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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狻！ �
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关系也逐渐明朗化，咔嚓，咔嚓，照像机留下他们的许多合影。笔者在陈伯达家，见到这些照片。
到1960年，陈小达26岁了，是该正式提亲了。
就陈伯达来说，对这门亲事举双手赞成。因为陈伯达在M的父亲手下工作，倘若能够结亲的话，还能为他的政治上提供“保险”———这么一来，M的父亲也许会在政治上给他以支持，至少不会在风向大变时把他整倒。
可是，事与愿违。向来与陈小达过从甚密的M，突然提出与他中止恋爱关系，只保留一般的朋友关系。M没有说明这是来自她的家庭的意见。
陈小达受此当头一捧，心烦意乱，而那几天，正由他主持进行一项重要的实验。在精神恍惚之中，他的实验出了大事故！
双倍的打击，使感情脆弱的陈小达一时想不开。他曾想找父亲谈一次，可是，正遇上陈伯达手头事忙。对他说过几天再谈。
陈小达苦闷至极，独自前往西便门，走上了绝路……
为了怕陈伯达受刺激，陈小达之死被瞒着。M也不知道真相。
直到一年之后，陈伯达才知道长子之死。他大声号啕，可是，早已无济于事……这里顺便提一下陈小达的生母诸有仁的后来———这连陈伯达本人都不大清楚。笔者有位浙江文友，叫冯颖平。她在杭州当记者。很偶然，有一次她跟笔者说起，她是诸有仁的“干女儿”，这才使笔者有机会了解诸有仁那孤寂的晚年……诸有仁晚年独居，很少与外界来往。
冯颖平怎么会成了诸有仁的“干女儿”呢？她说，那是在1982年盛夏，杭州热不可挡。为了照顾老干部，有关部门安排他们到莫干山休养。受报社派遣，冯颖平到莫干山采访。在山上，人指着一位个子中等偏矮、步履蹒跚、满头皓发、慈眉善目的老太太，神秘兮兮地说：
“他就是陈伯达的第一个妻子！”从此，冯颖平开始注意这位老太太，得知她的名字叫诸有仁。很快地，凭着记者的职业习惯，冯颖平发觉诸有仁常常离群索居。冯颖平以为，尽管陈伯达是人所共知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诸有仁作为陈伯达的第一位妻子———何况早已离婚多年，不应该受到冷遇。冯颖平主动地去接近诸有仁。诸有位带她到自己的房间里聊天。从聊天中冯颖平得知，诸有仁早在1925年就参加革命，她的姐夫是党的早期著名领导人之一———罗亦农。她在罗亦农的影响下，前往苏联学习，在那里结识了陈伯达，并在回国后于1933年与陈伯达结婚。后来，生下一个儿子，取名陈小达……
老人说到这里，突然冒出一句：“江青害死了我的儿子！”冯颖平未敢详问，老人也没有仔细说下去。由于在山上冯颖平与诸有仁相处甚为融洽，下山时诸有仁邀请冯颖平到她当时所住的地方———新安江紫金滩。在紫金滩，诸有仁打开尘封已久的照片给冯颖平看。从那些发黄的老照片上，可以看到诸有仁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合影，揭开了诸有仁不平凡的身世。诸有仁念念不忘她唯一的儿子陈小达。诸有仁说，1939年夏天，周恩来去苏联医治摔伤的胳膊，陈伯达和诸有仁托周恩来把五岁的陈小达带往苏联。此后诸有仁与陈伯达离异。陈伯达又结婚了，而诸有仁一直独身。解放后，诸有仁在重庆工作多年。后来，诸有仁调到北京工作。诸有仁时时怀念着儿子陈小达。儿子回国之后，生活在陈伯达身边，但是，陈小达也常来看望母亲诸有仁。儿子长大成人，给了诸有仁很大的安慰。
当她得知儿子陈小达突遭不幸时，如五雷轰顶。她千方百计打听儿子的死因。她听到传闻，说是江青干涉了陈小达的婚事，从此恨透了江青。她不住地在冯颖平面前重复那句话：
“江青害死了我的儿子！”
传闻毕竟只是传闻。冯颖平跟诸有仁接触多了，对于这件事渐渐有些了解。冯颖平认为，诸有仁对江青在这件事上有一种偏激的情绪。冯颖平平心而论：“老人没有为她的论断提供具体事实。从后来披露的大量历史材料看，陈小达婚姻的失败关系着诸多因素，最主要的是政治方面的因素。但江青的反作用力也是无可讳言地存在。”在痛失唯一的爱子之际，她已年过半百。她格外感到孤独。她向组织上提出，要一个养女，以便能照料她的晚年。
组织上答应了。她从四川老家的亲友中，认了一个女孩作为养女。她花了很大精力，把女孩的户口迁入北京，并安排了工作。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了。养女有了对象，诸有仁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养女一旦成家，跟她生活在一起，那就更热闹了。就在这时候，大劫大难开始了。在“文革”中，诸有仁被打成“苏修潜伏特务”，受尽折磨。她的养女也“上山下乡”，和男友一起被迁往黑龙江，从此与诸有仁没有联系。
过分抑郁不仅加速了诸有仁的老化，而且催生了疾病。陈伯达比诸有仁年长，而且在晚年又有那么多年的铁窗下度过，然而诸有仁却早于他而故世。这大抵与陈伯达获得保外就医之后，有了儿子陈晓农和儿媳小张的细心照料大有关系。正因为这样，儿子陈小达之死，，对于诸有仁来说是最为沉重的。从此，她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般，絮絮叨叨，不断向人诉说儿子的不幸……
第十一章 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
自从写长文“批判”了彭德怀之后，陈伯达又重新得到毛泽东的信任，要他负责起《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共9章60条，人称“六十条”。
须知，陈伯达虽是人民公社的“发明”者，当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起草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时，并没有通知这位“发明”者参加。据陈伯达说，其时他也住在北戴河。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经过了反复的修改过程：
1960年11月3日，先是下达《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
这封信共12条，人称“十二条”。根据“十二条”，写出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这个草案是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由陈伯达执笔起草的。陈伯达曾自述如下：
1961年，在广州制定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0条，是征得毛主席同意，由我起草的。起草后，我到一些乡村询问群众关于取消公共食堂的意见，大家热烈地赞成完全取消。后来，即根据各地的经验，对取消公共食堂问题作了完全取消的新肯定。这个修改过的六十条，也是毛主席要我同各地方同志商议后写的。
起草个什么文件，本来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陈伯达终于重操旧业，从危机中解脱出来———这危机始于第一次会议，而在庐山差一点成了灭顶之灾，最后随着“反戈一击”才反败为胜。
从《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对农村人民公社作出了一系列政策规定：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互助互利的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避免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人民公社一般为3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生产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分配；农民可以经营少量自留地和从事小规模家庭副业；……
1961年6月，陈伯达在北京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对草案进行了部分修改，取消了部分供给制、公共食堂、社员口粮分到食堂等规定。修改后的条例，称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1962年9月27日，《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由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讨论通过。
为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能够写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1961年1月，毛泽东曾指示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带一个调查组下乡，进行调查。
为此，毛泽东还特地找出他1930年5月写的《调查研究》一文（后来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收入1964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发给每个组员。
关于这次下乡调查，毛泽东曾给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研究》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1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明，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6人，连组长共7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
每人发《调查研究》（1930年春季的）1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6个组员分成2个小组，1人为组长，2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1个小组（3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1个小组调查1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10天至15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作业又要有1个月，连前共2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
（1961年）1月20日下午四时
此信3组21个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
毛泽东又及
毛泽东像当年指挥作战一般，向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布置了调查任务。然后，又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集体讨论，由陈伯达执笔，才写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在广州写出草案之后，毛泽东还以中共中央名义于1961年4月25日发出通知，提出了关于当时农村工作中若干关键问题的调查题目，其中包括：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给农民留一定数量的柴山作为自留山的问题，三包一奖问题，耕牛、农具归大队所有好还是归生产队所有好的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以及其他问题。那一时期，毛泽东倾注心血于整治人民公社问题。经过调查研究，经过一次又一次修改条例，才使中国农村从1958年突然爆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慢慢地纳入轨道运行。
从1961年8月起，胡乔木患病，毛泽东建议他“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这样，在起草文件方面，毛泽东不得不更倚重于陈伯达了。
陈伯达也帮助刘少奇做了一些文字工作。他参与起草了刘少奇1962年1月27日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他也曾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了整理、修改，并在他主编的《红旗》杂志上重新发表。据云，《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延安发表时，陈伯达也曾作过一些文字整理工作。内中所引孟子的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是陈伯达建议刘少奇加上去的。
然而，在“文革”中，陈伯达“变脸”，对刘少奇“反戈一击”。陈伯达所主编的《红旗》杂志，成为轰击所谓“黑”《修养》的主炮———刘少奇“贬值”了，他的《修养》也随之“贬值”。重新发表《修养》的是《红旗》杂志，总编陈伯达；倒过来狠批《修养》的也是《红旗》杂志，也是总编陈伯达。这一切，都随着“政治行情”的涨落而涨落。
顺便提一笔，在陈伯达倒台之后，他的那篇《人性、个性、党性》（载于1944年9卷15期延安《解放》周刊），则被当作“黑《修养》”的“姐妹篇”受到姚文元主编的《红旗》杂志的批判———因为那时的陈伯达已是“行情”看跌了，早已从《红旗》总编的宝座上摔下来了。
第十二章 批判“现代修正主义”
陈伯达如此起劲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为的是表白自己“紧跟”毛泽东。以冷静的目光重新审视那时中苏两党的论战文章，苏共那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气焰确实过分，而中共的极左思潮也相当厉害。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理论家”一边投身于“反右倾”，一边致力于“批判现代修正主义”。陈伯达和康生，是“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两员干将。
如今，那场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早已成为历史。以冷静的目光重新审视那时中苏两党的论战文章，苏共那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气焰确实过分，而中共的极左思潮也相当厉害。
邓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的《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一文对这场大论战作了客观的总结：
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
对于“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尽管锋芒所向是对准苏共赫鲁晓夫，但最初却是点南斯拉夫铁托的名。陈伯达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便发表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向铁托猛轰一炮。
陈伯达如此起劲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为的是表白自己“紧跟”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早在1957年3月，便已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在《红旗》创刊后的第二期上，陈伯达再度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写了《美帝国主义在南斯拉夫的赌注》一文。
此后，论战公开在中苏两党之间进行。1960年4月20日，为了纪念列宁的90周年诞辰，陈伯达所主编的《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这篇文章以纪念列宁90周年诞辰为契机，全面谴责了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如何背离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
从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接连发表七篇论战文章。这些文章，公开了中共与苏共、法共、意共、美共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这些文章大都由钓鱼台“秀才班子”起草。陈伯达也参加了一部分起草工作。
从1960年起，中共中央为了适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的需要，调集了一批“秀才”，在钓鱼台国宾馆里工作。
这个“秀才班子”共五人，即康生、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康生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秀才班子”的负责人。吴冷西是新华通讯社及《人民日报》社社长。王力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姚溱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范若愚为《红旗》杂志副总编。
据云，《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主要由陈伯达起草。
这七篇文章的发表，使论战逐渐趋于白热化。1963年7月3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系统地提出他们的看法。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来信，要作公开答复。钓鱼台的“秀才”中有人主张写一长文，系统地批驳苏共中央在信中提出的种种观点。写出草稿后，被毛泽东否定了。这时，毛泽东说了一句非常微妙的话：“我要的是张燮林式，不要庄则栋式！”起草任务落到了陈伯达头上。陈伯达反反复复揣摩毛泽东的那句话，悟明了毛泽东的妙语本意：庄则栋与张燮林同为中国乒乓球名将，打球的风格却截然不同。庄则栋用的是近台快攻，是进攻型的，而张燮林则是削球手，号称“攻不破的长城”，擅长防守，能够救起对方发来的各种各样的刁球、险球。
陈伯达查阅了毛泽东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次讲话记录，和王力、范若愚一起，从正面阐述毛泽东的观点下笔，写出“张燮林式”的文章。这篇洋洋数万言的文章，经毛泽东审阅，正合他的心意。
于是，毛泽东在武汉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经过讨论，此文定稿了，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此文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的25条意见，常被人简称为“25条”。
“25条”除了正面阐述中共中央的论战观点之外，还全面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