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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丽原来是学文艺理论的，攻读博士阶段转向文学史研究，史论结合，正好发挥了她的特长。这本博士论文既是文学史的考察，又有她自己的理论发挥。书中运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理论方面的一些概念和命题，用于深化对“胡风事件’’复杂性的阐释。如用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询唤”的理论解析所谓胡风的“态度问题”，认为实质就是胡风对既定的一统意识形态拒绝“臣服”：参照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论述考察“胡风集团”的文化生态，等等，都是比较贴切，有助于深化理解对“胡风事件”必然性的深入认识。这和我们通常看到那种炫耀外来理论，生硬地套用割裂了的材料证明理论的做法，是不一样的。作者自己的理论发现其实不多，她只是扎扎实实地梳理材料，尽可能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对话，所借用的理论在这本书中也确实引发了一些新的研究生长点。
胡风事件的个案研究刚刚开始。更高的目标应当是通过这种研究来探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文化建构过程中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我非常乐意向大家推荐《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这本书。期待这本书的出版能够引起更多学者与读者对这个课题的兴趣，有更多视野开阔、既有现实关怀又有理论思考的论作出现。这本书篇幅较长，剖析细腻，加上内容密度大，语言又有些奥涩，读起来需要有些耐性，但思想和灵感的火花仍然不时闪耀眼前，会不断吸引我们读完这本厚重的书。
读王玉哲先生
《古史集林》是《南开史学家论丛》中的一卷，汇聚了王玉哲先生治学六十余年的古史论文37篇。其中最早的两篇《晋文公重耳考》、《评傅斯年先生｛谁是《齐物论》之作者）》均是王先生大学时代的作品，刊于1938年。最晚的一篇《西周国家的历史作用》刊于1999年，其时已近二十一世纪。翻阅此书，最大的感受是它记录了王先生六十余年钻研中国上古史的历程，反映了王先生学而不厌、一心求真的治学精神。
王玉哲先生治中国上古史的兴趣源自高中时代。那时，他在语文教师程金造的引导下读影印殿版《史记》，并受本家叔父王子霖的影响读梁启超的史学论著。因不同意梁氏的看法而讨论起司马迁作《史记》的年代，成《司马迁作史记的年代考》一文，证当为元封三年。惜原稿散佚，未收入《古史集林》，但此事已见王先生善于发现问题、独立思考、不盲从大家的治学特色。
王先生治学的根基是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时期打下的。他在北大听钱穆讲中国上古史，通读《国》、《左》，写下了几篇论文，《重耳考》就是那时所作。抗战军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址组成昆明西南联大，王先生步行人滇，从冯友兰、刘文典、闻一多、罗常培、魏建功、唐兰、陈梦家等先生习中国哲学史、《庄子》、《诗经》、《楚辞》、声韵训诂、古文字等课程。在刘文典《庄子》课上，他写了评论傅斯年《谁是｛齐物论）之作者》的文章，否定傅先生将《齐物论》作者论为慎到之说。该文得到刘文典、顾颉刚、冯友兰、闻一多诸先生的好评，但傅先生却不高兴，说王先生专喜作翻案文章。此一风波竟影响了王先生报考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最后仅以备取生的身份录取。这篇学术批评文章遂被王先生深藏箧底，在《古史集林》中才第一次付梓。
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期间，王先生的导师由傅先生转为唐兰先生，他得以深入学习古文字学，在唐先生指导下撰《宋代著录金文编》稿本上下册，并完成学位论文《獾狁考》。王先生治上古史擅长于历史地理与民族史领域，《獾狁考》实发其端！此文未公开发表，但其中论卜辞方即獬狁及西周太原、洛之阳、镐京方京地望等部分，皆单独成文刊出。此后王先生的许多论文都是以《獭狁考》为起点。不仅《鬼方考》（荣获1945年度学术发明奖金）是该文的续篇，讨论商族、先周族来源地望、楚族故地及其迁移路线等文章也遵循和发挥了该文的思路与方法。
解放后，王先生接受和学习唯物史观，着手研究商周社会史，撰写了讨论商前期与西周社会性质的论文。1978年，王先生参加了《历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战线》两家杂志社在长春举办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宣读了《西周春秋时期的民的身份问题》一文，提出了西周为初期封建社会的说法。此说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王先生虽已步人古稀之年，但身体康健，勤于治学，不知老之将至，在上古民族史与文化史领域取得了不少成果，并在撰写《先秦史稿》一书的过程中，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还将治学多年之心得，提纲挈领地写成数篇宏观的、或富于理论色彩的文章，如《中国古代史上的民族问题》、《论先秦的“戎狄”及其与华夏的关系》、《西周国家的历史作用》等。
《古史集林》集结的37篇文章基本能反映上述王先生六十余年潜心古史研究的道路。除此之外，这些文章也向读者展示了他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精神。
王先生的古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上古民族史、历史地理与社会形态等几个领域。他在这几个领域内所取得的成绩都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与认可。笔者捧读《古史集林》之余，窃以为王先生之所以能在许多问题上成一家之言，是因为他采取了科学正确的治学方法。现不揣浅陋，约略陈之。
首先，王先生在研究某一问题时，必先准确全面地了解前人采取的材料、运用的方法与最后的结论。一一辨析已有诸说后，才提出我见。学如积薪，后来居上。王先生能在前人停止脚步处再向前探索和跋涉，故能做到《古史集林》收入的文章每一篇“在一定程度上都有些创新”（见王先生自跋）。王先生文章中论及前人诸说时，每每如数家珍。笔者想举一篇饶有趣味的文章《“箕子之明夷”与朝鲜》为例。王先生指出《易经》“箕子之明夷”，就是文献所载的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的事迹。其中的“明”实际上是古文字的“朝”。但自汉至今，许多学者都未搞清。王先生说，有人不承认箕子，如汉人赵宾认为“箕子”是“菱兹”，清人惠栋又说成是“菱子”，焦循则理解成“其子”；明夷这个词也被拆开解释。战国时的《彖》《象》、唐《疏》说什么“明人地中”、“阁主在上，明经在下”，搞得顾颉刚先生在这个词的解释上也犹豫起来。只有李镜池先生认定明夷是一个词，却未真正明确其义。王先生指出甲骨文中的明字为朝字的简体，并举出燕地明刀的材料，遂能使读者放弃旧说，把《易经》这句话理解明白。倘若大儒黄宗羲再世，也会给《明夷待访录》改名了吧！
其次，王先生在研究某一问题时，能多方面开展，不赖孤证，论证显得充分有说服力。如《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一文主张商族来源于东方。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举出了商族图腾信仰、商族远祖居地近海、王亥王恒与有易的斗争、商和毫的地望、“亳”地名的蔓延与商族迁徙等五个方面的证据，并从考古学的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补充论证商族的来源。在此篇和其他许多论文里，王先生除考据文献外，还运用古文字、音韵学、考古学、民族学的材料和方法，显示了坚实的学术功力和良好的学术素养。这也说明，研究古史的学者要具有多学科知识，或将多学科的学者团结起来，从不同方面努力，才能推进上古史中疑难问题的讨论，使之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第三，王先生在研究某一问题时，特别注重历史与事物发展的逻辑性，进行合理的假设，为疑难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钥匙。如王先生《卜辞舌方即獭狁说》一文指出方是商代一个强大的方国，可是周代却没有了踪迹，很费解。很可能周代对这个方国的称呼已经改变。而獾狁作为山西南部强大的方国，其先世却很不清楚。可推想它就是方。经过对卜辞、金文、文献资料的分析，王先生证实了自己的想法。又如，王先生在释甲骨文、金文中的“朝”字时，引用了带有月份数条卜辞，指出若依旧说将此字释为“春”的话，六月、九月、十一月、十二月、十三月就都成了春季，与理不合。因此，他对大多数学者不疑之说重新讨论，提出释“朝”一说。讲求逻辑、概念清楚是王先生著文的特色，这亦使得别的学者和广大读者能够复核他的研究过程，颇有裨益于同行和后学。
最后，王先生对许多问题论证的透彻，是与他的古史研究具有延续性和联系性密不可分的。如王先生长于上古民族史与历史地理研究，得益于他对獾狁的深入研究。由猿狁牵扯出的有周一代洛之阳、太原地望的等问题，使他对先秦时期山西地理及古族活动十分熟悉，后来探讨先周族来源于山西等问题，显得驾轻就熟。又如王先生对楚族故地及其迁徙路线作过专文探讨，故在讨论周公奔楚问题时，想到此时楚尚在山东江苏之间，得出奔楚与东征实系一事的结论。王先生在论证商周社会形态问题时，思路亦有延续及一贯性。如他认为商代继统法以弟及为主，反映了母系社会制度在父系社会的残存。有了这个看法，在构拟先周世系时，就自然联想到周人先公也有兄弟相承的情况。可以说，王先生以深厚的学养集中研究数个专门问题，为后学树立了模范。
由于王先生具有科学的治学方法，故特别重视历史研究的真实性。他是主张以古鉴今的，但更强调求真。他说：“搞历史科学，起码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求其真实。只有历史的真实，才可以起到借鉴作用。史实不真实，历史就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了。，’（见自跋）王先生有这个想法，故在许多问题上都具有独到的看法，并能随着新材料的发现而修正从前的看法，既不盲从大家，也不固守己说。
上文提到，王先生中学时代爱好文史，已有了据史料立论，不盲从大家的精神。在此后的治学生涯中，从大学时代不同意傅斯年先生论慎到为《齐物论》作者；到研究生时代否定王国维先生论鬼方、昆夷、掇狁为一族，活动于宗周之西或宗周东北并包其西；又到后来与顾颉刚先生商榷，肯定周初三监为管、蔡、霍，排除武庚在外；再到将于省吾先生所释“春”字改释为“朝”字等事中，王先生一直坚持着这种态度。虽然傅、王、顾、于诸位先生都是王先生平素尊敬、仰慕的大学者，但他还是以历史的真实为鹊的，不因袭前人之窠臼，勇于提出己见。这种精神对于后学是很有榜样作用的。
正如许多有成就的学者一样，王先生对于自己从前的看法，也勇于修正。如他在《鬼方考》一文中曾论鬼方文化高于獬狁，举鬼方有车战而獬狁无车战为例。见到11980年陕西长安县发现西周铜器多友鼎铭文中有獭狁车战的记载后，他旋即修正前说，承认以上一例误。《鬼方考》中曾引《易·既济》“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以为以武丁时国势之强，攻克鬼方尚须三年，可见鬼方之强。后来王先生认识到殷商时代不会有持续三年的大规模战争，遂在《鬼方考补证》一文中指出原来的看法是很错误的，“三年克之”中的三年当是商王纪年。《鬼方考》是荣获学术发明奖金的科研成果，王先生数十年中不忘加以修订补证，也是对自己学术结晶爱惜的表现。
综上所述，《古史集林》集王先生治学六十余年的学术精华成一帙，不但便于治上古史的学者披览、参考，而且也为后学提供了不少值得借鉴的治学方法、治学态度。王先生在自跋中说此书的出版可以让学术界再次批评、验证他的学术成果，可见他欢迎读者就书中所论问题再行商讨的诚意。商周新史料近年来不断出土，笔者作为一名后学和读者，很愿意和王先生一道钻研这些材料，进一步探讨商周史中的若干问题。祝愿维商老身体健康，在学术园地中再育新葩！
附记：古史论文号称难排，编辑排印过程中难免有一二失误。笔者阅读《古史集林》一书，偶见几处，谨录于下，希有裨于编辑修订。第2页“《历史科学是从争鸣中发展起来的》”中“争鸣”当作“争鸣”。第15页“七月25日”、“八月三日”、“1月14日”似应统一。第44页“兄终兄及”当作“兄终弟及”。第175页“峨”错排。第226页“大典苴礼”中“典”为衍文。第310页“尜”字不从水，应照第311页上更正。第345页“矢”字错排。第392、393页“孟克语系”、“蒙克语系”似应统一。
清刻之美子
■ 田建平
钱钟书先生说过一句话：文物是越古越好。过去藏书家、版本家、目录学家对于清刻本不屑一顾的态度，正好印证了这句话。因为明清以降的藏书家，只佞宋元，无视当朝，其一般的原因，还在于明清刻本就摆在眼前，触手如新，而且极力以摹仿宋元为尚，易得易求。在他们眼里，宋元本乃是经典之作，是天下范本，是真正的善本；至于明清现刻，充其量只不过是宋元本的“仿本”。既是“仿本”，则非正品，甚至有赝本之嫌。
鄙夷清刻本的代表人物莫过于大藏书家缪荃孙（1844~1919年）。他给善本书下的定义为：一、明末以前刻印的为善本，清朝及民国年间刻本，都不算善本；二、凡是钞本，不论新旧，都是善本；三、批校本或有题跋者，都是善本；四、日本及高丽刻印的中国古籍，不论新旧，都算善本。相对于过去而言，这一观点是正确的，而且十分精辟。这也正是它影响大而深远，成为代表观点的原因。不过，相对于清及其后而言，这一观点又显出了它的严重的“局限”——是古非今，只见古本，不见来者。换言之，没有现实的眼光，没有发展的眼光。他的这一观点无疑就给后人留下了把柄，留下了“伤疤”。缪荃孙关于善本书的这一定义，产生了“佞宋”而“非清”的极大的负面影响。以至于形成了只有宋元刻本及明刻本才够得上善本的资格，而清刻本则一概不入眼的主流看法。这种对清刻本不分青红皂白，不加具体赏晶品评，一概封杀的观点，可谓“缪种流传”。
对宋元本的痴迷与欣赏，由此发展到了近乎“偶像崇拜”的疯狂地步。例如，周越然先生在其《版本》一文中，认为精善本书不外下列诸种：一、宋金元刊本；二、元明覆宋本；三、明初刻本或活字本；四、清初精校初印本；五、名家手稿本或精钞本；六、名家手校或手跋本；七、海内或海外孤本；八、高丽活字或日本古本。显而易见，周先生的这一定义基本上还是缪荃孙定义的翻版，至于对宋元本的崇拜，则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以是之故，周先生还有一段妙文：“对于这种读书不考察版本的人，我可设一比喻，以见他们的错误。宋元本和各精刊本，可比闺女，翻刻本或影印本，好比寡妇。至于随便石印或排印的本子，简直是下贱的‘野鸡’。青年人娶妻，总希望一个好人家的女儿，不愿与寡妇结识，或与‘野鸡’谈恋爱的。所以真能读书者，必求精善的本子。”如此比喻，实在不堪。
不过，缪荃孙先生所指的善本书，周越然先生所指的善本书，即使在今日，也都是公认的善本书。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缪荃孙关于善本书的代表思想对于保存中国宋元古籍及其他善本古籍，对于培育国人珍视祖国书籍文化遗产的“国粹”意识，对于中国的藏书理论建设，对于构建中国古籍价值判断与认知的逻辑体系，乃至对于树立中国宋元古籍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均作出了历史性的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
问题就在于，缪氏关于善本书的定义，好似一柄双刃剑。此剑的另一面：一剑下去，将明末及其后的“清朝及民国年间刻本”拦腰斩断，认为“都不算善本”。诚如黄裳先生所言：“这一刀切下去会发生怎样的流弊，而在事实上正是否定了清代以后直至遥远的未来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否定了今后产生文献上艺术上珍品的可能。这是一种对现状与未来的可怕歪曲，是极不科学的。”
概其时整个学界风气如此，缪氏集其大成，总为一言，以是推波而助澜也。对宋元版本的崇拜，更直接导