患者个人的痛苦，也是对社会的考验。只有我们不再歧视，不再逃避，正确面对它的时候，才有可能解决。”这段话使得当时一同录制节目的宋希善（鹏飞的父亲）认定了付强这个朋友。
第二个星期，付强就把宋叔叔请到师大来，给同学们讲述他们一家遭遇。出乎组织者意料的是，尽管事先作了宣传，但可以为了一个媒体名人跳窗砸门的师大学子对宋家和艾滋病这个话题兴趣明显缺乏，当晚只有10余人到场，且大部分是红十字会的会员。之后，我们举办了一次全校性的募捐，在校内最繁华的路段摆了捐款箱和留言本，向每一个经过的人简单介绍鹏飞得病的经过和目前的情况。大家的努力呼吁使很多人在此驻足，虽然不少人只是默默观望，但也有人留下自己的心意。更有一个女孩放下50元钱和一封信，信是写给付强的，大意是说她听了电台节目以后很受触动，一来为鹏飞的遭遇，二来为付强的爱心和独到见解，她希望鹏飞能好起来，希望法律能还宋家一个公道，也希望能和付强成为朋友，一起为鹏飞做点什么。这封信给我们很大鼓舞，觉得自己并非“叫喊于生人之中，而生人全不理睬”。
之后清点钱数时发现万人师大竟只筹集到3000余元，这令我们唏嘘不已。很自然的，我们开始讨论这一结果。有人认为大学生关注社会问题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宋家的问题。大家献献爱心可以，但这种责任不该由社会民众负担，就算社会帮助可以使宋家得以度过难关，但面对一年15万的医疗费，这绝不是长远之计，惟一的出路是打赢官司获得医疗事故赔偿。但天下和宋家同样遭遇的人决不只一二，赔了一个就会有上千个站出来，所以这个口子万万不可能随便开……一路谈下去，往往变成讨论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等。而正当多数人沉迷于这种形而上的空谈中时，付强他们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1999年1月的一天，付强和夏洁自己跑鹏飞家。那时天气很冷，他们都穿着肥大的羽绒服，帽子围巾手套一应俱全，整个人捂得严严实实，以致于在他们自我介绍之前，鹏飞一直以为来的是俩男孩。这次访让鹏飞多少有些吃惊，当时他从山西老家被驱逐京郊区，中断了和所有同学朋友的联系，处在一种很孤僻的状态，来京五个月都没有走出过自己的房间。
后来鹏飞说起那次见面总说：“如果付强哥哥他们不来，我也许会一直就这么憋下去。北京的大学生毕竟是不一样，不像我们那边躲还来不及呢，他们却是主动来看我。”付强他们的初衷是帮助被迫退学的鹏飞补课，希望他有天能回学校，或者自学成一技之长。可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他们更多时候只是陪鹏飞聊聊天散散步，好在鹏飞自己没有松懈，一直在自学电脑。
1999年一年，鹏飞一度几乎断药，心情更加不定。付强他们频繁地穿梭于位于北三环的学校和南三环的鹏飞家，每周一次，风雨无阻。
第一次见到鹏飞
我一直对付强说想见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