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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是党的唯一的副主席。林彪集团，文有陈伯达，武有黄、吴、李、邱，“秘书长”有叶群，正是羽毛丰满，势力超过江青集团。
江青呢？她在跟林彪抗衡，她要扩大她的影响，提高她的声望。她与林彪暗中较量着。
据陈伯达回忆：
江青的卑鄙野心，作了不少“天开异想”。“九大”一结束，她即要把她个人突出在中央之上。比如，她给一个什么文艺团体“命名”，要登报大书此事。周恩来同志退回这个新闻稿子。
“九大”一结束，她还要用“中央文革”名义，重新发表她在上海的什么座谈会纪要，“要大家学习”，又送到我处。我写上“凡是中央文革小组文件，今后都必须由毛主席批。”毛主席一见文件，就把“江青同志”四个字勾去了。
总之，她在北京并不如意。她和张春桥、姚文元在一段时间里回到上海去议论他们在“九大”后各种计谋。他们为什么不在北京呢？因为中央的会，中央的事，还是周恩来同志主持，他们的阴谋诡计，遇到了阻力。
后来，当江青回到北京，在1969年10月，林彪和叶群却又神秘地离开北京毛家湾，飞往苏州。林彪瞒着江青，也不惊动在上海的张春桥。
可是，张春桥迅速得知苏州来了一位“大人物”，并马上电告江青。
林彪刚刚抵达苏州，江青就“追”来了———把一包文件派人送来，弄得林彪极度不快。
林彪秘书张云生记述了林彪与江青的这一幕争斗：
没过几天，江青就寄给林彪一包文件，请林彪表态支持。
这包子文件里，共有两份篇幅很长的材料，另附有一封江青致林彪的短信。一份材料是江青署名致全党的一封关于文艺问题的长信。信中不仅把“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文艺界说得一无是处，而且把“九大”前后的文艺工作现状也描述得一团漆黑。中心意思是批所谓“有些地区、有些人以宣传样板戏为名，行歪曲、破坏样板戏之实”。另一组材料的标题是《周扬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复兴的一些言论》。这是前边那一封信的“附件”，也是要转发全党的。
其实，在1969年夏，江青曾把这两份文件送给林彪。林彪批了“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毛泽东看了江青的两份文件，不予理睬。这一次，江青再送林彪。林彪怎么办呢？他又写了批示：“再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
林彪又把“球”踢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再次压了下来……
毛泽东、林彪、江青在演出颇为有趣的“三国志”！
第六十七章 “天才”之争
中共九大之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因为三届人大是1964年召开的，已经过去五年，何况“罢免”刘少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职，必须通过人大。
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要准备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召开人大，则要准备政府工作报告和修改宪法报告。
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理所当然由周恩来总理主持。
修改宪法工作呢？毛泽东指定由康生主持，陈伯达参加。本来，应当由陈伯达主持的，因为陈伯达毕竟名列康生之前，是“第四号人物”。可是，由于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之争中，康生占了上风，所以这一回毛泽东仍指定康生来主持。
陈伯达作了如下回忆：
“九大”后，由康生主持修改宪法，叫我也参加。
讨论会在怀仁堂。一天晚上，我在卫生间，忽然听见吴法宪声音很大，似乎还拍桌子。
我出来时，事已沉寂。旋即散会。吴法宪没有走，我问他是吵什么事。据吴法宪说，张春桥否认毛主席是“天才”，所以他吵发火了。
听吴法宪说时，我认为吴法宪是对的，因为我也认为毛主席是一个天才人物。
但同吴法宪谈话时，我并没有大肆渲染这件事，听他说后，我只觉得张春桥可笑。
时间很短，我即同吴法宪出怀仁堂。开会的人都走了。可是，看见怀仁堂门外，康生的秘书李鑫一个人在汽车上未走。我想，他会是康生留下观察的……
怀仁堂多事。这一回，为着修改宪法，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修改宪法，怎么会忽然争起了“天才”问题？
原来，这次修改宪法，要在序言中提及毛泽东。关于毛泽东的评价，在当时，最“权威”的莫过于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中的一段话：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其实，林彪这篇写于1966年12月26日的《再版前言》，是“中央文革”的“秀才”
们为之捉刀的。内中“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个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三十字方针”，是张春桥帮助林彪“总结”
的（在林彪被打倒后，这‘三十字方针’不准批判，当时许多人莫名其妙———因为不知是张春桥搞的）。
“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自《再版前言》问世之后，几乎成了毛泽东“专用”的了。几乎所有的社论、文章，一提到毛泽东，便要用这三个副词。
可是，后来情况变化了。诚如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所说：
“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应当降温了。”斯诺写道：
“今天，情况不同了。主席说，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圈去了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以及新党章中那三个副词，只剩下“继承、捍卫和发展”三个动词。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参与起草，深知毛泽东这一变化了的“政治行情”。
林彪、陈伯达当然也知道这一“政治行情”。那“四个伟大”，那三个副词，都深深打上“林”字印记。毛泽东说“四个伟大”讨嫌，三个副词讨嫌，实际上是说林彪讨嫌！
林彪在他的多次讲话中，一再称颂毛泽东为天才。
关于什么是天才，有没有天才，马克思是不是天才，毛泽东是不是天才……都是可以讨论的。天才无非是比普通人聪明些，智商高些。毛泽东确实比普通的中国人要聪明得多，智商高得多。
问题的关键，诚如毛泽东早在1966年7月8日那封写给江青的信中所一语道破的：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于是，在修改宪法时，为了那么一个副词———“天才地”，引起怀仁堂内一番论战。
这论战绝非关于天才的“学术讲座”，却是一场借此而爆发的政治格斗！
第六十八章 国家主席之争
在修改宪法时，关于要不要写上国家主席的条文，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本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设国家主席，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早就明文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是毛泽东。1959年4月，当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代表会议举行时，毛泽东声言为了集中精力考虑一些重大问题，决定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曾于1958年冬向全党发出了毛泽东准备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说明缘由的文件），刘少奇当选为第二任国家主席。1964年12月下旬至1965年初，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又一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在“文革”中，刘少奇惨遭迫害，于1969年11月12日晨6时45分，死于河南开封软禁之地。在刘少奇死后，国家主席空缺。
谁继任国家主席呢？
按照当时的政治形势，只有两人可担此任：要么毛泽东，要么林彪。
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如今年岁更大了，难道还会重新担任此职？
如果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则非林彪莫属了！
重读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的条文，林彪对国家主席所拥有的不小的权力发生很大兴趣。
尽管在中共九大，林彪成为唯一的党的副主席，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已明文载入党章，不过，这个副主席之职，还填不了林彪的权欲。因为他发现，党的副主席并没有多大实权：毛泽东是党的威望无比的领袖，一切党的重大事务必须由毛泽东拍板；至于政府，一切由周恩来主管。
林彪企望着当国家主席，而且看来唯有他可能当选国家主席———因为毛泽东既然早在1959年他66岁时便辞去国家主席之职，岂会在1970年他77岁时重新出任国家主席？
毛泽东当然对林彪的心态一清二楚。
黄河有九曲。政治舞台上的语言，要拐九十九个弯。
林彪明知毛泽东不可能再出任国家主席，可是却再三“提议”：国家主席请毛泽东“兼任”。
林彪以为，毛泽东一定会谦让，会说：“请林彪同志任国家主席。”一旦有了这样“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林彪理所当然成为国家主席。
毛泽东呢？也有他的高招。他明白，如果他自己不当国家主席，那就必定要提名林彪为国家主席。然而，他又不愿意提名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于是，他干脆建议在修改宪法时，删去在原宪法中的第二章第二节，来了个“不设国家主席”！
明明双方剑拔弩张，可是，却都“化了妆”：林彪敦请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建议不设国家主席。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召开四届人大，并修改宪法。毛泽东同时提议，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不设国家主席。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
于是，陈伯达与张春桥在起草宪法修改方案中，产生了争论：陈伯达主张应当放入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张春桥则主张删去原有的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
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写出《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呈毛泽东。毛泽东阅批了这一报告。
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义，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
林彪在苏州。他在3月9日让叶群给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毛泽东不予理睬。
林彪只得自己出面，让秘书给毛泽东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的答复很巧妙。他让秘书回电苏州：“问候林彪同志好！”
4月11日夜11时30分，林彪在苏州让秘书于运深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挂电话。当时于运深记下的林彪原话全文如下：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 ※ ※
毛泽东不直接说不同意林彪当国家主席，而是说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直接说我要当国家主席，而是说国家主席还是要设，请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双方都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达到自己的目的。
※ ※ ※
林彪这三条意见，第一条是假话，第三条是真话，第二条是无所谓的话，他确实是不愿“担任副主席”了！
就在接到林彪电话的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毛泽东写了请示报告。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
“我不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毫不含糊地否定了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4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告诫林彪：
“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毛泽东谈笑风生，而他的笑声中饱含着尖刻的讽喻。
这是毛泽东第三次表明了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林彪仍一意孤行。据吴法宪在1971年10月21日亲笔交代：
（一）1970年4月中旬和下旬，主席两次告诫林彪不要再提国家主席之后，5月中旬有一次我见林彪时，我问他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他说：他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
（二）1970年7月，叶群曾向我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三）1970年8月初叶群打电话对我说：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
……
陈伯达坚决站在林彪一边，成为林彪的“亲密战友”。1970年5月14日，叶群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同游长城。回来后，叶群赋诗一首，内中有句“相将奋起卫红旗”。据叶群自云：“相，陈伯达；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红旗，林副主席。”
这么一来，陈伯达成了林彪之“相”。
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其实，关于宪法中设不设国家主席之位，究竟为了什么，明眼人皆知。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当时在全国政协机关的小组讨论会上发言，便点明了问题的实质：“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是一回事。国家主席不可不设，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则可以经过法定手续来选……”如此明白的事，连“靠边站”的梁漱溟先生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国家主席设与不设之争仍在中共高层激烈地进行着——
—毛泽东不直接说不同意林彪当国家主席，而是说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直接说我要当国家主席，而是说国家主席还是要设，请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双方都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中，态度并不一致：
毛泽东四次申明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态度非常明朗；林彪怀着争权夺利的目的，主张设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另三名常委———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则从不同的角度，主张设国家主席。
1998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第一次透露了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真实情况：
“（1970）8月22日，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陈伯达讲后，林彪也附和。毛泽东在会上仍然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也就是说，在五常委之中，四人赞成设国家主席，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
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四常委最后还是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
第六十九章 兵败庐山
林彪气派非凡，上山之前，他的住处已架好六条电话专线。上山之后，两架云雀式直升飞机在山上待命。这位“副统帅”仿佛随时预防不测。庐山上的严峻形势，林彪未上山就已有所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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