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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上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农业在工业化过程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以及国家据此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农业担负着为工业提供粮食、原料、资金和劳动力的使命，这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是这么做的。由于我国工业的底子薄，竞争力弱，因此，特别要求农业提供的粮食和原料保持价格低廉。以这种方式来实现农业向工业的资金转移。我国农村流传〃无农不稳，无工不富〃的说法，正是这种情况的体现。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过剩，因此对工业提供劳动力并不构成对农业的严重负担，相反，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才是对工业的沉重压力。因此，我国农业对工业化的主要贡献表现在提供粮食、原料以及通过保持农产品低廉而实现的资金转移。这种状况，由国家的统购统销和保持主要食品低价的政策加以维持。但是，农产品价格低了，农业本身的筹资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就随之下降，造成了我国农业生产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自从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政府多次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在剌激农业发展方面成效显著。但是，政府为了保证城市人民生活，稳定大局，支付了大量价格补贴，仅粮食一项，８０年代每年补贴就高达３００亿元。考虑到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工业，农产品的价格补贴，实际上是资金从工业向农业回流，加上政府长期以来实行农业生产资料低价和有关企业政策性亏损等形式的回流，使得８０年代上半年我国农业生机勃发。但是，这种回流，最终是以增加工业成本，降低工业竞争力为代价的，目前我国的工业实力，还不能完全承受得了。因此，国家势必要限制这种资金回流。在政策上，政府双管齐下：一方面，仍然没有完全放开农产品价格；另一方面，却允许相当数量的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销售随行就市，造成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又回到低水平徘徊，回到靠行政命令、政治优势来解决吃饭问题的老路上去了。
第二个原因是我国农业的资源极不平衡，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农业劳动大军，却相当缺乏耕地，极度缺乏资金。由于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作用，继续增加劳动投入的经济效益是成问题的。在我国的不少地方，继续增加劳动投入的经济效益，仅能勉强解决新增劳动力的口粮。而且，由于我国工业规模有限，不但不能吸收农村过剩劳动力，在文革期间，还一度以〃上山下乡〃、〃五？七干校〃的名义，向农村转移过剩劳动力，同时，农业还不能从工业方面得到大量的资金投入，难于象日本、西欧一样进行集约化经营，大幅度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解决粮食问题的另一条出路，即投入大量耕地实行粗放经营，因为我国缺乏耕地，此路也走不通。
吃饭问题对于农业的压力，使得政府实际上不敢放弃〃以粮为纲〃的政策，而现代化的目标，又使得政府不得不执行工业优先的产业政策。这两项互相矛盾的政策的结果，是农业无法自行积累资金，也很难从工业方面获得大量的资金。７０年代的时候，政府一度下大决心要在８０年代初实现农业机械化，但最后终于放弃了，因为农业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谈不上扩大再生产。
进入８０年代，由于在农村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农村工副业逢勃发展，农村的发展一时光辉灿烂。但是，进入八十年代后期，农业的老问题又暴露了──仍然是吃饭问题，缺乏资金。本来，乡镇企业的发展，为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积累资金提供了一条很好的出路，但是，乡镇企业与城市国营企业争能源，争原材料的矛盾，最后还是以乡镇企业退避三舍来解决。
综上所述，可见我国农村的困境在于，吃饭问题负担太重，工农业在原材料，能源、资金方面存在矛盾。
让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是怎样解决农业问题的，也许会有所启发。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新大陆国家，如北美洲和大洋洲诸国，它们用移民来开发广阔的处女地，依靠丰富的土地投入，肥沃的天然肥力，保持较高的的农业利润率，从而使农业迅速积累资金，采购现代化的装备，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一种农业自力更生，自主实现现代化的类型。第二种是旧大陆国家，它们走的路子是牺牲农业，迅速实现工业化、都市化。这期间，农业经历了一个严重的衰落阶段（例如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后的西欧发达国家），甚至达到无力满足本国的粮食、农业原料需求的地步，只好靠用工业品向殖民地和其它国家换回来，亦即用进口来解决农产品的供给问题。由于工业的兴盛，都市的繁华，农业的不景气，这使得农村人口急剧减少，大片土地荒芜，耕地价格下跌。这样，农村分化出来的富裕农民才可以靠种大片土地来提高利润率，筹集资金，实现农业现代化。但是，这样实现的现代化，在遇到新大陆的现代化的挑战之后，遇到极大困难，最终是靠本国工业强有力的支持才能站住脚的。工业对农业的支持，表现在这些国家靠政府的津贴和保护来维持一种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从而使工业的成本提高。这些国家工业的竞争力强，可以负担得起支援农业的使命。
我国缺乏丰富的可耕荒地资源，人口基数庞大，当然不可能走新大陆的模式。我国的工业化起步晚，底子薄，规模小，竞争力弱，也很难给农业以充分的支持。
为今之计，要走出低水平循环的困境，关键是要打破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观念，把眼光扩展到全世界。实际上，我国现在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已经出现问题，自７０年代以来，我国大多数年份都是粮食净进口国，而且进口额长期有上升的趋势。如果按照自给自足的观念，这种趋势是不应该发展下去的。但是，前面已经分析过，扭转这种趋势的巨大代价，是我国目前的经济所难以负担的。中国人多地少，但世界上并不是处处人多地少，有很多的地方是地多人少，如果能利用世界上的耕地资源来为我国人民解决吃饭问题，中国的温饱问题才能根本解决。但是，要进口粮食，就必须解决外汇问题。
有一种很具有代表性的反对意见，即认为中国人口那么多，有哪一个国家能〃养得起〃？
因此，出路还是自己养自己。但这种意见有几个逻辑矛盾：既然没有一个国家能养得起中国人，则中国自己就能养得起吗？如果自己养自己觉得吃力，为什么不让所有的粮食出口国一起分担这个责任？进口粮食，是基于自给的代价太大，而且只是主张部分人口的粮食靠进口，并不是全国的耕地丢荒。中国有１２亿人口，到这个个世纪中叶可能增加到１５亿。如果要过上小康的日子，人均消费粮食至少要在５００公斤以上。而我国耕地约２０亿亩，其中种粮耕地，亩产不足３００公斤。如果我国的耕地下降能够受到控制，并被新开恳地抵销──目前做不到；又如果能把全部耕地种上粮食──目前只有１７亿亩左右，另外３亿亩中的一部分并不适宜种粮，如菜田、山坡地等；又如果能有足够的投资使得全部２０亿亩耕地的单产平均能达到３００公斤，也只能生产６，０００亿公斤粮食，亦即１５亿人人均４００公斤。每人离小康标准还差１００公斤，全国还需要进口１，５００亿公斤。如果现实一点，考虑到粮食之外，还要消费其它农产品，我国要增加进口３亿亩耕地的粮食产量９００亿公斤，这样，进口量达２，４００亿公斤。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想过上小康水平的生活，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要吃进口粮食。如果想不吃进口粮，唯一的办法是把粮食单产提高到４００公斤，并且保持粮食播种面积不再下降。且不说随着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不可避免地要吞噬城镇周围的良田，只是亩产４００公斤的目标在目前对中南诸省就已经不容易，更何况我们要使西北、西南、华北、东北都要达到这个水平？我国能不能负担得起这个投资呢？即使负担得起，这些投资如果用在别的方面，会不会效益更好呢？
我国经济地理的一个特点是人口密集的地方，经济也比较发达，尤其是沿海地区，这些地区的农村，创汇能力也比较高。尤其是在毗邻港澳的广东，与台湾一水之隔的福建、浙江农村的创汇能力能大幅度提高。而更北一些的上海、江苏、山东、天津、辽宁，甚至内地的边境省区，农村的产业都有很大的创汇潜力。在这些地区，我们应该帮助农村在增产粮食和发展创汇农业生产，解决进口粮食的外汇之间进行选择。如果投资到创汇生产，能够赚到的外汇，用来进口粮食，比把这一笔投资投入粮食生产更多，就应该把这笔投资投到创汇农业生产上去。如果一块耕地，用于非粮食生产，其创汇增加值能够进口超过这块耕地上预期能生产的粮食，则这块耕地就可以改为非农业生产用途。我国的沿海地区，除辽宁省外，都是人多地少。除个别地区外，农村人均收入都较内地高，经济发展也较快，生产粮食的成本很高，而发展农村创汇的条件又比内地好。如果沿海地区的创汇农业带形成了，不但可以解决这些人口稠密地区的吃饭问题，而且还可以筹集到现代化所急需的资金，使我国工业的农业能力有可能集中到内地。
考虑到粮食作物的增加值较低，如果大部分农村劳动到本世纪末仍然从事粮食生产，他们的增加值水平很难比现在有很大的提高，按计划，我国要达到人均收入８００美元的目标。考虑到工农差别，假设农村只需达到２００美元，一个农村劳动力负担３个人的人均收入，就需生产出６００美元的收入，折合５，０００元人民币左右，可购稻谷５吨多。这么多稻谷，如按单产３００公斤计，需稻田１５亩，按单产４００公斤认计，也需１０亩。这样大规模的生产，只有发展粮食专业户才能做到，但我国耕地有限，能发展多少粮食专业户呢？剩余的劳动力怎么办？这也迫使我们把思路转向创汇农业，因为只有跳出粮食生产的束缚，才有可能在一亩地上创造出相当于几十亩地，甚至几百亩地产的粮食一样多的价值，才有可能解决几十亩，甚至几百亩粮田才能解决的就立问题。
当然，工业的创汇能力要超过农业，但工业现代化所需要的外汇更多。不充分发挥农业的创汇潜力，仍然会回到工农业争资金的老路上去，工农业互相牵制，都得不到很好的发展。如果我国能认真把农村创汇农业抓起来，尤其是那种〃两头在外〃的产业，既可以解决农业本身现代化改造所需的资金，又可以借助国际市场保证我国的农产品供应，那样，我国在农村现代化的奋斗中，一定会处于更为主动的地位。
战略经典研究：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的不同结局。
这里说的是如何控制形势，尤其是在自己战胜之后，掌握了主动权，如何用好。
经过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普鲁士击败了奥地利，使建立排除奥地利的德意志帝国的历史之门为之敞开。当时的普鲁士宰相俾斯麦老谋深算，给奥地利以宽大的条件，奠定了此后德奥五十年同盟的基础。因为当时民族情绪高涨，〃血浓于水〃的意识深入人心，因此俾斯麦的谋略得以实施。
１８７０年的普法战争之后，俾斯麦仍然企图故伎重施，给战败的法国以比较宽大的条件，但是，这时的民族主义已经发展成了沙文主义，割地赔款的呼声压倒了富有远见的和平战略。结果，法国被迫割让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巨额的赔款，种下了德法两国几代人的仇恨。
古代罗马的邻国萨莫尼安人击败了罗马军队，将五万人包围在峡谷之中，走投无路的罗马执政官派代表求和。萨莫尼安人的领袖蓬提阿斯向父亲请教处理的办法。他的父亲对他说：
〃我的儿啊，对于大仇只有一个对付的办法…不是极端的仁慈，就是极端的严厉。严厉使人害怕，仁慈使人和解。你要知道，在一切胜仗中最重要和最伟大的是准备最后的胜利。全部释放他们，不要惩罚他们，不要给他们以侮辱，不要使他们有任何损失，使他们因受你的大恩而感激你。我听说他们对于他们的荣誉是很敏感的。只有深受恩惠的感动，才会使他们努力想在这件仁慈的举动方面超过你。你有力量使这种仁慈作为持久和平的保证。如果这个办法不合你的意的话，那么，就把他们全体都杀掉，不要留下一个去传递消息。照我的意见，我劝你采取前一个办法，不然就采取后一个办法。如果你对于他们加以任何侮辱的话，罗马人一定会报复的。在那种情况下，你应当首先给他们以打击，而绝对没有一个打击比同时杀戮他们五万个青年更严重的了。〃
蓬提阿斯没有接受父亲的意见，而是让罗马人在接受〃轭门之辱〃后回到自己的国家。轭门是由三根长矛扎成的，当时的人们认为，战败的军人钻轭门是一种奇耻大辱，类似韩信蒙受的〃胯下之辱〃。
后来，萨莫尼安被罗马灭亡，蓬提阿斯身首异处。
这是欧洲文化当中对于战败国外交的指导性经典。俾斯麦的主张及其对奥地利的外交，可以说是实践了蓬提阿斯之父的主张，而对法国的处理，则是实行了蓬提阿斯本人的主张。如果德国当时实行了蓬提阿斯父亲的主张，可能会有这样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作法，但是结果都会比历史上实际实现的方案好：
第一套，也是比较容易实现的方案是〃极端的仁慈〃案，原则如下：
让法国人得到意外的惊喜，产生感激之情，进而愿意与德国缔结较为长久的同盟。在历史上，战败国总是免不了要遭受割地赔款的损失以及其他耻辱，尤其是首先挑起战争的一方。这时，可以根据欧洲人的习俗和心理选择适当的方案。可以考虑的处置有：
免除法国对德国的赔款责任，但是法国政府必须对遭受战祸地区的两国人民做出充分的赔偿。
这个条款既使法国政府承担了首先发动战争的责任，又使法国政府和人民感到了德国的宽大，因为蒙受战祸的地区绝大部分是法国领土。由于德国是战胜国，又是条款提出国，德法边界的人民会认为是德国的恩惠，尤其是战区的法国人民，将来一旦两国再度爆发战争，他们对德军的敌意应该会有所减轻。
法军所有重型进攻性装备（例如５０毫米以上口径的大炮及装备有这些大炮的兵器）在德国监督下立即封存一段时间，但是财产权仍旧属于法国政府。在封存武器的期间，如果法国受到第三国侵略，德国有责任保护法国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法国应立即平毁边境上一切针对德国的军事工程设施，但是保留必要的海关设施，如铁丝网等。裁减常备陆军规模。裁军的条款有进一步明确战争责任的含义，同时也可以保证德国的安全在一段时间内不受法国威胁。如果德国能在随后不久即能与法国缔结军事同盟，则取消或者修改这个条款都可以作为取悦法国军方的王牌。法国军方首脑不得不顾虑，如果拒绝与德国建立军事同盟，则恢复强大法军的军人职业理想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实现，只有建立法德军事同盟他们才能获益。这样一来，在法国军队，法国军事工业界当中的亲德集团自然兴起，两国的军事同盟就有了社会基础。
同时，德国本身发动一场宣传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的运动，并且要求法国政府积极配合。
总之，战后处置的目标是尽可能消除两国敌意，尽快达成军事同盟。
德国、法国、奥地利在当时一旦形成军事同盟，将拥有欧洲第一、第二及第四强大的陆军，第二、第三及第五或六位的海军。这个同盟可能的对手只有英国和俄国，这两个国家，甚至加上欧洲的其他国家结成军事同盟，顶多只能在海军上占有不大的优势，在陆军方面则是绝对的劣势。由于大陆国家均不能免于德、法、奥同盟的武力威胁，敢于公然对抗的国家必定不多，则同盟可以将资源集中投入海军建设，迫使英国或者为维持海上霸权而耗尽国力，拖垮经济，或者放弃海上霸权，从而放弃到那时为止的世界霸权。这是〃胜敌而益强〃的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策。牺牲阿尔萨斯…洛林和若干赔款，换取世界霸权是值得的。德国当时意气用事，通过惩罚和侮辱法国所得到的只是芝麻，丢掉的却是地球那么大的西瓜。
不过，此案却不容易被迷信武力的普鲁士容克地主接受。
如果不接受〃极端仁慈〃的方案，则可取相反的〃极端严厉〃的方案。〃极端严厉〃的方案的目的是使法国从此不再具有挑战德国的实力。但是，由于法国当时综合国力之强盛，以及当时德国国力之有限和国际干涉，此案的目的在当时难以达到。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