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乖谀抢铮飧龇浅８腥说模墒茄焕斫猓衷诘拇笱寤形南档难腋巧峡蔚氖焙颍芏嘌焕斫猓背√嵛剩嫡飧鍪裁匆馑迹邓陕镅剑不端透稻褪橇耍愫伪馗愕谜饷辞壅郏飧龈墒裁茨兀飧龆鳎裕厥獾木槎韵衷诔沙て鹄吹恼庑┠昵崛死唇玻丫俏侍饬耍椴荒芴啵鋈嘶炊形侍猓憔褪且笾诨蠹也乓ヂ颉�
所以你们看世界上非常流行的一些东西，我举过两个例子，一个看日本的《寅次郎的故事》，很多人看过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在日本拍了很多部，很多集，日本的人看得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高兴呀，为什么那么长盛不衰呀，它每一部电影其实故事都完全一样的，都是老掉牙的故事，一个非常丑陋的男人，跟一些极其美丽的女人的故事，它就是一个模式，这个模式，观众看了以后还要看，为什么要看，后来有一个日本的学者告诉我，说你不了解日本，日本的男的他有一种在女性方面他有一点羞涩感，寅次郎这个人他在电影里面他表现出来，那么难看、那么笨，智商又比较低的人，竟然有那么多美女围着他转，这个无疑给日本的男性打了一个强行针，这么难看的人都有那么多人追，更何况我呢，大家都抖然觉得自己很有信心，所以这个电影放的时候，日本男的很高兴，因为觉得那么丑的人有那么多美女，而日本女的也很高兴，为什么高兴，她有一种优越感，对男人的优越感，你看女人这么美丽，但是寅次郎本身道德上也不错，比较厚道，有很多的因素，所以你看演员是不断换的，但他的故事是不换的，也就是说，观众和大众非常喜欢重复的东西，《小鬼当家》为什么拍续集，大家喜欢，所以法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学者，我非常喜欢这个学者，叫保德里亚，他说商业社会，消费社会里面有一个东西，所有的产品出来以后，尤其是文化产品，它都是以一系列的面目出现，不太可能说我卖书就卖一本书，它肯定是一个庞大的系列，当然也有经济运作上的考虑，我觉得更多的是特殊的这种经验的东西，确实不得了，大家不在乎，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对我们现在的写作，也构成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如果大家都不再依靠自己的经验了，随便写了，你们看现在的出版物，很多的东西觉得真是无聊，这个我想可能有一个原因，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对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实能够比较深刻地进行描述的一个方法，我个人觉得小说还是要写的，不管我们把握这个现实多么困难，但是我觉得作家还是要提供你的把握，要不然的话，我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或者一个作家，你根本就没有尽到社会的责任，你这个角色，所以不管从冠冕堂皇的理由上来讲还是从个人来说，实现自我的角度来说，都是需要继续写下去，我最近也在写，这是第二个我觉得重要的问题。
我简单讲讲第三个什么叫真实性的问题，为什么我对这三个东西比较关注，因为我觉得对我们现在写作构成影响最大的三个问题，那么什么是真实性呢，意大利有一个大家知道这个人非常有名的学者叫昂贝托。艾科，艾科出了很多东西，这个人是一个符号学的教授，到50岁左右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想到要写小说，然后一举成名，成了一个非常畅销的作家，你们看中国翻译他的小说，比如说《玫瑰的名字》，写得非常恐怖，他把宗教上的很多的思考和那种杀人案件联系在一起，小说很好看，那么这么一个符号学教授来写小说，但是他研究的主要的范围也是在符号这个里面，对文化符号进行分析，他讲到一个例子，我觉得今天也可以跟大家谈一谈，也跟日本有关系，一个例子，这是我从他的一个演讲录里边看到的，他讲了这么一个例子，日本有一个电视台，这个电视台呢，有一个主持人，这个主持人在主持节目，非常的漂亮，非常美丽，那么她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很多的电视观众，到了后来就爱上了这个主持人，不断地有人给这个主持人写信，那我相信在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大家喜欢某个人，比如喜欢白岩松大家可能会给他写信，但是在日本的话发生什么事情呢，写信非常之多，多了以后，电视台发现问题比较大，为什么呢，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她是通过电脑合成，一个虚拟的这么一个人，那么电视台觉得有欺骗公众之嫌，一定要声明一下，说这个人是不存在的，然后电视台就发表声明，大家不要来写信了，没有这个人，她是结合了不同女性的特点，然后虚拟出一个非常美丽的这么一个人来主持，你们猜猜看，这个声明登出来以后有什么变化，不仅写信的人没有停止，更多了，而且那些写信的人公然在信中，声称我们根本不在乎她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有意思，你们想想看，他不在乎，都是真实性的问题带来的，所以很多人就觉得我宁可需要一个虚幻的东西，我不要这个真实的，真实有什么用，真实的东西是很难忍受的，比如说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面农村家里要是死了人，我相信很多人从农村来可能有这个记忆，我小时候有这个记忆，老人死了以后他尸体是停在自己家的客厅里边厅堂里边，然后我记得如果气候不太热的话，这个遗体最少也要放七天时间，有的更长，我记得哪个时候我家里一个老人去世以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大概也就七八岁的样子，我非常害怕，因为我觉得活人跟死人同住在一个房间里那个感觉是很怪的，然后很多天，你就看到一个长明灯在那儿，这个小殓以后，要大殓。一开始小殓，小殓的时候，他还躺在棺材盖子上，衣服已经很整齐了，头上弄的红花什么的很难看的，然后你看了以后，你觉得很吓人，这个人死了那是很难看的，脚穿着新的鞋子，新的衣服，有豆油的小灯，供了很多的贡品，很可怕，然后大殓的时候就给他装棺材，把棺材敲死，还要停一段时间，然后再出殡，整个的过程需要一段时间，这个真实不真实，太真实了，但是是很可怕的，你觉得死是什么东西，这个死就是真实的就在你眼前发生的，然后你跟亲人，他就是你的亲人，对于我的父母来说他们觉得很正常的，他们跟死者之间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这个关系维持得非常好，有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去摸他的脸，眼睛闭上去，摸他的眼睛然后跟他说话，说你是不是担心什么事情，说你眼睛要不要闭上，你闭上吧，就像他还活着一样跟他说话，然后摸了摸，嘴里还跟他含个东西，我小时候有这种记忆，我就觉得它很真实，可是你们想想现在的人是怎么死的，所以加缪在他的《局外人》里面，在《鼠役》里面说过一句非常极端的话，他说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死都变得不真实，死都变得不合适宜了，你要是死了很悲惨，所以我们以前读小说，我读到这种比如说一双陌生的手替他合上眼帘，读到这里我心就一震，为什么震呢，因为亲人的眼帘是要亲人来合上的，那么一双陌生的手来合上他的眼帘，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死于非命，是由外面的人来给他合眼帘不是自己的儿子，或者说妻子，或者丈夫，来给他合上眼帘，他跟不相识的人死在一个不相识的面前，这个在过去是很悲惨，是一个悲剧啊，可是在我们今天百分之八九十的人眼帘都是别人合上的，都是医生合上的，所以这种真实性的东西，对我们今天写作构成很大的影响，什么是真实，我们说文学要表现真实，那么什么是真实的东西，我怎么表现，对不对，而且过去我觉得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过去我觉得对真实性危害最大的就是文化的侵略，这个在西方历史上很多，比如一个国家把一个国家打败了，打败了以后我要彻底征服你这个国家，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你这个国家的什么亚历山大图书馆，全部给你烧掉，把你的语言给你变掉，这个是对一个民族的最残酷的征服，为什么，杀你人是没用的，最后要把你的文字跟语言跟你的文化记忆全部抹掉，把你的真实性抹掉，所以安德里奇他为什么能得诺贝尔奖，我们觉得这个人太不重要了，可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又太重要了，他保留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所以诺贝尔奖给他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那么第二个呢，对真实性有过很大的一个妨碍的东西是什么呢，报刊检查制度，这个在西方是由来以久，比如说你们知道乔伊斯写的《尤利西斯》，就遭到查禁，《尤利西斯》他觉得我写的是真实，但是政府不让你出版，强硬地说你就是不能出版，你再真实跟我没用，你不符合我社会的意识形态，那我就给你一刀，你不要出版，这个东西在西方长期以来，也是作家最反感的，经常跟政府对立的，这样一种东西，可是到了今天呢，我在意大利在法国跟他们作家聊的时候，很多人在这一点达到共识，最真实最厉害的东西已经不是前面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国家入侵，种族灭绝在当今社会里边绝对不是一件说做就能做得到的事情，第二个事情呢，实际上各个政府也都开始慢慢地放宽了这个尺度，在中国这个变化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开始放宽了某些尺度，最要命的是后面第三个，市场的选择，这个很要命，这个真实性的破坏是很要命的，因为市场的选择，市场从来没有说不允许你写什么，不允许你表现，它没有不允许，它允许你写，但是市场它的眼睛不看你，你就死了，我不选择你你就完，就是这么一个现实，市场它不需要打压你，说我不允许你写，不像政府某个机构，不允许你写，它就是我不看你，我不炒作你，你就完蛋，你的声音就发不出来，那么大家知道，我们的历史是要我们今天来书写，我们的以后的历史也要后面的人来书写，那么历史怎么才真实呢，我们今天的文化记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东西，历史中描述的东西是真实的吗，跟我们个人有什么关系，个人的内心有关系吗，这都是我们要重新来看待的一些问题，究竟什么是真实，所以这些东西呢，我我觉得对我们的写作呢，也构成非常多的压力，很多人都说活在真实中有那么容易吗，清醒但活着，对不对，或者说痛并快乐着，这个反正都差不多，这个句式很时髦，活着但真实，这个容易吗，我觉得不容易，有的时候我自己感觉到我自己身上有很多东西，我在做一个判断的时候，我觉得很难给出一个真实的东西，必须前面做很多的附加说明，然后你才能涉及到一点点你认为真实的东西，如果说一个人说真实就是在生活当中，随便可以抓它，真是很难尤其在文化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所以我讲了半天，讲了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构成了我们今天当下写作的一个背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也是现在的文坛感到普遍困惑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观众：格非老师，非常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听您的演讲，我们听您的演讲，您所发出的声音是中国的声音，是民族的声音，而且我听您的演讲感觉过程中有很多观点是很中国化的，也有一些观点是非常西方化的，我想问一下，在您的写作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它们对您写作的影响分别是什么。
格非：好的。她实际上这个问题前半部分是谈到民族文学的问题，这个倒是我不太同意的，我是觉得，我刚才讲不能非此即彼，说什么民族文学世界文学，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体的，中国定位的话，你肯定要把自己放到世界当中去，你才能定位，所以我觉得也不能片面强调民族文学，我很同意波尔荷斯的一个话就是说他说如果你是阿拉伯人，你就没有必要强调骆驼，你是一个假的阿拉伯人，我来冒充写一个阿拉伯人的经典，我让人家误以为我是阿拉伯人，我就在里面多写骆驼，写沙漠，人家一看这个是阿拉伯的，但是我如果真的是阿拉伯人，我就不用写了，因为这个东西是我日常生活所见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呢，所谓民族和世界的关系，波尔荷斯讲过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今天我也把它介绍给大家，波尔荷斯说，他说我一生中，都在寻找，努力地把自己变成一个阿根廷人，可是我忘了自己本来就是，这句话说得非常有哲理，你本来就是一个阿根廷人，像我这样一个人，没有在国外生活超过三个月，从农村到城市到上海也可能已经16岁了，上大学，然后在城里生活，一直生活在这个环境里边，你的耳濡目染，所有的聊天学习都是中国的环境，这个中国的东西怎么对你没有影响的，它的影响是最大的，而且是深入骨髓的，你还要去过分的强调吗，我觉得不需要，所以，当时呢我们刚刚写小说的时候，倒是接触西方的东西比较多，当然这个东西也有一个背景，我觉得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不愿意展开了，刚才这个朋友提到的这个问题，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中国的这个东西，从我从小的经历来说，因为我的家乡在江苏省，江南地区，在农村。我觉得一个作家的童年当然很重要，就是你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可能比你后来接受到的事情要重要得多，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可能有一个渲染，一个渲染的过程，那么我觉得我从来就对江南一代的东西很感兴趣，我到北京以后我发现我对江南的东西更留恋，当然我喜欢北京，但是北京一刮风沙就不好了，而且北京一下大雨，夏天砸在我的头上背上就疼，李商隐当时说的那个“一春梦雨常飘瓦”，就说雨下在屋顶上就像梦一样，在瓦上飘。
然后我就觉得南方的居住的环境呢，你是那么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文化对你的影响肯定重要，不是从书来的，王元化的话，我很同意，中国的农民，他也不读诗书五经，也不读孔子，他怎么会受影响呢，通过戏曲，通过看戏学到了很多东西，很多的器物，很多的建筑，很小的一些东西，看起来很微小但对你的人格塑造、对你的审美情趣，影响非常大，所以这个东西我肯定是中国的，我没有办法，那么西方的东西我是有意识的去了解，因为我们清华有这样的传统，号称是文理兼通，中西渗透的，这个我觉得是有道理的，老的清华的传统就是传统，它不是说着玩的，原来老清华像外文系像钱钟书、曹禺他们那些人，再不要说前面大师了，一大批的清华的那些教授，非常厉害，所以我觉得我因为在大学里学习，我有意识的会去了解西方的东西。中国文化这个东西我可能会比较了解，我知道它怎么回事，因为我生活这么多年，哪怕我书读的不是够多，古文读的不多，但是我可能从日常生活里感到传统还是有延伸过来的一面，但是西方东西我急需要了解，我要真正了解它的东西，这样给你开了一个窗户，所以马尔克斯也讲到一个例子，他说，我从我的马特兰塔这个小城我要描写我童年的生活，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描写，但是我来到了波哥大来到首都以后，突然我就发现，我知道怎么描写了，经过一个很遥远的距离以后，我发现呆在那个环境里，我反而写不了，我换了一个参照体系，突然发现我这个小村庄非常的好，然后他从波哥大到了巴黎以后，他在巴黎做记者，他突然返过头来重新来看整个拉丁美洲这个社会，他发现突然找到了自己要写的东西，所以你离开家乡越远，有的时候是离开家乡越近，这个是一个矛盾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所以我觉得一个人需要不同的文化背景，进行刺激进行参照，我就死守中国的文化的东西，我一定在里面搞出名堂来，中国现在有很多搞古典文学的人，好多人不太注重参照西方的过程，就觉得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古汉语，当然是中国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重要，永远是重要的，因为对古文献的整理，这个需要硬工夫，童子功，中国任何时候都需要这个东西，但是作为文化研究来说，你必须有一个视野，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东西非常重要。
主持人：格非先生一开始说了，他不喜欢“全球化”这三个字，我个人也不喜欢，我觉得比如说文化就没法“全球化”，它必须是独特的东西，经济可以全球化，而且对我们的文化生活产生影响。最后我们向格非先生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
… 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